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山 峰

    欧洲中央委员会1————马志尼————赖德律-洛兰————科苏特

    上一期《北极星》2付印时，我考虑了好久，在我伦敦时期的回忆录中，什么应该发表，什么最好等到另一时期。大部分被我推迟了，现在我又从其中选出一些片段予以印行。

    发生了什么变化呢？1859和1860年3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个人和党派的面貌更清楚了，有的坚强不屈，有的销声匿迹。这两年中，我们不仅停止了一切评论，而且屏声静气，怀着紧张的心情密切注视着我们所关心的那些人；他们有时消失在战争的硝烟中，有时又鲜明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转瞬之间变得那么高大，然后又迅速地隐没在烟雾中。到了现在，烟雾消散了，心情轻松了，我们所珍爱的那些人也安然无恙！

    但是在这硝烟之外，在阴影中，在没有战争的呐喊声，没有胜利的欢呼声，也没有桂冠的地方，有一个人像巨人一般屹立着。

    他遭到了所有各种政治力量————受骗的群众，粗野的神父，胆怯的资产者和皮埃蒙特的一切败类的诅咒，反动阵营的一切报刊，从罗马教皇和法国皇帝的《总汇通报》到加富尔4的自由派阉党和伦敦钱币兑换商的大太监《泰晤士报》（它每次提到马志尼的名字，总要加上一些恶毒的咒骂），都在对他造谣中伤。然而他不仅……“在普遍的误解中巍然不动”5……而且怀着愉快和兴奋的心情祝福一切朋友和敌人，只要他们是在实行他的思想和他的计划，6尽管人们像对待亚巴顿7一样对待他：

    那些被你在暗中拯救的人们

    对着你神圣的白发肆意诅咒……

    ……但站在他旁边的不是库图佐夫8，而是加里波第。意大利以自己的英雄，自己的解放者为代表，没有与马志尼分开。加里波第怎么能不把自己的半顶桂冠献给他呢？为什么不承认他们一直在手挽着手前进？为什么被废除的罗马三执政之一9不坚持自己的权利？为什么他自己要求不要再提起他，为什么像孩子一般纯洁的人民领袖要保持沉默，讳言分裂呢？10

    两人都有比他们本人，比他们的名字，比他们的荣誉更贵重的东西，那就是意大利！

    今天这卑劣的世界并不了解他们。它没有足够的容量，不能容纳这些伟大的人物；它的账册也计算不清这笔收支账目！

    加里波第变得更像“高尔奈利·内波斯书中的人物”11；他在自己的小田庄上显得那么庄严伟大，那么朴实浑厚，那么纯洁高贵，像荷马笔下的人物，又像古希腊的雕像。在他这里没有美好的词句，华丽的服饰，狡诈的手段————在史诗中不需要这一切，而当史诗结束，日常生活开始时，国王便遣走了他，12像打发一个已把他送达目的地的车夫一样，连酒钱也不用给，这使国王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他的忘恩负义甚至超过了奥地利。13不过加里波第没有生气，只是笑了笑，带了口袋中的五十个斯库多14，离开了他所征服的国家和宫殿，听凭大臣们审查他的账目，指责他糟蹋了一张熊皮。让他们去高兴吧，伟大的事业一半完成了————只要意大利获得统一，赶走白狗子15就成了。

    加里波第也有难过的时刻。他崇拜人民，还像崇拜大仲马一样崇拜维克多·厄马努埃尔16；国王不能礼贤下士使他痛心。国王也知道这一点，为了讨好他，把自己打的野鸡，自己花园里种的花，派人送给他，写给他的便条总是十分亲切，署名是：“永远是你的朋友的维克多”。

