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行者劝唐僧收起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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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宣对汉哀帝说：“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汉书》卷七十二《鲍宣传》）人君固不能用官爵以市恩，用官爵以位置自己的私人，而人臣得到官爵之后，也不必感恩戴德，而效阉宦宫妾之忠。荀子说：“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无私人以官职事业。”（《荀子》第十二篇《君道》）孟子云：“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所谓易位乃放逐旧君，迎立新君之意。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第二十七篇《大略》）君而不君，则为天下万民起见，自应牺牲一人以利万民，牺牲一姓以利天下。汤武革命，后人称之为贤圣。孟子周游列国，说诸侯以王道，王道者代周天子而王天下之道也。目中哪里有什么正统观念？

    官阶虽有高低之别，官吏的地位都是独立的，其执行职务都是根据法律的。我们知道下属必须奉行上司的命令。其实，下属奉行命令，不是因为命令出之于上司，而是因为上司依法发布命令；命令的内容又无违法之处，而可以视为国家的命令。倘令上司不依法发布命令，或依法发布了，而命令的内容有违法之处，则下属没有奉行的义务。“在英国，法律不许人们借口于命令而做不法之事。任谁都没有服从不法命令的义务。所以一个士兵依将帅的命令，向无辜群众开枪，而致引起死伤者，该士兵实犯了杀人的罪。总之，凡依别人命令而做不法之事，皆不能以之为辩解的理由，纵令受命的人有服从发令的人的义务。”[1]即英国法律承认每个官吏有其独立的人格，并希望每个官吏不盲从上司的命令。盖唯如此，而后国基才能巩固。在军队中，纵令将官阵亡了，校官阵亡了，而兵士亦能独立作战。在政府中，纵令内阁总理突然死了，各部部长也突然都死了，而一般文官亦能继续执行其职务。这比之独裁国家，独裁者一旦死亡，全国就陷入瘫痪之境者，当然不同。吾国刑法第二十一条云：“依所属上级公务员命令之职务上行为，不罚。但明知命令违法者，不在此限。”这也是希望官吏有独立的人格，不要以服从为尽忠，服从而违法，还须受刑法上的制裁。

    不幸得很，古来为人君者无不要求其臣听命，而为人臣者也往往忘记自己是国家的官吏，并非一人一姓的仆妾，以听命为尽忠，一则听命，二亦听命，措置乖方亦听命，诏令违法亦听命。听命成为习惯，于是又进一步，不问发命令的人是否有权发命令，只要有人发命令，就奉行唯谨，不敢反抗。这种听命的作风射入国人的脑中，国人遂谓神仙社会也是一样。只要念着咒，烧了符，即“发了文书，烧了文檄”，（第四十五回）要风，风伯放风；要云，云童布云；要雷，雷将鸣雷；要雨，龙王行雨。风云雷雨“四部神祇”只知奉行命令，不问谁发命令。（同上）我们再看莲花洞二魔金角大王及银角大王，念动咒语，就得拘唤土地在他洞里，一日一个轮流当值，“念起遣山咒法”，山神就把三座大山压住孙行者。难怪孙行者仰面朝天，高声大叫道：“苍天苍天，我也曾遍访明师，传授长生秘诀，想我那随风变化，伏虎降龙，大闹天宫，名称大圣，更不曾把山神土地欺心使唤，今日这个妖魔无状，怎敢把山神土地唤为奴仆，替他轮流当值。”（第三十三回）此无他，泾河龙王“行雨差了时辰，少些点数”，就遭杀于人曹之手。（第十回）听命者为忠诚，不听命者处死刑。在这种作风之下，谁人敢审查命令，当然奉命唯谨，不问发命令的是否有发命令的权；命令之发布是否依法定程序为之；命令的内容是否没有违反法律之处。

    曾子曰：“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可得为孝乎？”（《孝经》第十五章《谏诤》）

    而荀子亦谓“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第二十九篇《子道》）且引孔子之言：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忠乎？”孔子曰：“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为孝，之谓贞也。”（《荀子·子道》）

