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 孙奇逢的理学著作与理学思想

    第一节　孙奇逢的生平及著作

    孙奇逢（公元1584——1675年）字启泰，号钟元，晚年自号岁寒老人，保定容城人。享年九十二岁。

    孙奇逢的祖父举嘉靖丁酉乡贡，官沭阳令，历官河东盐运司运判。父诸生。孙奇逢兄弟四人，他行第三，兄弟互相师友，砥砺名行。孙奇逢年十四，中秀才。年十七，登万历庚子京兆榜。以后屡上春官，不第。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御史黄宗昌荐孙奇逢、鹿善继“可当大任，请行征聘”，奇逢力辞，“朝野重之，称曰征君。”

    1644年甲申，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不久，清兵入关，李自成退出北京，清朝建立。国子监祭酒薛所蕴以让贤荐，兵部左侍郎刘余佑以举知荐，顺天巡按御史柳寅东以地方人才荐，陈棐以山林隐逸荐，孙奇逢“俱以病辞不赴。”清政府在京畿圈地，孙奇逢在容城的田庐被圈占，遂移家河南辉县，隐居苏门山讲学。水部郎马光裕赠以夏峰田庐，辟兼山堂读《易》其中，率子孙躬耕自给。门人自远方来学者日众，称夏峰先生。孙奇逢平易近人，见者“服其诚信”。生平未尝以讲学自居。公卿大夫及田氓野老，有就而请教的，孙奇逢总是“披衷相告，无所吝也。”死后，葬夏峰东原。

    使孙奇逢得到当时士大夫特殊尊重的，是他不避危难，竭力营救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的义举。天启乙丑、丙寅年间（公元1625——1626年），宦官魏忠贤弄权，虐害东林党人。乙丑，左光斗、魏大中被逮，将至京师。魏大中作二书，一寄鹿善继的儿子鹿化麟，一寄孙奇逢，要求在覆巢之下，庇护其子魏学洢。周顺昌也有书寄鹿善继，谓魏学洢随父赴京，“而道孤援绝，欲仗公覆庇，更厚望于孝廉孙公。”其寄孙奇逢的书中附诗云：“一身作客同张俭，四海何人是孔融，”深望孙救援。次年丙寅，周顺昌也被逮至京。左、魏、周先后被拷掠，又勒逼交“赃”，左二万两，魏五千两，周五千两。孙奇逢建旗击鼓，联络亲友，各尽分出金营救，两次都只有数百两。及送至京师，而左、魏均先毙杖下。周顺昌次年亦毙杖下。周之死，“齿牙尽落，身无完肤”，“诸君子亦不免于死，虐焰方张，凡素往来者，皆键户遁迹，无复过而问之。”而孙奇逢“急难拯溺，置身家性命于度外，”“海内高其义，有范阳三烈士之称。”三烈士谓孙奇逢与鹿太公、张果中三人。鹿太公是鹿善继的父亲，张果中是白沟一带的剧孟一流侠义之士，在营救左、魏、周三君子的过程中皆尽心竭力，不避危难。在魏忠贤肆虐于正士的政治毒焰下，他们都以铮铮铁骨，犯危赴难，无所反顾，诚然无愧于烈士的称号。当营救最紧张的时候，孙奇逢写信给驻兵山海关的阁部大臣孙承宗，请求援助。鹿善继在孙幕下，与承宗商议，谋脱诸君子之难。孙承宗乃自山海关提兵巡视京东蓟门一带，具疏，“以关门事，请入觐，面奏机宜。”阉党恐惧，乃谓阁部提关门兵数万来清君侧。魏忠贤绕御榻而泣，言：“奴辈必无噍类。”帝乃夜半差官，赍严旨止之。孙承宗不得已，兵至通州而返。孙承宗清君侧的军事行动，未能成功，但震动了朝野，激化了东林与阉党的矛盾。形势急转直下，左、魏、周先后毙杖下。以上事迹，见孙奇逢所作《乙丙记事》（《夏峰先生集》卷三） 。

