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阐释的问题【11】

    对先行阐释的评价

    对于改革及随后政治潮流转向的激烈争论，使得对此复杂历史时期的历史学研究变得非常困难。很多基本史料受困于有偏见的叙述和蓄意删改。首先，（神宗）实录（真实的记录，有时被称作“君主在位期间的编年史”）的起草与改写在反变法和后变法阶段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南宋初期完成而今已不存的第三稿和定本(1)，以赞同反变法派的观点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一版本由痛恨后变法时期弊政的人所修订。(2)这也符合哲宗之妻昭慈太后的明确期望。昭慈太后支持废除变法的宣仁太皇太后，同时也为其继位为帝的丈夫所厌恶，并因后变法派的报复和宫廷阴谋而被逐出宫。(3)她免于金朝侵略者的囚禁————他们曾尝试寻求保守主义集团的支持而未果(4)，后来以极高的荣誉回到南宋朝廷之中，被视作北宋政权以及后变法时期之前美好时代继续存在的象征。正是昭慈太后要求宋高宗告诉实录的编纂者，【12】要将北宋灾难性的灭亡归咎于蔡京及其同党。(5)但是，在实录的最终稿中，这种对后变法时期有意的谴责，与学者们长期以来对王安石及其改革的偏见搅在一起。这对王安石来说是不公平的，它部分源于错误地将王安石与后变法时期联系在一起。

    对历史来说幸运的是，淳熙元年（1174）李焘私人编纂完成了浩繁的原始资料汇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它包含了官方文献和只有极少量编辑修订的其他文献，按时间先后整理，以为一部北宋编年史做最终的准备。尽管表现出一定的反变法的偏见，这部汇编仍可以和官方档案选编《宋会要辑稿》一起放心使用。这两部著作是最好的基本史料。(6)

    《宋史》编纂于元代，总体质量较差，对变法也尤其不公平。(7)其主要编纂者倚重于有影响力的南宋哲学家朱熹的著作。朱熹对于王安石及其改革的观点尽管有时温和，但基本上来说是不利的。(8)当稿本出现不同观点时，《宋史》的主要编纂者（总裁官）一向都毫不犹豫地进行更改，以求与他们自己的观点相一致。(9)其他关于宋史的权威汇编基本都表现了宋王朝在历史上的进步，但它们未能纠正对于变法的偏见。

    对于王安石死后迅速涌现，并充斥整个南宋时期的五花八门的私人笔记，必须极其谨慎地处理。它们中间有不少都充斥着谣言、诋毁，【13】甚至是捏造。(10)这一时期一些士大夫之间激烈的争名夺利，促进了揭发文学（exposé literature）的增长。附带一提，这是一批引人兴味的文学作品，未来值得研究。比笔记更有用的，是很多主要的士大夫的作品汇编（文集）。它们所提供的信息更加可靠，已经被近来的研究者用来补充《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会要辑稿》所提供的资料，而对这些文集的使用目前远远不够。

    对于王安石的研究，随着清代学者蔡上翔详细的传记研究而姗姗来迟。蔡上翔不遗余力地要推翻自南宋以来持续反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历史偏见。正是这部重要的著作，使得现代学者如梁启超，将王安石视为一位伟大的英雄、强调他的远见及其新政与现代思想的相似性，而将其重新引介入本世纪。1930年代，柯昌颐和威廉森在他们关于王安石的一中一英两本名著之中，用更多的材料进一步阐述了基本相同的观点。柯昌颐的著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尽管还不够广泛。一段时期以来，这两部研究几乎被视作权威著作。但是，1936年出版的《宋会要辑稿》，立即证实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可靠性，也披露了大量更进一步的信息，随即使得所有先前关于王安石的研究都过时了。

    最近的学者尚未尝试对王安石及改革作综合研究。他们更倾向于将精力都用于对具体改革措施的细节研究，一项接着一项。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只有将王安石及其改革置于他的时代和宋代社会各方面发展趋势的广阔参照系之中，【14】才能对其有真正的理解。在这方面，许多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如下这些研究：全汉昇关于经济史，宫崎市定关于政府和政治行为，聂崇岐关于政府机构和政治史，曾我部静雄关于财政，以及周藤吉之关于土地制度和官僚的社会流动。

    近来宋史领域学者的注意力，概而言之，第一集中在经济发展，第二集中在政治体制。相对而言，很少关注宋代的思想。对这最后一个领域的研究，大体上着重强调在北宋兴起至南宋成为主流的形而上学和自我修养哲学。相反，对政治理论则较为忽视，尤其是那些在北宋时期有影响的强调功利主义的思想。尽管不是宋代专家，萧公权因为在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对这一方面给予了应有分量的重视而值得赞誉。(11)

    所有这些著作呈现出对王安石及其改革各色各样的阐释。在传统史学中，王安石被视作一位天才的学者，一位诚实但固执的政治家，被自己过分的自信和他寄予错误信任的小人同僚所误导。在此视角下，王安石不能被视作正统意义上第一流的儒家学者。但另一方面，蔡上翔的详细研究宣称，这即使不是扭曲，也是一种误解，王安石应该被看作一位真正的且非凡的儒家学者。

