卷二

    梁惠王下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庄暴，是齐臣。庶几，是可近于治的意思。

    齐臣庄暴一日来见孟子，说道：“暴昔者进见于王，王自以其情直告于暴，道己喜好音乐。暴于此时，既不敢谓其所好为是，又不敢谓其所好为非，固未有以对也。不知好乐何如？果有害于治乎？抑无害于治乎？”孟子对说：“好乐无伤，特患王好之未甚耳。使王知音乐之理可通于治，能以一念欣喜之情，推而广之，直至于一国和平而后已焉，则齐国骎骎然有兴起之势，而庶几可望于治矣。汝何不以此而对王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

    孟子以好乐之甚启发庄暴，因暴不能复问以达其意，他日乃入见于王而问之说：“王曾语庄子以好乐，有是言乎？”齐王自知其所好之不正，不觉惭愧，乃勃然变色而应之说：“乐固不同，有先王之乐，有世俗之乐。寡人之所好者，非能好那《咸》、《英》、《韶》、《濩》，古先圣王所作之乐也；但好世俗之乐，新声俚曲，取适一时之听闻而已，何足为夫子道哉？”孟子遂迎其机而导之说“：王无谓世俗之乐为不足好，特患王之好乐未甚耳！诚使好之之甚，不徒嗜其音而深会其意，务使欢欣交畅，和气充周，则平心宣化之治皆由此出，而齐国庶几其可望于治矣。何独古乐之可好也？盖先王之乐，固此声音，此和理也；世俗之乐，亦此声音，此和理也：今乐与古乐，一而已矣。吾王欲审其所好，惟在甚不甚之间耳。何至以今乐为惭乎？”然今乐、古乐其实不同。孟子之言，特欲开导齐王之善心，而劝之使与民同乐，故其言如此。

    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

    齐王因问孟子说：“好乐之所以通于治道者，其说可得闻乎？”孟子欲引之与民同乐，乃先以常情提醒之，说：“作乐为乐，一也。有独自为乐者，有与人共乐者，王以为孰乐乎？”齐王说：“独自为乐，其乐止于一己而已；若要彼此交欢，情意舒畅，固不若与人之为乐也。”孟子又问说：“与人共乐，一也。有与少为乐者，有与众为乐者，王以为孰乐乎？”齐王说：“与少为乐，其乐止于数人而已；若要人人欢洽，和气流通，固不若与众之为乐也。”夫独乐不若与人，与少乐不若与众，此事理之至明者。人惟敝于己私，是以惟知独乐，而不能推以与人同耳。使齐王能推好乐之心以及一国之众，则可谓好之甚矣，而齐安有不治者哉？此孟子委曲诱导之深意也。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钟鼓、管龠，都是乐器。疾首蹙，是愁苦的模样。羽旄，是旌旗之类。

    孟子开导齐宣王说：“王既知独乐不若与人，与少乐不若与众，则好乐之公私得失从可知矣。臣请为王一一陈之于前，可乎？今王为鼓乐之乐于此，百姓每听得王所击钟鼓之声，所吹管籥之音，举皆疾首蹙，私相告诉说：‘吾王之好鼓乐，奈何使我辈到这等穷困之地：以父子不得相见，以兄弟妻子离散；其颠连如此，而略不关心乎？’今王为田猎之乐于此，百姓每闻王车马驰骤之音，见王羽旄缤纷之美，举皆疾首蹙，私相告诉说：‘吾王之好田猎，奈何使我辈到这等穷困之地：以父子不得相见，以兄弟妻子离散；其流移如此，而略不体念乎？’夫鼓乐、田猎，王之所乐也。百姓每见了却这等嗟怨者，岂有他故？良由王独乐其身，而不能推此心以安养下民，使之与己同乐，故其愁苦之情有所感触，自不觉其嗟怨之若此耳。王如好乐，岂可独乐而不恤其民哉？”按，此疾首蹙数语，说小民愁苦情状，宛然可掬。人君能以此轸念民瘼，常若见其愁痛之色，闻其嗟怨之声，则所以振救之者，当无不至，而自不忍于独乐矣。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

    这一节是与民同乐之事。

    孟子又告齐宣王说：“吾王独乐而不恤其民，固宜有以致民之怨矣。今王鼓乐于此，百姓每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皆欣欣然有欢喜之色，而相告说：‘吾王庶几身其康强而无疾病与？不然，何以能为此鼓乐之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每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皆欣欣然有欢喜之色，而相告说：‘吾王庶几身其康强而无疾病与？不然，何以能为此田猎之乐也？’夫一般的鼓乐，一般的田猎，百姓每见了却这等欣幸者，岂有他故？良由王能推好乐之心以与民同乐，使之各得其所。故其爱戴亲附，自不觉其欣幸之若此耳。”

