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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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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这天上午我才从巴黎经过塞尼山到达这里；我在费德尔旅馆借了一套宽敞高大、陈设相当漂亮的房间，包括起居室和卧室。我喜欢这种节日的华丽外表，它很合适。我预定了简单的晚餐，便出外闲逛，等待天黑了。
马车驶近驿站时，纳塔利娅认出了我。
“你在这里！”她说，从窗口向我点头。我拉开车门，她扑到了我的脖子上，情绪这么兴奋、愉快，流露了对我的爱和感激，我的头脑中突然闪过了她信中的一些话：“我这次回来，像轮船经历了暴风雨、触礁和灾祸以后，回到自己亲切的海港中————船虽然百孔千疮，但得救了。”
一个眼神，两三句话便完全够了……一切都明白了，解释清楚了；我拿起她不大的旅行袋，用手杖把它挂在背上，一只手挽了她，我们便沿着冷清的街道愉快地走回旅馆。那儿除了门房，全都睡了。桌上铺好了台布，放着两支还没点火的蜡烛，还有面包、水果和一瓶酒。我不想叫醒谁，我们点亮蜡烛，坐在空桌旁边，彼此瞧着，蓦地想起了弗拉基米尔的生活。
她穿的是白薄纱连衫裙或短衫，这是在路上穿的，因为天气非常热————我流放回来与她第一次见面时，她也穿一身白衣衫，她的结婚礼服也是白色的。甚至她的脸也流露出提心吊胆、忧虑、沉思和痛苦的明显痕迹，使我想起她那时的面容。
我们还是原来的两个人，只是现在我们握手时不再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自以为是，充满自信，也彼此信任，相信我们的命运会与众不同了，我们像两个在生活的洪流中考验过自己的力量，也意识到自己的弱点的历尽坎坷的老兵……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沉重的打击和不可挽回的错误。我们要重新踏上旅途，不咎既往，共同挑起过去的悲惨重担。在这重担下，我们的步子不得不更谨慎，但是疮痍满目的心灵中仍蕴藏着成熟而稳定的幸福所需要的一切。由于那可怕的一页，那内心的痛苦，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岁月、环境、异乡客地的生活和我们的孩子，已把我们不可分割地连接在一起了。
一切通过这次会见结束了，裂开的伤口又愈合了，不是没有疤痕，但已变得比以前更牢固————有时断裂的骨头便是这么重又结合在一起的。悲痛的泪水在眼睛里还没有干，但它们成了联结我们的新的纽带————一种互相怜惜的深刻感情。我看到了她的挣扎，她的磨难，看到她多么衰弱困倦。她也看到我多么软弱，不幸，受了侮辱，也侮辱了别人，准备牺牲，也准备犯罪。
我们彼此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不能不明白，我们彼此多么重要，多么不可缺少。1852年初我写道：“在都灵的那些日子是我们的第二次婚礼，它的意义也许比第一次更深刻，更重要，我们终于充分意识到了它的全部责任，把它重又贯彻到了相互的关系中，而这是通过那些痛苦的经历完成的……”
爱情奇迹般经受住了这次本可以毁灭它的打击。
最后几朵乌云也逐渐消散了。我们谈得很多，很久……仿佛阔别多年之后的重新相逢。当我们从空桌子后起立时，一缕缕曙光早已透过关闭的百叶窗射进屋里了……
三天后我们一起经过里维埃拉返回尼斯————热那亚一闪而过，芒通一闪而过，那是我们时常怀着不同的心情游览的地点，最后，摩纳哥也过去了，它那天鹅绒似的草坪，天鹅绒似的沙滩突入了海中。一切在我们眼中都那么亲切，像口角后重又见面的老朋友，这里到处是葡萄园，玫瑰树丛，酸橙林，大海就铺展在屋前，孩子们在海滨玩耍……瞧，他们认出了我们，奔了过来。我们到家了。
我感谢命运给了我这些日子，给了我以后的四个月光阴————它们以庄严的光辉照耀了我家庭生活的最后阶段。我感谢命运，这个永恒的巫婆把秋季绚丽多彩的花环献给了注定要作牺牲的人……尽管时间不长，但她把自己的罂粟花和香气散布到了他们的周围！
隔开我们的深渊不见了，大地已连成一片。难道这不就是那只终生握在我手中的手吗，难道这不就是一度被泪水弄得浑浊的目光吗？“安心吧，妹妹、朋友和同志，一切都过去了，我们依然是那些年轻、神圣、光辉的岁月中的我们！”
她给俄国的一位女友写道：“……你也许知道那场灾难的深度，现在它终于过去了，充满幸福的另一些时刻来临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全部信念不仅依然完好，而且战胜了可怕的考验，没有丧失新鲜和香味，而且以新的光辉、新的力量开出了花朵。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幸福。”
当然，过去也留下了残渣，触动它不能不受到惩罚，这是内心的某种创伤，一种敏感的睡着了的惶恐和苦楚。
过去不是一张可以修改的校样，它是断头台上的斫刀，它一落下，许多东西便再也不能接合，不是一切都可以恢复原状的。刀痕像金属铸成的，形状分明，不可改变，像青铜那么黑黝黝的。通常人们忘记的只是不值得记住，或者不理解的东西。一个人只要忘记两三件事，某些细节，某个日子，某些话，他便可以保持青春、勇气和力量，而有了它们，他便会像一把钥匙一样沉入底。不必像麦克白那样非遇到班柯的鬼魂不可74，鬼魂不是刑庭法官，不是良心的谴责，唯有记忆中无法抹去的事件才能起那样的作用。
而且也不需要忘记；这是软弱，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欺骗。过去有自己的权利，它是事实，应该面对它，而不是忘记它————我们便以一致的步伐朝这目标走去。
……有时，局外人一句无关紧要的话，眼中偶然瞥见的一件事物，会像刀子一样划过心头，于是流出了血，感到无法忍受的疼痛；但同时我也遇到了惊慌的眼光，它带着无限的悲痛在向我说：“是的，你是对的，不可能不是这样，但是……”于是我尽力驱散汇集的乌云。
和解的时刻是神圣的，我透过眼泪回忆着它……
……不，这不是和解，这个词不贴切。文字像现成的衣服，“在一定程度上”适合所有同样身材的人，然而并不能对每一个人完全合身。
我们不需要和解，我们从来没有争吵过，我们使彼此痛苦，但并没有分开。在最阴暗的时刻，两人都毫不怀疑的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彼此的深刻尊重，都依然保持着。我们与其说像和解的人，不如说像两个大病之后刚才清醒的人：昏迷状态过去了，我们睁开有些虚弱而模糊的眼睛互相望着。经历的痛苦记忆犹新，困倦还能感到，但是我们知道，噩梦已经过去，我们又平安无事了。
……以前偶尔在纳塔利娅心头出现的思想，现在逐渐占有了她。她希望写下她的自白书。她对它的开头不满，烧毁了那几页，只保存了一封长长的信和一小页纸。75从它们可以看出，销毁的部分多么重要……读了它们，我觉得不寒而栗，仿佛我的手接触到了一颗痛苦而温暖的心，听到了那些无声的秘密的声音，它们一直隐藏在深处，只是在意识中刚刚苏醒。从这些字句中可以琢磨到，那艰苦的挣扎怎样转化成新的意志，悲痛怎样转化成思想。如果这作品没有突然中断，它可以成为一件珍贵的记录，一切便不致湮没在女人含糊其词的缄默和男人自以为是的保护人态度中。但是最不可理喻的打击已朝我们的头顶打来，终于什么都完了。
2
在无底的海中，在无月的夜里，永埋在丧失理性的海水之下……76
雨果
1851年的夏季就这么结束了。我们又几乎单独在一起了。我的母亲带着科利亚和斯彼尔曼77前往巴黎，在马·卡78家做客。我们跟孩子们安静地过着日子。仿佛暴风雨完全过去了。
到了11月，我们收到了母亲的信，她即将离开那里，后来又接到她寄自马赛的信，信上说，第二天，即11月15日，他们搭轮船回来。在她外出期间，我们搬了家，新住所也在海边，属于圣海伦娜郊区。这幢房子有一个大花园，我们已给母亲安排了住处，现在用鲜花布置了一下，我们的厨子和萨沙买了些中国灯笼。把它们挂在墙上和树上。一切准备好了，孩子们从三时起就没有离开阳台，到了五点多钟，一缕黑烟终于从遥远的海面上升起，过了几分钟已可看到轮船，像一动不动的黑点，但在逐渐扩大。一家人开始忙碌了，弗朗索瓦79飞也似的跑往码头，我坐上马车，也向那儿驶去。
我抵达码头时，轮船已经到达，几只小船靠在它周围，等待检疫官员允许旅客下船。一只小船驶回了浮码头，弗朗索瓦站在船上。
“怎么，”我问，“你已经回来了？”
他没有回答；我瞧了他一眼，愣住了，他脸色发青，整个身子都在哆嗦。
“怎么回事？”我问，“你病了不成？”
“不，”他答道，避开了我的目光，“只是我们家的人没有到。”
“怎么没有到？”
“轮船在那儿出了点事，因此旅客没有全部到达。”
我跳上小船，命令马上开船。
轮船上鸦雀无声，迎接我的是一种不祥的哀痛气氛。船长亲自在等我，这完全不合常情，我等待着可怕的消息。船长对我说，轮船经过耶尔岛和大陆之间的海面时，跟另一艘船相撞，沉进海底了，我的母亲便在那船上，他这艘船和另一艘路过的轮船救出了大部分旅客，“我这船上只有两个年轻姑娘是你们家的。”他说，带我走向前面甲板，大家在阴森的沉默中让开了路。我跟着他，毫无知觉，甚至没问一句话。在我母亲那里做客的她的侄女，一个身材苗条的女子，躺在甲板上，披散的头发湿湿漉漉的；她的旁边是照料科利亚的使女。年轻姑娘看见我，想坐起身子说什么，但办不到，便别转了头，嘤嘤啜泣。
“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们在哪儿？”我问，发疯似的握住了使女的手。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她答道，“轮船沉了，我们给捞出水面时已昏迷不醒。一位英国太太拿衣服给我们换了。”
船长伤心地望着我，握着我的手说道：
“不要绝望，您不妨到耶尔问问，也许还能在那儿找到您家的人。”
我托恩格尔松和弗朗索瓦照料病人，自己丧魂落魄似的坐车赶回家中；我的头脑乱极了，心在发抖，我但愿我的家在千里之外。但是树木中间出现了亮光，它越来越多，这是孩子们把灯笼点亮了。门口站着仆人们，纳塔利娅带着塔塔，抱着奥莉加也在那儿。
“怎么你一个人？”纳塔利娅平静地问我。“你至少应该把科利亚先带来。”
“他们不在，”我说，“他们的轮船出了点事，只得换乘另一条船，那船载不下所有的旅客。路易莎到了。”
“他们不在！”纳塔利娅喊道。“现在我才看清了你的脸色，你的眼睛暗淡，整个脸都变形了。我的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我这就上耶尔找他们。”
她摇摇头，接着又道：“他们不在！他们不在！”然后默默把额头扑在我的肩上。我们沿花园小径走去，没有讲一句话；我送她到饭厅，遇见罗卡时小声对他道：“行行好，那些灯笼。”他明白我的意思，赶快跑去把它们吹灭了。
饭厅内一切都准备好了，一瓶葡萄酒放在冰里，我母亲的座位前面放着一束花，科利亚的座位前面是一些新玩具。
可怕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城，不少朋友纷纷赶到我们家里，福格特，泰西埃80，霍耶茨基，奥尔西尼，甚至完全陌生的人都来了，有的想打听出事的情形，另一些是表示同情，还有一些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劝告，不过大多只是废话。但我不是毫无心肝的，那时我在尼斯得到的同情确实深深感动了我。在命运这种不可理喻的打击面前，人们清醒了，感到了彼此之间的联系。
我决定当夜赶往耶尔。纳塔利娅要求跟我同行，我劝她留下了，何况气候突然变坏，吹起了密史脱拉风81，它冷得像冰，还带来了暴雨。我得领取法国的入境许可证才能通过瓦尔桥，因此先得找法国领事雷昂·皮勒；他正在看歌剧，我与霍耶茨基上包厢见他，这以前皮勒已听到一些消息，他对我说：
“我无权同意您的要求，但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意味着犯罪，因此我愿意自行负责，给您签发一张需要通过边境的证明，请您过半小时到领事馆来领取。”
到过我们家里的十来个人在戏院门口等我，我告诉他们，雷昂·皮勒已答应发给证件。
“您可以回家了，不必再为什么事奔忙。”他们异口同声说，“其余的事我们会办，等拿到证明后，我们给您办理护照的签证，同时预定几匹驿马。”
我的房东也在这儿，他跑去找马车；旅馆老板愿意免费把马车借给我用。
到了午夜十一点钟，我在大雨滂沱中出发了。这是可怕的一夜，有时风力这么大，马也只得停下；不久以前刚把人们埋葬的海洋，在一片漆黑中几乎看不见了，但它仍在奔腾和咆哮。我们上了爱斯特勒山，雨变成了雪，马磕磕绊绊地行走，几乎在冰上滑倒。赶车的筋疲力尽，几次冷得支撑不住，我把我带的一瓶白兰地给了他，答应给他双倍驿马费，只要求他快走。
这是为什么？我真相信我能找到他们中间哪一个，或者哪一个还活着吗？从听到的一切推测，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到出事地点找一下，看一下，搜寻一下残留的物品，会见一下目击者，这才能死心……是的，我需要证实的确已经没有指望，需要做点什么，而不是待在家里，我要让自己平静下来。
在爱斯特勒山上换马的时候，我走下马车，我的心收缩了，我望着周围的一切，几乎失声痛哭，这旁边不就是1847年我们住过一夜的那家小客店吗？我想起了它周围那些绿叶成荫的大树，现在铺展在它前面的景色依然如故，只是那时一切笼罩在升起的阳光中，而现在天空中有的只是非意大利的铅灰色云层，下面则是白雪皑皑的大地。
那时的情景，那一切细节，仿佛还在眼前，我想起老板娘用兔肉款待我们，里边加了大量葱蒜，冲淡它的臭味，蝙蝠在卧室中飞来飞去，我在路易莎的帮助下用一块毛巾驱赶它们，我第一次感受到南方的暖湿气流……
那时我写道：“从阿维尼翁起，南方的感觉便明显了。对于一个长期住在北方的人，第一次与南方大自然的接触洋溢着庄严的欢乐感————你觉得年轻了，想唱歌、跳舞、痛哭；一切这么明朗，光亮，愉快，富饶。过了阿维尼翁，便得翻越滨海阿尔卑斯山了。我们在月夜登上爱斯特勒峰，下山时太阳已开始升起，绵延不断的山峦从清晨的雾气中逐渐显露，阳光染红了白得耀眼的积雪的山顶，周围是一片明朗的绿色，还有鲜花，轮廓鲜明的阴影，参天古木和悬崖峭壁，峭壁上覆盖着一层稀疏而粗硬的植物；空气清澈异常，令人陶醉，显得光彩夺目，铮铮有声，以致我们的话音，鸟的歌唱也比平时响亮。蓦地路一拐，从不大的转角处露出了山麓下一条发亮的缘饰，那便是银光闪闪的地中海。”82
现在已过了四年，我又登上了那地方！……
天黑以后，我们才赶到耶尔，我立即去找警察局长，然后与他和宪兵队长一起找港务专员。他那儿放着各种捞起的物品，我没有找到他们的东西。于是我们又上医院，一个落水的人快死了，另一些人告诉我，他们看到一个老妇人，一个五岁左右的孩子，还有一个年轻人，淡黄头发，络腮胡子……但看到他们时已到了最后一刻，大概他们像别人一样也沉入海底了。但这时又出现了问题：这些讲话的人虽然也像路易莎和那个使女一样，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得救的，但他们终究还是活着。
捞起的尸体停放在修道院的地下墓穴中，我们从医院去到那里，护士们用教堂的蜡烛给我们照路。地窖里放着一排新钉成的木箱，每只箱子里有一具尸体。专员命人把木箱打开，但它们好像都钉紧了。宪兵队长派宪兵找来了凿子，然后命令他撬开一只只盖子。
这么检查尸体简直使人无法忍受。专员拿着本子，每只箱盖打开时，他便操起庄严的官腔问一声：“您能当着我们的面证明您不认识这尸体吗？”我点点头，他便用铅笔勾一下，吩咐宪兵重新盖上。我们又检查下一只箱子。宪兵撬开盖子，我怀着一种恐惧感瞧了死者一眼，发现这是不认识的面貌时才松一口气，但实际上更可怕的是我想到那三个人就这么无影无踪地消失了，就这么长埋在海底，听凭波浪的冲击。尸体没有棺木，没有坟墓，已经比任何埋葬方式更可怕，何况现在连死者的尸体也没有。
我什么也没找到。一具尸体给了我难忘的印象，这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子，很漂亮，穿着华丽的普罗旺斯服装，胸部裸露着（她怀里本来有个孩子，可想而知是被海浪卷走了），乳汁还滴在胸口。她的脸一点没有变，那晒黑的皮肤使她显得像活着一样。
宪兵队长不禁说道：“啊，多么漂亮！”专员没有搭腔，宪兵关上盖子后，对队长说道：“我认识她，这是本地郊区的一个农妇，要上格拉斯找她丈夫的。让他等着吧！”
我的母亲，我的科利亚和我那善良的斯彼尔曼就这么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他们什么也没留下。捞起的物品中没有一块布是属于他们的；然而不相信他们已死又是不可能的。所有救起的人不是在耶尔，便是在路易莎搭乘的那艘轮船上。船长是为了安慰我才那么说的。
在耶尔我听到有一个老人一家人都死了，他不愿留在医院里，便步行走了，身边没有一个钱，神气像发疯似的；还有两个英国少女去找英国领事，她们失去了父母和兄弟！
这时天快亮了，我吩咐套车。临走前，侍者带我到海边一块突出的礁石上，指给我看轮船出事的地点。海水仍在奔腾，咆哮，显得白茫茫的，还没从昨夜的风暴中平静下来；远处有一个地方似乎特别污浊，像一泓亮晶晶的、较浓的液体。
“轮船载了一批油，您瞧，它还浮在水面上，这便是出事的地点。”这片漂浮在水面的污迹便是一切。
“这儿的水深吗？”
“大约一百八十米。”
我站了一会儿，早晨非常冷，特别在海边。密史脱拉风还像昨天一样刮着，天空布满了俄国那种秋天的云。再见！……一百八十米，水面上的一片油迹！
谁也不知道你们的命运，可怜的死难者们！
你们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漂荡，
暗礁碰伤了你们的额角……83
我带着可怕的确切消息回到了家中。刚有点起色的纳塔利娅受不了这个打击。从我母亲和科利亚遇难的那一天起，她再也没有复原。惊恐和痛苦淹留在心中，深入了血液。有时在晚上或深夜，她好像要求我帮助，会对我说：
“科利亚，我忘不了科利亚，可怜的科利亚，他一定多么害怕，他一定多么冷，那么多的鱼，还有大螯虾！”
她拿出他的一只小手套，那是留在使女的口袋中的————于是沉默降临了，生命便在这中间流逝，像水从打开的闸门流走一样。看到她的烦恼在向神经衰弱症发展，看到她那发亮的眼睛和一天天消瘦的面庞，我第一次对能否挽救她产生了怀疑……日子在这种失去信心的痛苦中过去，有些像判了死刑的人在等待行刑，尽管有时还抱着希望，但确实知道死亡已万难避免！
七 1852年
新年又到了。我们是在纳塔利娅的床边迎接它的，她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只得躺下了。
