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意真仙不许孙行者白手来取落胎泉的水

三回）由此可知落胎泉本来属于公有，自从如意真仙来了之后，才倚强攫为私有。有力的既得恃强垄断泉水，则有大力的当然更能够倚力夺取泉水。孙行者对如意真仙的徒弟说：“你去说我老孙的名字，他必然做个人情，或者连井都送我也。”（第五十三回）“所有”不以劳力为根据，唯视力之大小为移转。我阅到这里，不禁想起南北朝时代豪族封固山泽之事来了。

    吾国古代以农立国，土地乃是最重要的财产。自秦用商鞅之法，坏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之后，土地就归属于个人私有。固然“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传》）而“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同上）又是国人理财之道。土地成为国人争取的对象，土地遂不免集中起来。东汉末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成群，徒附万计”。（《后汉书》卷七十九《仲长统传·理乱篇》）魏时，“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地”。（《魏志》卷十六《仓慈传》）晋兴，循而未革，经数代的兼并，一直到了南北朝，就发生一种现象。永嘉丧乱，北方受害甚烈，“中原萧条，千里无烟”。（《晋书》卷一百九《慕容皝载记》）南方蒙祸较少，“荆扬晏安，户口殷实”。（《晋书》卷六十五《王道传》）北方民人分散，土业无主，到了社会安定，业主归乡，而田园已归别人所有。事涉数世，取证无凭，争讼迁延，莫能判决，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大有害于国计民生，于是遂依李安世的建议：“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魏书》卷五十三《李安世传》）南方如何呢？“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卷六十五《王道传》）他们南渡之后，又在江南“水耕火耨”的地区，建立他们的政权，并利用政治上的权力，兼并了许多土地[10]，“编户之命竭于豪门，王府之蓄变为私藏”，（《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赞》）遂令南朝政府不能不承认他们的所有权，不过买卖之时，须纳租税而已[11]。南北法律既然承认既成的事实，凡土地属于今主者，不问其人取得土地之方法如何，是由劳力乎，抑由强力乎，今主对之均有所有权，不许别人再来夺取。这样，豪族要再兼并土地，就只有利用买卖之法，而提供相当的代价。这对于豪族是不利的，所以他们又采取另一个方式：封固山泽的方式即侵占那些没有所有主的山泽。我们只看南北朝政府禁止封固，就可反证封固之盛行。在北朝，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九月己亥，文宣（即高洋）奏请豪贵之家不得占护山泽。（《北史》卷六《齐本纪》上）在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七年七月丙申诏曰：“名州大川往往占固，有司严加检纠。”（《宋书》卷六《孝武帝纪》）齐高帝建元元年四月己亥诏曰：“二宫诸王悉不得封略山湖。”（《南齐书》卷二《高帝纪》）梁武帝天监七年九月丁亥诏曰：“薮泽山林，并加封固，岂所谓与民同利，惠兹黔首。”（《梁书》卷二《武帝纪》）他们封固山泽之后，也和如意真仙“倚强护住落胎泉”，凡求水者须奉献礼物一样，“薪采渔钓，皆责税直”。（《宋书》卷二《武帝纪》中）

    求富不用劳力，而用强力。不劳而有财产，劳苦终日，财产反有丧失之虞，这是与经济原则相反的。其结果也，有劳力的或怠用其劳力，不想蓄积资本，引起官府的觊觎；或恶用其劳力，违法犯禁，走上不轨之途。其尤坏的则为奔竞夤缘，取得政权，利用政权，取得财产。官职成为储财的工具，于是“告时乞职者以家弊为辞，振穷恤滞者以公爵为施，至乃贪污者谓之清勤，慎法者谓之怯劣”。（《晋书》卷六十九《刘波传》）其尤甚者，且侵占公家业产以为私有。如在晋代，“郡守长吏，牵曳百姓，营起廨舍。先之室宇皆为私家，后来新官复应修立”。（《晋书》卷七十五《范宁传》）而国家且有轮流贪污之制，晋范甯说：“顷者选举唯以恤贫为先，虽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同上）例如王述为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为州司所检，王道使人谴之，述曰：“足自当止。”（《晋书》卷七十五《王述传》）而南北朝时，王秀之为晋平太守，至郡期年，谓人曰：“此邦丰壤，禄俸常充，吾山资已足，岂可久留，以妨贤路。”上表请代，时人谓王晋平恐富求归。（《南齐书》卷四十六《王秀之传》）这种政风可以说是每朝末代的普遍现象。反过来说，一个朝代有了这种政风，便可表示已经到了末代，无可救药。东汉时，左雄批评当时政府为：“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后汉书》卷九十一《左雄传》）其后引起黄巾之乱，汉祚随之而亡。如意真仙拥护所有权，吾人本来钦佩，岂意他的所有权竟是倚强取得的。财产之中本来包含有人格观念，这种财产所包含的人格是卑劣的，不是贤良的。换言之，这种财产愈多，该人人格愈低。一方国家不能保护所有权，同时对于夺取所有权的人，又不敢加以制裁，久假不归，成为如意真仙的所有物，读书至此，不禁废卷而太息。

    * * *

    [1]　见Anton Menger, Nene Staatslehre, 4 Aufl., 1930, S. 149.

    [2]　F. W. Coker, Reading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rev. ed., 1938, p. 283.

    [3]　H. Cunow, Cie Marxsche Geschichtts, Gessellschafts und Staatstheorie, Bd. 1, 4 Aufl., 1923, S. 64.

    [4]　关于大宪章原文，请阅C. Stephenson and F. G. Marcham, Sources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 1937, pp. 115-126.

    [5]　G. Jellinek, Die Erklärung der Menschen und Bürgerrechte, 4 Aufl., 1927, S. 11.

    [6]　a. a. O., S. 29.

    [7]　a. a. O., S. 28.

    [8]　a. a. O., S. 28.

    [9]　魏玛宪法第一五三条第三项云，所有权负担义务，行使所有权之时，须有助于公共福利。

    [10]　《宋书》卷二《武帝纪》中：“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兼并，强弱相陵，百姓流离，不能保其产业。”

    [11]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有百分收四，名曰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