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行者要求朱紫国国王亲身来迎

    朱紫国国王病入膏肓，张榜求医，孙行者揭了榜文，对校尉说：“你去教那国王亲来请我，我有手到病除之功。”校尉入朝启奏，这个时候国王的态度如何？并没有“王赫胥怒”，反而说道：“他肯揭我榜文，教寡人亲迎，断然有医国之能也。”（第六十八回）我看到“医国”二字，深有所感，而知朱紫国国王既有人主之度，又知求贤之道。孟子云：

    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孟子·公孙丑》下）

    汤欲伐夏而王天下；桓公欲霸诸侯，匡正海内。在动荡时代，实如马援所言：“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后汉书》卷五十四《马援传》）大有为之君须用大有为之臣，而大有为之臣往往自高身价，不肯“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

    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三往乃见。（《蜀志》卷五《诸葛亮传》）

    诸葛亮为瑯琊人，他不蠖伏于东海之滨，而乃躬耕于南阳之野。在兵马倥偬之际，南阳为军队常经之地，隐居于此，果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吗？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其志已非匏瓜，盖欲“求善价而沽”。不过“王公不致敬尽礼”，则宁愿独善其身而已。

    桓温入关，王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晋书》卷一百十四《王猛传》）

    孟子云：“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焉。”（《孟子·尽心》下）此际王猛眼中哪里有什么手握大权的北伐总司令。桓温虽然“察而异之”，而不肯问以平定三秦之策。这比之韩信亲解广武君（李左车）之缚，“东乡坐，西乡对而师事之”，问以伐齐之计，（《汉书》卷三十四《韩信传》）相去远了。桓温有移鼎之心，而不能延揽英豪，其不能有所成就，实属理之当然。

    乱世臣亦择君，人主固须虚怀下士，收天下之英豪以为己用，纵在平时，君臣之分已定，人主亦宜有礼贤之心。古者三公坐而论道，即三公乃天子之师友，不是天子的奴仆。汉时，“丞相进见天子，御坐为起，在舆为下”。（《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传》）丞相有大罪，“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赐上尊酒十斛，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以丞相不起病闻”。（《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传》注引如淳曰）此盖生待之以礼，死亦待之以礼，不欲大臣见辱于狱吏之故。后世人主往往骂朝臣，打朝臣，到了末世，朝臣且认骂与打为亲密的表现，以为吾君待我，犹如吾父。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荀子云：“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谄谀者亲，谏诤者疏……虽欲无灭亡，得乎哉！”（《荀子》第二篇《修身》）又说：“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荀子》第十三篇《臣道篇》）韩非亦引晋文公之言：“上君所与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与居，皆其所爱也；下君之所与居，皆其所侮也。”（《韩非子》第三十三篇《外储说左下》）贾谊之言，更见明了。他说：“人君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顽顿无耻，诟苟无节，廉耻不立，则且不自好，则苟若而可。见利则趋，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困而揽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立而观之耳，有便吾身者，则欺卖而利之耳！”（《贾子新书》卷二《阶级》）朝臣而得打骂，便是朝臣皆可侮之徒。入无法家拂士，出若有敌国外患，国而不亡，未之有也。明太祖喜欢廷杖大臣，不知“士可杀，不可辱”，有茹太素者为刑部主事，陈时事，言多忤触，帝怒召太素，杖于朝，而又外放为浙江参政，既复擢为户部尚书。太素抗直不屈，这种没有奴隶性的人，由明太祖视之，是不可信任的。未几，降为御史，复因忤触帝怒，与同官十二人俱镣足治事，后竟坐法死。（《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传》）镣足治事，令人想到古代罗马奴主对于奴隶的做法。自是以后，明代皇帝廷杖大臣之事，累见不鲜，难怪李自成入京，诸臣争降，清兵入关，那些文人名士又自认为识时务的俊杰，个个出山。

    古来成大事的不但需要大才，而且需要弘量。固然量弘的未必才大，而才大的必定量弘。那些斗筲之才稍有成就，往往沾沾自喜。

    公孙述称帝于蜀，隗嚣使马援往视之。援素与述同里闬，相善，以为既至，当握手欢如平生。而述盛陈陛卫以延援入，交拜礼毕，使出就馆；更为援制都布单衣、交让冠，会百官于宗庙中，立旧交之位。述鸾旗旄骑，警跸就车，磬折而入。礼飨官属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将位，宾客皆乐留。援晓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俑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辞归，谓嚣曰：“子阳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后汉书》卷五十四《马援传》）