    本世纪的出版物，不消说，不再将他们对王安石的理解根植于儒家思想。梁启超在他的传记作品中，【15】强调王安石的理想和改革举措旨在富国强兵。(12)其他作者，比如福开森（J. C. Ferguson），基于现代自由主义而对王安石表示赞赏。而其他人，尤其是威廉森，将王安石的改革比作国家社会主义。(13)在充满国家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当今时代，流行的对王安石的阐释倾向于过度赞美他。只有一个例外，表达了一种少数观点，即认为王安石是独裁的，但这部著作，没有审慎地使用历史材料，因此不需要严肃对待。(14)无论如何，上述各种各样的阐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以现代眼光回顾性地、从作者各自所持的特定的政治观点出发来审视王安石。

    最近几年，研究者总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宋代的整体发展水平上，并且特别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他们将这种社会经济趋势作为解释政治趋势的基础，这也反映到对王安石的研究方法上。这些学者强调士大夫阶层在土地所有权和特权方面的既得利益。他们暗示，这种既得利益即是解释宋帝国官僚主义特点和专制性质的线索。虽然他们不否认王安石是一位改革家，是值得称颂的、理想主义的和卓越的，但他们以为，将他视作一位超越了所处社会经济背景的杰出的政治家，则可能是一种错误和一种过度的吹捧。

    内藤湖南、王毓铨、周藤吉之以及其他几位顺着周藤吉之探究脉络的日本研究者，在最近对王安石及其时代的阐释上，强调了两种假说。第一种是，【16】在与既得利益者即大地主（主要集中于北方地区）和大垄断商人澎湃激烈的抗争中，王安石代表了新兴中等地主（主要集中于南方地区）的利益。第二种是，新政在事实上扩张了官僚阶层整体的力量，收紧了专制国家的控制力。(15)

    这两种假说之间并不必然是冲突的。它表明了中等地主利益和专制国家利益之间可能存在紧密的联系。一方面，中等地主重视国家的保护；另一方面，中等土地所有权可能最为符合专制国家本身的利益。(16)然而，这种利益的相符（coincidence），绝不意味着利益相同（identity）。许多研究者近来的研究已经在事实上证明，官僚在为中等地主和专制国家的利益同时服务的过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当这两种利益发生冲突时，一些官僚如何选择，至今尚无研究。王安石通过他的新政，努力为他理想化的国家最佳利益服务，有时，甚至以牺牲其社会出身所属的阶级（class）为代价。(17)然而，他的许多追随者，相对于国家利益，更认同他们的阶级利益————如果不是个人利益的话。

    到目前为止，最近的阐释已经大体阐明了这个时代的整体社会经济趋势，尽管还不够确凿无疑。在这些阐释中，阶级利益假说是否有充分的事实证据支撑仍然值得怀疑；或者，这种假说所提出的社会经济趋势，如果得到证实，【17】有可能为政治趋势提供充分的解释。虽然社会经济因素毫无疑问影响了政治趋势，但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对这一点也应予以考察。最近的阐释对有些问题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比如，思想或者政治哲学的多元脉络————它将士大夫分为不同和相对立的学派。此外，政治趋势有其自身的动力。处于相同的社会经济背景，甚至在一个特定的思想流派内，士大夫以不同的政治行为做出回应。这些行为提供了一个将他们区分为特定官僚类型的基础。(18)简而言之，最近的阐释尽管有启发性和帮助，但仍然为再评价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

    当前的再评价及其参考框架

    当前的探索包括在政治背景下对王安石及其时代的再评价。首先，将回顾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出版的许多日本学者、一些中国学者和少数美国学者对王安石及其新政和这一时代巨大发展的研究。有少数出色的著作和大量论文应该提请所有感兴趣的研究者注意。其次，要设法将各种各样的阐释整合起来————只要它们是兼容的————以获得对于王安石及其时代的综合理解。这一再评价将借鉴关于政治思想、政治行为、政府运作的多种阐释，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希望这一政治性参考框架的使用，有别于许多当代学者普遍采用的社会经济背景，【18】可以有助于为更深入的探索建立新的起点。

    这样一种政治的进路，需要对政治环境，以及相关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快速调查。正如柯睿格恰当地描述的那样，北宋时期经历了诸多划时代的中国“传统内部的变化”（changes within the tradition）。(19)

    伴随着教育的发展和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学术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恪守儒家同一性的同时出现了有创造力的多元发展。从长江流域至福建沿海的南方地区，在全国明显居于领先地位，不只是就人口、生产力、贸易和总体的繁荣而言，还包括教育和学术。城市生活方式从大都会圈和大城市向外扩散。货币经济缓慢而稳固地扩张着。政治趋势平行于这些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发展。曾我部静雄已经指出，宋帝国以经济实力弥补了其军事上的虚弱。然而讽刺的是，在国防需求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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