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 《宋元学案》及其对宋元时期理学的总结

    理学发展至清初已经处于颓势，然而纂修学术史之风却相当盛行。清初纂修的学术史著作多侧重于考证理学源流，辨析理学家的学统师承，具有理学史的性质特点。纂修者往往借修史以阐明自己的理学观点，试图重振理学。这是清初理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有关这方面的学术史著作，仅康熙朝就多达十几部，其中以孙奇逢的《理学宗传》、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万斯同的《儒林宗派》等最显于世。《宋元学案》也属于这一时期编纂的学术史著作。由于它是依据理学发展的线索并严格按照一定的体例编纂的，因此，本章拟从理学史的角度对这部著作的下述问题————《宋元学案》的编纂成书，《宋元学案》的学术倾向与黄宗羲、全祖望的治学路径，《宋元学案》对于理学源流和学统师承的辨析，《宋元学案》关于理学史上诸论争的观点，《宋元学案》的体例特点以及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等逐一进行探讨，而重点则在阐明《宋元学案》是如何对宋元时期的理学进行总结的。

    第一节　《宋元学案》的编纂成书

    《宋元学案》系黄宗羲继《明儒学案》之后于康熙十五至三十四年间（公元1676——1695年）编纂的又一部学术史著作。其初无定名，称法不一：或称《宋儒学案》，或称《宋元儒学案》，或以《宋儒学案》《元儒学案》分称。直至道光年间，王梓材、冯云濠校定此书时，鉴于全祖望“所定《序录》，自宋及元，合为百卷”，才合称《宋元学案》。

    众所周知，《宋元学案》非出自宗羲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时，而是历经其子百家、私淑全祖望续修，又经同郡王梓材、冯云濠校定，才最后整理成为百卷定本的。从宗羲草创此书至最后编定刊刻出版，历时将近两个世纪 [1] 。

    尽管如此，黄宗羲草创《宋元学案》之功，是不可抹煞的。他为该书发凡起例，奠定规模，使后继者的续编工作有章可循，其贡献更非他人所能比拟。

    从案卷的设立情况来看，全书一百卷，立案九十一个，而为宗羲所立者凡六十七卷，五十九个学案，占全书所立案卷三分之二左右。《宋元学案·刊例》谓“梨洲原本无多，其经谢山续补者，十居六七”，这显然与该书案卷设立的情况不符。恰恰相反，宗羲原本已立者十居六七。从案卷的内容来看，大凡在宋元理学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理学家和学术流派，宗羲均一一加以论列。如：理学先驱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宗羲分别立为安定、泰山两学案；理学中的濂、洛、关、闽四大家————周惇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宗羲分别立为濂溪、明道、伊川、横渠、紫阳（今本作晦翁）诸学案；程门高弟谢良佐、杨时、游酢、尹焞，朱门高弟黄榦等，在弘扬师说，发展理学思想方面，都有其独特的贡献，宗羲均为之分别立案 [2] ；陆学开山陆九渊，宗羲列入《金溪学案》之三（今本作《象山学案》） ；世称“甬上四先生”的陆门高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等，在发展心学思想，别立陆学门户方面，各有所建树，宗羲分别为之立传，附于《金溪学案》 [3] ；南宋私淑洛学之大成者胡安国，宗羲立为《武夷学案》；湖湘学派的奠基者张栻，宗羲立为《南轩学案》；以传中原文献之学统著称的吕祖谦，宗羲立为《东莱学案》；叶适、陈亮的事功之学，宗羲分别列入《永嘉学案》（今本作《水心学案》） 、《永康学案》（今本作《龙川学案》） ；“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南宋末年金华朱学的主要传人，宗羲立为《金华学案》（今本作《北山四先生学案》） ；宋元之际，北方朱学传人许衡、刘因、吴澄等，宗羲列入《北方学案》 [4] 。又如：以象数学显名而为理学别派的邵雍，宗羲立为《康节学案》（今本作《百源学案》） ；浙东四明之学，由祖陆而宗朱者，始自史蒙卿、黄震，宗羲列入《四明朱门学案》（今本分别作《静清学案》《东发学案》） 。此外，宗羲还为二程、张载、朱熹、吕祖谦、陆九渊诸理学大师的及门和再传弟子分别立案，如：属二程的有《刘李诸儒学案》，属张载的有《蓝田学案》（今本作《吕范诸儒学案》） ，属朱熹的有《潜庵学案》《潜室学案》（今本作《木钟学案》） 、《南湖学案》《北溪学案》《沧洲诸儒学案》，属陆九渊的有《槐堂诸儒学案》，属吕祖谦的有《丽泽诸儒学案》，等等。上述学案，仅举其要，尚不包括宗羲所立学案的全部，但也足以窥见《宋元学案》一书的概貌。

    宗羲卒时，其子百家已年逾半百 [5] 。宗羲生前纂修《宋元学案》，百家自当与闻其事，他对宗羲的学术史观点及其编纂《宋元学案》的体例，也自当有所了解。所以，在宗羲死后，他得以承父志续辑该书。《清史稿·儒林一》称其“传宗羲学”，绝非虚语。他在该书案语中往往称引宗羲之语，标以“先遗献曰”，作为立论的依据，说明他确是恪守家学，然而又有所补充和发挥。王梓材、冯云濠校定《宋元学案》所依据的余姚黄氏校补本，就是经百家编辑和加工的。

    全祖望继百家之后，于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开始续修《宋元学案》，直至卒前一年（公元1754年），历时九载。祖望《蕺山相韩旧塾记》说：“予续南雷《宋儒学案》，旁搜不遗余力。盖有六百年来儒林所不及知而予表而出之者”（《鲒埼亭集》卷三十） ，足见其续修《宋元学案》用力之勤，而他对于自己的续修工作也是颇为自负的。祖望的续修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增补宗羲原本所无的学案

    据统计，为祖望所特立的学案有三十二个，凡三十三卷，约占全书所立案卷的三分之一。祖望所增补的案卷大致可分为四类：

    （1）增补理学先驱学案。宗羲原本以安定、泰山两学案开卷，紧接着是康节（百源）、濂溪、明道、伊川、横渠诸学案；祖望则依据学术统绪的先后，从中补立了高平、庐陵、古灵四先生、士刘诸儒和涑水等五个学案，作为“北宋五子”周、邵、张、二程的前驱先路。