    孙奇逢的另一重要事迹，是率领容城人民，抗御清兵的围攻，保全了家乡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全了明朝的几百里江山。岁丙子（公元1636年），清兵“薄畿辅，逼容城”。孙奇逢与兄弟，率宗族乡党入城。邻邑亲友奔集，依孙奇逢者数十百家。当时秋雨多日，容城土堞倾圮，城西北隅尤甚。孙奇逢独当西北一面。城未补筑而清兵突至，窥伺倾圮之处。孙奇逢一面率兵抵御，一面抢筑城堞，终于把城墙修好。在围城中，孙奇逢协和官绅，同舟共济，劝人捐输，以保身家。清兵几次进攻，不能得逞，容城竟得保全。当时邻近府县俱陷落，独容城屹然固若金汤。

    时天下多事，锋镝时传，人无安枕。戊寅冬（公元1638年），又有兵革之事。孙奇逢率领子弟门人，入保易州的五公山。族党亲友，依之者愈众。孙奇逢整饬武备，安定人心，为守御之计。暇则讲礼兴学，诵诗读书，于干戈抢攘之际，隐然一方乐土。远近服其教化。自壬午至甲申（公元1642至1644年），又三次避地，引三国时田子春避地徐无山扫地而盟之义，著《埽盟余话》。

    孙奇逢避地自保的时候，与群众立了戒约，有《山居约》，列戒约五条：一曰“严同心”，要求忠孝，“以报国家”；一曰“戒胜气”，要求集思广益，和好相处；一曰“备器具”，要求备齐武器，弓矢枪炮，火药铅子，万不可缺；一曰“肃行止”，要求或行或止，次序不乱。作战则同向敌人，弓矢相环，枪炮递进，便可以少胜多；一曰“储米豆”，要求入山者携带粮食，做好准备。这五条戒约，注意到思想一致、团结纪律、武器装备、粮饷储存各个方面，是避地自保的经验总结。在强敌压境，人民分散自保的战争中有一定作用。此外，孙奇逢还写了《严樵牧约》，不许“戕伐人树木，践踏人种蓄”，令当地人饮恨，而在我辈就成为“不德”了。这讲的是群众纪律。又写了《六器约》，规定亲友相会，六人一席，荤素六器，面不足则佐以脱粟。明亡以后，隐居苏门山，又写了《苏门会约》，是讲学结社的戒约，定“每月两会”，“大家均有主道”，“亭午即集，烛不及跋”。会约四条，约定交，约崇俭，约受善，约忘己，重在讲学与道德修养。入社的人，或素嗜烟霞，而鸿冥不下；或身经仕路，而鹤性难驯；或冷署优游，而默探乎禅理；或灯窗攻苦，而久澹乎名心。他们“均抱用世之才，俱有脱尘之想，”既欲用世，又想脱尘，确是易代之际逸民的思想，其中具有平等、互助的精神，是可贵的（以上所引戒约，均见《夏峰先生集》卷十一） 。

    孙奇逢对清兵在关内的攻掠，深抱敌忾情绪，观下面一段文字可知。

    戊寅之夏，止生（茅止生）谓敌当复来，州邑城非所恃也。因商所以出门，且欲携鹿氏一二孤寡为避地计。……夫畿南为敌兵出没之地。伯顺既已惨死，而师相一门之惨，更令人不忍见闻。边患日甚一日，边备日弛一日，人心日溃一日，此后情事，尚忍言耶！（《夏峰先生集》卷六《复范质公》）

    文中所云戊寅，为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敌指清兵。时清兵多次寇掠畿南城邑，明崇祯帝虽“果于杀戮，一日刑溃逃将吏三十余人”，但未能挽回溃败的局势。《夏峰先生集》卷六《与杨允谐》书云：“弟入山六月有奇，幸不死于兵”，“衣物牛畜，俱被卤掠。”可见军事形势之危急，战火下生活之痛苦。崇祯十一年那次清兵入寇，畿南城邑都不守。孙奇逢的好友鹿善继（伯顺），督师山海关的阁臣孙承宗（稚绳），俱因城陷殉国。孙承宗时退居林下，乃与家族二十余人争先就义。《夏峰先生集》卷九《督师阁部太傅孙文正公墓志铭》记其事云：“戊寅，敌复南下。公部署子姓，分雉堞拒守。”城破，“公乃自理绳，命两兵加勒而死。……子孙暨妇女童稚争先就义者二十余人。”《夏峰先生集》卷六《复王天锡》书云：“恺阳、伯顺两先生殉城之惨，人莫不见苦。”恺阳是孙承宗的别号。清兵在畿南攻城略地、杀人抢劫的时候，孙奇逢避地山中历时六个月，他写的多篇山居戒约，当即成于此时。