    对于马志尼，人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事业，而且只有一个事业，他自己也只是为它而存在，为它而“生活和行动”。不论国王送给他多少野鸡和鲜花，他不会碰一下。但他会马上不仅与这个他认为善良、但无聊的人，而且与他的小塔列朗17合作，而他根本不认为这个小塔列朗善良，也不认为他正直。马志尼是禁欲主义者，意大利解放运动的卡尔文和普罗奇达18。他片面，头脑里永远只有一个思想，永远警戒着，准备着；他怀着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意志把分散的、目的不明确的人们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坚强的组织；在十多次的失败之后，他仍在召唤加里波第和他的军队，仍要唤起半自由的意大利对祖国统一的永不停息的、誓死不渝的希望————马志尼是永远不睡的；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不论钓鱼还是打猎，躺在床上还是起床之后，加里波第和他的同伴们始终能看到马志尼那只瘦瘦的、忧伤的手指着罗马，要他们到那儿去！

    我在已发表的一些片段中，抽掉了关于马志尼的几页，那是很不好的；删了它们，他的形象就不完整、不鲜明了，我不敢触及的正是1854年他与加里波第的争论和我与他的分歧。我这么做是出于礼貌，但这种礼貌对马志尼是毫不足道的。这样的人用不着隐瞒什么，用不着别人原谅什么！

    从那不勒斯回来后19，他写了一张便条给我；我赶去看他。我见到他时心里有些紧张，我以为他会很伤心，会为自己的爱感到委屈，他的情况带有很大的悲剧性；我确实发现他的面貌显得老了，然而精神却年轻了，他像往常一样，伸开双臂拥抱着我，一边说道：“那么，这终于实现了！……”他的目光显得兴奋，他的声音有些哆嗦。

    整个晚上他跟我谈着进军西西里前夕的情形，20他与维克多·厄马努埃尔的关系，然后又谈到了那不勒斯。他怀着兴奋和爱谈到了加里波第的胜利和他的丰功伟绩，对他充满着友谊，但同时也为他的轻信骂他，说他不善于识别人。

    我听着，想从他的话中找到一个音符，一个声音，说明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没有找到；他伤心，但这是母亲被她所爱的儿子暂时抛弃之后的伤心，她知道儿子会回来，不仅如此，还知道儿子很幸福，这已足以抵消她的一切悲痛！

    马志尼满怀着希望，对加里波第比任何时候更亲切。他笑着告诉我，那不勒斯的群众受到加富尔的奸细的挑拨，包围了他的家，大喊：“处死马志尼！”除了其他，他们相信他是“波旁王朝的共和党人”。他说：“这时在我家里除了几个意大利人，还有一个俄国青年，他感到奇怪，怎么我们还继续谈天。我安慰他道：‘别害怕，他们不会杀死我，他们只是叫叫罢了！’”

    是的，这样的人是用不着别人原谅什么的！

    1861年1月31日

    我一到伦敦，立刻去找马志尼，这不仅因为他对我的家庭所遭遇的不幸，给予了最温暖、最热烈的同情，也因为他的朋友们交给了我一个特殊任务，要我与他面谈。梅迪契，皮扎卡尼，梅佐卡帕，科森兹，贝尔塔尼等人，对伦敦发出的指示不满意。21他们声称马志尼不了解新的情况，抱怨革命的大臣们为了巴结他，附和了他的错误思想，即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只等他一声令下便可开始行动。他们希望在领导机构内部实行改组，大大加强党的军事方面，由这方面的行家，而不是由律师和新闻记者来主持这工作。为此他们要求马志尼起用乌鲁阿22那样的天才军事家，他曾在老佩佩23身边作战，现在遭到冷落，心中很不满意。

    他们委托我向马志尼转达这一切，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知道他信任我，一部分也由于我与意大利的任何派别无关，可以不受约束。

    马志尼把我当老朋友一样接待。最后谈话转到了他的朋友委托我办的事。他起先听得很仔细，虽然并不掩饰他对反对他的人非常不满；但是当我从一般的谈论转入细节和人员问题时，他突然打断了我的话：

    “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那些话没有一句是切合实际的！”

    “然而，”我说，“我离开热那亚还不到一个半月，在意大利我住了两年，没有外出，我可以证实，我代表您的朋友讲的话许多是真实的。”

    “您这么说，正因为您是住在热那亚。热那亚算得什么？您在那儿能听到什么？只是一部分流亡分子的意见。我知道他们这么想，我也知道他们错了。热那亚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但这只是一个点，可我了解整个意大利；我知道从阿布鲁齐到福拉尔贝格每个地方的要求。我们那些热那亚的朋友脱离了整个意大利半岛，他们不可能判断它的要求，它的社会情绪。”