    （2）增补学派传衍学案。宗羲原本的《涑水学案》已佚，祖望不仅补立该案，而且还补立涑水学统传衍的案卷《元城学案》《华阳学案》和《景迂学案》。理学别派邵雍，宗羲原本仅有其本案而无专门的传衍学案；祖望从宗羲原本的《康节学案》中，分出《王张诸儒学案》，并补立了《张祝诸儒学案》，以续邵雍《周易》象数之学。世谓象山学无师承，祖望则认为兼出于王苹，故特补立《震泽学案》。

    （3）增补于学术有功者的学案。如范仲淹和范镇、吕公著、韩维诸人，均为宋室宰辅，于提倡学术有功，祖望特为之分别补立《高平学案》和《范吕诸儒学案》，加以表彰。又如：唐仲友于乾、淳之际倡经制之学，祖望为之补立《说斋学案》，以记其事迹和学说。

    （4）增补理学以外的学案。如：王安石之新学、苏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之蜀学、李纯甫近禅的“异端”之学，世谓为“杂学”或“邪门左道”，不列入理学之流；祖望则分别为之补立《荆公新学略》《苏氏蜀学略》和《屏山〈鸣道集说〉略》，指明其学术思想上的特色和“弊端”。

    此外，祖望还增补了程朱理学入元后的学案，如《肖同诸儒学案》等。

    通过祖望的增补工作，填补了宗羲原本的一些空白，从而使《宋元学案》作为这一时期的学术史著作更臻于完备。

    （二）修定、次定、补定宗羲原本

    据《宋元学案·刊例》：凡宗羲原本所有而经祖望增损者，谓之修定；凡宗羲原本所有而祖望唯分其卷次者，谓之次定；凡宗羲原本所有，祖望分其卷次而特为立案者，谓之补定。其情况分述如下：

    宗羲原本中经祖望修定者凡三十一卷，计：安定、泰山、百源、濂溪、明道、伊川、横渠、上蔡、龟山、廌山、和靖、武夷、豫章、横浦、艾轩、晦翁、南轩、东莱、梭山复斋、象山、勉斋、潜庵、木钟、北溪、鹤山、西山真氏、北山四先生、双峰、介轩、鲁斋、草庐等学案。修定范围包括案主及其学侣、讲友、门人、私淑的本传、著述和附录等方面，其中尤以晦翁、南轩、东莱、象山诸学案的修定更为详尽。如：《晦翁学案》，祖望补附录二十八条，举凡与朱熹同时或稍后的知名学者有关朱子本人的思想、学行和论著的述评，均一一补入；《南轩学案》，祖望补南轩家学、私淑和续传中若干人物的本传，以及《南轩文集》和附录若干条；《东莱学案》，祖望修东莱家学中的吕祖俭传，又补《丽泽讲义》《东莱遗集》和附录若干条；《象山学案》，祖望补象山私淑赵彦肃传，以及《白鹿洞讲义》和附录若干条；等等。宗羲原本中的其他案卷，祖望也详略不等地做了若干补充，而以补案主的论著及其门人、私淑的本传居多。全祖望对宗羲原本所做的修定，不但充实了原本的内容，而且更加全面地反映了这些理学家的思想风貌。

    宗羲原本中，百源、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晦翁等六个学案，原各立为一卷，经祖望次定，各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包括案主本传及其主要著作，下卷包括案主的其他著作、附录及其讲友、门人、私淑的行状等；上卷唯分其卷次，下卷多有修补，故为祖望所次定者凡六卷。

    宗羲原本中，经祖望补定者凡三十卷，计：荥阳、刘李诸儒、吕范诸儒、周许诸儒、王张诸儒、紫微、衡麓、五峰、刘胡诸儒、艮斋、止斋、水心（上下卷） 、龙川、西山蔡氏、南湖、九峰、沧洲诸儒（上下卷） 、岳麓诸儒、丽泽诸儒、慈湖、絜斋、广平定川、槐堂诸儒、深宁、东发、静清、静修、静明宝峰等学案，上述学案，均从宗羲原本分出而别立为案卷的。如：从《安定学案》分出《荥阳学案》，从《和靖学案》分出《紫微学案》，从《晦翁学案》分出《西山蔡氏学案》，从《武夷学案》分出《五峰学案》《衡麓学案》，从《永嘉学案》分出《周许诸儒学案》《艮斋学案》《止斋学案》和《水心学案》，等等。这样，不但突出了这些别立为学案的理学家的学术地位，而且还使宗羲原本中有关学派统绪的脉络更加缜密和清晰。

    （三）增定序目，补撰百卷学案《序录》，补编各学案的师承传授表

    宗羲原本经祖望的修补，大大增加了《宋元学案》的案卷，因此必须对该书序目重新加以增定。全祖望的高足子弟董秉纯在为其师所编的《年谱》中曾言及此事：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春末，至吴门，“取南雷黄氏《宋儒学案》未成之本，编次序目，重为增定”（《鲒埼亭集》卷首） 。而最具有编纂特色和学术价值的，是他为百卷学案补撰《序录》和补编学术师承传授表。《序录》以精炼的文字，提纲挈领地对每个学案的内容、特点进行概括，而尤其注重于学术源流、师承关系和立案宗旨的说明。因此，祖望补撰的百卷学案《序录》，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宋元时期的学术史大纲，它为我们研究补撰者的学术观点，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学术师承传授表是根据《序录》的观点编制的，置于每个学案之首。它采用“以表为文”的形式，将每案中学者间的相互关系和渊源所自，加以分支别派，标示出来，使读者明白易解，一目了然。这是祖望对宗羲原本的一大创造。

