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虞欧褚薛

：“社稷安危之机所寄尤重。卿宜深识我意。”洎答：“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这话语严重而突兀。太宗当时就告诫了刘洎。贞观十九年，太宗回来，路上有病。洎与马周入谒。褚遂良向洎转问太宗起居。后来遂良向太宗“诬奏”刘洎当时说：“圣体患臃，极可忧惧。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太宗病愈，把刘洎叫来一问，刘洎承认只有前半的话，没有伊霍的言语，并且引马周作证。太宗问周，周所答与洎不异。但遂良还是执证不已。太宗乃赐洎自尽。

    这件疑案，史书上的材料不多，因之，我们只能以常识悬断。一则，刘、马、褚等人皆是太宗亲信。太宗不是个糊涂人，若无证据，不至赐洎自尽。史书有遂良“执证不已”四字可见。二则褚、刘交谊甚笃。刘洎曾当太宗面，替遂良辩护，谓皇帝若有过失，即遂良不记，后世史臣亦将记载。若说遂良无良卖友，必置洎于死，那么，仇从何生？遂良的“执证不已”，照现在意义来讲，应该是由于站稳政治立场的出发点。三则刘洎为人是很疏略的。他曾经在玄武门，当着太宗抢御书飞白字，登上御床，为群臣奏言犯法当死。那时，欢欣之中，太宗当然一笑置之。及太宗征辽之时，他说出那样的话来，就难免引起英主的雄猜了。加以病中忌讳不好听的言语，刘洎就不免于死了。他的死，应是死于言语不慎。若说他真有伊霍之心，定不然的。

    唐·薛稷《信行禅师碑》

    宋苏轼论此事很公平。他说：“余尝考其实，恐刘洎末年偏忿，实有伊霍之语，非谮也。若不然，马周明其无此语，太宗独诛洎而不问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许、李所诬，而史官不能辨也。”

    薛稷字嗣通，蒲州汾阴人。他是著名的文学家薛道衡的曾孙。他的外祖就是唐太宗时的名臣魏徵。他的文辞书画，均极精丽。唐睿宗在藩邸时就和他要好，结为亲家。睿宗即位，他有翊赞大功，因此，他被召入宫决事，“恩绝群臣”。他官至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又罢为左散骑常侍、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其地位的重要如此。但他喜与人争权，和钟绍京、崔日用斗心机。后来又因太平公主、窦怀贞谋逆案他知道本谋，赐死于万年狱中。杜甫诗中，屡次咏赞他的书画。宋米芾作《画史》尤其推崇他。

    以书法说来，虞欧褚三家都是自立规模自开境界的大家，薛稷则为一个褚遂良的忠实继承者。由于他工隶书，锐精模仿虞褚真迹而尤近褚遂良，所以他虽不能与褚对峙称雄，却是好的学生。

    虞世南的书法，以智永为师。因之他的用笔点画完全承袭了王右军的方法，而显得格外沉厚安详，有韵度。前人以“沉粹”二字赞美他，实在扼要。但实际上，他的笔力却是异常坚挺，不过不肯露锋芒而已。刘熙载说：“徐季海谓‘欧虞为鹰隼’。欧之为鹰隼易知，虞之为鹰隼难知也。”这正指的是他外柔内刚，不肯露锋芒的本领。世传太宗以他为师，常难于“戈”法。一日写“戬”字，空其“戈”字。世南取笔填满，太宗叫魏徵看。魏说戬字“戈”法学得很逼真，太宗大为佩服。由此可见他的笔法渊微。黄山谷极赞美他的《道场碑》，而不大满意他的《庙堂碑》，后来看到好拓本才佩服了。他的墨迹至今无存。我们看到的只是《庙堂碑》《破邪论》等拓本。《汝南公主墓志铭》号称他的真迹，但也未有定论。

    唐·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

    他的书法境界高，很难学。他的外甥陆柬之从小专门学他，但后世评论以为不及母舅。陆书的《头陀寺碑》《急就章》《兰亭诗》都很有名。近来故宫博物院影印的陆机《文赋》，便是柬之所书。在其中可以看到深厚的《兰亭》传统，同时也可看出虞陆学王的分界。

