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美丽的威尼斯（1867年2月）1

    没有比威尼斯更华丽更不可思议的了。在不可能建造城市的地方建造城市，这本身便是不合常情的，何况建造的是最优雅、最宏伟的城市之一，这更是天才的狂想。水流和海洋，它们的波光水影必然赋予它以独特的绚丽色彩。软体动物得用珠母和珍珠装饰自己的居室。

    只要对威尼斯作一次表面的巡礼，便能看到，这是一个意志坚强、文化发达的城市，一个共和主义的、商业繁荣的、寡头统治的城市，它由河水隔开的一个个地方连结而成，是在一面军旗下建立的货物集散地，这里既热闹又安静，既有嘈杂的市民大会，又有秘密的聚会和活动；它的广场上从早到晚攒聚着人群，而代替街道的河流在默默地奔向海洋。圣马可广场每天喧声不断，吵吵闹闹，小船则无声无息地从它旁边驶过，没人注意。谁也不会知道，在它的黑色天幕下隐藏着什么，在幽会的情人附近又有什么人正被淹死。

    凡是在总督宫2中觉得逍遥自在的人，一定具有与众不同的气质。他们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没有土地，没有树木，这算得什么，只要多一些雕刻的石块，多一些装饰品，金饰物，镶嵌工艺品，雕塑艺术品，图画和壁画。这里有一个空角落，便放一尊带湿漉漉的长胡须的干瘦的海神像！那儿出现一个空台阶，便放上张开双翼的石狮子和手拿《福音书》的圣马可像3！这儿光秃秃的，空无一物，便铺一层大理石，镶成图案花纹！那儿又铺一层斑岩镶制的花边！不论是对土耳其人或热那亚人的胜利，还是教皇的友好访问，都在大理石上留下了踪迹，所有的墙壁都蒙上了一层雕刻的帷幕，绘画更多。保罗·韦罗内塞4，丁托列托，提香，都曾手执画笔，站在脚手架上，在这儿作画；“大海的新娘”5的每一个历史步伐，都应该通过画笔和雕刻刀留给后人。

    在这些石块中间蕴藏着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6发现的新航线和新海港，都不足以影响威尼斯的生存。要扼杀它，必须在法兰西王朝的废墟上崛起了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在这共和国的废墟上又出现了一个大兵，按照科西嘉的方式，把蘸有奥地利毒汁的三棱匕首投在这狮子身上才成。7但是威尼斯清除了这毒汁，经过半个世纪之后，依然复活了。

    但是它活了吗？除了雄伟的躯壳，很难说它还一切完好，也很难说，它已有了新的前途……何况整个意大利的前途又如何呢？也许，对威尼斯说来，它的前途在于君士坦丁堡，在于斯拉夫-希腊民族的振兴，在于正从东方的迷雾中逐渐显露曙光的自由联盟的形成。

    那么意大利呢？……这以后再谈。现在威尼斯正在举行狂欢节，这是七十年亡国之后的第一个狂欢节8。广场变成了巴黎歌剧院的舞厅。老圣马可以他金光闪闪的形象和艺术圣像，在爱国主义的旗帜和异教的马匹中9，兴高采烈地欢度着节日。只有每天在两点钟飞到广场觅食的鸽子感到有些困惑，不断从一个屋檐飞到另一个屋檐，希望证实它们的餐厅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群众还在增加，人们欢天喜地，不顾一切地尽情玩笑取乐，在朗诵的声调中，在谈话和姿态中充分表现自己的喜剧天才，只是不像巴黎的小丑那么尖酸刻薄，不像德国人那么庸俗无聊，也不像我们祖国同胞那么下流肮脏。在这里看不到任何有伤大雅的表现，人们为此惊讶，尽管它的意义是很清楚的。这是全体人民的游戏、休息和娱乐，不是酒楼妓院和它们的派生机构中的争奇斗妍、寻欢作乐，那些地方的女人撕下了一切遮羞布，却偏要戴上面具，以便让它像俾斯麦的撞针一样10，更有力地、更准确地射出不可抗拒的子弹。但这里没有那些女人的容身之处，在这里人民是自己娱乐自己，他们的姊妹、妻子和女儿们也是自己娱乐自己，谁要是侮辱戴面具的人，只能自己遭殃。在狂欢节中，面具对妇女的作用，与驿站长纽扣洞上的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相同。11