恩格尔松夫妇、福格特和两三个亲密朋友在我们家里。大家愁眉不展。巴黎的“12月2日”像铅一样压在心上。公事，私事————一切都在奔向深渊，都已滚下山坡，再也阻挡不住，改变不了，只能在痛苦中等待，听其自然，任凭一切脱离轨道，掉进茫茫的黑暗中。
十二点钟照例喝了庆贺的酒，脸上露出勉强的笑容，心里却只有死亡和恐怖，谁也不好意思为新年说一句祝愿的话。展望未来比回顾过去更可怕。
症状已很明显————左边肋膜发炎。
她在生与死之间度过了十五个可怕的日子，但这一次生命战胜了。在最危急的时刻我问邦费斯大夫，病人能度过这一夜吗？
“毫无疑问。”邦费斯说。
“您谈的是真话？请您千万别骗我！”
“我向您保证，这是真话……”他停了一下，“我保证三天内没有问题，如果不信，您问福格特好了。”
这违反赫德逊·洛84的意愿的复原太好了。
病逐渐痊愈，随着她的好转，我们惊慌不安的生活中隐隐出现了一线希望。她的精神力量首先恢复……有一些时刻是令人惊奇的，那是乐曲完全沉寂前的最后几个和音……
在病情出现转机的几天以后，一天清早我回到书房，在沙发上睡了一会儿。大概我睡得很熟，因此没听到有人进屋。醒来时，我发现桌上放着一封信。那是黑尔韦格的笔迹。他为什么写信，在发生了那一切以后他怎么还敢写信给我？我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于是拿起信，预备原件退回，但看到背面写着：“内为挑战书”，我拆开了信。
信是卑鄙无耻的。他说，我对他的诽谤扰乱了纳塔利娅的思想，我利用她的软弱和我对她的影响，使她背叛了他。最后，他把责任推在她身上，又说命运已在我和他之间作了判决，“它在大海里淹死了您的后代和您的家人。在我认为这件事可以合乎人情地了结的时候，您曾希望用流血来解决。现在我准备好了，我要求决斗。”85
这封信是我出生以来受到的最大侮辱。我像受伤的野兽跳了起来，气得发疯似的。为什么这个混蛋不在尼斯？为什么一个垂死的女人偏在这时躺在走廊对面！
我用凉水冲了两三次头……我下楼找恩格尔松（我母亲去世后，他住在她的房间里），等他的妻子出去后，对他说我收到了黑尔韦格的信。
“那么他真的给您写信了？”恩格尔松问。
“难道您知道他要写信？”
“是的，”他说，“这是昨天听到的。”
“什么人说的？”
“卡·福格特。”
我捧住了头，觉得快发疯了。我们对这件事始终保持绝对的沉默，连我的母亲和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也从不向我提起一个字。恩格尔松与我比别人更接近，但我也只对他讲过一次，那是在巴黎郊外散步时，他问起我跟黑尔韦格决裂的原因，我才简单说了一下。在日内瓦，我听到萨佐诺夫谈起这混蛋讲的胡话时还十分吃惊。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们身边，在周围，我们的房门外面，大家都知道这事，还在窃窃议论，我却以为这是秘密，只有几个人了解……但是人们不仅知道，还知道我即将收到的信！我们去找福格特。福格特告诉我，两天以前埃玛给他看了她丈夫的信，他在信上说，他要给我一封可怕的信，要把我从纳塔利娅给予我的崇高位置上推下去，要叫我“丢尽脸皮，哪怕为此必须从孩子们的尸体上跨过去，使我们大家和他自己走上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也在所不惜”。
最后，他给自己的妻子写道（她把这一切全给福格特、卡尔·埃德蒙和奥尔西尼看了！）：“只有你一个人是清白的，无罪的，你应该做惩罚的天使”，那就是说，应该杀死我们大家。
有些人说，他由于热恋，由于与我的决裂，由于自尊心受到了损害，已经发疯了，这全是胡诌。这家伙从未采取过一个危险的或者不谨慎的行动，他的疯狂只限于言语，他的失去理智只表现在文字上。他的虚荣心受了损伤，对于他，沉默比任何丢脸的事更不好受，我们的生活恢复了平静，这是他万难容忍的。小市民正如乔治·桑笔下的荷拉斯，要喋喋不休地向他所爱的女人，向他称作兄长和父亲的人报仇；于是他作为德国的小市民，便用假冒席勒风格的闹剧台词对你进行恐吓。
但在他给我写那封信，给他的妻子写那些发疯的信时，他却在靠路易-拿破仑抛弃的从前的情妇，一个在苏黎世无人不知的荡妇86养活，他跟她日日夜夜混在一起，用她的钱摆阔气，坐她的马车兜风，一起出入大饭店寻欢作乐……不，这不是疯狂。
“您打算怎么办？”最后恩格尔松问我。
“用枪把他像狗一样打死。他是个胆小鬼，这大家知道，您也知道……我有成功的把握。”
“可是您怎么能去？……”
“问题也正在这里。请您先写封信给他，对他说，现在不是他向我要求决斗，而是我要制裁他，我会选择制裁的方式和时间，但我不会为此丢下生病的女人，他的无礼不值得我理会。”
我照这意思写信给萨佐诺夫，问他在这件事上肯不肯帮忙。恩格尔松、萨佐诺夫和福格特都热心地接受了我的要求。我的信铸成了大错，它给了他借口，使他后来可以说我接受了挑战，后来又拒绝决斗。
拒绝决斗是不容易的，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或者非常的懦弱。封建时代的决斗观念在新时代中仍牢不可破，这暴露了我们的时代根本不新，新只是表面的。为了维护贵族的荣誉观和好战的虚荣心而树立起来的这个神圣法则，很少人敢于触犯，也很少人具有充分的独立精神，能够不受惩罚地蔑视这个血淋淋的偶像，不怕承受胆怯的指责。
决斗的荒谬是不用证明的；在理论上，除了某些暴徒和剑术教师，谁也不认为这是对的，但在实践上，大家都向它屈服，以便证明（天知道向谁证明）自己的勇敢。决斗最坏的方面在于它可以为一切坏蛋恢复名誉————它使他得到光荣的死，或者成为一个光荣的杀人犯。一个人被人怀疑在赌博中舞弊，于是他要求决斗，仿佛他不怕手枪就不会舞弊。把指责者和赌棍等量齐观，这是对人的极大侮辱！
决斗有时可以成为逃避绞刑架或断头台的手段，但在这方面道理也是说不清的，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怕断头台的斫刀，但必须不怕敌人的剑锋，否则便应该受到大家的蔑视。
死刑有个优点，在判刑前必须经过审问，法庭可以判处一个人死刑，但不能剥夺他揭露死的或活的敌人的权利……决斗却是严格保密的————它属于那个好斗成性的时代的法则，那时手上的血是不大会干的，以致佩戴杀人武器被认为是高贵的标志，练习杀人技术也被当作应尽的职责。
只要还是军人统治着世界，决斗就不会绝迹；但是我们应该勇敢地提出，让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是不是继续向我们所不相信的偶像低头，还是作为完全自由的人站在世界上，不仅敢于与上帝和当权者斗争，还敢于向中世纪靠流血决定是非的办法挑战。
……多少人带着自豪而庄严的面容，忍受了生活中的种种灾难，监狱和贫穷，牺牲和劳苦，宗教裁判所和我不知道的一切，最后却由于一个不务正业或卑鄙无耻的小人的狂妄挑衅，死于非命。
这些人牺牲得太不值得了。一个人应该根据一定的原则行事，但这原则必须符合他的理性，如果不符合，那么不论他怎么勇敢，他只是这个原则的奴隶。我既不接受，也不拒绝决斗。对我说来，对黑尔韦格的制裁是精神上必要的，也是肉体上必要的————我在头脑中搜索报复的可靠方式，但必须是不致提高他的荣誉的。至于是用决斗，还是干脆用刀子达到这目的，对我来说无关紧要。
他自己提醒了我。他给他的妻子写信道（她照例把它给朋友们看了），尽管发生了那一切，他认为，我还是比我周围那些笨蛋高出一头，我只是给福格特、恩格尔松、戈洛温87那班人带坏了，只要他能够与我单独见面，一下子可以解释清楚一切；他说：“只有他（也就是我）一个人了解我。”可这封信却是在他给了我那封信以后写的！诗人最后道：“因此我最希望的是赫尔岑接受没有证人的决斗。我相信我们一开始谈话就会互相拥抱，把一切抛到九霄云外。”想不到决斗竟是烟幕，它隐藏着一个戏剧性的和解方法。
如果我当时可以走开五天或一个星期，我一定会前往苏黎世，按照他的要求独自去找他————那么他就活不到现在了。
在那封信以后，过了几天，早上九点奥尔西尼来找我。他不知出于什么生理上的荒唐原因，正热恋着埃玛；我始终不能理解，在这个热情、纯洁、年轻的南欧美男子与那位丑陋而毫无生气的德国女人之间有什么共同点。他的清早到来使我大感惊奇。他没有拐弯抹角，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黑尔韦格的信传出后，在他的朋友中引起了普遍不满，双方认识的许多熟人提议对他成立荣誉法庭。同时他替埃玛辩护，说她完全没有过错，除了埃玛一味宠爱丈夫，对他百依百顺，惯坏了他。他说他是证人，可以证明这一切使她多么痛苦。他说：“您应该向她伸出手去；您可以惩罚有罪的人，但也必须给无辜的女人洗刷冤屈。”
我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奥尔西尼很精明，自然明白我不会改变主意，因此不再坚持。
奥尔西尼谈到荣誉法庭88时还对我说，他已写信把整个事件告诉马志尼，征求他的意见。这不又是咄咄怪事？互相串联，草拟判决书，写信给马志尼————一切都背着我，可是促使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一星期前还没一个人敢当着我的面吭一声呢！
送走奥尔西尼后，我便拿起信纸，给马志尼写信。我现在遇到了一种独特的韦默法庭89，它自己硬要干预我的事。我给马志尼写道，奥尔西尼告诉了我他的信，我怕他没有完全如实反映情况，因为他从未直接听我谈过这事，我想亲自向马志尼谈谈，请他提出他的看法。
马志尼立即回了信。他写道：“最好保持沉默，不再声张，但现在您恐怕办不到了，那么还是勇敢地站在原告席上，由我们来裁决吧。”
当时我还相信成立这样的法庭是可能的————这也许是我最后一个幻想。但我错了，我为这错误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在收到马志尼的信时，我也收到了豪格的信，因为马志尼（他知道我与豪格很熟）把我和奥尔西尼的信通知了他。自从在巴黎与我初次见面后，豪格一直在加里波第手下当差，在罗马城外英勇地战斗过90。这个人有许多优点，但也有不少幼稚和荒谬的地方。他一直在兵营中做着奥国中尉的好梦，匈牙利人的起义和维也纳的街垒从梦中惊醒了他。他拿起了武器，但不是攻打人民，而是站在人民一边。这转变太突然了，显得有些不自然和不成熟。他富于幻想，又有些孟浪，然而光明磊落，忠诚不渝，自尊心强烈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他既是大学生，又是军官学校学生，还是陆军中尉。他真心实意地爱着我。
豪格在信上说，他马上到尼斯来，要求在他来以前我什么也别干。“您抛弃祖国，像弟兄一样来到我们中间；不要以为我们会允许我们的任何人在用诽谤干了一系列背叛行为以后会不受惩罚，允许他用狂妄的挑衅掩盖那一切。不，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包庇。够了，俄国已经有一个诗人倒在西欧冒险家的枪弹下91，我们不会让俄国的革命家也这么倒下！”
我给豪格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这是我的第一篇自白，我向他讲了发生的一切，准备等他到来。
……与此同时，在卧室中，一个伟大的生命经历了与病魔，与可怕的预感的生死搏斗，已剩了奄奄一息，生命之火即将熄灭。我白天黑夜都是在病床旁边度过的————她喜欢我给她服药，替她调制橙汁饮料。夜里我生起了壁炉，当她平静地入睡后，我又萌发了救活她的希望。
但是有的时候苦恼是无法忍受的……我感到她的手又烫又瘦，我看到她的目光忧郁而消沉，带着祈求和希望瞧着我……我听到的是可怕的话：“我只得丢下孩子了，他们会成为孤儿，一切都完了，你别指望了……为了孩子，你把一切丢开吧，不要再为受到的侮辱操心，让我来，我来保护你————给你洗刷得清清白白，只要我的身体能好一点……但是不成，不成了，我不会复原了。不要丢下孩子们！”于是我一再向她重复我的保证。
在一次这样的谈话中，纳塔利娅突然对我说：
“他写信给你了？”92
“是的。”
“把信给我看。”
“为什么？”
“我想知道他还会对你怎么说。”
她提到了信，我几乎有些高兴————我极想知道，他讲她的话有几分是真的。我永远无法提出这问题，但现在她自己谈到了信，我再也不能克制自己，因为每逢我想到，一旦她的嘴闭上了，我的怀疑还是存在，也许还会增加，便不寒而栗……
“我不想给你看信，不过你告诉我，你有没有说过类似这样的话？……”
“你怎么会这么想？”
“这是他写的。”
“我简直不能想象，他会亲笔写出这种话。”
我把信折起一只角，露出那一段给她看……她看了一眼，停了一会儿才伤心地说道：“卑鄙！”
从这时起，她的蔑视变成了憎恨，以后她再没说过一句宽恕他的话，也没有表示过一点原谅他的意思。
这次谈话后过了几天，她给他写了下面这封信：
“您的迫害和您的卑鄙行径，使我不得不再一次当着证人的面，把已向您写过多次的话重复一遍。是的，我受到的迷惑很深，以致看不清一切，但是您离开以后，您那种背信弃义的性格，那种犹太人的卑鄙性格，那种肆无忌惮的自私心理，已露出了全部丑恶的面目，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亚历山大的正直和忠诚却在与日俱增。我那不幸的迷恋只是成了一个新的台座，使我对他的爱在那上面变得更高了。您想朝这台座扔污泥，但是您什么也做不到，我们的结合是牢不可破的，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不可动摇。您的诬蔑，您对一个女人的诽谤，只能引起亚历山大更大的鄙视。您这些卑鄙的做法只是玷污了您自己。您那种信誓旦旦的所谓对我的意愿的无条件尊重，对孩子们的热爱，都到哪儿去了？曾几何时，您不是还在说，您宁可从地面上消失，也不愿给亚历山大带来一分钟的痛苦吗？我不是经常对您说，我一天也不会与他分开，如果他丢下我，甚至死了，我也会一人度过这一生吗？……至于我允诺过什么时候再与您见面（确实，我这么讲过），那只是出于当时对您的怜悯，我希望合乎人情地与您分手，现在您的作为使我无法履行这诺言了。
“从您离开的一天起，您就开始折磨我，一会儿要我允诺这个，一会儿要我允诺那个。您说只要能给您最微弱的希望，您愿意走开几年，到埃及去。当您看到不能如愿时，又提出了一连串荒谬的、不可能实现的、可笑的要求，最后甚至用公开一切威胁我，指望我与亚历山大终于闹翻，指望迫使他动手杀您，与您决斗，最后还威胁要不惜一切，甚至犯法也不怕！这些威胁对我已不起作用，因为您讲得太多了。
“我向您再说一遍我最后一封信上的话：‘我仍要留在我的家里，我的家就是亚历山大和我的孩子们’，如果我不能留在这里作母亲和妻子，我也要作为保姆，作为仆人留在这里。‘我与您之间没有任何桥梁’。您使我甚至对过去也厌恶了。
纳·赫
1852年2月18日于尼斯”
过了几天信从苏黎世退回了，黑尔韦格没有拆阅便原件退回，它是挂号的，盖了三个戳子，现在只是信封上多了几个退信的字。
纳塔利娅说：“既然这样，应该念给他听。”
她把豪格、泰西埃、恩格尔松、奥尔西尼和福格特请来，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我多么希望为亚历山大辩白，但我不能起床，怎么办得到呢？也许我这病不会好了，请你们让我安心死去，相信你们会完成我的遗愿。这个人把信退回了，我希望你们中间谁能在有证人的场合把信念给他听。”
豪格握住她的手，说道：
“只要我还活着，您的信一定会念给他听。”
这个简单而强烈的行为感动了所有的人，连怀疑分子福格特离开时也像狂热分子奥尔西尼一样激动。奥尔西尼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始终保持着对她的尊敬。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857年末他动身去巴黎前，他怀念地想起了纳塔利娅，也许还隐藏着一点责备的意思。其实我们两人谁也没有批评过奥尔西尼道德败坏，言行不一致……
……一天很晚了，或者不如说深夜，我和恩格尔松闷闷不乐地讨论了很久。最后他回他的房间，我上了楼。纳塔利娅睡得很安静，我在卧室里坐了几分钟，走进了花园。恩格尔松屋里的窗子还开着，他心里烦闷，坐在窗口吸雪茄。
“看来，命运就是这样！”他说，向我走来。
“为什么您不睡，要到这儿来？”他问，声音有些激动、发抖。然后他拿起我的手，继续道：“您相信我无限爱您，相信我在世上没有比您更亲近的人吗？把黑尔韦格交给我，用不着什么法庭，也用不着豪格————豪格是德国人。把为您报仇的权利交给我————我是俄国人……我考虑了一个完整的计划，但我需要您的信任，您的委托。”
他站在我面前，合抱着手，脸色苍白，刚出现的朝霞把他照得亮亮的。我非常感动，差一点含着眼泪扑在他的脖子上。
“您也许不信，但我宁可死，宁可从地面上消失，也不能让这件与我的神圣事业有关的事遭到玷污，只是我不能没有您的信托。请您坦率告诉我，成还是不成。如果不成，那么再见吧，让一切见鬼去，我和您也一刀两断！我明天就走，从此不再来往。”
“我相信您的友谊，您的真诚，但我担心您幻想太多，容易冲动；您能不能实事求是，我不放心。在这儿您跟我比谁都接近，但是我向您承认，我觉得您会惹出事端，害了您自己。”
“那么照您看，豪格将军就有实际的才干啦？”
“我没有这么说，但我想，豪格比您实际一些，就像我认为奥尔西尼比豪格实际一些一样。”
恩格尔松不想再听什么，一边用一只脚跳舞，一边唱歌，最后他冷静了一些，对我说：
“这回您可没有猜到点子上！”
他把一只手搭在我肩上，压低了嗓音说道：
“告诉您，这全部计划还是您那位全世界最实际的人奥尔西尼跟我一起商量的。好啦，天上的父，祝福我们吧！”
“您能向我保证，没同我讲以前，不采取任何行动吗？”
“我保证。”
“现在把您的计划告诉我。”
“这办不到，至少现在不成……”
沉默降临了。他想怎么办，这是不难明白的……
“再见，让我想想，”我说，但不由自主又说道：“为什么您要跟我谈这事？”
恩格尔松明白我的意思。
“该死的软弱啊！不过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向您讲过这事。”
“可是我知道。”我答道，我们便分开了。
我为恩格尔松担心，生怕出什么乱子，这一定会使病人的身体遭到致命的打击，因此我不得不制止他把他的计划付诸实行。奥尔西尼看到这情形便直摇头，表示惋惜……这样，我非但没有制裁黑尔韦格，还救了他，但当然，这不是为了他，也不是为了我！这里谈不到温情，也谈不到宽容……
确实，对这个反派英雄谈得到什么宽容或同情呢？埃玛却吓坏了，跟福格特吵了一架，因为他谈起她的格奥尔格时很不客气；她又要求卡尔·埃德蒙写信给黑尔韦格，劝他安静地待在苏黎世，不要惹是生非，否则会自讨苦吃。我不知道卡尔·埃德蒙写了什么————这事不好办，但是黑尔韦格的答复非常妙。首先他说，他“不想责怪福格特，也不想责怪卡尔·埃德蒙”，然后又道，他和我之间的纽带是被我掐断的，因此一切都应该由我负责。他谈到了所有的事，甚至还为他的两面派作风辩护，最后他这么说：“我甚至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可以称作背叛？这些无赖还谈什么钱————为了永远结束这种无聊的指责，我不妨公开声明，赫尔岑为了我们在这个苦闷的时期里一起度过的那些愉快而欢乐的时刻花费几千法郎，这是不能算贵的！”卡尔·埃德蒙说道：“讲得天花乱坠，漂亮极了，不过这是卑鄙无耻！”