    （四）考订史实以补宗羲原本之不足

    祖望所考证的史实多偏重于学统师承方面。例如，艾轩（林光朝）之学传自和靖（尹焞），祖望考其学术宗旨，认为“本于和靖者反少，本于信伯（王苹）者反多，实先槐堂之三陆（九韶、九龄、九渊）而起”，故说：“艾轩之学，别为源流”（《宋元学案》卷十七《艾轩学案·序录》） 。“甬上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之传陆学，“《宋史》混而列之”；祖望细考其学统，指出“杨、袁、舒自文安（九韶），而沈自文达（九龄）”（同上卷七十六《广平定川学案》案语） 。他进而指出九韶、九龄两人学术旨趣的差异：九韶之言“皆切近有补于日用”，九龄却“喜为讨论之学”（同上卷五十七《梭山复斋学案·序录》） 。祖望还订正宗羲原本某些论断的失实。例如，关于唐仲友与永嘉诸子的关系，宗羲认为有过学术上的交往。祖望遍考永嘉诸子文集，“皆无往复文字”，吕祖谦虽与之同里，“然绝口不及之”，说明唐仲友是“孤行其教”，不与永嘉诸子往来，故说：“梨洲先生谓永嘉诸子实与先生（唐仲友）和齐斟酌，其说似未然也”（同上卷六十《说斋学案》案语） 。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其后学力言为朱子所手著。祖望考之朱子与赵师渊书，证明“《纲目》原未成之书”，而是出于其门人赵师渊之手，“本之朱子者，不过凡例一通”（同上卷四十九《晦翁学案下》案语） 。类似对史书记载失实的考证，在祖望续修《宋元学案》时均一一加以厘正，从而大大提高了该书作为学术史资料的价值。

    全祖望续修《宋元学案》未及最后编定成书就去世了。其书稿存于他的学生卢月船（字配京，今鄞州区人）处达八十年。这期间，月船及其后人虽曾“谋完是书”，而均因故未果。道光年间，朴学士王梓材（字艧轩，今鄞州区人）受当时浙江学政何凌汉（湖南道州人）的委托，搜访该书书稿 [6] ，与同郡冯云濠“合而定之，整比讹舛，修辑缺遗”，历经七年，于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完成该书的校定，遂使“谢山序录百卷，顿还旧观”（何凌汉《宋元学案·原叙》） ，并由云濠出资刊刻。此为《宋元学案》百卷本的初刊本。不久，书版毁于兵火。凌汉子绍基“思有以卒成先志”，拟重刊。王梓材重又对初刊本“精心勘阅”，“补脱正误”（何绍基《宋元学案·原叙》） ，历三年（公元1842——1844年）而成。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宋元学案》重刊本问世。

    王梓材的校定工作，包括：根据全祖望的百卷《序录》重新厘定《宋元学案》的案卷，使与之相符；参阅史传资料，修补原稿本中所缺的人物传记；依照原稿本的观点，补编其中所缺的学术师承传授表，又根据祖望《序录》，补辑该书最后五个案卷 [7] ，撰写有关人物及其著述的案语；考订原稿本中失实的记载；等等。此外，他还在每个学案案首标明其立案者，指出系宗羲原本所有，还是祖望所特立或经其修改的，并与冯云濠、何绍基一起，就《宋元学案》的成书、刊刻经过，写成《宋元学案考略》，使后人得以了解该书各种稿本、刊本的原貌，为研究学术史保存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可见，《宋元学案》所以能够成为现今这样完善的本子，是与王、冯等人（尤其是王梓材）的校定工作分不开的。这也是我们在论及编纂《宋元学案》时所以特别提到他们的校定工作的缘故。

    第二节　《宋元学案》的学术倾向与黄宗羲、全祖望的治学路径

    《宋元学案》的学术倾向属于王学的思想体系，但又不完全囿于王学思想体系。从上述关于该书的编纂情况来看，其学术倾向具有兼取百家、综罗文献、和会学术异同、注重经史之学、集一代学术史之大成等特点，这些特点是与其编纂者黄宗羲、全祖望的学术倾向，尤其是与他们的治学路径相一致的。

    黄宗羲（公元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他生于明末清初之际，这是一个被称为“天崩地解” [8] 的时代。明末社会的黑暗，吏治的腐败，宦官的专权，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使农民起义连年不断，市民反抗运动日益高涨。与此同时，思想界也掀起了一股批判现实、抨击当道、提倡经世之学、反对理学禁锢因而具有早期启蒙性质的新思潮。黄宗羲既接受这一新思潮的洗礼，又是推进这一新思潮的倡导者。他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而以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复兴甬上证人书院为其界标。在前期，宗羲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他步武东林，进行反阉宦的斗争，其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统治；继而“身遭国变”，于是投入抗清斗争；丙申（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以后，他深感光复无望，乃奉母归里，从此毕力于著述。这一时期，他的重要代表作是写成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的《明夷待访录》一书。此书系统地总结了宗羲前期的社会政治思想。他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谓君主为“天下之大害”（《原君》） ，主张把君民的从属关系颠倒过来，变“君”主“民”客为“民”主“君”客（同上） ；他揭露封建专制无“公法”，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原法》） ，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他更主张把学校变成“公其是非”的清议机关，反对以天子的意见定是非的思想专制（《学校》） ；等等。这些思想观点，是宗羲前期思想中最富有民主性精华的内容，它闪烁着批判封建主义的光芒。

    在后期，宗羲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于理学、经学、史学、天文、历算等方面均有高深的造诣，而尤其注重经史之学的研究。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易学象数论》（六卷）、《授书随笔》（一卷）、《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宋元学案》（未成书）等。

    黄宗羲的学术观点虽未能尽脱“求理于心”的王学藩篱，故难免为“道德心术”所累。但是晚明王学末流之“空疏”，又使他痛感纯主观的道德追求（即所谓“尊德性”）无补于救世，因而又折入对于“实学”的追求（即所谓“道问学”），试图通过“道问学”以成就“尊德性”。这一学风的转向，是宗羲学术倾向的一大特点。具体地说：

    首先，它表现为提倡读书。这是宗羲有感于晚明学风的流弊而发的。他说：

    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南雷文案》卷二《留别海昌同学序》）

    他一方面批评“言心学者”之不事读书，另一方面又批评“言理学者”之抱残守阙，见识不广。他提倡学者不但要读书，而且要多读书。宗羲的上述观点，在全祖望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以下简称《神道碑文》） 中也有明白的记载：

    公（指宗羲）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讲学之流弊。（《鲒埼亭集》卷十一）

    这里，宗羲指出了读书与明理的关系：只有多读书，才能明白事理，才能把握住事理的变化。他这种认识事理的方法，包含着用知识来论证事理的积极内容，较之王学末流之空谈性命，显然是前进了一步。实际上，这是由“道问学”进于“尊德性”的认识方法。