    明亡以后，他的朋友学生，有的移居福建海滨。孙奇逢同他们还有书信往还。《夏峰先生集》卷十四《得王生洲延平书》诗云：

    故人书至七千里，言别于今二十年。

    极目云天何处是，开函未读已潸然。

    闽海浮家天际头，沧桑变后一身留。

    故园回首孤臣泪，浪静风恬肯系舟？

    细详诗意，王生洲于明亡后南去福建延平。二十年后，写信给孙奇逢。亡国孤臣，浮家闽海，民族气节，激励了孙奇逢。诗中对王生洲寄予了深刻的怀念。延平为郑成功的根据地，王生洲可能参加了郑成功的反清复明军事斗争。这两首诗十分珍贵。此时，当已是康熙初年，孙奇逢八十多岁了。

    《夏峰先生集》卷十三又有《茅止生自闽中寄诗》七古一首，也是怀念远去闽海的朋友的。诗云：

    连朝飞雪大如手，冽冽朔风蛟龙吼。

    泥深骨冷卧袁安，负橐葛生踏冻走。

    惊喜相看鬓欲残，七千里外行路难。

    开函宛对故人面，长短挥毫兴未阑。

    忽及赔累事最急，我心不平坐复立。

    彼其之子毒何深，坐客闻之皆于邑。

    毋嗟男儿生不辰，从来豪杰多遭屯。

    羡尔履险能如夷，怀中有剑何忧贫？

    茅止生曾在畿南抗击清兵，崇祯十一年戊寅，准备避地远行。后来，果然远去闽海。怀中有剑，履险如夷，是颇有英雄气概的。《夏峰先生集》卷十三有《闻卢九台战没因忆茅止生》诗，云：“茅子予旧交，仗剑素有志。”表达了对茅止生的钦敬。

    孙奇逢的这种民族气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明朝覆亡的时候，孙奇逢六十一岁。尔后，他在清朝统治下，又活了三十一年。孙奇逢自然不无故国之思。他为元朝刘因所作的《渡江赋》辩白。刘因的《渡江赋》，明儒邱濬疑为幸元兵之渡江灭宋。孙奇逢以为不然，说《渡江赋》是刘因哀宋室的灭亡，是爱国思想的表露。《渡江赋》到底是幸宋室的灭亡，还是哀宋室的灭亡，可以不论。而孙奇逢借此以哀念明朝的覆亡则是可以断定的。为刘因洗刷，正所以明自己眷恋故国的心迹。

    孙奇逢对清朝的征辟，力辞不赴。他隐居讲学著书，写了大量著作。尤其是所作的《日谱》，据说卷帙浩繁，可惜已经遗佚。今录其著述目录如下：

    理学宗传、四书近指、读易大旨、书经近指、圣学录、两大案录、甲申大难录、岁寒居文集、答问、日谱、畿辅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乘、四礼酌、孙文正公年谱、取节录、苏门纪事。以上共一百六十五卷。大部分有刊本，也有未刊而散佚的。《理学宗传》最为有名，《岁寒居文集》即《夏峰先生集》，《四书近指》《读易大旨》《书经近指》等，均有刊本传世。

    孙奇逢的著作分两类：一类是理学方面的，如《语录》《理学宗传》；一类是史学方面的，如《畿辅人物考》《中州人物考》《甲申大难录》等。其中有些是有价值的。

    孙奇逢一生以理学家自处，注重心性修养。其学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尝言：我七十岁工夫较六十而密，八十工夫较七十而密，九十工夫较八十而密。学无止境，此念无时敢懈，此心庶几少明。足见其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理学家对自己的要求无非是封建道德的践履，不一定有可贵的意义，但其老而弥笃的进取精神应该肯定。八九十岁的老人了，还认真地做功夫，在学无止境的道路上迈进，不能不令人钦敬。