    其尤甚者，自我陶醉，以为天下莫己若也，“独任己意，恶人攻难”。王安石变法所以失败，史家谓其刚愎自用。刚愎自用与意志坚强不同，意志坚强出于自信力，刚愎自用又混杂以自卑感。一方因自信而自尊，他方因自卑而怀疑别人轻视。故凡遇到别人攻难，便愤然变色，以为侮辱。此种人物得意还可，一旦挫折，更由自卑感与自尊心的交杂作用，而趋向于刚愎自用。即如孟子所说：“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孟子·告子》下）韩非子说：“狠刚而不和，愎谏而好胜，不顾社稷，而轻为自信者可亡也。”（《韩非子》第十五篇《亡征》）

    汉高祖见围于平城之前，使娄敬往匈奴，探虚实。敬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胔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兵已业行，上怒，骂敬曰：“妄言沮吾军。”械系敬广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七日然后得解。高帝至广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乃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号建信侯。（《汉书》卷四十三《娄敬传》）

    袁绍兵败于官渡之前，田丰说绍曰：“曹兵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绍不从，丰恳谏，绍怒甚，以为沮众，械系之。绍军既败，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魏志》卷六《袁绍传》）

    刘邦不听娄敬之言，而有平城之围；袁绍不采田丰之策，而有官渡之败。其事甚相似，而娄敬封侯，田丰不免杀身之祸。刘邦与袁绍胸襟广狭不同，刘邦成功，袁绍失败，观此二事，也可以了解其原因。

    但是大有为之君欲用不世出之才，尚须人主左右没有忌能妒才之人。荀子云：“君有妒臣，则贤人不至。”（《荀子》第二十七篇《大略》）孙行者能够“做个医生耍耍”，固然是朱紫国国王有求贤之心，抑亦因为朱紫国诸臣均无妒才之意。当孙行者要求国王亲迎之时，诸校尉说：“口出大言，必有度量。”到了孙行者入朝觐见，吓倒国王之后，太医院医官却对众称扬道：“这和尚却说得有理，就是神仙看病，也须望闻问切，谨合着神圣功巧也。”（第六十八回）校尉愿意入朝启奏，不以孙行者之言为不敬，医官赞成孙行者之言，而无同行相忌之心，于是孙行者“心有秘方能治国”（第六十八回）才有施展的机会。项羽立刘邦为汉王，汉王至南郑，诸将道亡者数十人，韩信亦亡。萧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一二日何来谒上，曰：“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決。”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召小儿，此乃信所以亡也，必欲拜之，择日斋戒设坛场具体乃可。”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乃韩信也，一军皆惊。（《汉书》卷三十四《韩信传》）此还是宰相不妒大将之例。唐太宗为秦王时，府属多外迁，王患之，房玄龄曰：“去者虽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终守藩，无所事；必欲经营四方，舍如晦无共功者。”王惊曰：“非公言，我几失之！”因表留幕府。及太宗即位，每议事帝所，玄龄必曰：“非如晦莫筹之。”及如晦至，率用玄龄策也。盖如晦长于断，而玄龄善谋，两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济谋，以佐佑帝。（《新唐书》卷九十六《杜如晦传》）房玄龄齐州临淄人，杜如晦京兆杜陵人。（见《新唐书》卷九十六各本传）他们两人既没有“非我同乡，其心必异”的观念，更没有“尔嫉我才，我妒尔能”的奴性，同时太宗又不因为他们两人合作，而怀疑他们两人朋比为奸，用尽各种方法，使他们两人互相制衡。贞观之治比之周之成康，汉之文景，而“当世语良相，必曰房杜”，（《新唐书》卷九十六《杜如晦传》）非无因也。后世人主既不知才，而其左右又皆妒才之辈。韩信亡，彼等求之不得，何肯推荐以为大将。而大臣之间又彼此互相掣肘，房有计划，杜必毁之；杜有计划，房亦毁之，哪肯合作，以济成功。萧、曹为汉之名臣，曹参为相，问惠帝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参曰：“陛下观参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之言是也。且高皇帝与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汉书》卷三十九《曹参传》）自谓才不及萧何，这是后人所不肯言的；遵守萧何之法而不改变，更是后人所不肯为的。一官去，一官来，后任必变更前任的设施，以为不如是，不能表现我之才智。政治乃“管理众人之事”，众人不是官僚表示才智的工具，更不是官僚尝试才智的试验品。朝令暮改，国无定制，民无信心，今日不知明日有何改变，今年不知明年有何变更。韩非云：“法禁变易，号令数下，可亡也。”（《韩非子》第十五篇《亡征》）以此治国，国安能治。