    其次，它表现为注重经史之学的研究。宗羲提倡读书，主要是指读经书和史书。这在上引全祖望所撰的《神道碑文》中已讲得十分清楚。宗羲所以注重经史之学，不是为古而古，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经世。他认为，“六经皆载道之书”（《南雷文案》卷二《学礼质疑序》） ，“穷经”是为了明治世之道。因此，他反对墨守经书的成训，泥古不化，而提倡“经术所以经世”。同样，他所以提倡读史书，注重史学，也是旨在经世，故说：学“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甬上证人书院记》） 。

    据全祖望《神道碑文》，宗羲早年即遵父命，发愤读史，“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鲒埼亭集》卷十一） 。章学诚谓：“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而开此风气之先者，实始于宗羲（《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梁启超认为，宗羲是“清代史学开山之祖”，其“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在他的史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开明史馆，其馆员多为宗羲的后学。而传其学成绩卓著者，要首推万斯同。现行的《明史》，大半是出自万斯同的《明史稿》（五百卷），其史学实传自宗羲。宗羲关于史学的著述，有重修《宋史》（未成书），《明史案》（二百四十卷，已佚）、《行朝录》八种，而在学术史上有“不磨功绩”的，是《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

    第三，它表现为勤于文献资料的搜集和编纂。从事学术研究，离不开文献资料；从事经史之学的研究，更是如此。宗羲所以勤于文献资料的搜集和编纂，是与他提倡多读书、注重经史之学的研究这一治学路径合辙的。全祖望在《神道碑文》中曾具体谈到这方面的情况，说宗羲“既治经，则旁求之九流百家，于书无所不窥者。……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鲒埼亭集》卷十一） 。为了搜集和编纂文献资料，宗羲还建立“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发之绪” [9] （同上） 。从黄百家《续钞堂藏书目序》一文中，可以看到宗羲搜集文献资料范围之广泛，它包括：经、史、子、集、选文、选诗、志考类、经济类、性理、语录、天文、地理、兵刑、礼乐、农圃、医卜、律吕、数算、小说、杂技、野史、释道、俳优等方面，凡若干万卷。“其中目所未见，世所绝传之书，累累而是”（《南雷文案》附《学箕初稿》卷一之一） 。百家还特别提到壬寅（公元1662年）以来宗羲搜集文献资料的情况，说“余家所得野史、遗集、绝学、奇经，殆不胜纪……而家大人方将旁搜遍采，不尽得不止”，使数百年来沉没而将绝传之书，“于今悉得集于‘续钞’，使之复得见于世”（同上） 。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一文中，尤其详细地记述他本人自明末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以来的半个世纪里，历年搜访各地藏书的情况，其足迹所至，几遍于大江以南（《南雷文案》卷二） 。足见其对文献资料的搜访之勤，它构成宗羲生平活动不可分割的部分。

    宗羲不仅勤于文献资料的搜访，而且精于文献资料的编纂。除上述他曾重修《宋史》，辑《明史案》《行朝录》等外，还编纂《续宋文鉴》《元文抄》（均未成书）和《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等资料。这无疑是为他晚年编纂《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积累资料的。

    黄宗羲学术倾向的上述特点，得到了他的私淑弟子全祖望的继承和发扬。

    全祖望（公元1705——1755年）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今鄞州区）人。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成进士，授职翰林院庶吉士。他因违忤时相，而又无意耽于仕途，遂辞官归里，从此不再出仕，潜心于学术，以至终老。其间，他曾于乾隆十三年和十七年，先后应聘主讲本郡蕺山书院和出任广东端溪书院山长，但均为时甚短。其为人耿介，清贫自守。晚年，他虽贫病交加，仍孜孜不倦于著述。其遗稿由门人合编成《鲒埼亭集》，分内外编，凡八十八卷。此外，尚有《经史问答》十卷、《困学纪闻三笺》若干卷、校《水经注》三十卷、续修《宋元学案》一百卷等。

    全祖望的学术倾向，大体与宗羲相同，均本之王学。然而，他较之宗羲却更少王学的“枝叶”和学派的门户之见。他学识渊博，于“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兼而得之，而尤“精通经史”（《鲒埼亭集·阮元序》） 。其治学路径，大致循着宗羲的轨迹，重视经史、文献之学的研究。

    据祖望的门生董秉纯记载，他“少年刻志经史之学”（同上外编《题词》） ，十四岁即与其师“争论经史”，被誉为“吾门俊人”（同上卷首《年谱》） 。青年时期，他经常与同郡厉鹗（樊榭）、王豫（立甫）、杭世骏（堇浦）、姚世钰（薏田）等“讨论经史，证明掌故”（同上） 。他关于经史、文献的学识，曾深得阁学李绂的赏识，称之为“深宁、东发以后一人也”（同上） 。

    在经学与理学的关系问题上，全祖望十分称赞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舍经学无所谓理学”的观点，视为至理名言（同上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表》） 。这与宗羲谓“学必源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同上外编卷十六《甬上证人书院记》） 的学术旨趣是一致的。他高度评价顾炎武的《日知录》，认为是“先生终身精诣之书，凡经史之粹言具在焉”（同上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表》） ，而他对于经史之学的研究，正是持极其严谨的态度。后世学者称其《经史问答》一书，可以与《日知录》“相埒”（《鲒埼亭集·阮元序》） ，绝非溢美之词。

    祖望的经史著作，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注重考证。祖望的经史著作，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史实的考证，其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历史事件、人物传记、职官世系、学术师承、地理沿革、郡县设置、律历演变，以至字义疏证等。他的考证文字，简而不繁，立意清新，重在分析，没有“专门汉学”的烦琐之弊，有不少考证，其结论非常新颖。例如，关于春秋五霸：有指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者，有指齐桓、晋文、秦穆、吴王（阖庐）、楚庄者，也有指齐桓、晋文、越王（勾践）、宋襄、楚庄者，说法不一。祖望一反历来旧说，指出：“所谓霸者，必能使天下望国皆来听命，定其朝聘之节，张其征讨之威，号令分明……而后不愧于礼乐征伐之自出”（同上外编卷三十六《春秋五霸失实论》） 。他认为，楚、吴、越、秦、宋均不符合上述条件：楚、吴、越，“草窃苟简”，非为霸之正统，秦原属西戎，宋曾受困于楚，均非霸者之流。那么，五霸之目，谁能当之？他说：“齐一而晋四也。”齐一，即齐桓公。晋四，即指由晋文至晋顷，凡十君，能称霸者：晋文、晋襄、晋景、晋悼，上接齐桓而为五霸。类似立论新颖的考证，远非仅此。然而，由此也足以领略其考证的特色。