    第二节　孙奇逢的《理学宗传》

    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二十六卷，自叙撰于清“康熙五年清明前三日”。自云：“此编已三易，坐卧其中，出入与偕者逾三十年矣。”“初订于渥城（今河北徐水），自董江都而后五十余人，以世次为叙。后至苏门，益廿余人。后高子携之会稽，倪、余二君复增所未备者，今亦十五年矣。”可知所谓“此编已三易”，就是指：一、初订于渥城，共列五十余人；二、后至苏门，益二十余人，则为七八十人；三、后高子携之会稽，倪、余二君复增所未备者。今本《理学宗传》共列一百六十三人。则第三次增入者亦有七八十人。从康熙五年，上推十五年，当为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这是在会稽由倪、余二君增补的时间。此时，《理学宗传》已大体编订就绪。但是最后定稿，则在康熙五年。自叙云：“赖天之灵，幸不填沟壑。策灯烛之光，复为是编，管窥蠡测之见，随所录而笺识之。宛对诸儒于一堂，左右提命，罔敢屑越。愿与同志者共之，并以俟后之学者。”这说的是定稿的情况及心情、愿望。孙奇逢编著这部《理学宗传》，历时超过三十年，其间经过明朝的灭亡，干戈扰攘，田庐被圈占，流离失所，生活极不安定。但是始终把这部书的稿子带在身边，“坐卧其中，出入与偕”。可见他对这部书的重视。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理学宗传》定稿，时孙奇逢已是八十三岁的老人了。

    按周汝登编成的《圣学宗传》，在明万历乙巳（公元1605年），见陶望龄所作《圣学宗传序》。则孙奇逢的《理学宗传》成书，后于《圣学宗传》六十年。应该说，孙奇逢是有可能看到《圣学宗传》的，书名同为《宗传》，当非偶合。只是把《圣学》易为《理学》而已。但是查《理学宗传》全书，未提及《圣学宗传》其书，仅在第二十六卷之末，殿以周汝登，曰：“周汝登，字海门，浙江人”。注云“传缺”。然后撮其语录二十条，亦未及其《圣学宗传》。《理学宗传》卷二十六，为《补遗》，列张九成、杨简、王畿、罗汝芳、杨起元、周汝登等六人，“谓其超异，与圣人端绪微有不同，不得不严毫厘千里之辨。”是明白地摒斥在正宗之外了。

    《理学宗传》所要传的是怎么样的宗呢？孙奇逢在自叙里首先做了说明。他说：“学以圣人为归。无论在上在下，一衷于理而已矣。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则放之家、国、天下者，而理未尝有所增。不得志，则敛诸身、心、意、知者，而理未尝有所损。故见之行事与寄之空言，原不作歧视之。舍是，天莫属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术遂为天下裂矣。”可见《理学宗传》所要传的宗，指的是圣人提出的“理”。孙奇逢说：“周子曰圣本天，程子曰圣学本天，又曰余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己体贴出来。”则他所说的“理”，也就是周惇颐的“天”，程颢的“天”或“天理”。《宗传》所传的就是这“天理”之学。“天理”是理学家的最高哲学范畴，十分古老，本没有什么新奇之处。而孙奇逢的著作，则要给这个“天理”找出一个自周惇颐起直至明朝末年东林党人顾宪成为止的大宗传统。这就是他三十年辛勤著作的用意所在。这个传统找到了，则王路（圣王的统治）、道术（圣人的学术）都得到了维系与巩固。在孙奇逢看来，天下第一等重要的莫过于此了。饥可以为食，寒可以为衣，这是次要的，而这个“天理”则使“跛者能履”，“眇者能视”，那就是最了不起的了。

    孙奇逢选了十一个理学家，作为《理学宗传》的大宗。这十一个人是周惇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洲、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计宋朝七人，明朝四人。为什么要选这十一个理学家为大宗，而不选别的理学家为大宗，孙奇逢对此没有说明。但是，确实这十一个理学家中，除罗洪先、顾宪成比较不称外，其余九个都是最重要的理学家。而以东林党魁顾宪成为理学大宗之殿，孙奇逢自有深意。