    起先我只是作为旁观者看看热闹，但是它那天然具有的魅力必然把一切卷入这股洪流。

    全体人民像患了舞蹈病，穿着奇装异服在广场上拼命跳舞，这时任何无聊的玩笑都可能出现。餐馆的大厅里坐着几百个人，也许还更多，他们都是戴了紫白色的面具，坐在镀金的海船上由水牛拉着进入广场的（所有陆上的交通工具和四足的动物，在威尼斯都是非常稀罕和珍贵的）。现在他们便坐在那儿大吃大喝。一个客人突然提出，要给大家看一件宝物，保证大家一定满意，这件宝物便是我。

    这位先生与我仅有一面之交，他蓦地跑进阿尔贝戈·但尼尔饭店，要求我与他一起去参加假面舞会。去不合适，拒绝也不合适，我去了。迎接我的是欢呼声和斟满的酒杯。我向大家鞠躬答礼，讲了些废话，欢呼声更响了，有的人大喊：“加里波第的朋友万岁！”另一些人大喊：“欢迎俄国诗人！”我担心这些戴紫白色面罩的人会举起酒杯高呼：“为斯拉夫诗人，斯拉夫艺术家、雕塑家和艺术大师干杯”，赶紧溜回了圣马可广场。

    广场上人山人海，我靠在一根柱子上，正为自己的诗人雅号得意。我的向导为戴紫白色面罩的人执行了传见的使命后，这时站在我旁边。我突然看到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子从人群中穿过，不禁脱口而出，喊道：“我的天，她多么美！”我的向导12没说一句多余的话，立即抓住我，把我推到了她面前。我的波兰伯爵开始道：“这就是那个俄国人……”我打断了他的话：“您听到我是俄国人以后，还愿意与我握手吗？”她笑了笑，伸出了手，用俄语说她早已希望见到我，并用同情的目光望着我。我又与她握了握手，然后目送着她，直到她的背影消失为止。

    我想：“这是一朵带血的花，给暴风雨从立陶宛的土地上吹到了这儿。现在你的美貌不再是为祖国的人民放射光彩了……”

    我离开广场，去迎接加里波第13。在水上，一切静悄悄的……狂欢节的喧闹声时断时续地传来。森严的房屋簇聚在一起，仿佛在向小船靠拢，用自己的点点灯火窥视着它；台阶旁边的河水拍打着舵，铁钩在闪闪发光，船夫大声喊着：“劳驾，让开一点！”河水静静地把船带进了小胡同，鳞次栉比的房屋蓦地让开了，我们进入了大运河中14……“火车站到了，先生。”船夫嚷道，口齿不清，正如全城的人一样。但是加里波第在波伦亚下了车，还没到达。开往佛罗伦萨的火车喘着气，在等待鸣笛。我真想跳上火车，免得明天再看到那些面具，但明天我不会再见到那位斯拉夫姑娘……

    ……威尼斯欢欣鼓舞地接待加里波第。大运河上帆樯林立，几乎形成了一座桥，为了走上我们的小船，必须跨过几十只其他的小船。政府和它的随从们尽一切努力，要表示他们对加里波第不满。如果阿马戴乌斯王子15傲慢不逊和鄙俗无礼的表现是出于他父亲的指示，那么这个意大利孩子为什么不能扪心自问，不能在威尼斯和国王之间，在国王的儿子和良心之间，调和一下矛盾呢？要知道，加里波第给了他们两个王国呢！16

    我发现，从1864年在伦敦见面后，加里波第没有老，也没有病。但是他显得忧郁，心事重重；第二天他要会见威尼斯人民，但是他觉得没什么好讲的。他真正的合唱队————人民群众是在基奥贾17，他在那儿才充满活力，那里的船夫和渔民在等待着他；他站在群众中间，对这些普通的穷人是这么说的：