    二是注重学术文化源流的辨析。这不但见之于祖望有关的专著，而且还散见于其论学的书、帖、题、记、序、跋，以及表、志、碑铭等，其所辨析，脉络分明，条理清晰。例如，明、清以来，以藏书宏富著称的“天一阁”，祖望在《天一阁藏书记》一文中，对其源流做了极其详尽的考证，指出：是阁虽肇始于明嘉靖间，而阁中之书则非自嘉靖始，实为固城丰氏“万卷楼”之旧物。丰氏是北宋丰稷（字相之，谥清敏）后裔。该楼藏书，还可以追溯到北宋哲宗元祐年间，尔后几经变迁，由甬上迁至绍兴，由绍兴六迁至奉化，由奉化四迁至定海，明建中年间，丰庆获知甬上紫清观为该楼旧址，乃置园宅。“于是元祐以来图书，由甬上而绍兴而奉化而定海者，复归甬上”（同上外编卷十七） 。经祖望这一番考证辨析，天一阁藏书楼的历史和变迁，厘然可知。又如，理学史上的格物说，凡数十家，众说纷纭，后学者实难尽举其异同。祖望善于辨析各家学说的源流，使之一目了然。他对“物有本末”，“先其本”，“后其末”的格物说，考证其源流，指出：此说早出自元儒黎立武，立武之学，私淑于谢艮斋（谔），谢与朱子同时，而其学出于郭兼山（忠孝），兼山又是程颐门人（见《经史问答》卷七） 。类似这种考证学术源流、辨析师承关系的文字，在祖望的著作中，随处可见，构成其经史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是强调文献资料的翔实。祖望认为，经史研究，必须完整、系统地占有资料，力求材料翔实。他根据这一观点，比较了唐代孔颖达和陆德明两经师的优劣，指出：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依违旧注，不能有所发明，汉、晋经师异同之说，芟弃十九，令后世无所参考。予尝谓：“《正义》出而经学之隘自此始”；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力存古儒笺，故未可忽也”，认为孔书不能与陆书相比（同上外编卷三十八《唐孔陆两经师优劣论》）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祖望一生十分注重文献资料的搜访和编纂。他尝抄南宋杨万里的《诚斋易传》于天赐园谢氏，宋元之际吴澄的《草庐春秋纂言》于云在楼陈氏，多次登天一阁抄录历代图书。《鲒埼亭集》内外编中的不少题、记，如《二老阁藏书记》《天一阁藏书记》《天一阁碑目记》《藂书楼记》《小山堂藏书记》《双韭山房藏书记》等，就是祖望勤于搜访、抄录文献资料的见证，其中详细地记载了他搜访图书资料的情况。他搜访、抄录的文献资料，范围很广，甚至为一般学者所不注意的碑帖拓本的残编断简，也不放过。他还曾与李绂一起，抄录明《永乐大典》中世所罕见的资料，并按经、史、志乘、氏族、艺文五项，分类编纂。他认为，编纂文献资料，“必综汇历代所有，不以重复繁冗为嫌者”（同上外编卷四十二《移明史馆帖子》一） ，而艺文一门，“不当专收本代之书”，“即以本代之书言之”，“必略及其大意”，“凡撰述、复审、删正之人”，均应“详载”（同上《移明史馆帖子》二） 。这说明全祖望对于文献资料的搜访和编纂，是十分注意其完整性的，其治学态度之严谨，由此可见一斑。阮元曾将祖望与前代学者做了比较，他说：“吾观象山、慈湖诸说，如海上神山，虽极高妙而顷刻可成。万、全之学，则如百尺楼台，实从地起，其功非积年工力不可”（《鲒埼亭集·序》） ！足见祖望的学术功力之深。

    总之，通过对黄宗羲、全祖望的学术倾向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已经表现出不同于传统王学的新特点，其中尤以治学路径的转向最为显著。他们着重于“道问学”，而“道问学”的重点在治经史、文献之学，而治经史、文献之学的重点在综罗文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宋元学案》的编纂，具体体现了黄宗羲、全祖望的治学特点。

    第三节　《宋元学案》对于理学源流和学统师承的辨析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学术史著作的任务之一，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宋元学案》作为宋元时期的学术史著作，正是具体而又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如果说它和其他学术史著作有所不同，那么，就在于它是以理学为主线而展开对其源流和学统师承的考证和辨析的；而它对于理学源流和学统师承的考证和辨析，实际上也就是对这一时期理学的发展进行了总结。

    根据《宋元学案》的观点，宋元时期的理学大体经历了发端、确立、传衍、集成、分派、合流等阶段，其源流演变的情况，可以概述如下：

    宋代理学推原于北宋真、仁二宗之际，由胡瑗、孙复发其端，而以胡瑗“倡明正学”、以经术教授苏（州）、湖（州）诸生为其标志，时在仁宗明道、景祐年间（公元1032——1038年）。庆历之际（公元1042——1048年），“学统四起”，或夹辅泰山孙复之学而起，或与安定湖学相应，或开关学之先，或启蜀学之绪，均为濂、洛、关学之前茅。

    仁宗皇祐、嘉祐之际（公元1049——1063年），周（惇颐）、张（载）、二程（颢、颐）诸子辈出，濂、洛、关学相继奠定了宋代理学的基础，标志着理学的确立。

    仁宗以后至南宋高、孝二宗之际的百余年间，为理学的传衍和分派时期，而以传洛学最盛。其主要传人：谢良佐传于楚（今湖北）、杨时传于闽（今福建）、三吕（大忠、大钧、大临）传于秦（今陕西）、谯定传于蜀（今四川）、永嘉诸子（周行己、刘景范、鲍若雨等）传于浙（今浙江）、王苹传于吴（今江苏）、李先之传于江右（今江西）。传关学者，除上述三吕和永嘉诸子外，尚有范育、潘拯、游师雄、种师道、李复、田腴、苏昞、张舜民、薛昌朝等，然其再传中绝。濂学自周惇颐以后，世无传人。虽朱熹、张栻“始确然以为二程子所自出”，然“二程子未尝传其学”（同上卷十一《濂溪学案·序录》） 。

