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帝请如来救驾

    玉帝为道教的元首，如来乃佛教的领袖。孙行者大乱天宫，文武仙卿莫能抵御。玉帝急请佛老救驾，如来略施法力，孙行者就压在五行山石匣之中。（第七回）道教产生于中国，佛教发祥于天竺，外国宗教比之中国宗教，法力更见伟大，这种观念如何发生呢？

    人类在悲观绝望之时，常常发生神秘心理，而倾向于宗教思想，文化幼稚的民族尤见其然。中世纪的欧洲、五胡乱华以后的中国，宗教均乘蛮族移动之际大见流行，其理由是一样的。但是中国人民素以中华文化自夸，而乃不信奉中国固有的宗教，而去皈依外国人所创立的佛教，原因何在，吾人似有检讨的必要。一切宗教不外地上权力反映于人类的头脑之中，由幻想作用而创造出来的东西。佛教于东汉明帝之世传入中国，经魏晋而至南北朝，流行愈广。魏晋南北朝乃中国最纷乱的时代，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国家不能拯救他们，皇帝不能拯救他们，官吏不能拯救他们，名流学者不能拯救他们。总而言之，他们固有的地上权力对于他们都没有办法，由是他们的天上权力————神，也不能得到他们的崇拜。他们不禁怀疑自己的神。他们希望换换口味，而欢迎那个为外国人崇拜而未为本国拜过的神。佛教便是在这种社会心理之中流行起来。

    孙行者大闹天宫，玉皇竟请佛祖救驾。这个故事表示什么呢？孔子著《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虽谓“管仲之器小哉”，（《论语·八佾》）又因其能平戎于周，而称其仁，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在此以前，国人似不知华夷之别，申侯引犬戎攻杀幽王，平王东迁雒邑。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国人勾结外族以侵华夏之例。“平王之末，周室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当春秋时，间在中国”。（《后汉书》卷一百十七《西羌传》）而统治阶级又常引其入寇，王子带召伊洛之戎以伐襄王，（《左传》僖公十一年）襄王又以狄代郑，（《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颓叔桃子复奉王子带，以狄师伐周。（同上）可知此时国人对于华夷之别，不甚认识。战国以后，小股戎狄虽然同化于华夏民族，而漠北匈奴又乘中原多难之际，屡来寇边。华人受了匈奴的压迫，民族意识逐渐发生。秦既统一天下，就命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又筑万里长城，以防胡骑南下。秦末大乱，继以刘项战争，匈奴又夺取河南之地，复由河南地，进关中。汉兴，接秦之敝，没有能力对付匈奴。由高祖而至景帝，只能用和亲政策，岁遗金缯，以安边境。贾谊曾言：“匈奴侵甚侮甚，以汉而岁致金絮缯彩，是入贡职于蛮夷也。”（《贾子新书》卷四《势卑》）但是国际政治乃以力为基础，“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盐铁论》第四十四篇《诛秦》）此自然之理，无法否认。到了武帝，七十年间，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于是前此只求和亲，现在则决计讨伐，以报昔日之耻。武帝说：“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壮哉斯言。及至宣帝，匈奴款塞来朝，而东胡、西戎、北狄、南蛮罔不臣朝，从而华夷之别又一变而为天下一家的思想。说匈奴，则曰夏后氏之苗裔；（同上）说西南夷，则曰高辛氏之女与其畜狗槃瓠配合而生的子孙；（《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传》）说朝鲜，则曰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后燕人卫满又入朝鲜称王；（《汉书》卷九十五《朝鲜王满传》）说西羌，则曰出于三苗。（《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这样，全亚洲的人民几乎无一不与华人有血统关系了。东汉末年，黄巾大乱，继之又有董卓之难，三国鼎立，互相攻战。晋虽统一华夏，而不及十年，由于八王之乱，引起五胡乱华，但是五胡多已汉化。降至南北朝，鲜卑种族的拓跋魏雄踞北方。拓跋魏接受中国文化较晚，道武帝（拓跋珪）之世，初建台省，置百官，此时协助道武帝者则为华人之崔玄伯，玄伯之子浩又于明元帝（拓跋嗣）及太武帝（拓跋焘）之世，掌握大权。北方遗黎已经是“虏汉相杂”。（刘知几《史通》卷三《书志》）“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文帝黄初二年司马光曰）隋唐统一华夏，而隋唐皇室均是虏汉相杂。隋文帝杨坚，父忠在周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文帝后独孤氏，为鲜卑种族，长子勇字地伐，完全是胡人之名。唐高祖李渊，祖虎在周赐姓大野氏，官至柱国大将军，迁太尉。高祖后窦氏，窦氏虽为华人，而东汉灵帝时，亡奔匈奴，遂为部落大人，（《周书》卷三十《窦炽传》）即其血统似属于汉胡杂种。太宗娶长孙氏为后，长孙氏乃是鲜卑种族。隋唐皇室虽然是汉胡杂种，而却自居为华人。隋末大乱，突厥雄张于漠北，中原豪杰“虽建尊号，皆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而高祖起兵晋阳，欲得突厥之援，也“诡臣之，赠与不可计”。（《新唐书》卷二百十五下《突厥传·赞》）此皆华人勾结外族的证据。唐既统一天下，突厥颇横恣，犹如汉之匈奴一样，无岁不来寇边。唐太宗雄才大略不减汉武，对此国耻，何能不想报复。

    帝谓群臣曰：“往国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诡而臣之，朕尝痛心疾首，思一刷耻于天下。”（《新唐书》卷二百十五上《突厥传》）

    贞观四年，突厥外有回纥之叛变，内又频年大雪，六畜皆死，国内饥馑，太宗即命将出师，一举而歼灭之。隋时，炀帝三驾辽东而皆失败，这由太宗看来，也是中国的耻辱。太宗说：

    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1]，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太宗贞观十九年）

    故又出师辽东，讨伐高丽，唐的国家成为亚洲帝国，其天子在内称皇帝，在外称天可汗，荒区君主非得唐之册封，不能君临其国。（《新唐书》卷二百十九《北狄传·赞》）然而四夷征服之后，又本天下一家的观念，社会上许外夷与华人杂居，政治上许外夷为国家官吏，华夷之别渐次泯灭。唐太宗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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