    子不以听命为孝，臣不以听命为忠贞，吾国先哲固已明言之矣。

    后世人主往往不明此中道理，不希望群臣有独立的人格，以为我既授你以官禄，你就要服从我的命令，命令的形式和实质有否违法，你们不得过问，这是最危险的事。盖群臣非依法律服从命令，乃因官爵服从命令，服从与官爵成为连带关系，其结果也，今日人主授我以官爵，我固须对之服从，明日僭主甚至于敌国授我以官爵，我亦须对之服从了。西汉之世，公卿百官所服从的是法律，虽以皇帝之尊，苟其命令有违法之处，百官亦无奉行的义务。汉景帝时，周亚夫为丞相，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曰：“请得与丞相计之。”亚夫曰：“高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上默然而沮。（《汉书》卷四十《周亚夫传》）岂但违法而已，命令若不合理，百官亦须抗争。汉宣帝时，赵充国率兵伐羌，欲用屯田政策，“贫破其众”，上奏陈情，天子不许；充国再上奏陈请，天子又不许；充国复上奏陈请，上于是报充国曰：“今听将军，将军计善。”（《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赵普为宋之开国元勋，尝奏荐某人为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复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牍掷地。普颜色不变，跪而拾之以归。他日补缀旧纸，复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当迁官，太祖素恶其人，不与。普坚以为请，太祖怒曰：“朕固不为迁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惩罚，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太祖入宫，普立于宫门，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宋史》卷二百五十六《赵普传》）唯有合理的或合法的不听命的将相，而后国基才能巩固，要是个个大臣都如汉哀帝时鲍宣所言：“以苟容曲从为贤，以供默尸禄为智。”（《汉书》卷七十二《鲍宣传》）则政治必无革新的希望。唐德宗时，陆贽有言：“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本宸衷，选置戎臣，先求易制，一则听命，二亦听命，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于罪累，陛下又以为大权由己，不究事情。”（《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九《陆贽传》）观德宗之作风，则其受惑于卢，绝非偶然。

    天子要求公卿听命，公卿要求百官听命，百官也强迫庶民听命。上自天子，下至百官，皆以自己之言为是，不许下属怀疑。“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司马光《应诏言朝政阙失状》）“子思言于卫侯曰：‘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君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从生？’”（同上）上暗下谄，遇到敌国外患，往往不攻自破。盖听命绝不是忠诚，而是阿谀。阿谀的人不识世间有廉耻事，国家兴亡，他们“如失主犬，后主饲之，便复为用”。（《梁书》卷十七《马仙琕传》）晋高祖石敬瑭殂，少帝即位，契丹年年伐晋，天福十二年契丹入主东京，百官易素服纱帽，迎契丹主，伏路侧请罪……民皆惊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楼，遣通事谕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惧，会当使汝曹苏息。我无心南来，汉兵引我至此耳！”……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诏书赐晋之藩镇。晋之藩镇争上表称臣，被召者无不奔驰而至。（《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这是一幅绝妙的官民对照图。百官平日听命惯了，而听命的原因则为保存官爵。所以契丹主“诏晋文武群官一切如故”，（《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五后晋齐王三年）他们就移其听命于晋者，以听命于契丹。反之百姓没有官爵，他们不能借官爵而食租税，反而须出租税以养其上。所以他们对于异族虽然不能积极地作革命运动，而尚能消极地不与契丹合作。“农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契丹得到土地，而不能得到人民，中原萧条，十室九空，“犹雏飞之后，徒有空巢”。（契丹主之言，见《辽史》卷四《太宗纪》大同元年）而“东方群盗大起”，竟令契丹主谓左右曰：“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遂放弃其建国于中原之意，不能不急急北归。由此可知平日惯于听命的人早已失掉了独立的意志，而无独立的人格，表面上似是忠诚，实际上最不足恃，其愿受敌人指挥，无异于山神、土地之服从恶魔咒语。

    山神、土地犹如人世的乡官一样，地位甚低。他们与天上仙官不同，没有一定禄俸，只能就地享受人间香火。（第十五回落伽山山神之言）孙行者念动咒语所唤出的山神、土地大率是年老（第五十回、第七十二回及第八十一回）而衣冠不整。（第四十回）年老而居下位，表示其无法力。衣冠不整，在大仙犹可说是不修边幅，赤脚大仙即其例也。（第五回，既云赤脚当然是不穿袜子）在小神，不过表示“少香没纸，血食全无”。（第四十回）以如斯之禄俸何能任用神通广大的神祇？以如斯之神祇，而委以守土之责，一旦遇到妖精之有大能力者，当然惧其欺凌，退避三舍，（第七十二回及第七十九回）纵欲“启奏上天，奈何神职微小，不能见得玉帝”。（第四十三回）在这种情况之下，听到妖魔念起咒语，何能不奉命唯谨。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地方官的素质。兹只举汉唐两代为例言之。西汉时，“县令多取郡吏之尤异者，是以习其事而无不胜之患”。（顾炎武《日知录》卷八《选补》）至于乡官如三老啬夫游徼固然官秩甚卑，然“贤士长者未尝不仕郡县也，自曹掾书史驭吏亭长门干卫卒游徼啬夫尽儒生学士为之”。（《文献通考》卷三十五《吏道》引公非刘氏言）儒生学士所以愿意屈就胥吏之职，乃有两种原因：一是胥吏能够直接向天子言事。