    “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夫观民情之忧喜惟系于好乐之公私如此。今王诚能推好乐之心以及于民，使之各安其生，各乐其业，则天下之民皆将引领望之，闻风而来归矣。有不可以统一海内而成王业哉？我所谓‘好乐甚则齐其庶几’者，盖如此。今乐、古乐，又何择焉？”

    由此章而观，民情得所则喜，失所则悲。喜则欣欣相告，有盛世熙皞气象；悲则疾首蹙，为衰世乱离光景。一念之公私少异，而民情之苦乐、国家之治乱因之。是以古圣王之于民，务生养安全，不使有一夫之不获，诚知所重也。愿治者宜深省于斯。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

    囿，是蕃育鸟兽之所。刍，是草。荛，是薪。

    战国之君，习于骄侈，多以宫室苑囿为乐。故齐宣王问孟子说：“我闻文王之囿，其周围凡七十里之广，果有之乎？”孟子对说：“古书所载，诚有此说。”齐王又问：“文王之囿，乃如此其大乎？”孟子说：“自王视之，若以为大；当时之民，犹嫌其为小也。”齐王说：“寡人有囿，周围仅四十里，比于文王之囿，固甚狭矣。乃百姓每犹嫌其为大，何也？”孟子对说：“文王之囿，虽有七十里之广，而未尝以为己私。囿中之草木，不禁民樵采，凡取草的、取薪的，都往于其中焉；囿中之鸟兽，不禁民射猎，凡逐雉的、逐兔的，都往于其中焉。举凡囿中所有，无一物不与百姓同之。是以一国之民而共此七十里之囿，物之所产有限，民之取用无穷。其以为小，不亦宜乎？”按，《书》称“文王不敢盘于游畋”，其囿必不如是之大。孟子不辨其规制之广狭，但言其利民之公心。盖能与民公其利，则必不以苑囿为己私，而纵游畋之乐，可知矣。

    “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国外百里为郊；郊外为关。阱，是掘地为坑，以掩取禽兽者。

    孟子又告齐宣王说：“文王之囿，惟其公之于民，故民以为小。若王之囿，民以为大者，岂无其故哉？臣始初来到王之境上，不敢遽入，先问了国之大禁，知所避忌，然后敢入。臣闻说国门之外、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不许百姓每出入。若有人擅入其中，杀伤麋鹿者，就与杀人同罪。夫人之所畏，莫甚于死。今杀一麋鹿，就以杀人之罪加之，则是以方四十里之地为坑阱于国中，而故陷民于死地也。其为民害如此，民之视此苑囿就如陷阱一般，其以为大，不亦宜乎？”夫囿一而已，在文王以为民利，而齐王遂以为民害。盖古人之囿，但用为讲武之地，而志不在于从禽，故其利常归之民。后世则专供游猎之娱，故其利擅之于上，而麋鹿为重，民命为轻矣。明主好尚，可不谨哉。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

    葛，是成汤时国名。昆夷，是西方之夷。獯鬻，即今北虏。句践，是越王名。

    齐宣王问孟子说：“邻国壤地相接，容有以强凌弱、以小谋大者。兹欲交好于邻国，果有道乎？”孟子对说：“讲信修睦，国之大事，诚有这个道理。大凡为大国的，多恃其强盛，侵凌小国。惟是那仁者，度量宽洪，诚意恻怛，全无计较尔我之私，他为能以大事小，而尽其抚字之道。求之古人：若成汤是大国，反事葛伯；文王是大国，反事昆夷。虽是他犯上无礼，也都包容，不与计较。这便是以大事小，成汤、文王之所以为仁也。为小国的，多不审己量力，挑衅大国。惟是那智者，通晓义理，酌量时势，有知彼知己之明，他为能以小事大，而尽其恭顺之道。求之古人：太王为獯鬻所迫，而至于迁都；句践为吴所败，而请为臣妾。虽被他侵凌役属，也只含忍，不敢抗拒。这便是以小事大，太王、句践之所以为智也。吾王欲交邻国，能自处以仁智之道，则事大恤小，无一之不善矣，邻国安有不睦者哉？”