    “我跟你们在一起才觉得像在家里一样！我深深感到，我生来就是一个工人，也一向是工人，祖国的不幸才使我不得不放弃了和平的劳动。我也是在海边长大的，我熟悉你们的每一种工作……”

    老船长的话淹没在一片欢乐的呐喊声中，人们向他拥去。

    “给我刚出生的儿子取个名字吧！”一个女人喊道。

    “给我的孩子祝福……”

    “也给我的祝福！”别的女人喊道。

    勇敢的将军拉马尔莫拉和无人安慰的鳏夫里卡索利，以及你们所有的希阿洛亚和德普雷蒂斯们，你们还是不要枉费心机，破坏这条纽带吧，它是由农民和工人的手织成的，它这么坚韧，不论你们和你们所有的托斯坎尼和撒丁的走卒们，你们那些分文不值的马基雅弗利们如何用力，也无法把它拉断。18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等待着意大利的是什么，新生的、统一的、独立的意大利会有什么样的前途呢？那是马志尼所鼓吹的前途，加里波第带领大家争取的前途……还是加富尔所要实现的前途呢？19

    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们抛到了可怕的远处，面对了一切最令人痛心的、争论最多的难题。它直接涉及我们内在的信念，那些构成我们的生活和斗争的基础的信念，而这个斗争往往使我们与朋友分道扬镳，有时也会使我们与敌人站在一边。

    我怀疑拉丁民族的未来，怀疑它们未来的发展能力：它们欢迎革命的过程，却对取得的进步感到无法承担。它们没有得到它时向往它，得到以后又厌弃它。

    意大利解放的理想是可怜的，它一方面忽视必不可少的、富有生命力的因素，另一方面又不幸地保留了旧的、腐朽的、死亡的和导致死亡的因素。意大利的革命直至目前仍是争取独立的斗争。

    当然，只要地球没有破裂，彗星不太靠近地面，以致使我们的空气变成火海，意大利在未来依然是意大利，一个屹立在蔚蓝的天空下和蔚蓝的海洋中的国家，既有秀丽的外貌，又有美好的、富于同情心的人民，那些天生喜爱音乐和美术的人民。当然，军事和政治上的一切风波，荣誉和耻辱，边境的陷落和议会的兴起，都会在它的生活中得到反映，它会从教士的、专制的国家变成（而且正在变成）资产阶级的议会的国家，从贫穷的国家变成富足的国家，从简陋的国家变成舒服的国家等等等等。但是这还不够，光是这样是走不远的。在比利牛斯山的那边也有一个国家，周围也是蔚蓝的海洋，也居住着英勇的、历尽忧患的人民，它是美好的，没有外来的敌人，又有议会，还有表面的统一……然而具备了这一切，西班牙又怎样呢？

    民族是具有生命力的，它们可以历经几个世纪的停顿之后，在有利的环境下重又萌发生机，充满力量和朝气。但是它们的崛起是否意味着恢复原来的面貌呢？

    希腊民族作为一个国家已从地面上消失了多少世纪（我几乎得说已有千年之久），然而它依然活着，当全欧洲沉湎在复辟的噩梦中的时候，希腊却觉醒了，震动了整个世界。但是卡波季斯蒂亚斯20的希腊人，难道与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或者拜占庭时代的希腊人一样吗？他们只是保留了同一个名称和遥远的回忆而已。意大利也可能脱胎换骨，但那时它就得开始另一部历史了。它的解放只是取得了生存的权利。