    南宋初，传洛学之大宗者，应首推杨时和胡安国，胡寅、胡宪、胡宏、胡宁“四先生”出而广其学。高宗以后，郑氏兄弟（伯熊、伯英）继起，于孝宗乾、淳间（公元1 165——1 189年）重振洛学于永嘉。

    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熹的朱学、吕祖谦的吕学（又称婺学）、陆九渊的陆学。朱学集洛学之大成；陆学以“发明本心”之说别树心学一派，而与朱学相径庭；吕学则兼取两家之长，以性命之学起，而又以“中原文献之统”加以润色。三家“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同上卷五十一《东莱学案》引祖望《同谷三先生书院记》） 。在此前后，有出自胡宏、张栻的湖湘学统，有出自薛季宣的永嘉学统，也有出自陈亮的永康学派，相继而起。湖湘学统“自南轩出而与考亭相讲究，去短集长”，其言论“归于平正”（同上卷五十《南轩学案》宗羲案语） ，然其弟子，“多留心经济之学”（同上卷七十一《岳麓诸儒学案》祖望案语） ；永嘉学统“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同上卷五十六《龙川学案·序录》） ；永康学派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同上） 。

    乾、淳诸老朱、陆、吕、张、薛、陈等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同上卷五十四《水心学案上·序录》） 。

    传朱学者，以蔡氏父子（元定、沈）、黄榦、辅广、陈埴、杜煜、陈淳诸儒最为显要。蔡氏父子被称为闽中“朱学干城”（同上卷六十七《九峰学案·序录》） ，而蔡元定居于“领袖朱门”的地位（同上卷六十二《西山蔡氏学案·序录》） 。宁宗嘉定（公元1208——1224年）以后，足以光大其师说者，则应首推黄榦。而传朱学于永嘉者，则始于叶文修和陈埴。陈淳虽于沧洲诸子为晚出，然其“卫师门甚力”，且“多所发明”（同上卷六十八《北溪学案·序录》） 。此外，传朱学于南方者，尚有沧洲其他诸子李燔、张洽、廖德明、李方子等，皆有“宿老”之称。与此同时，庆元学禁解除，真德秀直继朱学，以昌明正学自任，而有功于后世（同上卷八十一《西山真氏学案》本传） 。魏了翁则私淑朱熹、张栻之学于蜀中，“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同上卷八十《鹤山学案》百家案语） 。理宗端平（公元1234——1236年）以后，闽中、江右传朱学者，“支离、舛戾、固陋”，至陈淳、饶鲁诸子而“流入训诂派”（同上卷八十六《东发学案》引祖望《泽山书院记》） 。度宗咸淳（公元1265——1274年）以后，何基、王柏、金履祥师弟为一支，起于婺（州）；黄震、史蒙卿、王应麟为一支，起于明（州），重振朱学于浙东：前者为金华朱学的主要传人，后者为四明传宗朱学者，而黄震为之冠。然何基师弟这一支，至许谦而渐流于章句训诂，至柳贯、黄溍、吴莱诸子而成“文章之士”，至元末明初的宋濂则渐流于“佞佛者流”（同上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引祖望《宋文宪公画像记》） 。四明传宗朱学者，至王应麟而兼综朱、陆、吕和永嘉之传，出现了和会诸家、综罗文献的趋向。入元，朱学北传，其主要传人有：赵复、姚枢、窦默、郝经、许衡、刘因等，而许衡为其大宗（同上卷九十《鲁斋学案·序录》） 。及至刘因的门人和后学，则又流于经训章句。

    传陆学者，自乾、淳以后至南宋末年，大体有如下四支：一是浙东的“甬上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为陆门之首，而“杨、袁尤多昌明之功”（同上卷七十四《慈湖学案》引祖望《同谷三先生书院记》） ；二是江西“槐堂诸儒”傅梦泉、傅子云、邓约礼、黄叔丰等，而以傅梦泉为槐堂诸儒之冠，槐堂诸儒虽大致与甬上诸子同时，然其学之盛反而不及甬上陆学；三是甬上之西的严陵一支，杨简高弟钱时为其首，主讲象山书院，陆学遂兴；四是咸淳之际，汤巾、汤汉传陆学于鄱阳，此为杨简、袁燮之后，江右“陆学之一盛”（同上卷八十四《存斋晦静息庵学案·序录》） 。入元，中振陆学者，浙东有赵偕，江右有陈苑。陈苑弟子祝蕃、李存、舒衍、吴谦，号称“江东四先生”，阐扬师说，使陆学“为之一光”（同上卷九十三《静明宝峰学案》宗羲案语） 。

    朱、陆的后学，虽分支别派，自立门墙，然而到了宋、元之际，两派都出现了和合、融会的情况。最早和会朱、陆之说要推鄱阳的汤巾和汤汉，时在理宗淳祐间（公元1241——1252年）。他们虽重振陆学于江右，然而又开宋、元之际和会朱、陆两家学术之先河。汤汉且“兼治朱、吕、陆之学”，“和齐斟酌，不名一师”（同上卷八十五《深宁学案·序录》） 。王应麟曾与之游，也兼综朱、陆之学和永嘉之传。随后，程绍开筑道一书院，“以合朱陆两家之说”（同上卷八十四《存斋晦静息庵学案·程绍开传》） ，而为吴澄所师承。所不同者，程绍开是“本为陆学而和合朱学者”（同上梓材案语） ，吴澄则本为朱学而“兼主陆学”（同上卷九十二《草庐学案·序录》） 。继吴澄而和会朱、陆之学者是郑玉：前者多右陆，后者则右朱，此又其所以不同者。宋元时期理学的源流演变，至和会朱、陆之说而接近于尾声。