卡尔·埃德蒙给他回了信，他说，对这样的信应该用棍子回答，只要他遇到他，就得这么办。
黑尔韦格不再作声了。
八
春天一到，病人好了一些。她大部分时间已经坐在安乐椅上，可以自己梳头了————自从生病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最后，她还可以听我念书，不觉得吃力了。我们打算，等她再好一些，便到塞维利亚或加的斯旅行一次。她但愿自己快些痊愈，她要活，要到西班牙去。
自从信被退回，一切都沉寂了，仿佛那对夫妻的良心也已发觉，他们已走到人们很少到达的极端，超过了界限，因此不敢再往前走了。
纳塔利娅还没有，也不急于下楼，她打算等3月25日我生日那天第一次下楼。她做了一件白美利奴羊毛衫准备这一天穿，我又在巴黎给她定购了一件银鼠皮斗篷。两三天前，纳塔利娅亲自写或由我代写了她要邀请的客人名单，除了恩格尔松夫妇，这便是奥尔西尼、福格特、莫尔蒂尼和帕切利夫妇93。
我生日前两天，奥莉加开始伤风和咳嗽了。城内发现了流行性感冒。夜间纳塔利娅两次起床，穿过卧室到育儿室去。这是温暖的夜，但起了风暴。早晨醒来，她自己也患了重感冒，咳嗽很厉害，到了傍晚便发烧了。
第二天她本想起身，但办不到：夜里发烧以后，她变得非常虚弱，病情恶化了。一切刚才露头的、微弱而可靠的希望都破灭了。不自然的咳嗽声向我们发出了不祥的预告。
纳塔利娅怎么也不肯通知客人取消宴会。到了两点钟，我们只得心事重重、愁眉不展地在餐桌边坐下，她没有参加。
帕切利夫人带来了她丈夫为我作的咏叹调独唱曲。这是一个忧郁、沉默、心地非常善良的女人。仿佛有一种悲伤压在她的心头，也许那是对贫穷的诅咒，或者她觉得生活许诺给她的应该不仅仅是没完没了地教些音乐课，得到一个平凡、软弱、承认自己不如她的丈夫的爱。
在我们家中，她觉得比在其他朋友家中更自在，更温暖。她以南欧人的热情爱着纳塔利娅。
便宴结束后，她在病人身边坐了一会儿，出来时脸色白得像纸一样。客人们请她唱她带来的咏叹调。她在钢琴前坐下，弹了几个和音，刚开始唱，突然惊恐地瞧了我一眼，流下了眼泪。她把头扑在琴上，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生日便这么结束了。客人们告别时几乎没有说一句话。我回到楼上，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那可怕的咳嗽仍在继续。
这是葬礼的前奏曲。
而且是两次葬礼！
我的生日过后两个月，帕切利夫人也安葬了。她骑驴前往芒通或洛卡布隆。驴子在意大利习惯于夜间爬山，不会失足；这次在大白天，驴子却摔倒了，不幸的女人掉下驴背，撞到一些尖利的岩石上，当场便在骇人的痛苦中死了……
我是在卢加诺得到这消息的。那么她也消失了……跟着来吧————下一个倒霉的是谁呢？
……后来一切都笼罩在烟雾中————阴森、迷茫的黑夜降临了，记忆变得模糊不清，什么也不记得，也无从叙述；这是悲痛、焦躁、失眠的时期，感觉迟钝了，不再意识到恐怖、精神的崩溃和体力的可怕挣扎。
家里一切都变了样子，显得特别混乱，没有秩序，仆人东奔西走，忙乱不堪，而且随着死亡的即将到来，也出现了新的谣言，新的丑事。命运不再给我的苦丸涂上糖衣，人们也不再怜惜我————据说，好在我的肩膀硬实，让我挑起这副担子吧！
在纳塔利娅去世前三天，奥尔西尼捎来了埃玛给她的一张条子。埃玛要求她“宽恕一切对不起她的事，宽恕所有的人”。我对奥尔西尼说，这条子不能交给病人，但我完全尊重促使她写这些字的感情，我接受她的好意。
不仅如此，我还在最后一些平静时刻小声告诉纳塔利娅：
“埃玛请求你的宽恕。”
她露出了讥讽的笑，没有回答一句话。她比我更了解这个女人。
晚上，我听到弹子房里有人高声谈话————熟悉的朋友通常在那里聊天。我走进屋里，发现大家争得很热烈。福格特在叫嚷，奥尔西尼作着解释，脸色比平时更苍白。我一去，争论便停止了。
“你们在做什么？”我问，相信出了什么新的问题。
“这样，”恩格尔松接口道，“谈不到什么秘密，这件事太妙了，简直像一朵德国的鲜花，我敢打赌，要是哪里还有这样的事，我可以用脑袋走路……女骑士埃玛委托奥尔西尼转告您，既然您宽恕了她，为了证明这一点，希望您把她写给您的一万法郎借据退还她，就是您替他们还债的那笔款子……这价钱太贵了，太贵了！”
奥尔西尼有些不好意思，补充道：
“我认为她发疯了。”
我取出她的借条，交给奥尔西尼，对他说道：
“请您告诉这个女人，她要的代价太高了；尽管我尊重她悔改的感情，但它不值一万法郎！”
奥尔西尼没有收下借条。
在通往丧事的途中，我还不得不踩过这一片肮脏的污泥。那是什么，是疯狂还是罪恶，是堕落还是愚昧？
这是很难回答的，正如你很难回答，这家人是从疯人院中逃走的，还是挣脱了拘束衣出来的。
4月29日晚上，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到了。纳塔利娅每天都在等她，写了几次信请她来，她怕抚养孩子的责任落到恩格尔松太太手里。她每小时都在等她，我们收到信后，她便打发豪格和萨沙到瓦尔桥接她。尽管这样，与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的会面使她非常激动。我记得她的声音多么虚弱，她哼哼哧哧地喊了声：“玛莎！”就再也讲不出什么了。
纳塔利娅发病时已经怀孕几个月。邦费斯和福格特都认为，这种特殊情况对治愈肋膜炎是有利的。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的到来加速了分娩期。分娩比预料的好，孩子活着生了下来，但体力消耗完了，出现了可怕的虚脱。
孩子是早上生的。到晚上，她吩咐把婴孩抱给她，还想召集别的孩子。医生叮嘱过，要保持绝对的安静。我劝她别这么做。
“亚历山大，你也听他们的话？”她说。“当心，你剥夺了我这个时刻，以后不要后悔；我现在好一些了，我希望亲自把婴儿介绍给孩子们。”
我把孩子都叫来了。
她没有力气抱婴儿，把他放在身边，露出明朗而愉快的脸色，对萨沙和塔塔说道：
“你们又有了一个小弟弟，你们要爱他。”
孩子们高兴地扑上去吻她和婴孩。我不禁想起不久前纳塔利娅望着孩子们背诵的诗句：
但愿有年轻的生命
欢笑在我的墓门之前……94
我望着临终的母亲这庄严的一幕，心头充满了忧郁。孩子们走后，我请她别再讲话，休息一会儿。她想休息，但是不能，眼泪夺眶而出，淌下了面颊。
“记住你的保证……啊，想起他们即将孤零零地留在世上，没有母亲，又在异乡客地，多么可怕……难道我没有救了？……”
她用祈求和绝望的目光注视着我。
这种从可怕的绝望到希望的反复变化，在最后这段时间里难以形容地撕裂着我的心……正是在那些我逐渐失去信心的时刻，她握住我的手对我说道：
“不，亚历山大，不可能这样，这太没意思了————我们还要活下去，但愿虚弱只是暂时的。”
但希望之光一掠而过，又自行暗淡了，代之而起的是无比忧郁而平静的绝望。95
“到了我不在的时候，一切自会走上轨道的。”她说。“现在我不能想象，你们没有我怎么过活，孩子们好像少不了我，可是你想，其实他们没有我也会长大，一切都会照常进行，仿佛向来就是这样。”
她又说了几句，谈到了孩子们和萨沙的身体；她很高兴，他在尼斯强壮一些了，福格特也同意这一点。
“要爱护塔塔，对她必须特别谨慎，她的性格深沉含蓄，又比较孤僻。”接着又道：“唉，但愿我能活到我的纳塔利娅96到达的一天……孩子们睡了吗？”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睡了。”我说。
从远处传来了孩子的声音。
“这是奥莉加，”她说，笑了笑（这是最后一次），“你去看看她怎么样。”
到夜里，她变得非常烦躁，向我默默示意，她的枕头摆得不好，但不论我怎么放，她还是觉得不舒服，露出烦恼、甚至不满的神色，改变头部的姿势。后来她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到了半夜，她做了个手势，似乎想喝水；我用茶匙喂她喝橙子汁，里边掺了糖和水，但是她的牙齿咬得紧紧的————这时她已不省人事。我害怕得呆住了；天亮后，我拉开了窗帷，头脑乱极了，我带着绝望的心情端详她的脸，发现在几小时内她不仅嘴唇，连牙齿也发黑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那可怕的昏迷意味着什么，那黑色又是为什么？
邦费斯医师和卡·福格特整夜坐在客厅中。我下了楼，向福格特谈了我看到的情形，他避开我的目光，没讲一句话便上楼了。回答是不必要的，病人的脉搏差不多已停止跳动。
将近中午，她恢复了知觉，又要孩子们来，但没说一句话。她觉得屋里太暗，这已是第二次了；明明是白天，她问我为什么不点蜡烛（两支蜡烛已点在桌上），我又点了一支，但她还是看不到，说房里太暗。
“唉，我的朋友，头多么痛。”她说，还说了两三句什么。
她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已像死的一般），把它覆在她脸上。我向她说话，她的回答含糊不清；她又失去了知觉，从此再没恢复……
啊，再说一句话吧……一句话……难道一切就这么完了！这种弥留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从5月1日正午或一点钟到5月2日早上七点。多么残酷、多么可怕的十九个钟头啊！
有时她处在半昏迷状态，明确地表示，她要脱下那件法兰绒衣服，那件短上衣，要换连衫裙，但以后便不作声了。
我几次开口对她说话，她似乎听到了，但讲不出一个字，痛苦的表情仿佛掠过了她的脸。她两次攥紧我的手，这不是痉挛性的，是有意识的————我深深相信这一点。到了早上六点，我问医生还剩多少时候？“不到一小时。”
我走到花园中叫萨沙。我希望他母亲的最后几分钟能在他脑海里留下永恒的印象。他随我走上楼梯时，我告诉他什么不幸在等待着我们————他从未想到情况有这么严重。他脸色苍白，几乎晕倒，跟我一起走进了房间。
“让我们并排跪下吧。”我说，指指床头的地毯。
她满脸都是临死前的汗珠，手拉住上衣在抽搐，仿佛想把它脱下。几声痛苦的呻吟，几个不连贯的嗓音，使我想起了瓦季姆97的临终状态；接着一切沉寂了。医生拿起她的手又放下，它像物品似的掉下了。
孩子在抽泣，我记不清开头发生了什么。我冲出屋子，进了大厅，遇见卡尔·埃德蒙，我想对他说话，但从我的胸口发出的是一种我所不熟悉的声音……我站在窗前，注视着那一望无际的闪光的海水，我感到迷惘，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不明白。
后来我想起了那句话：“要爱护塔塔！”我觉得害怕，孩子一定吓坏了。起先我不让告诉她什么，但是这怎么成呢？我吩咐把她找来，与她关在书房里，把她抱在膝上，我一步步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最后才告诉她，“妈妈”死了。她浑身哆嗦，脸上涌起了红晕，眼泪滚滚而下……
我带她上楼。那儿的一切都已变了。死者像活着一样，躺在堆满鲜花的床上，她的旁边便是同一天夜里死去的婴孩。房间蒙了白布，到处是鲜花，一切带有意大利人的优雅风味，它给撕裂人心的死亡的悲痛蒙上了一层柔和的色彩。
这优美的环境感染了受惊的孩子。
“妈妈在这儿呢！”她说，但是当我抱起她，她的嘴唇接触到那冰冷的脸时，她发疯似的哭了。我再也忍受不住，走出了屋子。
过了一个半小时，我又独自坐在那个窗口，又漫无目的地望着海洋和天空。门开了，塔塔一个人走进屋子来到我面前，偎在我身上，害怕地小声对我说道：
“爸爸，我懂事了，我没有多哭。”
我无限心酸地望着这个孤儿。“是的，你应该懂事了。你不能再得到母亲的抚慰，母亲的宠爱了。它们是什么也不能代替的；你的心上会留下一块空白。你不会再感受到人间最美好最纯洁的、唯一无私的感情了。你将来也许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谁也不会给你这种感情了，父亲的爱怎么能与母亲痛苦的爱相比呢？……”
她完全给鲜花覆盖着，百叶窗放下了，我坐在椅上，那张坐惯的床边的椅子上。周围静悄悄的，只有窗外的海水在潺潺低语。脸上的黑纱似乎随着微弱的、非常微弱的呼吸在轻轻起伏……悲哀和烦恼温顺地平息了————痛苦仿佛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无忧无虑的、自己也不知道代表谁的纪念像。我依然望着，整夜望着，是的，要是她果真醒来呢？她没醒。这不是梦，这是死。
那么这是真的！……
……地板上，楼梯上，到处撒满了橘红色的天竺葵。这香气到现在还会使我像触电似的发抖……我想起了一切细节，那每一分钟，我又看到了挂着白布幔的房间，罩上黑纱的镜子，她身旁那同样埋在花丛中的婴儿的蜡黄身体，他也睡着了，不会醒了，她的额头冷了，可怕地冷了……我无意地、无目的地快步走进花园，只见我们的弗朗索瓦躺在草地上，像孩子一般哭着，我想跟他说点什么，可是讲不出话，我又跑回那儿。一个不认识的太太全身穿着黑衣服，带着两个孩子，轻轻推开了门。她要求允许她念一段天主教的祈祷文，但我甚至准备与她一起祷告呢。她跪在地上，背诵拉丁文的祷词，孩子们轻轻跟着她念。然后她对我说：
“他们也没有母亲，而父亲在遥远的地方。您参加过他们的祖母的葬礼……”98
这是加里波第的孩子。
……过了一昼夜，一群群流亡者聚集在我们的院子里，花园中，他们是来送葬的。福格特和我把她放进棺材。棺材抬走了。我紧紧跟在后面，牵着萨沙的手，心里在想：“人们给送上绞刑架时也会看到这么些群众吧。”
两个法国人（一个我还记得，那是沃盖伯爵99）带着憎恨和嘲笑在街上向我们指指点点，因为我们没有神父。泰西埃便吆喝他们，我怕闹事，赶紧做手势制止他：肃静是必要的。
棺材上放着一个大花圈，那是用小小的红玫瑰花编成的。我们每人摘了一朵花，它像一滴血，滴在各人身上。我们走上山岗时，月亮升起了，海面上水波粼粼————它也参与过对她的杀害。她的墓在突入海中的小山坡上，一边可以望见爱斯特勒，另一边可以望见科尔尼舍。墓周围是个花园，它代替了那一床鲜花。
过了大约两周，豪格想起了她的最后意愿和他的保证，打算和泰西埃一起前往苏黎世。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要回巴黎。大家主张我把塔塔和奥莉加交她带走，我自己带了萨沙去热那亚。我不忍与孩子们分开，但不知怎么办，心想也许这真的好一些，既然好一些，那就这么办吧。我只要求不要在5月9日（公历21日）前带走孩子们，我希望与他们一起庆贺我们结婚的十四周年纪念日。
纪念日过后的翌日，我送她们到了瓦尔桥。豪格陪她们上巴黎。我们望着海关官员、宪兵和各种警察盘问旅客。豪格丢了我送给他的手杖，气呼呼地到处寻找。塔塔哭了。售票员穿着制服，坐到了赶车的旁边。驿车朝着德拉吉尼扬方向驶走了，我与泰西埃和萨沙走回桥这边，坐上马车，返回我居住的地方。
我不再有家了。随着孩子们的离开，家庭生活的最后痕迹也消失了————一切都显得冷冷清清。恩格尔松夫妇过两天也走了。一半房间空关着。泰西埃和卡尔·埃德蒙住到了我这里。全家没有一个女人。只有萨沙以他的年龄和容貌使我想起，这儿还住过一个人……想起有个人现在已经不在了！
附记
……葬礼后过了五天，黑尔韦格写信给他的妻子道：“这消息使我深为悲伤，心中充满了阴郁的思想；请你马上把乌戈·福斯科洛100的《塚》寄给我。”
在下一封信中他又写道101：“现在到了与赫尔岑和解的时候了————我们不和的原因已经消失……只要我见到他，我们面对面站着————他是唯一能够了解我的人！”
我确实了解他！
增补
豪格
一天早上在苏黎世，豪格和泰西埃来到了黑尔韦格住的旅馆。他们问他在不在，茶房回说在，他们便命令他立刻带他们上他的房间，不必通报。
黑尔韦格一见他们，脸色顿时白得像纸，浑身哆嗦，他站起身子，默默地靠在椅背上。
“他的样子真难看————恐惧的表情把他的脸扭歪了。”后来泰西埃这么对我说。
“我们是为了实现亡友的意愿来找您的，”豪格对他说，“她生前在病床上写了一封信给您，您借口它是被迫写的，不代表她的本意，没有拆阅便把它退回了。这位故世的朋友委托我和泰西埃·迪莫丹向您证明，这信是她自愿写的，并向您宣读这信。”
“我不想听……不想听……”
“请坐下，听我念！”豪格说，提高了嗓音。
豪格拆开信，取出了……黑尔韦格亲手写的一张字条。
原来我寄信时特地挂了号，信退回后，我把它交给恩格尔松保管。恩格尔松向我指出，两个邮戳是重叠的。
“您可以相信，这坏蛋已读过信，正因为这样才把它退回。”他说。
他把信举在蜡烛光前照给我看，信封内有两张纸，不是一张。
“谁封的信？”
“我。”
“除了信，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于是恩格尔松取了同样的纸，同样的信封，盖了三个火漆印，跑到药房，把两封信称了一下，发出的信比另一封重一半。回到家里，他手舞足蹈地对我嚷道：“我猜对了，猜对了！”
豪格取出字条，大声念了信，然后看看字条，那是用谩骂和指责开头的。他把它拿给泰西埃，问黑尔韦格道：
“这是您的笔迹吧？”
“是的，这是我写的。”
“那么，是您把信重新封上的？”
“我没有义务向您作出说明。”
豪格撕碎字条，扔在他的脸上，又道：
“您多么卑鄙无耻！”
黑尔韦格吓坏了，抓住打铃的绳子，使劲打铃。
“怎么，您疯了不成？”豪格说，拉住了他的手。
黑尔韦格挣脱了手，奔到门口，开门大喊：
“救命！救命！”
听到猛烈的铃声和喊叫声，许多人奔上楼梯，跑进他的房间，其中有茶房和住在这条走廊两边房间中的旅客。
“快叫宪兵！宪兵！他们要杀人了！”黑尔韦格在走廊上大喊。
豪格走到他面前，狠狠打了他一记耳光，对他说道：
“听着，混蛋，这是你叫宪兵的报应！”
泰西埃回到房里，写了姓名和住址，一句话不说，交给了他。楼梯上挤了不少看热闹的人。豪格向老板表示了歉意，便与泰西埃一起走了。
黑尔韦格赶到警察局，要求法律保护，因为仇人派了两个凶手企图杀害他。他问，他是否可以为这一记耳光提出控诉。
局长当着旅馆老板的面查问了各个细节，说两个人这样在大白天来到旅馆，又没有隐瞒姓名和住址，他们是不是派来的凶手，他表示怀疑。至于提出控诉，他认为这很容易，他确实相信，豪格会被判罪，罚几个钱，在牢里关几天。“但您的案件有点麻烦，”他又道，“因为要给这位先生判罪，您必须当众证明，他确实打了您一记耳光……我觉得，为您考虑，这种事还是不必计较的好，天知道这会牵涉什么别的内情……”
局长这一席合情合理的话起了作用。
我当时在卢加诺。我考虑了一下这件事，有些担心：我相信黑尔韦格不会要豪格或泰西埃与他决斗，但豪格是否会就此罢休，安静地离开苏黎世，我却没有把握。如果豪格提出决斗102，这在性质上显然违反我希望采取的办法。泰西埃的聪明正直，我是完全信任的，但这人又太多法国人的气质。