    除了大宗十一人以外，从汉朝起又列了“诸儒”一百四十六人。计汉朝为董仲舒等五人，隋朝为王通等五人，唐朝为韩愈等三人，宋朝为杨时、胡瑗、张栻、吕祖谦、蔡元定、袁燮、真德秀等五十四人，元朝为刘因、许谦、许衡等十八人，明朝为曹端、陈宪章、湛若水、王艮、何塘、罗钦顺、吕坤、鹿善继、刘宗周等六十一人。在这一百四十六个“诸儒”中，特别标出了“程门弟子”若干人、“朱门弟子”若干人、“王门弟子”若干人，表明了理学家中的重要学派都有许多弟子，有所区别于其他理学家。

    《理学宗传》以周惇颐等十一位理学家为大宗，称之为主。历朝诸儒为辅。主与辅是他的一条标准。以十一子与诸儒为内，补遗所录张九成等六人为外。内与外是他的又一条标准。内是自家人，而外则是杂于禅了。他在《理学宗传》的《义例》里说：“是编有主有辅，有内有外。十一子其主也；儒之考其辅也。十一子与诸子，其内也；补遗诸子，其外也。”孙奇逢给理学家排名次，定地位，列出两条标准，是煞费苦心的。在十一子之中，程、朱与陆、王都属于大宗。在诸儒之中，程子门人、朱子门人、王子门人，都以各自的师门学统，并峙于理学发展的历史上，并无轩轾。既标明了学统，又避免了朱、陆异同，互相水火的无谓纷争。这就使这部《理学宗传》能够得到理学家们的广泛赞同。

    《理学宗传》的大宗从宋朝开端，到明末结束，这是符合理学史发展实际的。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实际也是理学史，却远从伏羲、神农开始，包括周、孔、孟、荀，未免追溯得太远了。反观孙奇逢的《理学宗传》就见得比较平实。作为一部学术史应该有谨严的断制，孙奇逢掌握了这个原则。

    孙奇逢在《理学宗传》每家传记、语录的眉端，写了批注。这些批注，每条都很短，三言两语，十来个字，二三十字，提挈纲领，点明脉络，标举宗旨，指示精神、肯綮。每人篇末，又有总评。例如，对朱熹与陆九渊，在总注中扬朱抑陆。这是孙奇逢个人的裁断，足以见其本人的理学观点。这颇似李贽《藏书》对每个历史人物传记所做的书眉批注及传后总评。大抵明末学术界是流行这种风气的吧。

    孙奇逢对学术思想的历史发展线索，做了论述。他在《理学宗传》的自叙里说：“先正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乾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邹鲁，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这是整个发展的线索，元、亨、利、贞，贯通今古，是一个大圆圈。至于从历史的分期说，则上古、中古、近古，每段又各有其元、亨、利、贞的圆圈。自叙说：“分而言之，上古则羲皇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元其仲尼，亨其颜、曾，利其子思，贞其孟子乎。近古之统，元其周子，亨其程、张，利其朱子，孰为今日之贞乎？……盖仲尼殁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来且五百有余岁矣，则姚江岂非紫阳之贞乎？”上古一个圆圈，中古一个圆圈，近古一个圆圈。三个圆圈，各有自己的元、亨、利、贞，一圈扣住一圈，构成整个学术思想从古至今发展的大圆圈，这大圆圈有其总的元、亨、利、贞四大段。从濂、洛、关、闽以来，就处在这大圆圈元、亨、利、贞的贞的阶段，就是说，宋明理学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整个大圆圈的贞的阶段。孙奇逢对中国学术思想史发展线索的论述具有一定的辩证观点，这是值得肯定的。他认为学术思想是发展的、变化的，不是僵死的。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但孙奇逢的发展变化是在一个固定框子里的发展变化，未能越出儒家思想雷池一步。他画的圆圈是封闭的。中国历史上许多优秀的思想家、学问家都被排除在外，例如两汉的桓谭、王充、张衡，魏晋南北朝的刘徽、嵇康、阮籍、范缜、祖冲之，唐朝的柳宗元、刘禹锡、僧一行，宋朝的王安石、沈括，明朝的宋应星、徐光启等都没有论及。由于《理学宗传》这部书先天的规定性，使他的这些缺点无法克服。