    我又作了两三次尝试，但他已有所戒备，开始生气了，回答得很不耐烦……我怀着忧郁的心情，不再开口；以前我还没有看到他这么不耐烦。

    “我非常感谢您，”他想了一下说道，“我应该知道我的朋友们的想法，我准备斟酌他们的每一个意见，考虑他们的每一个要求，但是否同意，这是另一回事；我不仅在良心和上帝面前，而且在意大利人民面前负有重大责任。”

    我的使命没有完成。

    马志尼那时已在考虑1853年2月3日的计划24；事情对他说来已经决定，但他的朋友们并不赞成。

    “您认识赖德律-洛兰和科苏特吗？”

    “不认识。”

    “您希望认识他们吗？”

    “很希望。”

    “您应该见见他们，我给您写几个字介绍一下。您可以把您离开意大利前看到的情形讲给他们听听。”他拿起笔写了便条，继续道： “赖德律-洛兰是世界上最温和的人，但也是彻头彻尾的法国人，他坚决相信，没有法国的革命，欧洲就不能前进一步，法国人是打头阵的！……可是现在法国的先锋作用在哪儿？其实，以前推动法国的思想也来自意大利或英国。您会看到，革命的新时代将从意大利开始！您认为怎么样？”

    “我向您承认，我不认为这样。”

    “怎么，”他笑道，“那得从斯拉夫民族开始？”

    “我没有这么讲。赖德律-洛兰的信心根据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只要法国还处在目前我们看到的那种意志消沉的状态，欧洲的任何革命都是不可能的。”

    “这么说，您也依然相信法国的权威地位？”

    “它的地理位置，它的庞大军队，以及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对它的天然支持，都决定了它的这种地位。”25

    “法国睡着了，我们会唤醒它。”

    我只得说：“但愿上帝保佑，您的话能如愿以偿！”

    我们两人谁正确，那时加里波第已经指出了。我在另一个地方谈到过我和他在西印度码头，在他的美洲轮船“共和号”上的会见。

    当时我们在他那儿用早餐，在座的有奥尔西尼、豪格和我。加里波第谈到了他和马志尼的伟大友谊，同时坦率地说明了他对1853年2月3日事件的意见（这是在1854年春季），随即又表示，各派力量必须联合成一个战斗的集体才成。

    那天晚上我们汇集在一家人家，加里波第并不愉快，马志尼从口袋里掏出《人民意大利报》，指给他看一篇文章。加里波第看过后，说道：

    “对，文章很大胆，但也是非常有害的；我不妨老实说，为了这样的文章，记者或作者应该受到严厉的惩处。目前我们只有一支军队————撒丁王国的军队，有人却在这种时候不遗余力地挑动我们和皮埃蒙特之间的不和！这种轻率和不必要的鲁莽态度简直与犯罪没有两样。”

    马志尼为报纸辩护，加里波第更气愤了。

    当我们离开轮船时，他曾说，夜里回码头太晚了，他得住在旅馆里，我请他别上旅馆，可以到我家中过夜，加里波第答应了。

    他和马志尼谈话后，便被一群什么也不怕的妇女大军团团围住了，只得采取迂回曲折、以退为进的策略，才突出重围，走到我身边，凑在我耳朵上说道：

    “您要待到几点钟？”

    “马上就走也可以。”

    “那就劳驾走吧。”

    我们走了，在街上他对我说：

    “我很遗憾，非常遗憾，培波26这么执迷不悟，尽管他的愿望非常高尚，非常纯洁。刚才我简直不能忍耐，他在煽动自己的学生跟皮埃蒙特作对，还自以为得计。您想，如果那位国王干脆投向反动派一边，那么在意大利自由的呼声就会沉寂了，连最后的支持者也没有了。共和，共和！我从来就是共和主义者，一辈子都是，然而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共和。对意大利的群众，我比马志尼了解得清楚，我跟他们在一起，过着他们的生活。马志尼了解有教养的意大利，可以左右它的知识阶级；但是要赶走奥地利人和教皇，你不能靠他们组织军队。对于群众，对于意大利人民，只有一面旗子：统一祖国，驱逐外国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意大利唯一强大的王国采取合作态度，不论它是出于什么动机；它希望站在意大利一边，又感到害怕，我们就应该团结它，不是推开它，侮辱它。万一那位年轻人27相信，他跟奥地利大公比跟我们更接近，那么，意大利的发展便得推迟一代，甚至两代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他跟我的儿子一起出外散步，在卡尔德西28那里给他拍了一张银版照片送给我，然后在我家用午餐。

