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仙郡三年亢旱

恶之，心不乐，乃谓左右曰：“此为我也。”（《史记》卷九《吕后本纪》）唐高宗永徽元年四月一日晋州地震，六月十二日又震，高宗顾谓侍臣曰：“朕政教不明，使晋州之地屡有震动。”（《旧唐书》卷三十七《五行志》）皇帝不受任何拘束，所畏唯天。吾国历史关于灾异必有所纪，盖欲“书之示戒，用儆后王”。（同上）照历史说，凡天降灾异之时，皇帝下诏罪己，并令群臣直言极谏。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七月一日，黄气竟天，大雨，谷水溢入洛阳宫，深四尺，坏左掖门，毁宫寺一十九，洛水暴涨，漂六百余家。帝引咎，令群臣直言政之得失。十三日诏曰：“暴雨为灾，大水泛滥，静思厥咎，甚惧焉。文武百寮各上封事，极言朕过，无有所讳。”（同上）则天神龙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洛水涨坏百姓庐舍二千余家，诏九品以上直言极谏。右卫骑曹宋务光上疏曰：“陛下不出都邑，近观朝市，则以为率土之人既康且富。及至践闾陌，视乡亭，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空，丁壮尽于边塞，孤孀转于沟壑，猛吏淫威，奋其毒暴，征急攻破其资。马困斯跌，人穷乃诈，或起为奸盗，或竞为流亡，从而刑之，良可悲也。”（同上）灾异最能引起人主关心的，莫如旱蝗。文宗开成四年天下旱，蝗食田，祷祈无效，上忧形于色。宰臣曰：“星官奏天时当尔，乞不过劳圣虑。”文宗懔然改容曰：“朕为天下主，无德及人，致此灾旱，今又彗星谪见于上，若三日内不雨，当退归南内，卿等自选贤明之君以安天下。”宰臣呜咽流涕不能已。（同上）天旱，竟令天子欲逊位，古代皇帝何以这样关心旱灾呢？

    吾国为农业国家，农业需要雨水，雨水不调，淫雨则田园泛滥，久旱则田园干枯，均可使数百万里的膏壤变为池沼或化为沙田。农村破坏，农业生产力降低，一方农民流亡，社会上充斥着无数流氓无产者，他方米价腾贵，贫穷成为普遍的现象。这个时候，政府若不赈恤，则百姓饥寒交迫，必相率离开王化的社会，走到不法的方面去，用违法的手段，来苟全自己的生命。“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窃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炀帝大业七年）群盗蔓延，引起大盗，而政权就颠覆了。晋之南渡由于八王作乱，引起五胡乱华。五胡能够乱华，又由于旱蝗为灾。惠帝元康七年七月雍梁大旱，关中饥，米斛万钱，诏骨肉相卖者不禁。怀帝永嘉三年三月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四年五月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五年六月百姓饥俭，米斛万余价。愍帝建兴四年十月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过半。（见《晋书》各纪）大众受了饥饿的压迫，只有流移就谷。他们流亡，不是逃至天国，而是走入地狱。永嘉元年刘琨为并州刺史，他于沿途所见的流亡情况，据他报告：“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厄，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百姓流离道路，转死沟壑，人不堪命，只有沦为盗匪，攻城剽邑，作夺取政权的豪举。在这时期，蛮族也同百姓一样，受了生活压迫，开始流亡。羯人石勒，氐人李特都是因为流亡而乘机作乱的。（参阅《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卷一百二十六《李特载记》）隋末，盗贼蜂起，据李说：“天下之乱本于饥。”（《新唐书》卷九十三《李传》）唐末，黄巢作乱本于饥，故能兴江淮，根蔓天下[1]。旱灾可使政权颠覆，难怪凤仙郡侯听到孙行者能够求雨，宁愿整衣步行，亲至市口，低头下拜。汉宣帝时，丙吉为丞相，见长安市上死伤横道，置之不理。逢人逐牛，牛喘吐舌，急驻车询问。（《汉书》卷七十四《丙吉传》）这不是“知大体”的人哪里懂得此中道理。

    古者宰相“不亲小事”。其职乃上佐天子，“调和阴阳”。（同上）所谓调和阴阳不是玄学之词，而是讲求具体的政策。阴甚而久雨，须开凿河流，使雨不成灾；阳极而将旱，须讲求水利，使旱不妨耕。丙吉见牛喘吐舌，驻车询问，盖“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同上）此乃时气失节，旱灾之象，宰相宜未雨绸缪，不可临时束手。后世不明此旨，“灾眚变咎，辄切免公台”。（《后汉书》卷七十六《陈忠传》）不察宰相之努力，唯视天象之变化，于是调和阴阳失去意义，而变为玄学之词。然而东汉逢到灾异，宰相还须免职，末世，政府当局一方知灾异乃天然现象，而不责躬自省，他方关于防灾一事，又不肯早作戒备。为人君者上不怕天，下不怕地，中不怕人，君主专制就没有方法控制了。

    我生于前清光绪年间，当时科学尚未昌明，凡有大旱，县长为民父母，必于众目共睹之下，跪在烈日之中祈雨。这不是迷信，而是表示与民同艰苦之意。百姓既见县长不避暑热，为民求雨，自可引起他们同情之心，虽欲作乱，而思乱之心亦常为同情之心所压伏。民国成立之后，科学知识普及民间。同时县长由民之父母降低为民之公仆。民权万岁，科学发达，懿欤盛哉！天何以旱，自然现象也，既系自然现象，县长何能为力。百姓哭在田中，县长乐在屋里，开冷气机，吃冰淇淋。何怪无知小民不愿官为公仆，而愿官为父母，虽然“管”我，而尚留心水旱；官为公仆，管则管矣，而对于水旱乃漠不关心。吾人读凤仙郡郡侯之事，深有所感，故略述历史上的故事，以伸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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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五《郑畋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唐僖宗广明元年“天下盗贼蜂起，皆出于饥寒”。《旧五代史》卷一《梁太祖纪》唐僖宗乾符中，“关东荐饥，群贼啸聚，黄巢因之，起于曹濮，饥民愿附者凡数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