    欧阳询的书法，在《唐书》他的本传中说得最扼要。本传说“询初效王羲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尺牍所传，人以为法”。“险劲”二字说尽了欧书的特色。但越是险劲的字，越是从平稳中来。写字也好比建筑工程，越是危险的工程，越要建筑得平实坚固，使其每一重点，都在力的重心之中。欧书的险劲，原是从极强的笔力和极平实稳固的结构中来的。我们试细看他传世的碑版，如《化度寺碑》《虞恭公碑》《九成宫醴泉铭》《皇甫君碑》皆是极紧密极坚固的风格，一笔一画凝重森挺，而互相钩连揖让。在这样极森严的规矩中放出来，自非险劲不可。因为别人无此坚牢的功夫就不敢像他那样冒险。因此别人所认为的“险”，在他的功夫上看来却正是“夷”。本传中所言“尺牍所传，人以为法”八字很重要。因为这正说明了，所谓险劲的字，正是从碑版正书中放肆出来的尺牍体。而在流传真迹中，如《梦奠》《卜商》《张翰》等帖也正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小楷书尤其有名。世传他的小楷《九歌》最整齐，草书《千字文》最有变化，更说明了这相反相成的道理。至于古今来对他的楷书都认为《化度寺碑》第一。这自然由于《化度寺碑》含有一种在精整和险劲之外的浑穆高简气象。

    《卜商》

    《张翰》

    他的用笔渊源，自来论者皆承认“从古隶中出”。他的儿子欧阳通，纯学父亲，而更加强调了隶书中的“批法”。在欧阳通所写的《道因碑》及《泉男生墓志》中，凡字中最后的横画，都成为一种起了锋棱的捺。这就是最明显的证据了。一般地说来，欧阳通虽然学父亲，但不曾进到父亲那样高简浑穆的境界，因之其格局较小。明王世贞说：“《道因碑》如病维摩，高格贫士；虽不饶乐，而眉宇间有风霜之气，可重也。”这说明了欧阳通的长处，同时也形容出了他的短处。

    唐·欧阳通《道因碑》

    褚遂良的楷书，最特殊的一点是隶法的形态所存特多。他的楷书之中许多字几乎仍然是完整的隶书，尤其与《礼器碑》（韩敕）相近。这原是由于他的学书源流如此。古人说他“正行全法右军”，又说“伏膺《告誓》”，黄山谷说他“临右军文赋，豪劲清润”。当然，这是事实。据张彦远所记禁中右军草书有三千纸，每一丈二尺装为一卷。这些都经褚遂良鉴定真伪的。凭这一点，他对右军书法的研究功夫可知了。我们说过，右军运用隶法，写为真行草各体，而不存隶形。遂良则隶形犹在。这是他明白不及右军的地方。但由于他将隶法显著地留在楷书之中，方使后世学者有阶梯从而深入于右军。这又是他承先启后的大功劳。

    即以这种阶梯而论，在他本人的学习上也可看出他的进境。他所写的《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梁公碑》以及《雁塔圣教序》等，按其年代的先后，他的字形变化灼然可知。《孟法师碑》写得早，由于多有虞欧的意思，结字与六朝碑相近，隶形反而不如后来的《房梁公碑》和《圣教序》那么多。这可证明他是在晚年深有悟入，有意传下隶法的。

    唐·褚遂良《伊阙佛龛碑》

    在这些晚年写的碑中，真如古人所谓“瑶台青琐、窅映春林”（《书断》语），“字里金生，行间玉润”（唐人书评语）；但在这种极整齐华美之中，却是“疏瘦劲炼”（黄伯思语），“一钩一捺有千钧之力”（王世贞语）。不仅如此，还另有一种“如得道之士，世尘不能一毫婴之”（赵子固语）的气度。凡学褚字的人，如若不在这要点上认识他，只在字形的美丽上求取，那必然越学越远的。

    唐·褚遂良《雁塔圣教序》

    薛稷的楷书得到他的十之六七。还有一个魏栖梧也学他得到十之五六。即如钟绍京虽然弱些，也于褚为近。此外，流传唐人的碑志，字形学他的，举不胜举。所以刘熙载说褚是广大教化主。但在褚的系统里，仍要以薛稷为第一。而其所以为第一，则由于能得褚的“疏瘦劲炼”之意。

    以上仅就楷书方面叙述四家。欣赏的路不妨从这里推进，以旁及于行草。褚遂良尝问虞世南，自己的字何如欧阳询。虞说：“你非好纸好笔不写。他不择纸笔就写。你怎比他？”褚听了很以为然。这一点说明了书家精意写字反不如偶然无意的好。这也说明了各人自己的道行。这对于我们欣赏书法，是有深刻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