    午餐时，马志尼派来的一个意大利人叫我出去，他从早上起就在找加里波第，我请他一起用膳。

    意大利人似乎希望与他单独谈话，我建议他们到我的书房去。

    “我没有什么秘密，而且这儿也没有外人。”加里波第说。

    在谈话中间，加里波第把我们回家时对我讲的话重复了两遍。

    他在目标上与马志尼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实际上、方法上与他有分歧。加里波第更了解群众，这一点我深信不疑。马志尼像中世纪的隐修士，深刻理解生活的一个方面，但对其他方面只是靠想象；他主要生活在思想和热情中，不是生活在日常世界中。他从青年时代到头发花白，接触的是烧炭党组织，是受迫害的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作家；他与希腊的秘密团体和西班牙的激进主义派保持着联系，与真正的革命者卡芬雅克29和假冒的革命者罗马里诺30一起策划阴谋，与瑞士人詹姆斯·法齐、波兰的民主主义者、摩尔多-瓦拉几亚人一起进行秘密活动……柯纳尔斯基31是带着他的祝福，兴奋地走出他的书斋，前往俄国英勇牺牲的。这一切确实如此，但是跟人民，跟这“上帝律法的唯一解释者”，跟人数众多的老百姓，那民族的底层，那田野上耕耘的农民，那卡拉布里亚32的原始牧民，那码头工人和船夫们，他却从来没有联系。可是加里波第不仅在意大利，在任何地方都与人民生活在一起，他了解他们的力量和弱点，忧郁和欢乐；在战场上，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他都了解他们；他可以成为贝姆33一类的传奇人物，人们信任他超过了信任他们的领导人圣朱泽培34。

    只有马志尼不相信他。

    加里波第临走时说：

    “我走了，心情很沉重：我的劝告对他不起作用，在时间到来以前，他还会采取他的行动！”

    加里波第猜对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又发动了几次不成功的起义；在皮埃蒙特，奥尔西尼被宪兵逮住时，手中几乎还拿着武器；在罗马，起义的领导中心之一被破获，我谈到过的35那个惊人的组织崩溃了36。惊慌失措的政府加强了警察统治，那不勒斯国王，那个残暴成性的懦夫，重又展开了血腥镇压。

    这时加里波第忍耐不住了，发表了那封著名的信。他说：“这些不幸的起义，只有疯子或意大利事业的敌人才可能参加。”

    也许，这封信不该发表。马志尼感到沮丧，不幸，加里波第带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他的信与他对我讲的和当我面讲的话，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天我去拜访赖德律-洛兰，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他那高大端庄的形象从各部分看不一定好，但给人的总的印象却富有吸引力。这应该是一个“乐观而随和的老好人”，尽管额上的皱纹和斑白的头发都说明，烦恼在他身上不是没有留下痕迹。他把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财产都献给了革命，可是舆论对他却毫不姑息。他在4月和5月扮演了离奇而暧昧的角色，在6月扮演了软弱的角色，这使一部分红色人物离开了他，而蓝色人物也并没有因此接近他。37他的名字曾经作为革命的象征，在农民的嘴上流传，只是遭到了歪曲38，现在还有人提起他，但已少得多了。在伦敦，他这一派也逐渐销声匿迹，尤其是当费利克斯·皮亚在伦敦展开活动以后。39