    汉世之于三老，命之以秩，颁之以禄。当日为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礼之者甚优，是以人知自好，而贤才亦往往出于其间。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为义帝发丧，而遂以取天下。壶关三老茂上书，明戾太子之冤，史册炳然，为万世所称道。（顾炎武《日知录》卷八《乡亭之职》）

    这与山神、土地不能启奏上天者不同。二是胥吏有拔擢的机会。

    汉法，郡县秀民推择为吏，考行察廉，以次迁补，或至二千石，入为公卿。黄霸起于卒史，薛宣奋于书佐，朱邑选于啬夫，丙吉出于狱吏，其余名臣循吏由此而进者，不可胜数。（《文献通考》卷三十五《吏道》引苏轼言）

    因此之故，贤士大夫不但不以屈身于胥吏为辱，且多借径于胥吏以发身。武帝讨伐匈奴，师出三十余年，征发无度，“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汉书》卷七十五《夏侯胜传》）而国内晏然无事，即因贤士大夫愿先为郡县胥吏，而地方行政甚见健全故也。唐太宗虽然知道，“治人之本莫如刺史最重，县令甚是亲民要职”，（《唐会要》卷六十八《刺史》上，贞观三年）而对其人选却不甚注意，有如马周所说：“今朝廷独重内官，刺史县令颇轻其选。刺史多是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方始外出。边远之处，用人更轻。”（同上，贞观十一年）同时士君子也不乐外任。唐代定俸之初，京官虽有岁禄，外官则否，（《新唐书》卷五十五《食货志》五）贞观中始颁外官之禄，然犹降京官一等。（同上）唐人云：“俸薄者无愿人去，禄厚者终日争先。”（《唐会要》卷六十九《刺史》上，大中六年十二月）外官的禄低于京官，这是唐代士大夫不愿外任的一个原因。其次，西汉时，公卿多出胥吏。唐代初年，内官如中书侍郎、黄门侍郎亦得参知政事，成为宰相之职，而外官如都督、刺史者，其品虽高，却不易入参朝政。玄宗曾选京官有才望者以补刺史，而当时士大夫犹轻外任。

    倪若水开元初为中书舍人尚书右丞，出为汴州刺史。时天下久平，朝廷尊荣，人皆重内任，虽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谓下迁。班景倩自扬州采访使入为大理少卿，过州，若水饯于郊，顾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为驺仆。（《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八《倪若水传》）

    外官地位低于内职，这是唐代士大夫不愿外任的第二原因。士大夫不愿外任，因之“外任多是贬累之人”。（《唐会要》卷六十八《刺史》上，长安四年李峤之言）韦嗣立说：“京官有犯罪，声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选人，暮年无手笔者方拟县令。”（同上，景龙三年）至于荒远地区，人选更为猥滥。卢怀慎说：“内外官有赇饷狼藉，劓剥蒸人，虽坐流黜，复还为牧守，任以江淮岭碛，粗示惩贬。以罪吏牧遐方，是谓惠奸而遗远。”（《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六《卢怀慎传》）平时既不注意地方官的人选，宜乎安史作乱，“禄山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七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吾人读唐代历史，又可了解二魔何以能够使唤山神、土地了。

    文人所描写的小说必不能离开现实社会。吾国古代的君臣关系既以听命为尽忠矣，而外官人，除西汉外，纵以牧守之尊，亦不注意，至于乡官更见猥杂。在这种政风之下，文人所描写的山神、土地遂表现为老耄无能之辈或卑鄙龌龊之徒。他们平日惯于听命，一旦遇到妖魔念起咒语，而误认为天子纶音，奉命唯谨，可以说是势之必然，无足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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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W. E. Hearn, The Government of England, p. 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