    孙行者要求国王亲迎，国王不以为忤，固然难得；而在世风浇薄之时，孙行者有这要求，也是不易。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战国策》）

    慕势无益于王，而可长社会奔竞之风；趋士无害于王，而可增政府求贤之誉。斶前与王前，不过一进一止，数步之差而已，而其影响社会的风气固如是其大。“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孟子·滕文公》下）虞人小吏，其与景公有君臣之分，招之不以其道，虞人死不肯往。要是一介平民，既无官守，又无言责，而乃不待其招而往，“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趋趄，口将言而嗫嚅”，（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世人对比，不以为耻，则奔竞之风长，社会将不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一旦遇到政权转移，当然是“宴安宠禄，曾无释位之心，报使献诚，但务随时之义”，（《周书》卷三十《于翼李穆传·赞》）希望此辈见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仁，事所难能。

    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离娄》下）

    这是一篇绝好的官场现形记。而晋代奔竞之风则更有甚于此。

    王珣儿婚，宾客车骑甚众，会闻王雅拜少傅，回诣雅者过半。时风俗颓敝，无复廉耻，然少傅之任，朝望属珣，珣亦颇以自许。及中诏用雅，众遂赴雅焉。（《晋书》卷八十三《王雅传》）

    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其种种丑态，实如王沉所言：“京邑翼翼，群士千亿，奔集势门，求官买职。童仆其车乘，阍寺相其服饰。亲客阴参于靖室，疏宾徙倚于门侧。时因接见，矜厉容色。心怀内荏，外诈刚直。谈道义谓之俗生，论政刑以为鄙极。高会曲宴，唯言迁除消息，官无大小，问是谁力。”（《晋书》卷九十二《王沉传》）士风如此，难怪五胡作乱，“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进退者”。（《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羊后身为国母，既失节于刘曜矣，而又谓今日始知天下有丈夫。（《晋书》卷三十一《惠羊皇后传》）王衍贵为三公，国亡而不殉难，复劝石勒称帝，以求自免。（《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男无气节，女不贞良，国家安得不亡。

    这种风气何以发生？老实说，居上位的喜欢听命的人，在下位的必无忠义之士。孟子说：

    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

    王安石秉政之时，“好人同己，而恶人异己。群臣有与之同者，则擢用不次；与之异者，则祸辱随之”。（司马光《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外老成人罢黜几尽，其所用的多系儇慧少年。（《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传》）“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同上）王安石为宋代有为之政治家，而乃不知为政之道，第一需要博采众议，第二需要力行，而乃如荀子所说：“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荀子》第三十一篇《哀公篇》）这样，宋代的政风何能产生尚气节之士。

    我所以不惮烦引证历史，盖欲证明孙行者要求国王亲迎，在风俗颓敝之时，可以矫奔竞之风。

    万章曰：“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曰：“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曰：“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曰：“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孟子·万章》下）

    贤者固不可召，更何能召而训之以新义。召之即来，来而听聆新义，这只是躁于富贵者之所为。以此求贤，只见伪善；以此求才，只有奴才。这些伪善的奴才平日非先王之言不敢言，非先王之服不敢服，慷慨悲愤，肝胆堪与日月争光，一旦看到国事日非，必求生以害义，绝不会见危以授命。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世风浇薄，莫斯为甚。然而履霜坚冰，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从顺为高，而笑憨直。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謇谔之风，则当年之信誓旦旦，表示忠诚，实不过迷于利禄，欲得美官而已。史家皆谓东汉多蹈义之士，此实光武奖励名节有以致之，例如严光，泥涂轩冕，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而光武却能以礼下之。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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