    在沙发上舒舒服服坐下之后，赖德律-洛兰开始向我高谈阔论了。

    “革命只能从法国向周围辐射，”他说，“很清楚，不论你们属于哪个国家，你们必须首先帮助我们，这也是为了你们自己的事业。革命只能从巴黎输出。我非常清楚，我们的朋友马志尼不认为这样————他陶醉在自己的爱国主义中。意大利有奥地利骑在它的脖子上，有拿破仑的军队驻在罗马，它能做什么？我们需要巴黎，巴黎————这便是罗马，华沙，匈牙利，西西里；幸好巴黎已做好了充分准备（请别听错），充分准备！革命已经完成，这像白天一样清楚。我现在考虑的不是这一点，我考虑的是这以后的事，是怎么避免以前的错误……”

    他这么谈了半个来小时，突然想起他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在向群众发表演说，于是马上刹车，用最友好的口吻对我说道：

    “您瞧，我跟您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我没有开口。赖德律-洛兰继续道：

    “至于革命的具体实现，那是由于我们缺少经费才推迟的。这场斗争拖延了多年，我们的财力枯竭了。目前只要我们手边有十万法郎————是的，微不足道的十万法郎，后天或者大后天，巴黎就能爆发革命。”

    “但这是怎么回事，”我终于问道，“这么富裕的民族，做好了起义的充分准备，却找不到十万或者五十万法郎？”

    赖德律-洛兰有些脸红，但毫不踌躇地答道：

    “对不起，对不起，您讲的是理论上的假设，可是我现在跟您谈的是事实，简单的事实。”

    这我并不了解。

    我告别时，赖德律-洛兰按照英国习惯送我到楼梯口，再一次向我伸出了巨人般的大手，说道：

    “我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我永远欢迎您的光临……那么，再见。”

    “在巴黎吧？”我回答。

    “怎么在巴黎？”

    “您刚才要我相信，革命已近在眼前，我确实不知道，我是不是还能在这儿见到您。”

    他有些困惑地看看我，因此我赶紧又说：

    “最低限度，我真心希望这样————关于这一点，您想必不致怀疑。”

    “要不，您就不会到这儿来了。”主人说，我们分手了。

    科苏特是我第二次拜访时才初次见面的。情形是这样：我到达时，在会客室迎接我的是一位军人，他穿着半匈牙利式军装，通知我道，总督大人40今天不会客。

    “这是马志尼的信。”

    “我马上转呈，请稍候。”他向我指了指烟斗，又指了指椅子。过了两三分钟，他回来了。

    “总督大人非常抱歉，今天不能与您见面，他正在赶写一封美国信件41……不过如果您肯稍候的话，他还是很高兴会见您的。”

    “他的信很快写完吗？”

    “至少到五点钟。”

    我看了看表————现在是一点半。

    “哦，要等三个半小时，这不成。”

    “那么您过后再来，好吗？”

    “我住的地方离诺丁山至少三英里。不过，”我又说，“我没有什么急事要找总督先生。”

    “那么总督大人非常抱歉。”

    “这是我的通信地址。”

    过了一星期，一天晚上一位瘦长的、留着长唇髭的先生来看我，他是匈牙利的上校，夏季与我在卢加诺见过面。

    “是总督要我来找您的，您没有去看他，他感到很不安。”

    “啊，很对不起。不过我已留下了地址，只要我知道时间，我一定会立即前去拜见科苏特……”接着我又询问似的说道：“哦，是不是应该说，立即去拜见总督先生？”

    “拜见老头子，老头子，”上校笑道，“我们在自己人中间都称他‘老头子’。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全世界都找不到这么聪明的头脑，过去也没有……”上校诚心诚意地唱起了对科苏特的赞歌。

    “很好，明天两点钟我一定专程拜访。”

    “这不成，明天是星期三，明天上午老头子只接见我们自己人，我们匈牙利人。”

    我忍不住笑了，上校也笑了。

    “那么你们的老头子什么时候喝茶呢？”

    “晚上八时。”

    “那就请转告他，我明晚八时前来拜访，如果不成，请您写张条子通知我一声。”

    “他一定很高兴————我会在接待室恭候大驾。”

    这次我刚一按铃，长条子上校便来迎接我了，另一个矮个子上校当即把我带进了科苏特的书房。

    我发现科苏特正在一张大桌子后伏案工作；他穿一件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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