    从《宋元学案》关于宋元理学的源流演变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基本认识：

    宋元理学，盖源于濂、洛、关学，而以洛学为大宗。濂学无传人，关学再传中绝，唯洛学的传人，枝繁叶茂，传衍不衰，自北宋中期至南宋初，为洛学的发展时期。随后，朱、陆之学崛起，分支别派，各有传人，然以朱学为大宗。自南宋中叶至后期，是理学分立和朱陆两派发展的时期，也是理学集大成的时期。宋、元之际，朱、陆合流，宋元理学的源流演变，至此走完了自己的历程。以上是从纵向的角度对宋元理学做宏观的考察。然而，这不足以概括《宋元学案》关于宋元理学源流的全部观点，因此需要从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关于宋元理学的发端

    《宋元学案》认为，宋代理学一般皆推原于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同上卷一《安定学案·序录》） 。然而，细按其实，也不尽然。例如，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就是首推周惇颐而次及二程的。这显然是以周惇颐为理学的发端人物。黄震认为，宋代理学，“实自胡安定、孙泰山、石徂徕三先生始”（引自同上卷二《泰山学案》百家案语） ，将石介归入理学发端的行列。宗羲于理学发端虽无明文言及，但观其《宋元学案》原本，濂、洛诸子之前，无《高平学案》，只立安定、泰山两学案，而将石介作为孙复的门人附在《泰山学案》，说明他仅以胡瑗、孙复为宋代理学的发端人物，而不包括范仲淹和石介。这就打破了历来论纂宋代理学史的格局。黄百家和全祖望续修《宋元学案》时，继承了宗羲的上述观点。百家在《安定学案》案语中说：“先生之学，实与孙明复开伊洛之先”（同上卷一） 。认为胡瑗、孙复才是二程理学之先导。此说显然是本之家学。全祖望在《古灵四先生学案》案语中说：

    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于南，泰山先生起于北，天下之士，从者如云，而正学自此造端矣。（同上卷五）

    这说明他也是以胡瑗、孙复为理学的发端人物。不仅如此，他在推原宋代理学时，对于濂、洛之学兴起前学统纷立的情况和周、张、二程之前驱，做了更为详细的考察。他说：

    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当时，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阳戚氏在宋、泰山孙氏在齐、安定胡氏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天叟辈共以经术和之，说者以为濂、洛之前茅也。（同上卷三《高平学案》引《庆历五先生书院记》）

    这里，祖望指明了宋代理学发端于何时以及濂、洛之学的前驱。他认为宋代理学发端于北宋真、仁二宗之际，即公元十一世纪二三十年代。若以胡瑗“倡明正学”、以经术教授苏（州）、湖（州）诸生为标志，则当在宋仁宗明道、景祐年间，这与上述安定、泰山“造端”“正学”于“宋仁之世”的说法是一致的。至于濂、洛之学的前驱，除胡瑗、孙复外，他还列举了戚同文、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和李之才、邵古等。与此相应，他在《宋元学案》中增补了《高平学案》《庐陵学案》，而将戚同文作为“高平所出”、韩琦作为“高平同调”，列入《高平学案》，将李之才（邵雍师）、邵古（邵雍父）附在《百源学案》邵雍本传中，却把石介摒于理学前驱之外，为因“其析理有未精者”（同上卷二《泰山学案》引《读徂徕集》） 。同时，他又特立《古灵四先生学案》，将福建侯官的陈襄列为二程、张载的前驱，以补“宋人溯导源之功”的疏漏（同上卷五《古灵四先生学案·序录》） 。他认为，“古灵（陈襄）所得虽逊之，然其倡道之功，则固安定、泰山之亚，较之程、张为前茅焉”（同上案语） 。

    考祖望所列举的濂、洛诸子前驱，唯胡瑗、孙复于“倡明正学”、以经术教授当世，有开启宋代理学先河之功。因为他们是宋代学风转向的肇始者。例如，他们首倡以义理说经之风，胡瑗的《周易口义》《洪范口义》《中庸议》，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易说》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而一改东汉以来对于经书只注重文字训诂的治学风气。又如，他们用以教授诸生的“明体达用之学”，也是一反隋、唐以来取士只注重词赋而不注重经世的用人之道，而为尔后理学家讲求“修、齐、治、平”学问之张本。正是从学风转向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胡瑗、孙复有开启宋代理学先河之功。

    至于全祖望所列举的其他学者，则要做具体分析。

    范仲淹虽曾指点过张载治学，但还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何思想上的继承关系，且范仲淹所以显名于世，并非以其理学思想，而是以其政论和政绩。陈襄于“学者皆以词华相高，而指知天尽性之说为迂阔”（同上本传） 之时，独于闽海之一隅，复振安定湖学，于理学虽有辅翼之劳，但非开启之功。戚同文虽曾聚徒讲学，且为范仲淹之所从出，然其经术史载不详，难于遽做定论。欧阳修之学其要在崇仁义之本而辟释氏之虚无，然其疑经非圣思想绝非濂、洛之学的渊源所自，且其负有盛名，并非以其经术，而是以其文章。韩琦则于政事、武功著称，于学术虽有赞助之功，但无所发明，也难于视为濂、洛之前驱。李之才倡先天象数之学，历来学者以为传自陈抟，而邵古传李之才之学，故均属老氏者流，非濂、洛诸子之前驱。

    尽管祖望对于濂、洛诸子的前驱人物似有别择未精之虞，但是他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则是超越前人的。尤其是他对于濂、洛之学兴起以前学统纷立的考察，更是难能可贵。他说：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适）、杜（醇）五子，永嘉之儒志（王开祖）、经行（丁昌期）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师仁（原作存仁，据梓材案语改），皆与安定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一辈人也；关中之申（颜）、侯（可）二子，实开横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实开范正献公（祖禹）之先。筚路蓝缕，用启山林，皆《序录》者所不当遗。（同上卷六《士刘诸儒学案·序录》）

    从祖望关于学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基本的认识：第一，从理学的发端到濂、洛之学的兴起，中间经过一个“学统四起”的过渡阶段。从时间上说，如果宋代理学发端于宋仁宗明道、景祐年间，即公元十一世纪三十年代；那么，濂、洛之学兴起前的过渡阶段则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2——1048年），即公元十一世纪四十年代。认清了这一点，对于我们弄清宋代理学的确立始于何时，很有意义。第二，庆历间并起的学统，属于泰山之学的有：齐鲁的士建中、刘颜，永嘉的王开祖、丁昌期，浙东的杨适、杜醇，浙西的吴师仁；属于古灵之学的有：闽中的章望之、黄晞；属于关学之先的有：关中的侯可、申颜；属于蜀学之先的有：宇文之邵。它们之间，虽无师承统属关系，然而都承接十一世纪三十年代理学发端的余绪，授徒讲学，倡明经术，从而为我们展示了濂、洛之学所以兴起的思想背景，揭示了宋代理学确立前夕的学术发展趋向。所以说，祖望对于这一时期“学统四起”的探讨，是难能可贵的，他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史资料。