豪格固执到了任性的程度，又像小孩那样意气用事。他老是跟别人吵吵闹闹，霍耶茨基，恩格尔松，奥尔西尼和其他意大利人，都和他闹过别扭，最后还真的反目了。奥尔西尼谈到他总要摇摇头，露出无可奈何的苦笑，滑稽地说道：
“啊，他是将军，豪格将军呢！”
能左右豪格的只有卡尔·福格特，他的观点一向鲜明而实际；他对他寸步不让，挖苦他，骂他，但豪格听他的话。
“您掌握了什么秘诀，居然能征服我们这位孟加拉将军？”有一次我问福格特。
“您也知道这秘诀，”福格特答道，“您已提到了这一点。我能制服他，是因为他是将军，而且相信自己是将军。将军必须懂得纪律，不能违抗长官的命令：您不该忘记，我是帝国的摄政呢。”
福格特说得完全对。过了几天，恩格尔松毫不在意，也没想到有谁在场，便脱口而出道：
“这么混账的事只有德国人才干得出。”
豪格生气了。恩格尔松要他相信他这是随口讲的，这种蠢话根本不值得当一回事。豪格却指出，重要的不在于他当他的面讲这话，而在于他对德国人抱着这样的偏见，说完就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便找福格特，后者还没起床，他叫醒了他，把德国遭到的侮辱告诉他，要求他作决斗的证人，向恩格尔松下战书。
“您怎么啦，以为我也像您一样发了疯不成？”福格特答道。
“我受不惯这种侮辱。”
“他没有侮辱您。他不过是讲错了话，而且已向您道歉了。”
“他侮辱了德国……应该让他看到，当着我的面侮辱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不受到惩罚。”
“难道只有您才是德国的代表吗？”福格特朝着他大叫道。“难道我不是德国人？难道我不是像您一样，甚至比您更有权利干预这件事？”
“毫无疑问，如果您肯负责，我就把它交给您。”
“好，但是既然您信任我，我希望您不要再插手。请您安心坐在这儿，我去了解一下，恩格尔松的意见是否真的这样，还是仅仅无意之间讲错了话。就这样，我把您的挑战书撕了。”
过了半小时，福格特来找我，我还一点不知道昨天的事。他走进屋子，照例大笑不止，对我说道：
“您那位恩格尔松还在到处闯祸吗？我把我那位将军锁在家里了。您想想看，他居然因为恩格尔松讲了那些肮脏的德国人的坏话，要与他决斗呢。我说服了他，让我来处置他。事情解决了一半。现在该您来说服恩格尔松了，免得他再发高烧。”
恩格尔松根本没想到，豪格会气成那个样子；起先他打算亲自向豪格作些解释，还准备接受他的挑战，但后来让步了，我们便派人把豪格找来。这天早上，帝国摄政丢下了水母和纽鳃鳟，一直坐在那里等候豪格和恩格尔松握手言欢，一起喝酒，吃米兰式肉丸。
我从卢加诺到达卢塞恩以后，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难题。我到达的当天，泰西埃便告诉我，豪格写了一篇回忆录，把打耳光的事前前后后讲了一遍，预备在报上发表，泰西埃好不容易劝住了他，对他说这种文章不能不得到我的同意。豪格相信我没有不同意的理由，这才决定等我。
“您必须尽一切努力，不让这个不幸的插曲登在报上。”泰西埃对我说。“它会把事情弄糟，使您和您所悼念的亲人，以及我们大家，永远成为人们的笑柄。”
晚上豪格把原稿交给我。泰西埃说得对。这样的打击会弄得无法收场。一切都是出于对我、对亡故者的热烈而真诚的友情，可一切又那么可笑————哪怕在这个流泪和绝望的时期，仍使我觉得那么可笑。整篇文章是用唐·卡洛斯103的语调写的————只是用了散文。一个能够写出这种文章的人，一定把自己的作品看得很了不起，不经过斗争，他是不会让步的。我的任务并不轻。文章全是为我写的，是出于对我的友谊，充满了善意、真诚和正义，可是我非但不感激他，反而要彻底铲除他头脑里那个他自鸣得意的牢固想法。
我不能退让。我考虑了好久，决定给他写一封长信，感谢他的友谊，但请他不要发表这篇回忆录。“如果非把这件骇人的事公诸报端不可，那么只有我一个人才有这伤心的权利。”
我把信封好后，在早上七时送给豪格。豪格复信道：“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我给您和她树立了一个纪念碑，我把您放在不可企及的高处，要是谁敢说个不字，我就得封住他的嘴巴。但既然这是您的事，您有权决定一切，如果您要写，理所当然，我就让您写。”
他整天闷闷不乐，心烦意乱。到了晚上，一个可怕的思想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万一我死了，他仍会把那个纪念碑树立起来，因此告别时我拥抱他以后说道：
“豪格，不要生我的气，在这件事上确实没有比我更好的法官。”
“我没有生气，我只是觉得痛心。”
“好吧，既然您不生气，那么把您的原稿留在这儿送给我吧。”
“完全可以。”
想不到从那时起豪格便在文风问题上对我产生了不满，后来到了伦敦，有一次我提到他给洪堡和麦奇生104写的信文字过于雕琢，过于华丽。豪格听后笑笑道：
“我知道您是辩证学家，您的文体充满犀利的智慧，但是感情和诗需要另一种语言。”
我得再一次感谢命运：我不仅拿走了他的稿件，在动身去英国时还把它销毁了。
打耳光的消息传开了， 《苏黎世报》上突然登出了黑尔韦格自己署名的文章。他写道，那记“著名的耳光”纯属向壁虚构，相反，他“把豪格一推，豪格撞在墙上，背部还沾了一身白粉”；关于这一点，别的姑且不论，凡是知道豪格身强力壮、手脚灵活，巴登那位军事首长却笨手笨脚、身体虚弱的人，无不心中有数。接着他又说，这一切都是赫尔岑男爵用俄国金钱策划的大阴谋，找他闹事的两个人便是我雇用的。
豪格和泰西埃当即在同一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严正声明，讲了事实的经过，文字简短扼要、心平气和。
我在文章后面附了一个说明，我说我从来没有雇用任何人，除了我的仆人和黑尔韦格，因为后者这两年都在靠我养活，我在欧洲认识的人中，也只有他欠了我一大笔债。这种手段本来与我无缘，但为了保护两个被诬蔑的朋友，我只得使用了它。
黑尔韦格又在同一报纸上对此作了反驳，说按照他的境况，他从来不必向我借钱，也从来不欠我一个戈比。确实，钱都是他妻子替他借的。
与此同时，苏黎世的一个医生写信通知我，黑尔韦格委托他向我提出决斗。
我通过豪格答复道，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认为黑尔韦格不配提出这要求，对他的制裁已经开始，我要继续走自己的路。在此我不得不指出，站在黑尔韦格一边的只有两个人（除埃玛外）：这个医生和理查·瓦格纳105，一个未来的音乐家。这两人对黑尔韦格的为人其实并无好感；医生在发出挑战书时附带写道：“至于事情的是非曲直，我不知道，也完全不想知道。”他在苏黎世对自己的朋友们说：“我想，他恐怕不会真的决斗，只想借此机会造造声势。不过我不会让他捉弄我，跟我开玩笑。我对他说，我的口袋里也有一支装好子弹的手枪，这是为他准备的！”……
至于瓦格纳，那么他向我写信埋怨道，这都怪豪格太没有礼貌；他说，他不能对一个“他所爱和所怜悯”的人提出严厉的批评。“这个人需要的是关心；也许他还能重整旗鼓，摆脱萎靡不振的生活，从放浪不羁的落拓境况中恢复力量，成为一个新人。”106
尽管经历了一系列灾难，我多么不愿再对钱的问题旧事重提，我还是明白，只有它才能打中要害，因为这是资产阶级世界，也就是瑞士和德国的整个舆论界，唯一能理解和重视的。
一万法郎的借据还在我手里，这是黑尔韦格太太写给我，后来又想用几句说得太迟的后悔的话收回的。我把它拿给了公证人。
公证人一手拿着报纸，另一手拿着借据，找到黑尔韦格，要他作出解释。
黑尔韦格说：“您瞧，这不是我的签名。”
于是公证人取出他妻子的信，她在信上说，钱是为他借的，并得到了他的同意。
“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也从未要她借钱，您不妨写信向我的妻子查问，她在尼斯，这事与我无关。”
“那么您绝对不记得，您曾委托您的妻子办这件事？”
“不记得。”
“非常抱歉，这么一来，这件普通的债务诉讼就完全改变了性质，您的对方可以控告您的妻子犯了诈骗罪。”
诗人听后毫不气馁，仍勇敢地答道，这与他无关。公证人把他的答复通知了埃玛。后来这事不了了之；他们当然也没有付钱。
“怎么，”豪格说，“现在到伦敦去！……不能让这个混蛋就此逍遥自在……”
过了几天，我们已站在莫利旅馆四楼窗口眺望伦敦的大雾了。107
1852年秋季的迁居伦敦，结束了我一生中最悲惨的时期，我的故事也暂时告一段落。
（1858年写毕）
……今天是1863年5月2日……她的11周年忌辰。当年站在墓边的人在哪里呢？一个也不在这儿……有的完全消失了，有的已距我非常遥远————不仅是地理上的遥远。
奥尔西尼的头鲜血淋漓地滚下了断头台……108
恩格尔松作为我的仇人死了，遗体安葬在拉芒什海峡109的一个岛上。
化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泰西埃·迪莫丹依然那么亲切和善良，但在干招魂和扶乩之类的迷信活动。
卡尔·埃德蒙成了拿破仑亲王的朋友，卢森堡宫的图书馆馆长。110
依然故我、忠于自己的只有卡·福格特。
我在一年前见过豪格。1854年，他为一些小事跟我闹翻了，后来不辞而别，离开伦敦，与我断绝了一切来往。我偶然得悉，他到了伦敦便托人转告：“她安葬已过了十年，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生气是可耻的；神圣的记忆把我们连在一起，如果他忘记了，那么我还记得，他曾经随时准备向我伸出友谊之手。”
我了解他的性格，因此跨出了第一步，向他靠拢。他很高兴，感动了，然而这次会见比任何分离更令人伤心。
起先我们谈到了一些人和事，回忆了一些细节，后来便沉默了。显然，我们彼此已没有什么好谈的，我们变得完全陌生了。我尽量搜寻话题，豪格也竭力这么做，他在小亚细亚旅行的各种见闻打破了僵局。讲完它们以后又开始冷场了。
“啊，我的天，”我掏出怀表突然说，“五点了，我还有个约会，只得走了。”
我撒谎————其实什么约会也没有。豪格好像也丢下了思想包袱。
“真的五点了吗？我今天还得上克拉彭参加一个宴会呢。”
“上那儿得一个小时，那么我不再留您了。再见。”
走到街上，我真想……哈哈大笑？不，我真想哭。
过了两天，他来我家吃早饭。情形还是一样。他说，明天他得走了；其实他还待了好几天。但我们都很满意，从此不想再见面。
出发之前
在诺夫哥罗德时期，奥加辽夫常常唱：“亲爱的地方，我又见到你们了。”111现在我也又要见到它们了，我想起要见到它们便觉得害怕。
我循着原路，经过爱斯特勒前往尼斯。那是我们1847年走过的地方，从那儿下山后，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意大利。1851年我又经过那里前往耶尔，寻找我母亲和儿子的踪迹，但什么也没找到。
不易衰老的大自然还是那个样子，但是人变了，这是有原因的。我第一次跨越滨海阿尔卑斯山的时候还在寻找生活和乐趣……留在我后面的是几片不大的乌云，凄惨的青色笼罩着祖国，但是前面碧空无云————我还年轻，三十五岁，无忧无虑，只觉得精力旺盛。
第二次经过那里时，我的心上蒙了一层雾，精神恍惚，我要寻找尸体，沉没的轮船————不仅可怕的阴影在后面追逐着我，前面也是一片黑暗。
第三次……我为了探望孩子，为了扫墓又得经过那里————现在我的要求已经不高，我只想让头脑得到一点休息，只希望周围多一点和谐的气氛，我要寻找安宁，我感到疲倦和衰老，只想说：“不要碰我。”112
1863年8月于特丁顿113
到达之后
9月22日我来到墓前。周围静悄悄的，大海也一样，只有风在整条路上吹起一阵阵灰土。那沉寂的墓石，那柏树轻微的簌簌声，都使我感到可怕，陌生。她不在这儿，这里没有她————她活在我的心里。
我离开墓地，走进两所住宅————苏家的房子和杜伊斯家的房子114。它们都空关着。为什么我又要找这些无声的证人发出我的控诉呢？……那是屋前的平台，我曾怀着悲痛在那儿的葡萄园和玫瑰丛中徘徊，望着那荒凉的远方，疯狂地、胆怯地期待着安慰和帮助，我在人们中找不到它们，只得在酒中寻找……
沙发上现在盖满了灰尘，堆着一些镜框————在那个坦率交谈的可怕的夜晚，她便是疲惫不堪地坐在这沙发上失去了知觉。
我拉开杜伊斯的房子中那间卧室的百叶窗————瞧，还是原来的样子……我转过身来，这是床，床垫取下了，放在地板上，仿佛出殡才几天……这屋子已变得多么暗淡，凄凉！可怜的受难者————尽管我多么爱她，她的死我也是有责任的！
1·指赫尔岑和格拉诺夫斯基等人的分歧。
2·指格拉诺夫斯基的妻子伊丽莎白·波格丹诺维奇，她当时还很年轻。
3·1848年5月15日巴黎十五万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制宪议会的一系列反动措施。示威被国民自卫军驱散，领导人被逮捕。
4·引自《法意书简》第九信。————作者注
5·贝多（1804——1863），法国将军，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48年指挥政府军镇压六月起义。
6·指《国民报》作为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在六月起义中充当了屠杀工人阶级的刽子手，指挥这次镇压的人不少来自《国民报》这一派。
7·1848年镇压六月起义的指挥者。
8·巴黎的工人居住区，六月起义的主要根据地。
9·巴黎的著名建筑，法国革命后作伟人的纪念堂。
10·指拿破仑一世战败后俄普联军占领巴黎的时期。
11·指拜伦的叙事长诗《阿比杜斯的新娘》（1813），见该诗第二章第二十六节。
12·以上几段均引自作者的《来自彼岸》第二篇《暴风雨之后》，但引文与原文稍有出入。
13·拉歇尔（1820——1858），法国著名悲剧演员。
14·赫尔岑的长子和长女。
15·即娜塔莎，赫尔岑的长女。
16·引自俄国著名诗人科利佐夫的诗《鹰之歌》。
17·这是指纳塔利娅·图奇科娃（1829——1913），她是赫尔岑夫人的好友，1850年与奥加辽夫结婚，成为他的第二个妻子。以上几段也都摘自赫尔岑夫人给她的信。
18·指前面提到的图奇科娃和她的父亲、姐姐等。她的姐姐是尼古拉·萨京的妻子。
19·即玛丽亚·科尔什，叶·科尔什的姐姐，与赫尔岑一家一起出国。
20·俄国文学评论家。
21·指返回俄国。
22·库图尔（1815——1879），法国著名画家，这里指他的代表作《帝国末期的罗马人》。
23·乔治·桑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一个温柔善良、心灵纯洁的少女，她的爱人称她“康素埃洛”，这是意大利文，意思是“安慰”，即他的心灵的安慰。
24·雷比勒奥和卡利埃都当过巴黎警察局长。
25·但丁的《神曲》第一行，指人生的中年。
26·引自席勒的诗《舍弃》。
27·原文是拉丁文。这是《来自彼岸》中第七篇的题目。
28·即赫尔岑的长女娜塔莎，她当时四岁。
29·1848年12月，路易·波拿巴以五百四十三万票的压倒多数当选为法国总统，实现了他在法国恢复帝制的野心计划的第一步。
30·当时德国的革命家，曾宣传基督教社会主义，1848年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
31·古代以色列人的一支，主要从事宗教职业，在基督教的仪式中具有重要地位。
32·《喀提利纳》是大仲马的历史剧，写古罗马贵族喀提利纳发动叛乱的事。当时西塞罗任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对叛乱实行了血腥的镇压。但西塞罗是在捍卫共和国的名义下进行的，赫尔岑在这里只是把历史上的两次屠杀作了对比。
33·大仲马于1847年在巴黎建立的剧院。
34·在马赛，这里都是写六月起义被镇压后的情形。
35·写于1857年。————作者注（按：这时沙皇尼古拉一世已死，赫尔岑对俄国重又燃起了希望。）
36·黑尔韦格（1817——1875），德国革命诗人，他的诗歌始终充满着对专制制度的仇恨，在人民中获得广泛流传。但赫尔岑的家庭悲剧主要是他所造成，因此赫尔岑对他抱着一定的偏见，在指责他破坏他的家庭幸福的同时，也否定了他对革命民主运动的向往和贡献。
37·1848年3月黑尔韦格在巴黎组织了一支由德国和法国工人组成的武装队伍，进入德国巴登地区，并于4月在那里发动了起义，但起义立即遭到了镇压，参加的人大部被占有绝对优势的政府军所俘虏。这次冒险行动曾遭到马克思的坚决反对。
38·引自喜剧《聪明误》第二幕第二场，原来是指从事演剧活动的男女农奴。
39·一个热恋歌德的浪漫女作家。
40·即修女。
41·维兰德（1733——1813），德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作家。
42·德国科学界的权威人士。
43·指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
44·黑尔韦格未来的丈人齐格蒙德是富裕的绸布商，不是银行家。
45·荷马的史诗《奥德赛》中的乞丐，在奥德修斯回到家中后，被后者打败。
46·指奥格斯特·福伦（1794——1855），德国诗人，黑尔韦格曾长期住在他家中（在苏黎世），并得到他的资助。
47·有一件事足以说明她对他的关心达到了什么程度。一次在意大利，黑尔韦格抱怨他用的香水不好。他的妻子马上写信给让-玛丽·法利纳，托她买一盒最上等的香水寄往罗马。然而过了不久，他们离开了罗马，交代邮局把信件和包裹转寄那不勒斯；但就在这时，他们又离开了那不勒斯。这样过了几个月，他们才在巴黎收到了这个装着香水的邮包，然而由于长途转寄，他们不得不为它付出了相当大的一笔钱。————作者注
48·弗洛孔（1800——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属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848年革命后成为法国临时政府成员，支持黑尔韦格的这次巴登行动。
49·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也支持了黑尔韦格的行动。
50·1789至1794年法国革命政府派驻在斯特拉斯堡的一支军队。
51·黑红金三色是德国大学生协会和1848至1849年德国民族统一运动的标志。
52·德国巴登和符腾堡一带的古代名称。
53·黑克尔（1811——1881），德国共和派革命家，参加了巴登起义，失败后逃亡瑞士及美国。
54·维利希（1810——1878），普鲁士军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1853年流亡美国。
55·德国的许多革命家都被囚禁在这两个地方的监狱中。
56·这里讲的一些事在黑尔韦格的各种传记中都没有找到根据。
57·巴黎的一家高级餐厅。
58·西蒙（1810——1872），德国革命家，1849年后流亡瑞士。特里尔是德国南方城市，西蒙的家乡。