    “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天，指理说。《诗》，是《周颂•我将》之篇。

    孟子又告齐宣王说：“交邻之道，固在于事大而恤小矣。然大之当事，小之当恤，莫非天理之所当然，在仁智亦惟各尽其道而已。故自以大事小者而言，忘其势之在己，而诚心爱人，这是有优容之大度，而自然合理，能乐天者也；自以小事大者而言，顺其势之在人，而安分自守，这是有敬慎之小心，而不敢违理，能畏天者也。仁者惟其乐天，故其心与天为一，而包涵遍覆，无一物之不容。四海虽大，皆在吾怙冒之中矣，有不足以保天下乎？智者惟其畏天，故能听天所命，而制节谨度，无一时之敢忽。敌国虽强，而在我无可乘之衅矣，有不足以保其国乎？《诗经》有云：‘人能畏上天之威严，不敢违逆，于是可保守天命而不失。’这两句说话，正畏天者保其国之谓也。而乐天者保天下，从可知矣。夫以心之所存，不外于一理，而国与天下由此而可保焉。则交邻之道，诚莫善于此矣。王可不思所以自尽哉！”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

    气禀有偏，叫作疾。抚剑，是用手按剑。

    齐宣王闻孟子之言，有感于心，因叹之说：“夫子论仁智交邻之道，能事大恤小，便可以保国保天下，可谓大哉言矣。寡人也有心向慕，但生来有一件病痛：性气粗暴，偏好刚勇。遇小国不恭，常不能包容；遇大国侵凌，常不能忍耐。如何做得这仁智之事。”孟子对说：“好勇无伤，但要知所抉择耳。盖勇有小有大，王请勿好那小勇，激于一时之怒，便按剑在手，张目疾视，说：‘何人敢与我为敌哉！’这是匹夫之勇，凭恃其血气，仅可以敌一人者也，何足为好？王如好勇，请于帝王之大勇好之。振其天德之刚，发于义理之正，务使气慑万人，威加一世，而不徒恃区区之小忿焉，则仁智皆所优为矣，何至以好勇为病矣？”当是时，列国纷争，率以勇力相尚，未有能除暴救民、倡大义于天下者。故孟子于齐王，因其机而导之如此。昔商纣力能格兽，天下咸苦其残；项王举鼎拔山，卒为汉高所蹙：然则匹夫之勇，诚非帝王之所宜尚也。“

    《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这一节，是引《诗》而言文王之大勇。

    赫，是赫然盛怒的模样。爰字，解作于字。旅，是众。遏，是止。徂，是往。莒字，《诗经》作旅字。文王时，密国之人恃强侵凌阮国，直至共地；文王因举兵往伐其众，所以说“以遏徂旅”。笃，是厚。祜，是福。对，是答。

    孟子又告齐宣王说：“臣谓吾王当以大勇为好，盖尝观于文王之事矣。《诗•大雅•皇矣》之篇有云：‘密人违距王命，侵阮而往至于共。王乃赫然奋怒，于是整顿师旅，以止遏密人徂共之众，使不得侵扰邻国。于以抑强扶弱，而笃厚周家之福；于以安抚天下百姓，而答其仰望之心。’

    《诗》之所言如此。这是兴兵伐密，文王之所以为勇也。文王赫然一怒，除了密人之乱，由是四方诸侯，强不敢凌弱，众不敢暴寡，而天下之民都赖之以为安。其勇何如其大哉！”“《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这一节是引《书》而言武王之大勇。

    宠，是宠任。越字，解作过字。衡行，是不顺道理而行。耻，是愤怒的意思。

    孟子又告齐宣王说：“臣所谓大勇，不但征之于文王，又尝观于武王之事矣。《周书•泰誓》之篇有云：‘天降下民，不能自理，于是立之君，使之主治；不能自教，于是立之师，使之教训。其意但要为君、师者替天行道，以辅助上帝之所不及，故授以至尊之位，而宠异之于四方也。今我既受天之命，作民君、师，则凡天下有罪者，惟我得诛之；无罪者，亦惟我得安之。天下何敢有过越其心志、而作乱以虐民者乎？’《书》之所言如此。当时商纣以一人而肆于民上，凶暴淫泆，横行天下；武王辄引以为己罪，不胜愤耻，因举兵以讨之。这是武王之所以为勇也。武王亦惟一奋其怒，除了商纣之暴，遂能绥定四方，而天下之民都赖之以为安。其勇又何如其大哉！”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夫观文、武之大勇惟在于除暴安民如此。当今之世，暴虐无道者多矣。吾王诚能法文、武之所为，亦奋然一怒，于以除残去暴，而救安天下之民；则天威所加，民皆欣然望救，就如拯己于水火一般，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正臣所谓帝王之大勇异于匹夫者也。何可以好勇为病乎？”