    二、关于宋代理学的确立

    如果说，理学的发端是以学风的转向为其标志，那么，理学的确立则应以理学的重要范畴和论题的提出为其主要依据。《宋元学案》实际上已经涉及这个问题。黄百家说：

    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周惇颐）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徂徕卓乎有儒者矩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同上卷十一《濂溪学案上》案语）

    百家这段话概括地阐明了《宋元学案》编纂者关于宋代理学的基本观点，其要点有二：第一，他指出汉、宋学术之辨在于：汉儒之学“止有传经之学”，宋儒之学则讲“性道微言”之“绝学”：前者又称之为经学，后者又称之为理学。可见，宋代理学区别于汉代经学的最根本一点，是宋代理学把孔、孟的“性道微言”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就是说，“性与天道”既是宋代理学的重要范畴，也是宋代理学的中心论题。第二，他指出孔、孟的“性道微言”是经过周惇颐、二程、张载“诸大儒”的一番阐幽发微功夫才得到发扬光大的，故说遂使“圣学大昌”。可见，他们才是宋代理学的奠基者。因此，宋代理学的确立，显然应以他们创立濂、洛、关学为界标。其时间，据《宋元学案》所提供的史实：程颢自十五六岁时即与其弟程颐受学于周惇颐，则濂溪之学约兴于仁宗庆历、皇祐之际，即十一世纪四十与五十年代之交。至于洛学、关学之兴，据《横渠学案上》本传，张载于仁宗嘉祐（公元1057——1063年）初至开封，与二程“语道学之要”和讲论《易》学，称赞二程“深明《易》道”，并撤去讲席让听者往师二程，则关、洛之学约兴于此时。由此可以判定，宋代理学的确立，约在仁宗后期的皇祐、嘉祐年间，即公元十一世纪五六十年代。

    《宋元学案》以阐发“性道微言”作为宋代理学区别于汉代经学的本质特征，可谓是一语破的，它道出了汉、宋学术异同的真谛。众所周知，汉代经学，尤其是东汉以来的古文经学，只注重于经书字义的训诂而不深究经书所蕴含的义理。宋代理学虽没有摆脱注经、解经这一传统的经学形式，但是并不拘泥于经书字义的从违，而是借这种传统的经学形式来阐发自己对于宇宙、人生真义的观点。于是，“性与天道”就成为构造理学体系的重要范畴，而阐发“性道微言”就成为理学体系的中心论题。不仅如此，宋代理学更从本体论的高度探索孔、孟的“性道微言”的新义，从而建立起以天理为核心的宇宙本体学说和以伦理为本位的人生哲学。周惇颐的《太极图·易说》《易通》，张载的《西铭》，程颢的《识仁篇》《定性书》，程颐的《伊川易传》，等等，都是属于这方面的奠基之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周、张、二程诸子辈出，濂、洛、关学相继崛起，奠定了宋代理学的基础，它标志着理学的正式确立。这也是我们所以充分肯定《宋元学案》上述观点的原因所在。

    三、关于宋代理学家的学统师承

    在概述宋元理学的源流时已经初步接触到这个问题。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与宋元理学的发展关系较为密切或有争论的几个问题。

    （1）关于周、程学统。这个问题，自北宋以来，一直就有争议。根据《宋元学案》提供的情况，大体有两派意见：一派是吕希哲、吕本中、汪应辰，他们认为，二程虽少尝游于“濂溪之门”，然“其后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否认周、程之间有师承传授的关系；一派是朱熹、张栻，他们认为，濂溪“为二程子所自出”（同上卷十一《濂溪学案上·序录》） ，肯定周、程之间存在着师承传授的关系。《宋元学案》的编纂者对此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宋元学案》的黄宗羲原本，列二程为濂溪门人，说明周、程之间有师承关系。黄百家则持否定态度，说程颐十分礼敬胡瑗，“非安定先生不称”，而“于濂溪虽尝从学，往往字之曰茂叔”（同上卷一《安定学案》案语） ，以此说明程颐师承胡瑗而不师承周惇颐。全祖望则持两可态度：在《濂溪学案上·序录》中，他倾向于吕、汪之说，谓“濂溪诚入圣之室，而二程子未尝传其学，则必欲沟而合之，良无庸矣”。但是在《周程学统论》一文中，他却说：

    然则谓二程子虽少师周子，而长而能得不传之秘者，不尽由于周子可也，谓周子竟非其师则过也。若《遗书》中直称周子之字，则吾疑以为门人之词。……周子所得，其在圣门，几几颜子之风。二程之所以未尽其蕴者，盖其问学在庆历六年，周子即以是岁迁秩而去，追随不甚久也。（同上卷十二《濂溪学案下》引）

    这里，他一方面肯定了周、程之间的师承关系，认为二程直称周惇颐之字，可能是二程“门人之词”，而非出自二程之口；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二程之学“不尽由于周子”，而二程所以未能尽周子学说之精微，原因在于二程“追随”周子时间甚短。祖望的上述看法，显然较《序录》的观点更为允当。因为不承认周、程之间的师承关系，势必否认周、程之间在理学方面的学统联系，因而也就势必否认周惇颐在理学中的开山地位，而百家所谓“二程嗣之……圣学大昌”云云，也就难于自圆其说。事实上，二程理学体系中的不少思想观点，就是得自周子之学。例如，二程的“主敬”说，就是对周子“主静”说的继承和发挥。又如，二程论学，谓“中正而诚则圣”，就是本之周子《易通》“圣，诚而已”之说。然而，二程之学又“不尽由于周子”。程颢曾说：“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河南程氏外书》卷第十二） 。这表明二程理学既有其渊源所自，又有其独自的创获。故祖望谓二程之学“不尽由于周子”，自是确论。因此，尽管祖望于周、程学统问题持两可之说，但是如果不囿于一隅之见，那么，《周程学统论》才是全面地反映了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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