59·指路易·波拿巴的政变。
60·见普希金的叙事诗《茨冈》。
61·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主人公。
62·赫尔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于1850年11月。
63·居约（1810——1876），意大利画家。
64·克鲁采费尔斯基和别利托夫都是《谁之罪》中的人物，前者是柳边尼卡的丈夫，后者是她后来爱上的第三者，她为此痛苦，她的日记表现了她内心的斗争，后来别利托夫走了，克鲁采费尔斯基消沉了，柳边尼卡生活在绝望中。
65·尼斯附近的海边游览区。
66·《荷拉斯》的主人公荷拉斯是一个夸夸其谈、虚伪自私的资产阶级利己者。赫尔岑曾说：“荷拉斯是给欧洲带来灾祸的主要罪人。”
67·这里有些话是从我1852年3月给豪格的信中摘录的。————作者注豪格，德国革命家，1848年维也纳起义的参加者，流亡后与赫尔岑有密切交往。赫尔岑在给他的信中主要承认有过杀死妻子的冲动。
68·指1793年被处死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69·罗马神话中的播种和收割之神，以镰刀为象征，因而这里以他作为死神的代表。
70·恩格尔松（1821——1857），俄国流亡者，与赫尔岑曾有密切来往。
71·原文为拉丁文，系雨果的诗集《光与影》中一首诗的篇名，雨果则是借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中的原文。
72·这一段（它还从未发表过）属于《往事与随想》中我打算很久以后才发表的那个部分，尽管我写其他部分还是由它引起的。但是奥尔西尼在《回忆录》中提到了1851年11月15日发生的骇人事件，他对我这意外的不幸遭遇给予了最热烈的同情，这促使我把第二节在1859年的《北极星》上发表了。————作者注按：所谓“打算很久以后才发表的”部分，即指《家庭悲剧》。《家庭悲剧》在赫尔岑生前并未全部发表，直至1919至1925年苏联出版《赫尔岑作品及书信全集》时，才根据赫尔岑的长女纳塔利娅提供的手抄本予以编入。奥尔西尼的《回忆录》出版于1857年，其中记述了赫尔岑的母亲及儿子在海上遇难的事。原注中所说第二节，即指本章的第二节。
73·从北非沙漠吹往欧洲南部的一种带沙土或带雨的热风。
74·见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第三幕第四场，麦克白派人杀死班柯后，班柯向他显灵，从此弄得麦克白神魂不定。
75·一封信是写给马·卡·雷海尔的，一小页纸是赫尔岑夫人打算写的自传的提纲。
76·引自雨果的诗《海洋之夜》。
77·科利亚的家庭教师。
78·即马·卡·雷海尔。
79·赫尔岑家的厨子。
80·法国革命者，后来做过赫尔岑家的家庭教师。
81·从罗讷河谷吹往法国南部的一种干冷强风，风速极大。
82·引自《法意书简》第五信，文字略有改动和删节。
83·引自雨果的《海洋之夜》。
84·赫德逊·洛（1769——1844），英国将军，在拿破仑流放圣赫勒拿岛时任该岛总督，对拿破仑实行严格管制，在其病重期间，仍不允许改善其生活条件，以致后来拿破仑的医生奥马拉指责这种管理妨碍了对拿破仑的治疗。这里只是说这次病情的好转是出乎意料的。
85·这信我只看了一遍，以后也只打开过一次。1853年旧历10月23日纳塔利娅诞辰纪念那天，我没有读它便把它烧毁了。————作者注
86·路易·波拿巴流亡瑞士时的情妇，据赫尔岑在一封信中说，这是一个名叫“科赫太太”的女人。
87·戈洛温（1816——1890），俄国流亡者，政论家。
88·荣誉法庭没有组成，但我后来收到了一封信，它具有裁决黑尔韦格有罪的意义。在信上署名的有我所尊敬的一些人，其中包括英勇的殉难者皮扎卡尼，莫尔蒂尼，奥尔西尼，贝尔塔尼，梅佐卡帕，梅迪契，科森兹。————作者注贝尔塔尼（1812——1886），意大利医师，一直参加马志尼和加里波第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按：所谓荣誉法庭是在同志之间对某人的道德品行作出公意裁决。
89·德国中世纪的一种秘密刑事法庭，往往采取暗杀等手段执行它的判决。
90·指1849年罗马共和国的保卫战。
91·指普希金的死。
92·关于发生的一切，已传进了她的耳中，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在给她的信中提到了他的信，而她是在巴黎从尼·亚·梅利古诺夫那儿听到的。————作者注梅利古诺夫（1804——1867），俄国作家及评论家，在国外时与赫尔岑等常有接触。
93·当地的一对意大利夫妇。
94·引自普希金的诗《每当我在喧闹的大街上漫步》。
95·这部分原稿是三年前写的。————作者注
96·指纳塔利娅·图奇科娃，据说赫尔岑夫人拟把孩子们托付给她，因此一直在等她到来。
97·指帕谢克，他是赫尔岑的好友，又是“柯尔切瓦的表姐”的丈夫，因此也是赫尔岑的亲戚。
98·赫尔岑参加过加里波第的母亲的葬礼，她于1851年死在尼斯。加里波第的妻子是在行军途中去世的。
99·法国正统派政治活动家。
100·福斯科洛（1778——1827），意大利诗人，小说家。《塚》是他为抗议拿破仑禁止刻写墓碑而作的一首诗，全诗充满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他的代表作。
101·这两封信都在尼斯流传过。————作者注
102·豪格确实这么做了，当然，黑尔韦格没有应战。————作者注
103·席勒的同名剧本的主人公，一个反抗专制暴政的人物。
104·麦奇生（1792——1871），苏格兰的著名地质学家，英国地质学会主席。
105·即德国著名作曲家瓦格纳（1813——1883），他当时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乐队指挥，因参加1848至1849年的德国革命运动，逃亡在外，住在苏黎世，他的许多著名歌剧都是在这以后写的。
106·见附录中瓦格纳的信。————作者注按：瓦格纳的信写于1852年6月30日，赫尔岑本想把它附在《家庭悲剧》后面，作为证件之一。但大概由于这部分稿件在赫尔岑生前未正式发表，因此迄未附入。
107·赫尔岑于1852年8月中旬离开瑞士，8月24日到达伦敦。
108·奥尔西尼于1858年因行刺拿破仑三世被处死。
109·法国人称英吉利海峡为拉芒什海峡。
110·拿破仑亲王（1822——1891），拿破仑一世之弟日洛姆·波拿巴之子，1851年被拿破仑三世承认为他的继承人，但由于拿破仑亲王的自由主义思想，引起了拿破仑三世的不满。卢森堡宫在巴黎，藏有各种艺术珍品及文献。
111·意大利歌曲的歌词，原文为意大利文。
112·原为耶稣复活后对人讲的话，见《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七节。这里是借用，只是“别打搅我”的意思。
113·离伦敦不远的一个地方，当时赫尔岑移居这里。
114·这是赫尔岑在尼斯住过的两幢房子，苏和杜伊斯是它们的房主，赫尔岑先住在苏的房子里，后来住在杜伊斯的房子里，他的妻子即死于这屋里。
这天上午我才从巴黎经过塞尼山到达这里；我在费德尔旅馆借了一套宽敞高大、陈设相当漂亮的房间，包括起居室和卧室。我喜欢这种节日的华丽外表，它很合适。我预定了简单的晚餐，便出外闲逛，等待天黑了。
马车驶近驿站时，纳塔利娅认出了我。
“你在这里！”她说，从窗口向我点头。我拉开车门，她扑到了我的脖子上，情绪这么兴奋、愉快，流露了对我的爱和感激，我的头脑中突然闪过了她信中的一些话：“我这次回来，像轮船经历了暴风雨、触礁和灾祸以后，回到自己亲切的海港中————船虽然百孔千疮，但得救了。”
一个眼神，两三句话便完全够了……一切都明白了，解释清楚了；我拿起她不大的旅行袋，用手杖把它挂在背上，一只手挽了她，我们便沿着冷清的街道愉快地走回旅馆。那儿除了门房，全都睡了。桌上铺好了台布，放着两支还没点火的蜡烛，还有面包、水果和一瓶酒。我不想叫醒谁，我们点亮蜡烛，坐在空桌旁边，彼此瞧着，蓦地想起了弗拉基米尔的生活。
她穿的是白薄纱连衫裙或短衫，这是在路上穿的，因为天气非常热————我流放回来与她第一次见面时，她也穿一身白衣衫，她的结婚礼服也是白色的。甚至她的脸也流露出提心吊胆、忧虑、沉思和痛苦的明显痕迹，使我想起她那时的面容。
我们还是原来的两个人，只是现在我们握手时不再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自以为是，充满自信，也彼此信任，相信我们的命运会与众不同了，我们像两个在生活的洪流中考验过自己的力量，也意识到自己的弱点的历尽坎坷的老兵……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沉重的打击和不可挽回的错误。我们要重新踏上旅途，不咎既往，共同挑起过去的悲惨重担。在这重担下，我们的步子不得不更谨慎，但是疮痍满目的心灵中仍蕴藏着成熟而稳定的幸福所需要的一切。由于那可怕的一页，那内心的痛苦，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岁月、环境、异乡客地的生活和我们的孩子，已把我们不可分割地连接在一起了。
一切通过这次会见结束了，裂开的伤口又愈合了，不是没有疤痕，但已变得比以前更牢固————有时断裂的骨头便是这么重又结合在一起的。悲痛的泪水在眼睛里还没有干，但它们成了联结我们的新的纽带————一种互相怜惜的深刻感情。我看到了她的挣扎，她的磨难，看到她多么衰弱困倦。她也看到我多么软弱，不幸，受了侮辱，也侮辱了别人，准备牺牲，也准备犯罪。
我们彼此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不能不明白，我们彼此多么重要，多么不可缺少。1852年初我写道：“在都灵的那些日子是我们的第二次婚礼，它的意义也许比第一次更深刻，更重要，我们终于充分意识到了它的全部责任，把它重又贯彻到了相互的关系中，而这是通过那些痛苦的经历完成的……”
爱情奇迹般经受住了这次本可以毁灭它的打击。
最后几朵乌云也逐渐消散了。我们谈得很多，很久……仿佛阔别多年之后的重新相逢。当我们从空桌子后起立时，一缕缕曙光早已透过关闭的百叶窗射进屋里了……
三天后我们一起经过里维埃拉返回尼斯————热那亚一闪而过，芒通一闪而过，那是我们时常怀着不同的心情游览的地点，最后，摩纳哥也过去了，它那天鹅绒似的草坪，天鹅绒似的沙滩突入了海中。一切在我们眼中都那么亲切，像口角后重又见面的老朋友，这里到处是葡萄园，玫瑰树丛，酸橙林，大海就铺展在屋前，孩子们在海滨玩耍……瞧，他们认出了我们，奔了过来。我们到家了。
我感谢命运给了我这些日子，给了我以后的四个月光阴————它们以庄严的光辉照耀了我家庭生活的最后阶段。我感谢命运，这个永恒的巫婆把秋季绚丽多彩的花环献给了注定要作牺牲的人……尽管时间不长，但她把自己的罂粟花和香气散布到了他们的周围！
隔开我们的深渊不见了，大地已连成一片。难道这不就是那只终生握在我手中的手吗，难道这不就是一度被泪水弄得浑浊的目光吗？“安心吧，妹妹、朋友和同志，一切都过去了，我们依然是那些年轻、神圣、光辉的岁月中的我们！”
她给俄国的一位女友写道：“……你也许知道那场灾难的深度，现在它终于过去了，充满幸福的另一些时刻来临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全部信念不仅依然完好，而且战胜了可怕的考验，没有丧失新鲜和香味，而且以新的光辉、新的力量开出了花朵。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幸福。”
当然，过去也留下了残渣，触动它不能不受到惩罚，这是内心的某种创伤，一种敏感的睡着了的惶恐和苦楚。
过去不是一张可以修改的校样，它是断头台上的斫刀，它一落下，许多东西便再也不能接合，不是一切都可以恢复原状的。刀痕像金属铸成的，形状分明，不可改变，像青铜那么黑黝黝的。通常人们忘记的只是不值得记住，或者不理解的东西。一个人只要忘记两三件事，某些细节，某个日子，某些话，他便可以保持青春、勇气和力量，而有了它们，他便会像一把钥匙一样沉入底。不必像麦克白那样非遇到班柯的鬼魂不可74，鬼魂不是刑庭法官，不是良心的谴责，唯有记忆中无法抹去的事件才能起那样的作用。
而且也不需要忘记；这是软弱，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欺骗。过去有自己的权利，它是事实，应该面对它，而不是忘记它————我们便以一致的步伐朝这目标走去。
……有时，局外人一句无关紧要的话，眼中偶然瞥见的一件事物，会像刀子一样划过心头，于是流出了血，感到无法忍受的疼痛；但同时我也遇到了惊慌的眼光，它带着无限的悲痛在向我说：“是的，你是对的，不可能不是这样，但是……”于是我尽力驱散汇集的乌云。
和解的时刻是神圣的，我透过眼泪回忆着它……
……不，这不是和解，这个词不贴切。文字像现成的衣服，“在一定程度上”适合所有同样身材的人，然而并不能对每一个人完全合身。
我们不需要和解，我们从来没有争吵过，我们使彼此痛苦，但并没有分开。在最阴暗的时刻，两人都毫不怀疑的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彼此的深刻尊重，都依然保持着。我们与其说像和解的人，不如说像两个大病之后刚才清醒的人：昏迷状态过去了，我们睁开有些虚弱而模糊的眼睛互相望着。经历的痛苦记忆犹新，困倦还能感到，但是我们知道，噩梦已经过去，我们又平安无事了。
……以前偶尔在纳塔利娅心头出现的思想，现在逐渐占有了她。她希望写下她的自白书。她对它的开头不满，烧毁了那几页，只保存了一封长长的信和一小页纸。75从它们可以看出，销毁的部分多么重要……读了它们，我觉得不寒而栗，仿佛我的手接触到了一颗痛苦而温暖的心，听到了那些无声的秘密的声音，它们一直隐藏在深处，只是在意识中刚刚苏醒。从这些字句中可以琢磨到，那艰苦的挣扎怎样转化成新的意志，悲痛怎样转化成思想。如果这作品没有突然中断，它可以成为一件珍贵的记录，一切便不致湮没在女人含糊其词的缄默和男人自以为是的保护人态度中。但是最不可理喻的打击已朝我们的头顶打来，终于什么都完了。
2
在无底的海中，在无月的夜里，永埋在丧失理性的海水之下……76
雨果
1851年的夏季就这么结束了。我们又几乎单独在一起了。我的母亲带着科利亚和斯彼尔曼77前往巴黎，在马·卡78家做客。我们跟孩子们安静地过着日子。仿佛暴风雨完全过去了。
到了11月，我们收到了母亲的信，她即将离开那里，后来又接到她寄自马赛的信，信上说，第二天，即11月15日，他们搭轮船回来。在她外出期间，我们搬了家，新住所也在海边，属于圣海伦娜郊区。这幢房子有一个大花园，我们已给母亲安排了住处，现在用鲜花布置了一下，我们的厨子和萨沙买了些中国灯笼。把它们挂在墙上和树上。一切准备好了，孩子们从三时起就没有离开阳台，到了五点多钟，一缕黑烟终于从遥远的海面上升起，过了几分钟已可看到轮船，像一动不动的黑点，但在逐渐扩大。一家人开始忙碌了，弗朗索瓦79飞也似的跑往码头，我坐上马车，也向那儿驶去。
我抵达码头时，轮船已经到达，几只小船靠在它周围，等待检疫官员允许旅客下船。一只小船驶回了浮码头，弗朗索瓦站在船上。
“怎么，”我问，“你已经回来了？”
他没有回答；我瞧了他一眼，愣住了，他脸色发青，整个身子都在哆嗦。
“怎么回事？”我问，“你病了不成？”
“不，”他答道，避开了我的目光，“只是我们家的人没有到。”
“怎么没有到？”
“轮船在那儿出了点事，因此旅客没有全部到达。”
我跳上小船，命令马上开船。
轮船上鸦雀无声，迎接我的是一种不祥的哀痛气氛。船长亲自在等我，这完全不合常情，我等待着可怕的消息。船长对我说，轮船经过耶尔岛和大陆之间的海面时，跟另一艘船相撞，沉进海底了，我的母亲便在那船上，他这艘船和另一艘路过的轮船救出了大部分旅客，“我这船上只有两个年轻姑娘是你们家的。”他说，带我走向前面甲板，大家在阴森的沉默中让开了路。我跟着他，毫无知觉，甚至没问一句话。在我母亲那里做客的她的侄女，一个身材苗条的女子，躺在甲板上，披散的头发湿湿漉漉的；她的旁边是照料科利亚的使女。年轻姑娘看见我，想坐起身子说什么，但办不到，便别转了头，嘤嘤啜泣。
“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们在哪儿？”我问，发疯似的握住了使女的手。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她答道，“轮船沉了，我们给捞出水面时已昏迷不醒。一位英国太太拿衣服给我们换了。”
船长伤心地望着我，握着我的手说道：
“不要绝望，您不妨到耶尔问问，也许还能在那儿找到您家的人。”
我托恩格尔松和弗朗索瓦照料病人，自己丧魂落魄似的坐车赶回家中；我的头脑乱极了，心在发抖，我但愿我的家在千里之外。但是树木中间出现了亮光，它越来越多，这是孩子们把灯笼点亮了。门口站着仆人们，纳塔利娅带着塔塔，抱着奥莉加也在那儿。
“怎么你一个人？”纳塔利娅平静地问我。“你至少应该把科利亚先带来。”
“他们不在，”我说，“他们的轮船出了点事，只得换乘另一条船，那船载不下所有的旅客。路易莎到了。”
“他们不在！”纳塔利娅喊道。“现在我才看清了你的脸色，你的眼睛暗淡，整个脸都变形了。我的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我这就上耶尔找他们。”
她摇摇头，接着又道：“他们不在！他们不在！”然后默默把额头扑在我的肩上。我们沿花园小径走去，没有讲一句话；我送她到饭厅，遇见罗卡时小声对他道：“行行好，那些灯笼。”他明白我的意思，赶快跑去把它们吹灭了。
饭厅内一切都准备好了，一瓶葡萄酒放在冰里，我母亲的座位前面放着一束花，科利亚的座位前面是一些新玩具。
可怕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城，不少朋友纷纷赶到我们家里，福格特，泰西埃80，霍耶茨基，奥尔西尼，甚至完全陌生的人都来了，有的想打听出事的情形，另一些是表示同情，还有一些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劝告，不过大多只是废话。但我不是毫无心肝的，那时我在尼斯得到的同情确实深深感动了我。在命运这种不可理喻的打击面前，人们清醒了，感到了彼此之间的联系。
我决定当夜赶往耶尔。纳塔利娅要求跟我同行，我劝她留下了，何况气候突然变坏，吹起了密史脱拉风81，它冷得像冰，还带来了暴雨。我得领取法国的入境许可证才能通过瓦尔桥，因此先得找法国领事雷昂·皮勒；他正在看歌剧，我与霍耶茨基上包厢见他，这以前皮勒已听到一些消息，他对我说：
“我无权同意您的要求，但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意味着犯罪，因此我愿意自行负责，给您签发一张需要通过边境的证明，请您过半小时到领事馆来领取。”