    按，此章前论仁智主于事大恤小，后论大勇主于除暴安民，其意若相反者。然究而论之，仁者虽能恤小，必不肯养乱以残民；智者虽能事大，而必思自强以立国。所谓大勇，岂有出于仁智之外哉？宋臣司马光以仁、明、武为人君三大德，盖有见也。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

    雪宫，是齐国离宫名。

    齐宣王馆孟子于雪宫，而就见之。因夸其礼遇之盛，问孟子说道：“宫室之乐，在人君则宜有之；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说：“王既以此处臣，是贤者亦宜有之矣。然好乐人心所同，不问贤者与庶民，皆欲得之。盖庶民自有庶民之乐。若使庶民不得其所乐，则以为人君独享其乐，而不恤民穷，皆将非怨其上矣。夫不得其乐而非其君上者，是不安为下的本分，固不是。为民上而独享其乐以致民怨望者，是失其为君的道理，也不是。所以人君当推己之乐以公之于民，不但当与贤者共之而已。”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又说：“不与民同乐，则民怨；能与民同乐者，民岂有不感乎？且如安居粒食，民之乐也。人君能看得如自己的乐事一般，务为之经营区处，使各遂其有生之愿，则民之得有其乐者莫不怀感；一见君可乐之事，便欣欣然喜色相告，而为君乐之，亦如乐在于己也。饥寒困穷，民之忧也。人君能看得如自己的苦事一般，务为之设法救护，使无有失所之虞，则民之得去其忧者亦莫不怀感；一见君可忧之事，便戚戚然心中不宁，而为君忧之，亦如痛切其身也。夫乐民之乐，民亦乐其乐，是乐不以一人，而乐以天下。忧民之忧，民亦忧其忧，是忧不以一人，而忧以天下。忧乐相通，上下无间，天下之人，莫不倾心归附于我，其有不成王业而王天下者，有是理乎？”可见人君之于民，语其势，则尊卑悬绝；论其情，则休戚相关。人君欲常享其乐，而不致有可忧之事者，其必加意于民而已。三代而后，若汉文帝议赈民之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民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危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其何如？”斯庶几与民同忧乐者矣。

    “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

    景公，是齐之先君。晏子，是景公之臣，名婴。转附、朝儛，都是山名。遵，是循。放，是至。琅邪，是齐东南境上邑名。

    孟子劝齐宣王与民同乐，因举其先世行事以告之，说：“臣谓公乐可以致王，不敢远征诸古，即齐之先君亦有行之者。昔日齐景公问于其臣晏子说：‘省方观民，先王所重。我今欲观于转附、朝儛二山，遵海滨而南行，直至琅琊境上。思昔先王游观，当时以为盛典，后世以为美谈；吾当何修何为，而可以比于先王之行事也？’”

    “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

    适，是往。省，是巡视。敛，是收获。夏谚，是夏时俗语。豫，是行乐的意思。度，是法则。

    晏子因景公之问，遂赞美之，说道：“游观之典不行久矣。吾君独有志于复古，欲法先王之所为，善哉问也！试以先王之法言之：天子十二年一适诸侯之国，叫作巡狩。谓之巡狩者，是巡察诸侯所守之境政事之修废也。诸侯六年一朝于天子之国，叫作述职。谓之述职者，是陈述自己所受之职业，以待天子之黜陟也。天子诸侯，一往一来，都有事干，未有无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春焉省民之耕，察其中牛种有不足的，则发仓廪以补之；秋焉省民之敛，察其中收获有不及的，则发仓廪以助之。天子行此于畿内，诸侯行此于国中，其惓惓为民之心又如此。故夏时谚语有云：‘吾王有游豫之乐，然后吾民得蒙休助之泽。若吾王不来郊野一游，则补助之政不行，吾民那得蒙上之休；吾王不来郊野一豫，则吾民之不足不给者，那得蒙上之助？吾王一游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四方诸侯，都来取法，莫敢无事慢游以病其民者。’斯世斯民，何其幸乎！观夏谚所云，则知王者补助之政为不虚矣。先王游观之善若此，乃吾君今日所当法也。”