    在《理学宗传》里，孙奇逢标举了“本诸天”的学统。自叙说：“儒者之学，乃所以本诸天也。”又说：“论学之宗传而不本诸天者，其非善学者也。”在理学发展史上，本诸天与本诸心是两个不同的学派。程、朱本天，陆、王本心。孙奇逢似乎是赞同本诸天的程、朱。在《理学宗传》的《义例》里，孙奇逢又说：“《宗传》成，或疑予叙内本天、本心之说。问曰：虞廷之人心、道心，非心乎？孔子之从心所欲，非心乎？何独禅学本心也？曰：正谓心有人心、道心，人心危而道心微，必精以一之，乃能执中。中，即所谓天也。人心有欲，必不逾矩。矩，即所谓天也。释氏宗旨，于中与矩，相去正是千里。”这里，孙奇逢强调宗传必须本天，不能本心。本心乃是禅学。这就意味着把本心的陆、王贬为禅学了。

    但是，孙奇逢是不是真的尊程、朱而退陆、王呢？也不尽然。孙奇逢门人赵御众所作《夏峰集·旧叙》说：

    先师之学，以天为归，以孔为的，以至诚为全量，以慎独为工夫，以知明处当为力行之实地。其所以信独见而化异同者，总之以孔子印诸儒也。自考亭、象山之辨，聚讼未息，而姚江之义相继而起。或者以先师为非考亭之学者，先师不辨也。盖自志学以至属纩，无一日非穷理之事也。或者以先师为遵姚江之学者，先师亦不辨也。盖自与鹿忠节定交，讲明良知，无一日非格致之事也。或者又以先师为考亭、姚江调停两可之说者，先师亦不辨也。盖穷理为孔子之穷理，致知为孔子之致知，苟不同脉，何以调停？若果异端，谁为两可？但当看其是孔非孔，不当问其谁朱谁王。则考亭、姚江之辨，后人正亦未易以左袒虚见争也。

    赵御众把孙奇逢的思想摆在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争论中考察，看其到底归属哪个学派，这个见解很有道理。但是他的结论是既非程、朱，亦非陆、王，既是程、朱，又是陆、王，模棱两可。在最后，赵御众则说：“无处非天之道，无处非孔之教，即无处非先师之学也。”还是把孙奇逢归入程、朱的天理一派。这大概可以代表当时学者的共同论断，也符合孙奇逢在《理学宗传》自叙及《义例》中的宗旨。

    《理学宗传》出版以后，得到人们重视。但也并未完全令人满意。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凡例》中兼论周汝登《圣学宗传》与孙奇逢《理学宗传》云：“从来理学之书，前有周海门《圣学宗传》，近有孙钟元《理学宗传》，诸儒之说颇备。然陶石篑与焦弱侯书云，海门意谓身居山泽，见闻狭陋，尝愿博求文献，广所未备，非敢便称定本也。……钟元杂收，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而其闻见亦犹之海门也。学者观羲是书（指《明儒学案》），而后知两家之疏略。”可见黄宗羲对两部《宗传》都有批评。平心而论，言其繁富与裁断，《理学宗传》较《圣学宗传》自是为优。《明儒学案》卷五十七有孙奇逢学案，称其《理学宗传》为“别出手眼”，固表示倾倒。黄宗羲谓“岁癸丑（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作书寄羲，勉以蕺山薪传，读而愧之。时年九十矣。”南北两位学术史大师的相互关心，感情笃挚，令后人钦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七《子部七·儒家类存目三》，评《理学传心纂要八卷》云：

    国朝孙奇逢撰，漆士昌补。奇逢有《读易大旨》，已著录。士昌，江陵人，奇逢之门人也。奇逢原书，录周子、二程子、张子、邵子、朱子、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十一人，以为直接道统之传。人为一篇，皆前叙其行事，而后节录其遗文，凡三卷。又取汉董仲舒以下，至明末周汝登，各略载其言行以为羽翼理学之派，凡四卷。奇逢殁后，士昌复删削其语录一卷，搀列于顾宪成后，共为八卷。奇逢行谊不愧古人。其讲学参酌朱、陆之间，有体有用，亦有异于迂儒。故汤斌慕其为人，至解官以从之游。奇逢以顾宪成当古今第十一人，士昌又以奇逢当古今第十二人。醇儒若董仲舒等，犹不得肩随于后，其犹东林标榜之余风乎。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未收孙奇逢的《理学宗传》，存目所列《理学传心纂要》实即《理学宗传》。在《夏峰集》中，孙奇逢曾提到所作《理学传心》一书，盖即《理学宗传》较早的名称。唯今流传之《理学宗传》有二十六卷，而漆士昌所补之《纂要》则仅七卷，卷帙相去甚远，或者尚为未定稿之书，犹在周子去会稽，倪、余二君未增补前之书乎。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肯定孙奇逢的为人，且对其讲学亦评价较高。但对其《宗传》对前人的位置，则有微言，诮其犹有“东林标榜之余风”。这种讥嘲，未免刻薄，盖对《理学宗传》其书的性质，未能细心体会所致。