到过我们家里的十来个人在戏院门口等我，我告诉他们，雷昂·皮勒已答应发给证件。
“您可以回家了，不必再为什么事奔忙。”他们异口同声说，“其余的事我们会办，等拿到证明后，我们给您办理护照的签证，同时预定几匹驿马。”
我的房东也在这儿，他跑去找马车；旅馆老板愿意免费把马车借给我用。
到了午夜十一点钟，我在大雨滂沱中出发了。这是可怕的一夜，有时风力这么大，马也只得停下；不久以前刚把人们埋葬的海洋，在一片漆黑中几乎看不见了，但它仍在奔腾和咆哮。我们上了爱斯特勒山，雨变成了雪，马磕磕绊绊地行走，几乎在冰上滑倒。赶车的筋疲力尽，几次冷得支撑不住，我把我带的一瓶白兰地给了他，答应给他双倍驿马费，只要求他快走。
这是为什么？我真相信我能找到他们中间哪一个，或者哪一个还活着吗？从听到的一切推测，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到出事地点找一下，看一下，搜寻一下残留的物品，会见一下目击者，这才能死心……是的，我需要证实的确已经没有指望，需要做点什么，而不是待在家里，我要让自己平静下来。
在爱斯特勒山上换马的时候，我走下马车，我的心收缩了，我望着周围的一切，几乎失声痛哭，这旁边不就是1847年我们住过一夜的那家小客店吗？我想起了它周围那些绿叶成荫的大树，现在铺展在它前面的景色依然如故，只是那时一切笼罩在升起的阳光中，而现在天空中有的只是非意大利的铅灰色云层，下面则是白雪皑皑的大地。
那时的情景，那一切细节，仿佛还在眼前，我想起老板娘用兔肉款待我们，里边加了大量葱蒜，冲淡它的臭味，蝙蝠在卧室中飞来飞去，我在路易莎的帮助下用一块毛巾驱赶它们，我第一次感受到南方的暖湿气流……
那时我写道：“从阿维尼翁起，南方的感觉便明显了。对于一个长期住在北方的人，第一次与南方大自然的接触洋溢着庄严的欢乐感————你觉得年轻了，想唱歌、跳舞、痛哭；一切这么明朗，光亮，愉快，富饶。过了阿维尼翁，便得翻越滨海阿尔卑斯山了。我们在月夜登上爱斯特勒峰，下山时太阳已开始升起，绵延不断的山峦从清晨的雾气中逐渐显露，阳光染红了白得耀眼的积雪的山顶，周围是一片明朗的绿色，还有鲜花，轮廓鲜明的阴影，参天古木和悬崖峭壁，峭壁上覆盖着一层稀疏而粗硬的植物；空气清澈异常，令人陶醉，显得光彩夺目，铮铮有声，以致我们的话音，鸟的歌唱也比平时响亮。蓦地路一拐，从不大的转角处露出了山麓下一条发亮的缘饰，那便是银光闪闪的地中海。”82
现在已过了四年，我又登上了那地方！……
天黑以后，我们才赶到耶尔，我立即去找警察局长，然后与他和宪兵队长一起找港务专员。他那儿放着各种捞起的物品，我没有找到他们的东西。于是我们又上医院，一个落水的人快死了，另一些人告诉我，他们看到一个老妇人，一个五岁左右的孩子，还有一个年轻人，淡黄头发，络腮胡子……但看到他们时已到了最后一刻，大概他们像别人一样也沉入海底了。但这时又出现了问题：这些讲话的人虽然也像路易莎和那个使女一样，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得救的，但他们终究还是活着。
捞起的尸体停放在修道院的地下墓穴中，我们从医院去到那里，护士们用教堂的蜡烛给我们照路。地窖里放着一排新钉成的木箱，每只箱子里有一具尸体。专员命人把木箱打开，但它们好像都钉紧了。宪兵队长派宪兵找来了凿子，然后命令他撬开一只只盖子。
这么检查尸体简直使人无法忍受。专员拿着本子，每只箱盖打开时，他便操起庄严的官腔问一声：“您能当着我们的面证明您不认识这尸体吗？”我点点头，他便用铅笔勾一下，吩咐宪兵重新盖上。我们又检查下一只箱子。宪兵撬开盖子，我怀着一种恐惧感瞧了死者一眼，发现这是不认识的面貌时才松一口气，但实际上更可怕的是我想到那三个人就这么无影无踪地消失了，就这么长埋在海底，听凭波浪的冲击。尸体没有棺木，没有坟墓，已经比任何埋葬方式更可怕，何况现在连死者的尸体也没有。
我什么也没找到。一具尸体给了我难忘的印象，这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子，很漂亮，穿着华丽的普罗旺斯服装，胸部裸露着（她怀里本来有个孩子，可想而知是被海浪卷走了），乳汁还滴在胸口。她的脸一点没有变，那晒黑的皮肤使她显得像活着一样。
宪兵队长不禁说道：“啊，多么漂亮！”专员没有搭腔，宪兵关上盖子后，对队长说道：“我认识她，这是本地郊区的一个农妇，要上格拉斯找她丈夫的。让他等着吧！”
我的母亲，我的科利亚和我那善良的斯彼尔曼就这么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他们什么也没留下。捞起的物品中没有一块布是属于他们的；然而不相信他们已死又是不可能的。所有救起的人不是在耶尔，便是在路易莎搭乘的那艘轮船上。船长是为了安慰我才那么说的。
在耶尔我听到有一个老人一家人都死了，他不愿留在医院里，便步行走了，身边没有一个钱，神气像发疯似的；还有两个英国少女去找英国领事，她们失去了父母和兄弟！
这时天快亮了，我吩咐套车。临走前，侍者带我到海边一块突出的礁石上，指给我看轮船出事的地点。海水仍在奔腾，咆哮，显得白茫茫的，还没从昨夜的风暴中平静下来；远处有一个地方似乎特别污浊，像一泓亮晶晶的、较浓的液体。
“轮船载了一批油，您瞧，它还浮在水面上，这便是出事的地点。”这片漂浮在水面的污迹便是一切。
“这儿的水深吗？”
“大约一百八十米。”
我站了一会儿，早晨非常冷，特别在海边。密史脱拉风还像昨天一样刮着，天空布满了俄国那种秋天的云。再见！……一百八十米，水面上的一片油迹！
谁也不知道你们的命运，可怜的死难者们！
你们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漂荡，
暗礁碰伤了你们的额角……83
我带着可怕的确切消息回到了家中。刚有点起色的纳塔利娅受不了这个打击。从我母亲和科利亚遇难的那一天起，她再也没有复原。惊恐和痛苦淹留在心中，深入了血液。有时在晚上或深夜，她好像要求我帮助，会对我说：
“科利亚，我忘不了科利亚，可怜的科利亚，他一定多么害怕，他一定多么冷，那么多的鱼，还有大螯虾！”
她拿出他的一只小手套，那是留在使女的口袋中的————于是沉默降临了，生命便在这中间流逝，像水从打开的闸门流走一样。看到她的烦恼在向神经衰弱症发展，看到她那发亮的眼睛和一天天消瘦的面庞，我第一次对能否挽救她产生了怀疑……日子在这种失去信心的痛苦中过去，有些像判了死刑的人在等待行刑，尽管有时还抱着希望，但确实知道死亡已万难避免！
七 1852年
新年又到了。我们是在纳塔利娅的床边迎接它的，她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只得躺下了。
恩格尔松夫妇、福格特和两三个亲密朋友在我们家里。大家愁眉不展。巴黎的“12月2日”像铅一样压在心上。公事，私事————一切都在奔向深渊，都已滚下山坡，再也阻挡不住，改变不了，只能在痛苦中等待，听其自然，任凭一切脱离轨道，掉进茫茫的黑暗中。
十二点钟照例喝了庆贺的酒，脸上露出勉强的笑容，心里却只有死亡和恐怖，谁也不好意思为新年说一句祝愿的话。展望未来比回顾过去更可怕。
症状已很明显————左边肋膜发炎。
她在生与死之间度过了十五个可怕的日子，但这一次生命战胜了。在最危急的时刻我问邦费斯大夫，病人能度过这一夜吗？
“毫无疑问。”邦费斯说。
“您谈的是真话？请您千万别骗我！”
“我向您保证，这是真话……”他停了一下，“我保证三天内没有问题，如果不信，您问福格特好了。”
这违反赫德逊·洛84的意愿的复原太好了。
病逐渐痊愈，随着她的好转，我们惊慌不安的生活中隐隐出现了一线希望。她的精神力量首先恢复……有一些时刻是令人惊奇的，那是乐曲完全沉寂前的最后几个和音……
在病情出现转机的几天以后，一天清早我回到书房，在沙发上睡了一会儿。大概我睡得很熟，因此没听到有人进屋。醒来时，我发现桌上放着一封信。那是黑尔韦格的笔迹。他为什么写信，在发生了那一切以后他怎么还敢写信给我？我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于是拿起信，预备原件退回，但看到背面写着：“内为挑战书”，我拆开了信。
信是卑鄙无耻的。他说，我对他的诽谤扰乱了纳塔利娅的思想，我利用她的软弱和我对她的影响，使她背叛了他。最后，他把责任推在她身上，又说命运已在我和他之间作了判决，“它在大海里淹死了您的后代和您的家人。在我认为这件事可以合乎人情地了结的时候，您曾希望用流血来解决。现在我准备好了，我要求决斗。”85
这封信是我出生以来受到的最大侮辱。我像受伤的野兽跳了起来，气得发疯似的。为什么这个混蛋不在尼斯？为什么一个垂死的女人偏在这时躺在走廊对面！
我用凉水冲了两三次头……我下楼找恩格尔松（我母亲去世后，他住在她的房间里），等他的妻子出去后，对他说我收到了黑尔韦格的信。
“那么他真的给您写信了？”恩格尔松问。
“难道您知道他要写信？”
“是的，”他说，“这是昨天听到的。”
“什么人说的？”
“卡·福格特。”
我捧住了头，觉得快发疯了。我们对这件事始终保持绝对的沉默，连我的母亲和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也从不向我提起一个字。恩格尔松与我比别人更接近，但我也只对他讲过一次，那是在巴黎郊外散步时，他问起我跟黑尔韦格决裂的原因，我才简单说了一下。在日内瓦，我听到萨佐诺夫谈起这混蛋讲的胡话时还十分吃惊。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们身边，在周围，我们的房门外面，大家都知道这事，还在窃窃议论，我却以为这是秘密，只有几个人了解……但是人们不仅知道，还知道我即将收到的信！我们去找福格特。福格特告诉我，两天以前埃玛给他看了她丈夫的信，他在信上说，他要给我一封可怕的信，要把我从纳塔利娅给予我的崇高位置上推下去，要叫我“丢尽脸皮，哪怕为此必须从孩子们的尸体上跨过去，使我们大家和他自己走上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也在所不惜”。
最后，他给自己的妻子写道（她把这一切全给福格特、卡尔·埃德蒙和奥尔西尼看了！）：“只有你一个人是清白的，无罪的，你应该做惩罚的天使”，那就是说，应该杀死我们大家。
有些人说，他由于热恋，由于与我的决裂，由于自尊心受到了损害，已经发疯了，这全是胡诌。这家伙从未采取过一个危险的或者不谨慎的行动，他的疯狂只限于言语，他的失去理智只表现在文字上。他的虚荣心受了损伤，对于他，沉默比任何丢脸的事更不好受，我们的生活恢复了平静，这是他万难容忍的。小市民正如乔治·桑笔下的荷拉斯，要喋喋不休地向他所爱的女人，向他称作兄长和父亲的人报仇；于是他作为德国的小市民，便用假冒席勒风格的闹剧台词对你进行恐吓。
但在他给我写那封信，给他的妻子写那些发疯的信时，他却在靠路易-拿破仑抛弃的从前的情妇，一个在苏黎世无人不知的荡妇86养活，他跟她日日夜夜混在一起，用她的钱摆阔气，坐她的马车兜风，一起出入大饭店寻欢作乐……不，这不是疯狂。
“您打算怎么办？”最后恩格尔松问我。
“用枪把他像狗一样打死。他是个胆小鬼，这大家知道，您也知道……我有成功的把握。”
“可是您怎么能去？……”
“问题也正在这里。请您先写封信给他，对他说，现在不是他向我要求决斗，而是我要制裁他，我会选择制裁的方式和时间，但我不会为此丢下生病的女人，他的无礼不值得我理会。”
我照这意思写信给萨佐诺夫，问他在这件事上肯不肯帮忙。恩格尔松、萨佐诺夫和福格特都热心地接受了我的要求。我的信铸成了大错，它给了他借口，使他后来可以说我接受了挑战，后来又拒绝决斗。
拒绝决斗是不容易的，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或者非常的懦弱。封建时代的决斗观念在新时代中仍牢不可破，这暴露了我们的时代根本不新，新只是表面的。为了维护贵族的荣誉观和好战的虚荣心而树立起来的这个神圣法则，很少人敢于触犯，也很少人具有充分的独立精神，能够不受惩罚地蔑视这个血淋淋的偶像，不怕承受胆怯的指责。
决斗的荒谬是不用证明的；在理论上，除了某些暴徒和剑术教师，谁也不认为这是对的，但在实践上，大家都向它屈服，以便证明（天知道向谁证明）自己的勇敢。决斗最坏的方面在于它可以为一切坏蛋恢复名誉————它使他得到光荣的死，或者成为一个光荣的杀人犯。一个人被人怀疑在赌博中舞弊，于是他要求决斗，仿佛他不怕手枪就不会舞弊。把指责者和赌棍等量齐观，这是对人的极大侮辱！
决斗有时可以成为逃避绞刑架或断头台的手段，但在这方面道理也是说不清的，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怕断头台的斫刀，但必须不怕敌人的剑锋，否则便应该受到大家的蔑视。
死刑有个优点，在判刑前必须经过审问，法庭可以判处一个人死刑，但不能剥夺他揭露死的或活的敌人的权利……决斗却是严格保密的————它属于那个好斗成性的时代的法则，那时手上的血是不大会干的，以致佩戴杀人武器被认为是高贵的标志，练习杀人技术也被当作应尽的职责。
只要还是军人统治着世界，决斗就不会绝迹；但是我们应该勇敢地提出，让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是不是继续向我们所不相信的偶像低头，还是作为完全自由的人站在世界上，不仅敢于与上帝和当权者斗争，还敢于向中世纪靠流血决定是非的办法挑战。
……多少人带着自豪而庄严的面容，忍受了生活中的种种灾难，监狱和贫穷，牺牲和劳苦，宗教裁判所和我不知道的一切，最后却由于一个不务正业或卑鄙无耻的小人的狂妄挑衅，死于非命。
这些人牺牲得太不值得了。一个人应该根据一定的原则行事，但这原则必须符合他的理性，如果不符合，那么不论他怎么勇敢，他只是这个原则的奴隶。我既不接受，也不拒绝决斗。对我说来，对黑尔韦格的制裁是精神上必要的，也是肉体上必要的————我在头脑中搜索报复的可靠方式，但必须是不致提高他的荣誉的。至于是用决斗，还是干脆用刀子达到这目的，对我来说无关紧要。
他自己提醒了我。他给他的妻子写信道（她照例把它给朋友们看了），尽管发生了那一切，他认为，我还是比我周围那些笨蛋高出一头，我只是给福格特、恩格尔松、戈洛温87那班人带坏了，只要他能够与我单独见面，一下子可以解释清楚一切；他说：“只有他（也就是我）一个人了解我。”可这封信却是在他给了我那封信以后写的！诗人最后道：“因此我最希望的是赫尔岑接受没有证人的决斗。我相信我们一开始谈话就会互相拥抱，把一切抛到九霄云外。”想不到决斗竟是烟幕，它隐藏着一个戏剧性的和解方法。
如果我当时可以走开五天或一个星期，我一定会前往苏黎世，按照他的要求独自去找他————那么他就活不到现在了。
在那封信以后，过了几天，早上九点奥尔西尼来找我。他不知出于什么生理上的荒唐原因，正热恋着埃玛；我始终不能理解，在这个热情、纯洁、年轻的南欧美男子与那位丑陋而毫无生气的德国女人之间有什么共同点。他的清早到来使我大感惊奇。他没有拐弯抹角，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黑尔韦格的信传出后，在他的朋友中引起了普遍不满，双方认识的许多熟人提议对他成立荣誉法庭。同时他替埃玛辩护，说她完全没有过错，除了埃玛一味宠爱丈夫，对他百依百顺，惯坏了他。他说他是证人，可以证明这一切使她多么痛苦。他说：“您应该向她伸出手去；您可以惩罚有罪的人，但也必须给无辜的女人洗刷冤屈。”
我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奥尔西尼很精明，自然明白我不会改变主意，因此不再坚持。
奥尔西尼谈到荣誉法庭88时还对我说，他已写信把整个事件告诉马志尼，征求他的意见。这不又是咄咄怪事？互相串联，草拟判决书，写信给马志尼————一切都背着我，可是促使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一星期前还没一个人敢当着我的面吭一声呢！
送走奥尔西尼后，我便拿起信纸，给马志尼写信。我现在遇到了一种独特的韦默法庭89，它自己硬要干预我的事。我给马志尼写道，奥尔西尼告诉了我他的信，我怕他没有完全如实反映情况，因为他从未直接听我谈过这事，我想亲自向马志尼谈谈，请他提出他的看法。
马志尼立即回了信。他写道：“最好保持沉默，不再声张，但现在您恐怕办不到了，那么还是勇敢地站在原告席上，由我们来裁决吧。”
当时我还相信成立这样的法庭是可能的————这也许是我最后一个幻想。但我错了，我为这错误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在收到马志尼的信时，我也收到了豪格的信，因为马志尼（他知道我与豪格很熟）把我和奥尔西尼的信通知了他。自从在巴黎与我初次见面后，豪格一直在加里波第手下当差，在罗马城外英勇地战斗过90。这个人有许多优点，但也有不少幼稚和荒谬的地方。他一直在兵营中做着奥国中尉的好梦，匈牙利人的起义和维也纳的街垒从梦中惊醒了他。他拿起了武器，但不是攻打人民，而是站在人民一边。这转变太突然了，显得有些不自然和不成熟。他富于幻想，又有些孟浪，然而光明磊落，忠诚不渝，自尊心强烈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他既是大学生，又是军官学校学生，还是陆军中尉。他真心实意地爱着我。
豪格在信上说，他马上到尼斯来，要求在他来以前我什么也别干。“您抛弃祖国，像弟兄一样来到我们中间；不要以为我们会允许我们的任何人在用诽谤干了一系列背叛行为以后会不受惩罚，允许他用狂妄的挑衅掩盖那一切。不，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包庇。够了，俄国已经有一个诗人倒在西欧冒险家的枪弹下91，我们不会让俄国的革命家也这么倒下！”
我给豪格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这是我的第一篇自白，我向他讲了发生的一切，准备等他到来。
……与此同时，在卧室中，一个伟大的生命经历了与病魔，与可怕的预感的生死搏斗，已剩了奄奄一息，生命之火即将熄灭。我白天黑夜都是在病床旁边度过的————她喜欢我给她服药，替她调制橙汁饮料。夜里我生起了壁炉，当她平静地入睡后，我又萌发了救活她的希望。
但是有的时候苦恼是无法忍受的……我感到她的手又烫又瘦，我看到她的目光忧郁而消沉，带着祈求和希望瞧着我……我听到的是可怕的话：“我只得丢下孩子了，他们会成为孤儿，一切都完了，你别指望了……为了孩子，你把一切丢开吧，不要再为受到的侮辱操心，让我来，我来保护你————给你洗刷得清清白白，只要我的身体能好一点……但是不成，不成了，我不会复原了。不要丢下孩子们！”于是我一再向她重复我的保证。
在一次这样的谈话中，纳塔利娅突然对我说：
“他写信给你了？”92
“是的。”
“把信给我看。”
“为什么？”
“我想知道他还会对你怎么说。”