    “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

    睊睊，是侧目而视的模样。胥字，解作相字。慝，是怨恶。方命，是违逆上命。诸侯，是附庸之国，县邑之长。

    晏子告齐景公说：“先王之一游一豫，都是为民，固足以为诸侯之法矣。乃今时之国君则不然：但是游观，则军旅随行；既有军旅，便有粮食，是以供给烦难，骚动百姓。百姓每饥者不得食，劳者不得息；皆怒目相视而口出谤言，愁苦不胜而心怀怨忿。夫天子之命诸侯，本欲其上宣德意，下安民生也。今乃上违天子之命，下虐无罪之民；靡费饮食，如水之流，无有穷极。是乃纵于逸乐，流连荒亡，徒为所属诸侯之忧而已，岂若先王之省方观民、可为法则者乎？”

    “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从流下，是放舟随水而下。从流上，是挽舟逆水而上。无厌，是不知止足。

    晏子承上文说：“所谓流连荒亡者，其义何如？盖人君之为乐，有恣情快意、流荡而无节者，就如放舟随水、顺流而忘返的一般，这叫作流。有拂人从欲、留恋而不舍者，就如挽舟上水、逆流而忘返的一般，这叫作连。以从兽为乐，而不知止足，把几务都荒废了，这叫作荒。以饮酒为乐，而不知止足，把政事都失误了，这叫作亡。此今时之弊也。若先王之游观，非巡狩则述职，非省耕则省敛，何尝有流连之乐、荒亡之行乎？夫游观一也，在先王如彼，在今时如此。这两件，一善一恶，分明易见，惟在君所行何如耳。若能戒今时之弊，而不致慢游以病民，则何先王之不可及哉？王能绎思晏子之言，则必能公其乐以得民矣。”

    “景公悦，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大戒，是大出命令。舍，是止宿。兴发，是开发仓廪。《招》，是舜乐名。乐有五声：三曰角，为民；四名徵，为事，故因以取义。诗，是乐歌。畜字，解作止字。尤，是罪过。好，是忠爱的意思。

    “景公一闻晏子之言，心中感悦。欣然以今时之弊为必可去，先王之法为必可行。乃大申命令，晓告国人，示以更化图新之意。乃不敢安处深宫，出而住居郊外，察问民间疾苦。于是始兴发仓廪，以补助其不足。其于晏子之言，果一一见之行事矣。既乃召太师而命之说：‘君臣相得，自古为难。我今喜得晏子，而闻其善言；晏子亦喜得我，以行其志：君臣相悦如此。尔当把这欢乐之情，宣诸于音乐，以彰一时明良之盛焉。’其所作之乐，即今所传《徵招》、《角招》是也。盖徵音属事，而景公料理国事，事已治矣，故被之徵音，叫作《徵招》；角音属民，而景公补助斯民，民已安矣，故被之角音，叫作《角招》。其乐中歌词说道：‘畜君何尤。’盖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不至于招尤而取罪也。夫人臣之罪，莫大于逢君之恶。今能畜止其君之失，使不至于流连荒亡，正是望其君为尧、舜之君，忠爱之至者也。好君如此，且当感悟君心，引之当道，夫何罪过之有哉？观景公能悦晏子之言，遂有事治民安之效如此。王能行臣之言，与民同乐，岂有不足以致王者乎？”

    按，孟子于齐王，劝之与民同乐，则示以君民一体之情；劝之远法先王，则证以君臣相悦之盛。盖必君臣相得，谏行而言听，然后膏泽下究，政善而民安耳。使或君臣之间，志意未合，则弊政日积，善言不闻；求以保民致治，岂不难哉！明主所宜深念也。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

    明堂，是天子所居，以朝见诸侯之所。

    昔周天子建明堂于泰山下，在今山东泰安州地方；周室既衰，地为齐有。时人以天子既不复巡狩，而齐为侯国，非所宜居，理当拆毁。故齐宣王问孟子说：“人皆谓我毁明堂，果当毁乎？抑且止而不毁乎？”孟子对说：“明堂乃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是则王者之堂而非诸侯之堂也。王若有心要行王政，便可王天下；可王天下，便可以居此堂，亦不必毁矣。”此孟子歆动齐王，使行王道也。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岐，是周之旧国，在今陕西凤翔府岐山县地方。九一，是周时井田之制，九分中只取百姓一分。讥，是察问。征，是起税。泽梁，是水泽中取鱼之处。孥，是妻子。鳏，是鱼名，鱼目不闭，故以比人之忧愁不寐者。告，是告诉。哿，是可。茕独，是穷困孤苦之人。

