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帝不留显圣真君在天宫保驾

    孙行者大闹天宫之后，对于文武仙卿颇有轻视之意，他说：“天上将不如老孙者多，胜似老孙者少。”（第五十一回）他所钦佩的只有显圣真君一人。他说：“小圣二郎（即显圣真君），方是我的对手。”（第五十一回）他称福禄寿三老为老弟，（第二十六回）而直呼太白金星的小名，（第七十四回）唯对显圣真君颇致恭敬之礼，称之为兄长，呼之为大哥。（第六十三回）然而显圣真君虽然“神通广大”，（第六回，观世音菩萨之言）而在群仙之中，地位不算高。他非住在天宫之内，而是远居灌州，享受下方香火。当孙行者扰乱天宫，打得个个天将倒拖器械，败阵而走，（第五回）观世音菩萨请调小圣助力之时，玉帝圣旨明白说过，“成功后，高升重赏”，（第六回）然而小圣擒拿孙行者之后又如何呢？诸神都说：“此小圣之功也。”（第六回）而高升重赏并未兑现。金花百朵，御酒百瓶，还丹百粒，异宝明珠锦绣等件，（第七回）纵可以视为重赏。高升呢？还是回到灌州，享受下方香火。（第七回）这与孙行者嫌恶官小，反下天宫，而竟封为齐天大圣，（第四回）比较一下，实可令人寒心。忠勇者守法而欺侮之，反叛者强悍而尊荣之。忠勇者既受欺侮，试问谁人愿意忠勇。反叛者既得尊荣，则守法者亦将变为反叛。何况玉帝圣旨既已约束“高升”，而事平之后，又复食言。政令能够施行，在于政府之有威信。所谓威信不是说用威以行信，而是说立信以树威，即威是以信为基础的。商鞅变法，必先徙木立信，到了百姓知令之必行，而后才公布变法之令，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以太子师傅，有罪亦受刑之制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传》）这不但是威，而且是信。用威以行信，法家尚不赞成，要是用威以行不信，依儒家“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将更有损政府的尊严。韩非说：

    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韩非子》第四十九篇《五蠹》）

    玉帝对于大圣，应刑而不敢刑；对于小圣，应赏而不肯赏。

    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晋武帝泰始三年）

    唐末，黄巢作乱，诸将每于获胜之后不肯穷追。平卢节度使宋威说：“昔庞勋灭，康承训即得罪，吾属虽成功，其免祸乎，不如留贼。不幸为天子，我不失为功臣。”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亦说：“国家多负人，危难不吝赏，事平则得罪，不如留贼，冀后福。”（《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下《黄巢传》）天子刑赏无章，何怪臣下不能信任天子。玉帝虽然不像勾践那样，兔死狗烹；而危难约束重赏，事平又复吝惜，其去唐代天子实无几何。

    但是玉帝何以不愿提拔小圣，留在天宫保驾呢？固然有些帝王对于豪英之士，不肯重用；而欲于身死之后，留给儿孙提拔。盖不得志于先帝，而提拔于后主，他将感恩戴德，不会稍萌二心。这是用人之术，唐太宗之于李即其例也。

    （太宗疾）谓太子（高宗）曰：“尔于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叠州刺史，高宗立，召授检校洛州都督洛阳宫留守，进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遂为尚书左仆射。（《新唐书》卷九十三《李传》）

    但是玉帝没有储君，他又修成不老不死之身，永享无极大道，则唐太宗对付李之术似无必要。

    按小圣乃玉帝的外甥，（第六回）即与玉帝有血统的关系。秦汉以前为贵族政治，秉朝政者或为宗室，或为外戚。秦欲建设中央集权的国家，商鞅变法，设军功之制，以排除宗室的势力，“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史记》卷六十八《商君传》）范雎为相，“强公室，杜私门”，而排除外戚的势力，于是昭王遂废太后而逐穰侯。（《史记》卷七十九《范雎传》）汉兴，制度多仍秦旧，故宗室不宜典三河，（《汉书》卷三十六《刘歆传》）又有“王舅不宜备九卿”之言。（《汉书》卷七十九《冯野王传》）末年制度废弛，禄去王室，权柄外移，王氏一门前后有五大司马继续辅政，终而发生了王莽代汉之事。外戚弄权在吾国历史上并不罕有。东汉外戚多系母后父兄，或为侍中，或典禁军。为侍中者常侍天子左右[1]，而得参与机密，窦宪就是“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诏命”，而操弄国权的。（《后汉书》卷五十三《窦宪传》）典禁兵者在政局动荡之际，更容易利用兵权以取得政权。阎显兄弟就是“为卿校，典禁兵”而干预朝政的。（《后汉书》卷十下《阎皇后纪》）晋初，诸王出拥旄节，入居端揆，势力布于中外，遂有八王之乱，（《晋书》卷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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