她提到了信，我几乎有些高兴————我极想知道，他讲她的话有几分是真的。我永远无法提出这问题，但现在她自己谈到了信，我再也不能克制自己，因为每逢我想到，一旦她的嘴闭上了，我的怀疑还是存在，也许还会增加，便不寒而栗……
“我不想给你看信，不过你告诉我，你有没有说过类似这样的话？……”
“你怎么会这么想？”
“这是他写的。”
“我简直不能想象，他会亲笔写出这种话。”
我把信折起一只角，露出那一段给她看……她看了一眼，停了一会儿才伤心地说道：“卑鄙！”
从这时起，她的蔑视变成了憎恨，以后她再没说过一句宽恕他的话，也没有表示过一点原谅他的意思。
这次谈话后过了几天，她给他写了下面这封信：
“您的迫害和您的卑鄙行径，使我不得不再一次当着证人的面，把已向您写过多次的话重复一遍。是的，我受到的迷惑很深，以致看不清一切，但是您离开以后，您那种背信弃义的性格，那种犹太人的卑鄙性格，那种肆无忌惮的自私心理，已露出了全部丑恶的面目，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亚历山大的正直和忠诚却在与日俱增。我那不幸的迷恋只是成了一个新的台座，使我对他的爱在那上面变得更高了。您想朝这台座扔污泥，但是您什么也做不到，我们的结合是牢不可破的，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不可动摇。您的诬蔑，您对一个女人的诽谤，只能引起亚历山大更大的鄙视。您这些卑鄙的做法只是玷污了您自己。您那种信誓旦旦的所谓对我的意愿的无条件尊重，对孩子们的热爱，都到哪儿去了？曾几何时，您不是还在说，您宁可从地面上消失，也不愿给亚历山大带来一分钟的痛苦吗？我不是经常对您说，我一天也不会与他分开，如果他丢下我，甚至死了，我也会一人度过这一生吗？……至于我允诺过什么时候再与您见面（确实，我这么讲过），那只是出于当时对您的怜悯，我希望合乎人情地与您分手，现在您的作为使我无法履行这诺言了。
“从您离开的一天起，您就开始折磨我，一会儿要我允诺这个，一会儿要我允诺那个。您说只要能给您最微弱的希望，您愿意走开几年，到埃及去。当您看到不能如愿时，又提出了一连串荒谬的、不可能实现的、可笑的要求，最后甚至用公开一切威胁我，指望我与亚历山大终于闹翻，指望迫使他动手杀您，与您决斗，最后还威胁要不惜一切，甚至犯法也不怕！这些威胁对我已不起作用，因为您讲得太多了。
“我向您再说一遍我最后一封信上的话：‘我仍要留在我的家里，我的家就是亚历山大和我的孩子们’，如果我不能留在这里作母亲和妻子，我也要作为保姆，作为仆人留在这里。‘我与您之间没有任何桥梁’。您使我甚至对过去也厌恶了。
纳·赫
1852年2月18日于尼斯”
过了几天信从苏黎世退回了，黑尔韦格没有拆阅便原件退回，它是挂号的，盖了三个戳子，现在只是信封上多了几个退信的字。
纳塔利娅说：“既然这样，应该念给他听。”
她把豪格、泰西埃、恩格尔松、奥尔西尼和福格特请来，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我多么希望为亚历山大辩白，但我不能起床，怎么办得到呢？也许我这病不会好了，请你们让我安心死去，相信你们会完成我的遗愿。这个人把信退回了，我希望你们中间谁能在有证人的场合把信念给他听。”
豪格握住她的手，说道：
“只要我还活着，您的信一定会念给他听。”
这个简单而强烈的行为感动了所有的人，连怀疑分子福格特离开时也像狂热分子奥尔西尼一样激动。奥尔西尼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始终保持着对她的尊敬。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857年末他动身去巴黎前，他怀念地想起了纳塔利娅，也许还隐藏着一点责备的意思。其实我们两人谁也没有批评过奥尔西尼道德败坏，言行不一致……
……一天很晚了，或者不如说深夜，我和恩格尔松闷闷不乐地讨论了很久。最后他回他的房间，我上了楼。纳塔利娅睡得很安静，我在卧室里坐了几分钟，走进了花园。恩格尔松屋里的窗子还开着，他心里烦闷，坐在窗口吸雪茄。
“看来，命运就是这样！”他说，向我走来。
“为什么您不睡，要到这儿来？”他问，声音有些激动、发抖。然后他拿起我的手，继续道：“您相信我无限爱您，相信我在世上没有比您更亲近的人吗？把黑尔韦格交给我，用不着什么法庭，也用不着豪格————豪格是德国人。把为您报仇的权利交给我————我是俄国人……我考虑了一个完整的计划，但我需要您的信任，您的委托。”
他站在我面前，合抱着手，脸色苍白，刚出现的朝霞把他照得亮亮的。我非常感动，差一点含着眼泪扑在他的脖子上。
“您也许不信，但我宁可死，宁可从地面上消失，也不能让这件与我的神圣事业有关的事遭到玷污，只是我不能没有您的信托。请您坦率告诉我，成还是不成。如果不成，那么再见吧，让一切见鬼去，我和您也一刀两断！我明天就走，从此不再来往。”
“我相信您的友谊，您的真诚，但我担心您幻想太多，容易冲动；您能不能实事求是，我不放心。在这儿您跟我比谁都接近，但是我向您承认，我觉得您会惹出事端，害了您自己。”
“那么照您看，豪格将军就有实际的才干啦？”
“我没有这么说，但我想，豪格比您实际一些，就像我认为奥尔西尼比豪格实际一些一样。”
恩格尔松不想再听什么，一边用一只脚跳舞，一边唱歌，最后他冷静了一些，对我说：
“这回您可没有猜到点子上！”
他把一只手搭在我肩上，压低了嗓音说道：
“告诉您，这全部计划还是您那位全世界最实际的人奥尔西尼跟我一起商量的。好啦，天上的父，祝福我们吧！”
“您能向我保证，没同我讲以前，不采取任何行动吗？”
“我保证。”
“现在把您的计划告诉我。”
“这办不到，至少现在不成……”
沉默降临了。他想怎么办，这是不难明白的……
“再见，让我想想，”我说，但不由自主又说道：“为什么您要跟我谈这事？”
恩格尔松明白我的意思。
“该死的软弱啊！不过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向您讲过这事。”
“可是我知道。”我答道，我们便分开了。
我为恩格尔松担心，生怕出什么乱子，这一定会使病人的身体遭到致命的打击，因此我不得不制止他把他的计划付诸实行。奥尔西尼看到这情形便直摇头，表示惋惜……这样，我非但没有制裁黑尔韦格，还救了他，但当然，这不是为了他，也不是为了我！这里谈不到温情，也谈不到宽容……
确实，对这个反派英雄谈得到什么宽容或同情呢？埃玛却吓坏了，跟福格特吵了一架，因为他谈起她的格奥尔格时很不客气；她又要求卡尔·埃德蒙写信给黑尔韦格，劝他安静地待在苏黎世，不要惹是生非，否则会自讨苦吃。我不知道卡尔·埃德蒙写了什么————这事不好办，但是黑尔韦格的答复非常妙。首先他说，他“不想责怪福格特，也不想责怪卡尔·埃德蒙”，然后又道，他和我之间的纽带是被我掐断的，因此一切都应该由我负责。他谈到了所有的事，甚至还为他的两面派作风辩护，最后他这么说：“我甚至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可以称作背叛？这些无赖还谈什么钱————为了永远结束这种无聊的指责，我不妨公开声明，赫尔岑为了我们在这个苦闷的时期里一起度过的那些愉快而欢乐的时刻花费几千法郎，这是不能算贵的！”卡尔·埃德蒙说道：“讲得天花乱坠，漂亮极了，不过这是卑鄙无耻！”
卡尔·埃德蒙给他回了信，他说，对这样的信应该用棍子回答，只要他遇到他，就得这么办。
黑尔韦格不再作声了。
八
春天一到，病人好了一些。她大部分时间已经坐在安乐椅上，可以自己梳头了————自从生病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最后，她还可以听我念书，不觉得吃力了。我们打算，等她再好一些，便到塞维利亚或加的斯旅行一次。她但愿自己快些痊愈，她要活，要到西班牙去。
自从信被退回，一切都沉寂了，仿佛那对夫妻的良心也已发觉，他们已走到人们很少到达的极端，超过了界限，因此不敢再往前走了。
纳塔利娅还没有，也不急于下楼，她打算等3月25日我生日那天第一次下楼。她做了一件白美利奴羊毛衫准备这一天穿，我又在巴黎给她定购了一件银鼠皮斗篷。两三天前，纳塔利娅亲自写或由我代写了她要邀请的客人名单，除了恩格尔松夫妇，这便是奥尔西尼、福格特、莫尔蒂尼和帕切利夫妇93。
我生日前两天，奥莉加开始伤风和咳嗽了。城内发现了流行性感冒。夜间纳塔利娅两次起床，穿过卧室到育儿室去。这是温暖的夜，但起了风暴。早晨醒来，她自己也患了重感冒，咳嗽很厉害，到了傍晚便发烧了。
第二天她本想起身，但办不到：夜里发烧以后，她变得非常虚弱，病情恶化了。一切刚才露头的、微弱而可靠的希望都破灭了。不自然的咳嗽声向我们发出了不祥的预告。
纳塔利娅怎么也不肯通知客人取消宴会。到了两点钟，我们只得心事重重、愁眉不展地在餐桌边坐下，她没有参加。
帕切利夫人带来了她丈夫为我作的咏叹调独唱曲。这是一个忧郁、沉默、心地非常善良的女人。仿佛有一种悲伤压在她的心头，也许那是对贫穷的诅咒，或者她觉得生活许诺给她的应该不仅仅是没完没了地教些音乐课，得到一个平凡、软弱、承认自己不如她的丈夫的爱。
在我们家中，她觉得比在其他朋友家中更自在，更温暖。她以南欧人的热情爱着纳塔利娅。
便宴结束后，她在病人身边坐了一会儿，出来时脸色白得像纸一样。客人们请她唱她带来的咏叹调。她在钢琴前坐下，弹了几个和音，刚开始唱，突然惊恐地瞧了我一眼，流下了眼泪。她把头扑在琴上，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生日便这么结束了。客人们告别时几乎没有说一句话。我回到楼上，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那可怕的咳嗽仍在继续。
这是葬礼的前奏曲。
而且是两次葬礼！
我的生日过后两个月，帕切利夫人也安葬了。她骑驴前往芒通或洛卡布隆。驴子在意大利习惯于夜间爬山，不会失足；这次在大白天，驴子却摔倒了，不幸的女人掉下驴背，撞到一些尖利的岩石上，当场便在骇人的痛苦中死了……
我是在卢加诺得到这消息的。那么她也消失了……跟着来吧————下一个倒霉的是谁呢？
……后来一切都笼罩在烟雾中————阴森、迷茫的黑夜降临了，记忆变得模糊不清，什么也不记得，也无从叙述；这是悲痛、焦躁、失眠的时期，感觉迟钝了，不再意识到恐怖、精神的崩溃和体力的可怕挣扎。
家里一切都变了样子，显得特别混乱，没有秩序，仆人东奔西走，忙乱不堪，而且随着死亡的即将到来，也出现了新的谣言，新的丑事。命运不再给我的苦丸涂上糖衣，人们也不再怜惜我————据说，好在我的肩膀硬实，让我挑起这副担子吧！
在纳塔利娅去世前三天，奥尔西尼捎来了埃玛给她的一张条子。埃玛要求她“宽恕一切对不起她的事，宽恕所有的人”。我对奥尔西尼说，这条子不能交给病人，但我完全尊重促使她写这些字的感情，我接受她的好意。
不仅如此，我还在最后一些平静时刻小声告诉纳塔利娅：
“埃玛请求你的宽恕。”
她露出了讥讽的笑，没有回答一句话。她比我更了解这个女人。
晚上，我听到弹子房里有人高声谈话————熟悉的朋友通常在那里聊天。我走进屋里，发现大家争得很热烈。福格特在叫嚷，奥尔西尼作着解释，脸色比平时更苍白。我一去，争论便停止了。
“你们在做什么？”我问，相信出了什么新的问题。
“这样，”恩格尔松接口道，“谈不到什么秘密，这件事太妙了，简直像一朵德国的鲜花，我敢打赌，要是哪里还有这样的事，我可以用脑袋走路……女骑士埃玛委托奥尔西尼转告您，既然您宽恕了她，为了证明这一点，希望您把她写给您的一万法郎借据退还她，就是您替他们还债的那笔款子……这价钱太贵了，太贵了！”
奥尔西尼有些不好意思，补充道：
“我认为她发疯了。”
我取出她的借条，交给奥尔西尼，对他说道：
“请您告诉这个女人，她要的代价太高了；尽管我尊重她悔改的感情，但它不值一万法郎！”
奥尔西尼没有收下借条。
在通往丧事的途中，我还不得不踩过这一片肮脏的污泥。那是什么，是疯狂还是罪恶，是堕落还是愚昧？
这是很难回答的，正如你很难回答，这家人是从疯人院中逃走的，还是挣脱了拘束衣出来的。
4月29日晚上，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到了。纳塔利娅每天都在等她，写了几次信请她来，她怕抚养孩子的责任落到恩格尔松太太手里。她每小时都在等她，我们收到信后，她便打发豪格和萨沙到瓦尔桥接她。尽管这样，与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的会面使她非常激动。我记得她的声音多么虚弱，她哼哼哧哧地喊了声：“玛莎！”就再也讲不出什么了。
纳塔利娅发病时已经怀孕几个月。邦费斯和福格特都认为，这种特殊情况对治愈肋膜炎是有利的。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的到来加速了分娩期。分娩比预料的好，孩子活着生了下来，但体力消耗完了，出现了可怕的虚脱。
孩子是早上生的。到晚上，她吩咐把婴孩抱给她，还想召集别的孩子。医生叮嘱过，要保持绝对的安静。我劝她别这么做。
“亚历山大，你也听他们的话？”她说。“当心，你剥夺了我这个时刻，以后不要后悔；我现在好一些了，我希望亲自把婴儿介绍给孩子们。”
我把孩子都叫来了。
她没有力气抱婴儿，把他放在身边，露出明朗而愉快的脸色，对萨沙和塔塔说道：
“你们又有了一个小弟弟，你们要爱他。”
孩子们高兴地扑上去吻她和婴孩。我不禁想起不久前纳塔利娅望着孩子们背诵的诗句：
但愿有年轻的生命
欢笑在我的墓门之前……94
我望着临终的母亲这庄严的一幕，心头充满了忧郁。孩子们走后，我请她别再讲话，休息一会儿。她想休息，但是不能，眼泪夺眶而出，淌下了面颊。
“记住你的保证……啊，想起他们即将孤零零地留在世上，没有母亲，又在异乡客地，多么可怕……难道我没有救了？……”
她用祈求和绝望的目光注视着我。
这种从可怕的绝望到希望的反复变化，在最后这段时间里难以形容地撕裂着我的心……正是在那些我逐渐失去信心的时刻，她握住我的手对我说道：
“不，亚历山大，不可能这样，这太没意思了————我们还要活下去，但愿虚弱只是暂时的。”
但希望之光一掠而过，又自行暗淡了，代之而起的是无比忧郁而平静的绝望。95
“到了我不在的时候，一切自会走上轨道的。”她说。“现在我不能想象，你们没有我怎么过活，孩子们好像少不了我，可是你想，其实他们没有我也会长大，一切都会照常进行，仿佛向来就是这样。”
她又说了几句，谈到了孩子们和萨沙的身体；她很高兴，他在尼斯强壮一些了，福格特也同意这一点。
“要爱护塔塔，对她必须特别谨慎，她的性格深沉含蓄，又比较孤僻。”接着又道：“唉，但愿我能活到我的纳塔利娅96到达的一天……孩子们睡了吗？”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睡了。”我说。
从远处传来了孩子的声音。
“这是奥莉加，”她说，笑了笑（这是最后一次），“你去看看她怎么样。”
到夜里，她变得非常烦躁，向我默默示意，她的枕头摆得不好，但不论我怎么放，她还是觉得不舒服，露出烦恼、甚至不满的神色，改变头部的姿势。后来她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到了半夜，她做了个手势，似乎想喝水；我用茶匙喂她喝橙子汁，里边掺了糖和水，但是她的牙齿咬得紧紧的————这时她已不省人事。我害怕得呆住了；天亮后，我拉开了窗帷，头脑乱极了，我带着绝望的心情端详她的脸，发现在几小时内她不仅嘴唇，连牙齿也发黑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那可怕的昏迷意味着什么，那黑色又是为什么？
邦费斯医师和卡·福格特整夜坐在客厅中。我下了楼，向福格特谈了我看到的情形，他避开我的目光，没讲一句话便上楼了。回答是不必要的，病人的脉搏差不多已停止跳动。
将近中午，她恢复了知觉，又要孩子们来，但没说一句话。她觉得屋里太暗，这已是第二次了；明明是白天，她问我为什么不点蜡烛（两支蜡烛已点在桌上），我又点了一支，但她还是看不到，说房里太暗。
“唉，我的朋友，头多么痛。”她说，还说了两三句什么。
她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已像死的一般），把它覆在她脸上。我向她说话，她的回答含糊不清；她又失去了知觉，从此再没恢复……
啊，再说一句话吧……一句话……难道一切就这么完了！这种弥留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从5月1日正午或一点钟到5月2日早上七点。多么残酷、多么可怕的十九个钟头啊！
有时她处在半昏迷状态，明确地表示，她要脱下那件法兰绒衣服，那件短上衣，要换连衫裙，但以后便不作声了。
我几次开口对她说话，她似乎听到了，但讲不出一个字，痛苦的表情仿佛掠过了她的脸。她两次攥紧我的手，这不是痉挛性的，是有意识的————我深深相信这一点。到了早上六点，我问医生还剩多少时候？“不到一小时。”
我走到花园中叫萨沙。我希望他母亲的最后几分钟能在他脑海里留下永恒的印象。他随我走上楼梯时，我告诉他什么不幸在等待着我们————他从未想到情况有这么严重。他脸色苍白，几乎晕倒，跟我一起走进了房间。
“让我们并排跪下吧。”我说，指指床头的地毯。
她满脸都是临死前的汗珠，手拉住上衣在抽搐，仿佛想把它脱下。几声痛苦的呻吟，几个不连贯的嗓音，使我想起了瓦季姆97的临终状态；接着一切沉寂了。医生拿起她的手又放下，它像物品似的掉下了。
孩子在抽泣，我记不清开头发生了什么。我冲出屋子，进了大厅，遇见卡尔·埃德蒙，我想对他说话，但从我的胸口发出的是一种我所不熟悉的声音……我站在窗前，注视着那一望无际的闪光的海水，我感到迷惘，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不明白。
后来我想起了那句话：“要爱护塔塔！”我觉得害怕，孩子一定吓坏了。起先我不让告诉她什么，但是这怎么成呢？我吩咐把她找来，与她关在书房里，把她抱在膝上，我一步步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最后才告诉她，“妈妈”死了。她浑身哆嗦，脸上涌起了红晕，眼泪滚滚而下……
我带她上楼。那儿的一切都已变了。死者像活着一样，躺在堆满鲜花的床上，她的旁边便是同一天夜里死去的婴孩。房间蒙了白布，到处是鲜花，一切带有意大利人的优雅风味，它给撕裂人心的死亡的悲痛蒙上了一层柔和的色彩。
这优美的环境感染了受惊的孩子。
“妈妈在这儿呢！”她说，但是当我抱起她，她的嘴唇接触到那冰冷的脸时，她发疯似的哭了。我再也忍受不住，走出了屋子。
过了一个半小时，我又独自坐在那个窗口，又漫无目的地望着海洋和天空。门开了，塔塔一个人走进屋子来到我面前，偎在我身上，害怕地小声对我说道：
“爸爸，我懂事了，我没有多哭。”
我无限心酸地望着这个孤儿。“是的，你应该懂事了。你不能再得到母亲的抚慰，母亲的宠爱了。它们是什么也不能代替的；你的心上会留下一块空白。你不会再感受到人间最美好最纯洁的、唯一无私的感情了。你将来也许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谁也不会给你这种感情了，父亲的爱怎么能与母亲痛苦的爱相比呢？……”