    齐宣王问孟子说：“夫子说寡人能行王政，则明堂可以不毁。不识王政如何？可使寡人得与闻乎？”孟子对说：“王政莫善于文王。在先文王之治岐邑，于耕田的百姓，则行九一之法，而敛从其薄；于仕者的子孙，则有世禄之赏，而报从其厚；于关市但盘察奸细，而不征商贾之私货；于泽梁则任民取利，而不为禁令以自专；于犯罪之人，刑法止及其本身，而不连累其妻子：文王之发政施仁如此。乃其中则尤有加意者。盖人之老年无妻的叫作鳏夫，老年无夫的叫作寡妇，老年无子的叫作独夫，少年无父的叫作孤子。这四样人，艰难困苦，乃天下之穷民而无所告诉者。文王发政施仁，虽于人无所不济，遇此等尤加爱惜，务使之各得其所焉。《诗经》上《小雅•正月》之篇有云：‘富人还可，惟茕独之人，情有可哀。’夫惟可哀，此文王所以必先之也。文王之治岐如此。此王政之善，所以开周家之基业者。王欲行王政，可不以文王为法乎？”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公刘，是后稷之曾孙。积，是堆积。糇，是干粮。橐、囊，俱布袋之类；无底为橐，有底为囊。戢，是安集。戚扬，是斧钺。爰，是于。何有，是不难的意思。

    孟子述文王治岐之政以告齐王，王遂叹美之说：“善哉！夫子此言。真可谓治国之良图也！”孟子说：“闻善贵于能行。王既以为善，则何为不见之行事乎？”齐王说：“寡人非不欲行，但天性有一种病痛：好积财货。惟好货，故取民无制，而不能行此王政耳。”孟子对说：“好货与王政无妨。昔者公刘也曾好货。观《诗经•大雅•笃公刘》篇有云：‘公刘处西戎之间，国势微弱。后来能力行富民之政，其民田有露积，家有仓廪，既富且强。于是裹糇粮于橐囊，而为迁都之计，思以集和其人民，光大其国家。乃张我弓矢与干戈戚扬，启行而往迁于豳焉。’由《诗》之言观之，可见公刘能推好货之心以及于民，能使民之居者有积仓，行者有糇粮；然后可以爰方启行，而保民立国如此也。王如好货，亦能仿公刘之遗意，而导利以厚下，约己以裕民，与百姓同之，使亦有积仓裹粮之富，则天下之民皆归向之。其于王天下何难之有？夫好货一也，私之于一己，则为专利；公之于百姓，则为施仁。然则王之于货，惟审其所好之公私，而不当以之为病矣。”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太王，是公刘九世孙，周武王曾祖，名亶父，号古公。至武王即帝位，始追上尊号为“太王”。率，是循。浒，是水之涯岸。姜女，是太王之妃。聿，是语词。胥，是相。宇，是居。旷，是孤单的意思。

    齐王自揣不能行王道，又对孟子说：“寡人不但好货，更有一件病痛：喜好女色。惟其好色，故心志蛊惑，用度奢侈，不能行此王政耳。”孟子对说：“好色亦无妨于王政。昔者太王也曾好色，爱其妃姜女。观《诗经•大雅•绵》之篇有云：‘古公亶父为狄人所侵，不得已欲迁国避难。乃于明朝策马而走，顺着西河的边岸，径到岐山之下；爰及其妃姜女同来，与之相择地方，建造城邑，以为居止之所。’由《诗》之言观之，可见太王也喜爱那姜女，而以配匹为重也。但太王不独自有配匹而已。当这时节，举国之中，女子都得嫁其夫，而内无怨女；男子都得娶其妇，而外无旷夫。盖由太王能推好色之心以及于民，故能男女各遂其愿，婚姻各及其时如此也。王如好色，诚能仿太王遗意，而与百姓同之，保全其室家，完聚其夫妇，使无怨女旷夫之叹，则天下之民皆将乐归于我，于王天下何难之有？夫能推好色之心便可以王天下，则好色又何足为病乎？”

    按，此章孟子于齐王，因其毁明堂，而劝之以行王政；因其好货色，而劝之以体民情。盖货财妻子之念，人心所同。但在上者，知有己而不知有民，于是有府库充盈，而闾阎不免于空竭；嫔嫱众盛，而妇子不免于流离者矣。诚体民情，则必能行王政；能行王政，则自可以朝诸侯而王天下矣，此明堂之所以不必毁也。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

    馁，是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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