    希腊的例子是非常恰当的；它离我们这么遥远，与我们的好恶关系不大。希腊经历了雅典时代，马其顿时代，在罗马的压力下失去了独立，到了拜占庭时期重又作为自主的国家出现。但这时它有什么作为呢？什么也没有，甚至更坏，有的只是神学的论争，妻妾制度改革的先兆。土耳其人帮助了停滞的大自然，在熊熊的烈火中迫使它走上了灭亡之路。当罗马的统治降临时，古希腊已经奄奄一息，它保存了它，正如熔岩和灰烬保存了庞贝和赫库兰尼姆21。拜占庭时期揭开了棺材盖，但死人还是死人，它像一切坟墓一样，属于神父和修士的世界，这些人在那里代表了丧失繁育能力的太监。谁不知道十字军远征拜占庭的故事？从教养，从文明的程度而言，十字军低得多，但是这些野蛮的勇士、粗鲁的武夫却充满力量，英勇善战，意志坚强，他们一往无前，历史的上帝与他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人之所以美好不在于他们的温和慈祥，而在于他们具有雄健的膂力，他们的要求又适合时宜。正因为这样，我们读枯燥的编年史时，看到瓦兰吉亚人22从北方的冰雪中疾驰而下，或者斯拉夫人驾着小船顺流而下，举着盾牌攻打拜占庭睥睨一切的城墙时，便理所当然地感到十分兴奋。我做学生时，读到那个穿衬衫的野人23戴着金耳环，独自摇着树皮船，前去会见温文尔雅、知书识礼、服饰华丽的皈依了上帝的皇帝齐米斯西斯，真是喜不自禁。

    不妨想想拜占庭；在我们的斯拉夫主义者还没把绘圣像的新编年史送到世上，得到政府的推广以前，拜占庭可以向我们说明许多难以说明的问题。

    拜占庭能够生存，但是不能有什么作为；可是一般说来，只有当民族活跃在舞台上，也就是当它们有所作为的时候，它们才能在历史中占有自己的地位。

    ……记得我已讲过，当我向托马斯·卡莱尔24谈到巴黎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时他给我的回答。

    “您为什么要对它这么生气呢？”他向我指出，“拿破仑迫使法国人闭上嘴巴，这是他对他们的极大恩惠，因为他们本来没什么要讲，可是又不得不讲……现在拿破仑给了他们一个表面的理由……”

    我不想说，我是否完全同意卡莱尔的话，但是我问自己：到了占领罗马以后，意大利有什么要讲和要做的吗？有时我找不到答案，我只得希望，还是让罗马永远作他们鼓舞人心的目标吧。

    在取得罗马以前，一切都很好，大家精神振奋，充满力量，只是缺少一些钱……在罗马面前，意大利可以忍受一切————捐税，皮埃蒙特的本位主义，掠夺成性的政府机构争争吵吵、令人厌恶的大批官僚；在等待罗马解放的时候，一切似乎都无关紧要，为了取得它，人们可以克制自己，也必须和衷共济。罗马是分界线，是旗帜，它始终闪现在眼前，不让人安心睡觉，安心做买卖，它使人心神不定。到了罗马，一切便变了，一切都结束了……在那里似乎已万事大吉，取得了桂冠；其实根本不对，那里还只是开端。

    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从来不明白（这是很好的）独立本身什么也不能给予，除了成年权，除了与其他民族平等的地位，除了自由行动的公民权获得承认以外，没有其他。

    从皮卡托利尼和奎里纳尔山顶25上宣布的法令将是什么？从罗马广场上，从那个阳台26（历来教皇向“世界和城市”祝福的地方）上，将向世界宣告的又是什么？

    简单地宣布“独立”，这是不够的。但是我总觉得，到了加里波第丢下自己不再需要的剑，给意大利披上成年服的一天，他所能做的只是站在台伯河边，与自己的导师马志尼当众拥抱，一起宣布：“现在让你们的仆人离开吧！”27

    我这是为他们讲的，不是反对他们。

    他们的未来是有保证的，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将彪炳史册，永远照耀在从阜姆到墨西拿的整个意大利上空，而且在整个悲惨的欧洲，随着人们在历史上日益变得卑下和渺小，他们的名字将越升越高。

    但是意大利不见得会按照伟大的烧炭党人和伟大的战士的纲领发展；他们的教义完成了奇迹，它唤醒了思想，举起了剑，这是惊醒沉睡者的号音，意大利解放自己的旗帜……马志尼的半个理想实现了，但正因为这样，那另一半远远越出了可能的范围。马志尼现在之所以变得软弱，原因便在于他的成功和伟大，正是他的理想的这一半，那成为现实的一半，使他变得贫乏了，这是分娩之后的虚弱。看到陆地以后，哥伦布只要把船驶向那儿，那桀骜不驯的全部精神力量已没有用武之地。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会碰到类似的情形……反对农奴制度，反对不经任何审判定罪和争取一切公开的斗争，曾赋予我们的每一句话以巨大的力量，可是现在呢？