    我们今天评论《理学宗传》，可以得出如下认识：首先，《理学宗传》全面论述了宋明理学发展的历史，起自十一世纪，止于十七世纪，凡六百年。论述了这一时期重要理学家的生平、思想，及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虽不是很科学，却有开创意义。其次，《理学宗传》在分别论述理学家的时候，又特别标举了有较大影响的理学派别，如程门、朱门、王门，即其门人以溯其师承，使理学派系的传衍得到说明，符合学术史要求。第三，其书以《理学宗传》命名，表明孙奇逢认识到理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应作专门史予以论述。这种学术史的眼光应该肯定。如仅用“史识”二字概括似还觉不够贴切。

    《理学宗传》也有不足之处。作为一部学术史，《理学宗传》只是理学家传记的汇编，而对历史发展的线索勾勒得不够清晰。对理学何以产生、发展于此时，理学的基本特征等问题，未做说明。《理学宗传》反映的思想观点是封建的，孙奇逢以理学家论述理学的历史，自不免囿于理学固有的眼界，未能以整个学术史的广阔识见来科学地衡量理学的得失及其历史意义。此外，既是以宋明十一子为大宗，时代断限自当局于宋明时期，则诸儒考之上及董仲舒、王通、韩愈等，未免义例有欠。

    第三节　孙奇逢的《四书近指》《书经近指》和《读易大旨》

    孙奇逢的经学著作，传世的有《四书近指》二十卷，《书经近指》六卷，《读易大旨》五卷。这些著作，都撰著于清朝初年。《四书近指》自序题顺治己亥于兼山草堂，时年七十六岁。顺治己亥为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魏裔介序作于康熙元年壬寅（公元1662年），当为刊刻的年份。《书经近指》自序题顺治辛丑，七十八岁老人。顺治辛丑为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后于《四书近指》二年。赵缵序作于康熙十五年丙辰（公元1676年）。门人赵御众序，谓“岁丙辰，御众持征君先生《尚书近指》稿过滏阳”，其伯兄赵缵谋付梓。“既竣，命御众叙之。”则刊刻于康熙十五年，正是孙奇逢逝世的次年。《读易大旨》无自序，三无道人李崶跋，题“辛丑阳月三无道人古雄州姻弟李崶拜识”。辛丑当为顺治十八年辛丑（公元1661年）。门人耿极序，题“康熙戊辰夏至后三日百楼门人耿极谨识”。戊辰为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时孙奇逢已逝世十四年。则《读易大旨》的刊刻已很晚了，在成书李崶写跋文时的二十八年之后了。

    孙奇逢的这三部经学著作，成书于顺治十六年至十八年，而属稿当较早。《四书近指》二十卷，篇幅不小，属稿应最早。《书经近旨》六卷，属稿应比《四书近指》为晚。孙奇逢在自序中说：“予以《尚书》世其家，习闻父师之训。”说明《书经》之学是其家学，应有比较成熟的见解。《读易大旨》则居夏峰时所作，出于三无道人李崶的传授。孙奇逢居夏峰，辟兼山堂读《易》其中，当即为著《读易大旨》之时。书名题“读易”，是自谦之辞，言只是“学习”而已，不敢自云有何发明。书无自序及凡例，盖成书之后，付门人耿极订正，未及写出自序。耿卒后，稿归孙奇逢的曾孙用正。用正在书前冠以“义例”五条，谓“述曩时所闻，及散见各集中者，汇冠卷首，以备发凡起例之义。”当仍为孙奇逢的见解。孙奇逢的这三部经学著作，都比《理学宗传》定稿为早。

    孙奇逢的这三部经学著作，发表了他的理学观点。有些观点，比较好，并不迂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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