    罗马是马志尼的美洲……在他的纲领中，缺少更远大的、更富有生命力的胚胎，它的斗争目标只是意大利的统一和罗马。

    “那么民主共和制度呢？”

    这是坟墓那边的巨大奖励，因为人们正是在这憧憬下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宣讲者和殉难者也正是对它怀着真诚而热烈的信念……

    直至今天，一部分坚定的老人，马志尼久经考验的同志们，依然在朝着这目标前进，他们是不屈不挠、不可收买、不知疲倦的石工，为新意大利奠定基础的人，如果缺少水泥，他们不惜用自己的鲜血来浇灌。但是这些人有多少呢？他们之后还有谁呢？

    当德国人、波旁王朝和教皇的三重桎梏压在意大利脖子上的时候，圣马志尼教团这些奋不顾身的战斗的教士们，到处赢得了同情。王公贵族和大学生，珠宝商人和医生，演员和教士，画家和律师，市民中一切受过教育的人，工人、官员和士兵中一切觉醒了的人，都秘密地或公开地站在他们一边，为他们工作。要求共和的人不多，要求独立和统一却是共同的。他们获得了独立，他们厌恶法国式的统一，他们不希望共和。当前的社会秩序基本上适合意大利人的需要，他们正是指望以这样一个“强大而雄伟”的形象跻身在欧洲各国中，他们在维克多·厄马努埃尔身上找到了这“美好而伟大的体现”，因此他们拥护他。28

    从欧洲大陆的发展看，在头脑中没有明确的观念，行动上没有可能采取的方针时，代议制确实是最合适不过的。这是伟大的缓冲装置，它可以磨光棱角，消除冲突双方的锐气，赢得时间。一部分欧洲已通过了这磨盘，另一部分正在通过，我们这些凡人自然也难逃此劫。埃及发生了什么？它也只是骑着骆驼，在鞭子的驱赶下，走进代议制的磨坊而已。29

    我不想责备多数派，它准备不足，已精疲力竭，有些气馁，我更不想责备群众，他们长期处在教士的教诲下，我甚至不想指责政府，因为说实话，怎么能指责它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缺乏热情、诗意和智谋呢？它来自卡里尼亚诺宫30，是在生锈的哥特式宝剑、扑粉的老式假发和自命不凡的小朝廷的僵化礼节中长大的。

    它不能得到人民的爱戴，而且恰恰相反，但是它并不因此变得软弱无力。1863年，我曾为那不勒斯对政府的普遍不满感到奇怪。1867年，我看到威尼斯刚解放三个月，便对政府无法容忍，已一点不觉得奇怪。但同时，我更清楚地看到，它根本不用怕什么，只要它自己干的事不致太荒谬，太令人不满，尽管要做到这一点在它是轻而易举的。

    我有个现成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两方面的情况，我在这里把它讲几句。

    政府有时喜欢运用各种语义含糊的俏皮话愚弄人民，如路易-菲力普的“和平的俘虏”，路易·拿破仑的“帝国就是和平”之类。里卡索利也不甘落后，他把保障教会大部分财产权的法案，称之为“自由国家内教会的自由权（或自主权）”31。自由派中的一切未成年人，一切只看标题的人，都欢欣鼓舞。政府掩饰着笑容，庆贺自己的胜利。这法案显然对教士有利；于是比利时的一个“税吏和罪人”来了32，耶稣会的长老们则躲在他的背后。他带来了大量黄金，那金光闪闪的颜色在意大利已好久没看到了，他提议付给政府巨额现款，政府则必须保障教士对他们在忏悔仪式中骗取到的，从临死的和一切灵魂堕落的罪人中搜刮到的田地房产的合法所有权。

    政府看到的只是金钱，傻瓜们却看到了另一种东西：在自由国家内教会的美国式自由权。现在用美国的砝码来衡量欧洲的一切设施，已成了时髦的玩意儿。佩尔西尼公爵33便在第二帝国和当今的第一共和国之间发现了惊人的相似之点。

    然而不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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