她完全给鲜花覆盖着，百叶窗放下了，我坐在椅上，那张坐惯的床边的椅子上。周围静悄悄的，只有窗外的海水在潺潺低语。脸上的黑纱似乎随着微弱的、非常微弱的呼吸在轻轻起伏……悲哀和烦恼温顺地平息了————痛苦仿佛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无忧无虑的、自己也不知道代表谁的纪念像。我依然望着，整夜望着，是的，要是她果真醒来呢？她没醒。这不是梦，这是死。
那么这是真的！……
……地板上，楼梯上，到处撒满了橘红色的天竺葵。这香气到现在还会使我像触电似的发抖……我想起了一切细节，那每一分钟，我又看到了挂着白布幔的房间，罩上黑纱的镜子，她身旁那同样埋在花丛中的婴儿的蜡黄身体，他也睡着了，不会醒了，她的额头冷了，可怕地冷了……我无意地、无目的地快步走进花园，只见我们的弗朗索瓦躺在草地上，像孩子一般哭着，我想跟他说点什么，可是讲不出话，我又跑回那儿。一个不认识的太太全身穿着黑衣服，带着两个孩子，轻轻推开了门。她要求允许她念一段天主教的祈祷文，但我甚至准备与她一起祷告呢。她跪在地上，背诵拉丁文的祷词，孩子们轻轻跟着她念。然后她对我说：
“他们也没有母亲，而父亲在遥远的地方。您参加过他们的祖母的葬礼……”98
这是加里波第的孩子。
……过了一昼夜，一群群流亡者聚集在我们的院子里，花园中，他们是来送葬的。福格特和我把她放进棺材。棺材抬走了。我紧紧跟在后面，牵着萨沙的手，心里在想：“人们给送上绞刑架时也会看到这么些群众吧。”
两个法国人（一个我还记得，那是沃盖伯爵99）带着憎恨和嘲笑在街上向我们指指点点，因为我们没有神父。泰西埃便吆喝他们，我怕闹事，赶紧做手势制止他：肃静是必要的。
棺材上放着一个大花圈，那是用小小的红玫瑰花编成的。我们每人摘了一朵花，它像一滴血，滴在各人身上。我们走上山岗时，月亮升起了，海面上水波粼粼————它也参与过对她的杀害。她的墓在突入海中的小山坡上，一边可以望见爱斯特勒，另一边可以望见科尔尼舍。墓周围是个花园，它代替了那一床鲜花。
过了大约两周，豪格想起了她的最后意愿和他的保证，打算和泰西埃一起前往苏黎世。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要回巴黎。大家主张我把塔塔和奥莉加交她带走，我自己带了萨沙去热那亚。我不忍与孩子们分开，但不知怎么办，心想也许这真的好一些，既然好一些，那就这么办吧。我只要求不要在5月9日（公历21日）前带走孩子们，我希望与他们一起庆贺我们结婚的十四周年纪念日。
纪念日过后的翌日，我送她们到了瓦尔桥。豪格陪她们上巴黎。我们望着海关官员、宪兵和各种警察盘问旅客。豪格丢了我送给他的手杖，气呼呼地到处寻找。塔塔哭了。售票员穿着制服，坐到了赶车的旁边。驿车朝着德拉吉尼扬方向驶走了，我与泰西埃和萨沙走回桥这边，坐上马车，返回我居住的地方。
我不再有家了。随着孩子们的离开，家庭生活的最后痕迹也消失了————一切都显得冷冷清清。恩格尔松夫妇过两天也走了。一半房间空关着。泰西埃和卡尔·埃德蒙住到了我这里。全家没有一个女人。只有萨沙以他的年龄和容貌使我想起，这儿还住过一个人……想起有个人现在已经不在了！
附记
……葬礼后过了五天，黑尔韦格写信给他的妻子道：“这消息使我深为悲伤，心中充满了阴郁的思想；请你马上把乌戈·福斯科洛100的《塚》寄给我。”
在下一封信中他又写道101：“现在到了与赫尔岑和解的时候了————我们不和的原因已经消失……只要我见到他，我们面对面站着————他是唯一能够了解我的人！”
我确实了解他！
增补
豪格
一天早上在苏黎世，豪格和泰西埃来到了黑尔韦格住的旅馆。他们问他在不在，茶房回说在，他们便命令他立刻带他们上他的房间，不必通报。
黑尔韦格一见他们，脸色顿时白得像纸，浑身哆嗦，他站起身子，默默地靠在椅背上。
“他的样子真难看————恐惧的表情把他的脸扭歪了。”后来泰西埃这么对我说。
“我们是为了实现亡友的意愿来找您的，”豪格对他说，“她生前在病床上写了一封信给您，您借口它是被迫写的，不代表她的本意，没有拆阅便把它退回了。这位故世的朋友委托我和泰西埃·迪莫丹向您证明，这信是她自愿写的，并向您宣读这信。”
“我不想听……不想听……”
“请坐下，听我念！”豪格说，提高了嗓音。
豪格拆开信，取出了……黑尔韦格亲手写的一张字条。
原来我寄信时特地挂了号，信退回后，我把它交给恩格尔松保管。恩格尔松向我指出，两个邮戳是重叠的。
“您可以相信，这坏蛋已读过信，正因为这样才把它退回。”他说。
他把信举在蜡烛光前照给我看，信封内有两张纸，不是一张。
“谁封的信？”
“我。”
“除了信，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于是恩格尔松取了同样的纸，同样的信封，盖了三个火漆印，跑到药房，把两封信称了一下，发出的信比另一封重一半。回到家里，他手舞足蹈地对我嚷道：“我猜对了，猜对了！”
豪格取出字条，大声念了信，然后看看字条，那是用谩骂和指责开头的。他把它拿给泰西埃，问黑尔韦格道：
“这是您的笔迹吧？”
“是的，这是我写的。”
“那么，是您把信重新封上的？”
“我没有义务向您作出说明。”
豪格撕碎字条，扔在他的脸上，又道：
“您多么卑鄙无耻！”
黑尔韦格吓坏了，抓住打铃的绳子，使劲打铃。
“怎么，您疯了不成？”豪格说，拉住了他的手。
黑尔韦格挣脱了手，奔到门口，开门大喊：
“救命！救命！”
听到猛烈的铃声和喊叫声，许多人奔上楼梯，跑进他的房间，其中有茶房和住在这条走廊两边房间中的旅客。
“快叫宪兵！宪兵！他们要杀人了！”黑尔韦格在走廊上大喊。
豪格走到他面前，狠狠打了他一记耳光，对他说道：
“听着，混蛋，这是你叫宪兵的报应！”
泰西埃回到房里，写了姓名和住址，一句话不说，交给了他。楼梯上挤了不少看热闹的人。豪格向老板表示了歉意，便与泰西埃一起走了。
黑尔韦格赶到警察局，要求法律保护，因为仇人派了两个凶手企图杀害他。他问，他是否可以为这一记耳光提出控诉。
局长当着旅馆老板的面查问了各个细节，说两个人这样在大白天来到旅馆，又没有隐瞒姓名和住址，他们是不是派来的凶手，他表示怀疑。至于提出控诉，他认为这很容易，他确实相信，豪格会被判罪，罚几个钱，在牢里关几天。“但您的案件有点麻烦，”他又道，“因为要给这位先生判罪，您必须当众证明，他确实打了您一记耳光……我觉得，为您考虑，这种事还是不必计较的好，天知道这会牵涉什么别的内情……”
局长这一席合情合理的话起了作用。
我当时在卢加诺。我考虑了一下这件事，有些担心：我相信黑尔韦格不会要豪格或泰西埃与他决斗，但豪格是否会就此罢休，安静地离开苏黎世，我却没有把握。如果豪格提出决斗102，这在性质上显然违反我希望采取的办法。泰西埃的聪明正直，我是完全信任的，但这人又太多法国人的气质。
豪格固执到了任性的程度，又像小孩那样意气用事。他老是跟别人吵吵闹闹，霍耶茨基，恩格尔松，奥尔西尼和其他意大利人，都和他闹过别扭，最后还真的反目了。奥尔西尼谈到他总要摇摇头，露出无可奈何的苦笑，滑稽地说道：
“啊，他是将军，豪格将军呢！”
能左右豪格的只有卡尔·福格特，他的观点一向鲜明而实际；他对他寸步不让，挖苦他，骂他，但豪格听他的话。
“您掌握了什么秘诀，居然能征服我们这位孟加拉将军？”有一次我问福格特。
“您也知道这秘诀，”福格特答道，“您已提到了这一点。我能制服他，是因为他是将军，而且相信自己是将军。将军必须懂得纪律，不能违抗长官的命令：您不该忘记，我是帝国的摄政呢。”
福格特说得完全对。过了几天，恩格尔松毫不在意，也没想到有谁在场，便脱口而出道：
“这么混账的事只有德国人才干得出。”
豪格生气了。恩格尔松要他相信他这是随口讲的，这种蠢话根本不值得当一回事。豪格却指出，重要的不在于他当他的面讲这话，而在于他对德国人抱着这样的偏见，说完就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便找福格特，后者还没起床，他叫醒了他，把德国遭到的侮辱告诉他，要求他作决斗的证人，向恩格尔松下战书。
“您怎么啦，以为我也像您一样发了疯不成？”福格特答道。
“我受不惯这种侮辱。”
“他没有侮辱您。他不过是讲错了话，而且已向您道歉了。”
“他侮辱了德国……应该让他看到，当着我的面侮辱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不受到惩罚。”
“难道只有您才是德国的代表吗？”福格特朝着他大叫道。“难道我不是德国人？难道我不是像您一样，甚至比您更有权利干预这件事？”
“毫无疑问，如果您肯负责，我就把它交给您。”
“好，但是既然您信任我，我希望您不要再插手。请您安心坐在这儿，我去了解一下，恩格尔松的意见是否真的这样，还是仅仅无意之间讲错了话。就这样，我把您的挑战书撕了。”
过了半小时，福格特来找我，我还一点不知道昨天的事。他走进屋子，照例大笑不止，对我说道：
“您那位恩格尔松还在到处闯祸吗？我把我那位将军锁在家里了。您想想看，他居然因为恩格尔松讲了那些肮脏的德国人的坏话，要与他决斗呢。我说服了他，让我来处置他。事情解决了一半。现在该您来说服恩格尔松了，免得他再发高烧。”
恩格尔松根本没想到，豪格会气成那个样子；起先他打算亲自向豪格作些解释，还准备接受他的挑战，但后来让步了，我们便派人把豪格找来。这天早上，帝国摄政丢下了水母和纽鳃鳟，一直坐在那里等候豪格和恩格尔松握手言欢，一起喝酒，吃米兰式肉丸。
我从卢加诺到达卢塞恩以后，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难题。我到达的当天，泰西埃便告诉我，豪格写了一篇回忆录，把打耳光的事前前后后讲了一遍，预备在报上发表，泰西埃好不容易劝住了他，对他说这种文章不能不得到我的同意。豪格相信我没有不同意的理由，这才决定等我。
“您必须尽一切努力，不让这个不幸的插曲登在报上。”泰西埃对我说。“它会把事情弄糟，使您和您所悼念的亲人，以及我们大家，永远成为人们的笑柄。”
晚上豪格把原稿交给我。泰西埃说得对。这样的打击会弄得无法收场。一切都是出于对我、对亡故者的热烈而真诚的友情，可一切又那么可笑————哪怕在这个流泪和绝望的时期，仍使我觉得那么可笑。整篇文章是用唐·卡洛斯103的语调写的————只是用了散文。一个能够写出这种文章的人，一定把自己的作品看得很了不起，不经过斗争，他是不会让步的。我的任务并不轻。文章全是为我写的，是出于对我的友谊，充满了善意、真诚和正义，可是我非但不感激他，反而要彻底铲除他头脑里那个他自鸣得意的牢固想法。
我不能退让。我考虑了好久，决定给他写一封长信，感谢他的友谊，但请他不要发表这篇回忆录。“如果非把这件骇人的事公诸报端不可，那么只有我一个人才有这伤心的权利。”
我把信封好后，在早上七时送给豪格。豪格复信道：“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我给您和她树立了一个纪念碑，我把您放在不可企及的高处，要是谁敢说个不字，我就得封住他的嘴巴。但既然这是您的事，您有权决定一切，如果您要写，理所当然，我就让您写。”
他整天闷闷不乐，心烦意乱。到了晚上，一个可怕的思想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万一我死了，他仍会把那个纪念碑树立起来，因此告别时我拥抱他以后说道：
“豪格，不要生我的气，在这件事上确实没有比我更好的法官。”
“我没有生气，我只是觉得痛心。”
“好吧，既然您不生气，那么把您的原稿留在这儿送给我吧。”
“完全可以。”
想不到从那时起豪格便在文风问题上对我产生了不满，后来到了伦敦，有一次我提到他给洪堡和麦奇生104写的信文字过于雕琢，过于华丽。豪格听后笑笑道：
“我知道您是辩证学家，您的文体充满犀利的智慧，但是感情和诗需要另一种语言。”
我得再一次感谢命运：我不仅拿走了他的稿件，在动身去英国时还把它销毁了。
打耳光的消息传开了， 《苏黎世报》上突然登出了黑尔韦格自己署名的文章。他写道，那记“著名的耳光”纯属向壁虚构，相反，他“把豪格一推，豪格撞在墙上，背部还沾了一身白粉”；关于这一点，别的姑且不论，凡是知道豪格身强力壮、手脚灵活，巴登那位军事首长却笨手笨脚、身体虚弱的人，无不心中有数。接着他又说，这一切都是赫尔岑男爵用俄国金钱策划的大阴谋，找他闹事的两个人便是我雇用的。
豪格和泰西埃当即在同一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严正声明，讲了事实的经过，文字简短扼要、心平气和。
我在文章后面附了一个说明，我说我从来没有雇用任何人，除了我的仆人和黑尔韦格，因为后者这两年都在靠我养活，我在欧洲认识的人中，也只有他欠了我一大笔债。这种手段本来与我无缘，但为了保护两个被诬蔑的朋友，我只得使用了它。
黑尔韦格又在同一报纸上对此作了反驳，说按照他的境况，他从来不必向我借钱，也从来不欠我一个戈比。确实，钱都是他妻子替他借的。
与此同时，苏黎世的一个医生写信通知我，黑尔韦格委托他向我提出决斗。
我通过豪格答复道，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认为黑尔韦格不配提出这要求，对他的制裁已经开始，我要继续走自己的路。在此我不得不指出，站在黑尔韦格一边的只有两个人（除埃玛外）：这个医生和理查·瓦格纳105，一个未来的音乐家。这两人对黑尔韦格的为人其实并无好感；医生在发出挑战书时附带写道：“至于事情的是非曲直，我不知道，也完全不想知道。”他在苏黎世对自己的朋友们说：“我想，他恐怕不会真的决斗，只想借此机会造造声势。不过我不会让他捉弄我，跟我开玩笑。我对他说，我的口袋里也有一支装好子弹的手枪，这是为他准备的！”……
至于瓦格纳，那么他向我写信埋怨道，这都怪豪格太没有礼貌；他说，他不能对一个“他所爱和所怜悯”的人提出严厉的批评。“这个人需要的是关心；也许他还能重整旗鼓，摆脱萎靡不振的生活，从放浪不羁的落拓境况中恢复力量，成为一个新人。”106
尽管经历了一系列灾难，我多么不愿再对钱的问题旧事重提，我还是明白，只有它才能打中要害，因为这是资产阶级世界，也就是瑞士和德国的整个舆论界，唯一能理解和重视的。
一万法郎的借据还在我手里，这是黑尔韦格太太写给我，后来又想用几句说得太迟的后悔的话收回的。我把它拿给了公证人。
公证人一手拿着报纸，另一手拿着借据，找到黑尔韦格，要他作出解释。
黑尔韦格说：“您瞧，这不是我的签名。”
于是公证人取出他妻子的信，她在信上说，钱是为他借的，并得到了他的同意。
“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也从未要她借钱，您不妨写信向我的妻子查问，她在尼斯，这事与我无关。”
“那么您绝对不记得，您曾委托您的妻子办这件事？”
“不记得。”
“非常抱歉，这么一来，这件普通的债务诉讼就完全改变了性质，您的对方可以控告您的妻子犯了诈骗罪。”
诗人听后毫不气馁，仍勇敢地答道，这与他无关。公证人把他的答复通知了埃玛。后来这事不了了之；他们当然也没有付钱。
“怎么，”豪格说，“现在到伦敦去！……不能让这个混蛋就此逍遥自在……”
过了几天，我们已站在莫利旅馆四楼窗口眺望伦敦的大雾了。107
1852年秋季的迁居伦敦，结束了我一生中最悲惨的时期，我的故事也暂时告一段落。
（1858年写毕）
……今天是1863年5月2日……她的11周年忌辰。当年站在墓边的人在哪里呢？一个也不在这儿……有的完全消失了，有的已距我非常遥远————不仅是地理上的遥远。
奥尔西尼的头鲜血淋漓地滚下了断头台……108
恩格尔松作为我的仇人死了，遗体安葬在拉芒什海峡109的一个岛上。
化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泰西埃·迪莫丹依然那么亲切和善良，但在干招魂和扶乩之类的迷信活动。
卡尔·埃德蒙成了拿破仑亲王的朋友，卢森堡宫的图书馆馆长。110
依然故我、忠于自己的只有卡·福格特。
我在一年前见过豪格。1854年，他为一些小事跟我闹翻了，后来不辞而别，离开伦敦，与我断绝了一切来往。我偶然得悉，他到了伦敦便托人转告：“她安葬已过了十年，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生气是可耻的；神圣的记忆把我们连在一起，如果他忘记了，那么我还记得，他曾经随时准备向我伸出友谊之手。”
我了解他的性格，因此跨出了第一步，向他靠拢。他很高兴，感动了，然而这次会见比任何分离更令人伤心。
起先我们谈到了一些人和事，回忆了一些细节，后来便沉默了。显然，我们彼此已没有什么好谈的，我们变得完全陌生了。我尽量搜寻话题，豪格也竭力这么做，他在小亚细亚旅行的各种见闻打破了僵局。讲完它们以后又开始冷场了。
“啊，我的天，”我掏出怀表突然说，“五点了，我还有个约会，只得走了。”
我撒谎————其实什么约会也没有。豪格好像也丢下了思想包袱。
“真的五点了吗？我今天还得上克拉彭参加一个宴会呢。”
“上那儿得一个小时，那么我不再留您了。再见。”
走到街上，我真想……哈哈大笑？不，我真想哭。
过了两天，他来我家吃早饭。情形还是一样。他说，明天他得走了；其实他还待了好几天。但我们都很满意，从此不想再见面。
出发之前
在诺夫哥罗德时期，奥加辽夫常常唱：“亲爱的地方，我又见到你们了。”111现在我也又要见到它们了，我想起要见到它们便觉得害怕。
我循着原路，经过爱斯特勒前往尼斯。那是我们1847年走过的地方，从那儿下山后，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意大利。1851年我又经过那里前往耶尔，寻找我母亲和儿子的踪迹，但什么也没找到。
不易衰老的大自然还是那个样子，但是人变了，这是有原因的。我第一次跨越滨海阿尔卑斯山的时候还在寻找生活和乐趣……留在我后面的是几片不大的乌云，凄惨的青色笼罩着祖国，但是前面碧空无云————我还年轻，三十五岁，无忧无虑，只觉得精力旺盛。
第二次经过那里时，我的心上蒙了一层雾，精神恍惚，我要寻找尸体，沉没的轮船————不仅可怕的阴影在后面追逐着我，前面也是一片黑暗。
第三次……我为了探望孩子，为了扫墓又得经过那里————现在我的要求已经不高，我只想让头脑得到一点休息，只希望周围多一点和谐的气氛，我要寻找安宁，我感到疲倦和衰老，只想说：“不要碰我。”112
1863年8月于特丁顿113
到达之后
9月22日我来到墓前。周围静悄悄的，大海也一样，只有风在整条路上吹起一阵阵灰土。那沉寂的墓石，那柏树轻微的簌簌声，都使我感到可怕，陌生。她不在这儿，这里没有她————她活在我的心里。
我离开墓地，走进两所住宅————苏家的房子和杜伊斯家的房子114。它们都空关着。为什么我又要找这些无声的证人发出我的控诉呢？……那是屋前的平台，我曾怀着悲痛在那儿的葡萄园和玫瑰丛中徘徊，望着那荒凉的远方，疯狂地、胆怯地期待着安慰和帮助，我在人们中找不到它们，只得在酒中寻找……
沙发上现在盖满了灰尘，堆着一些镜框————在那个坦率交谈的可怕的夜晚，她便是疲惫不堪地坐在这沙发上失去了知觉。
我拉开杜伊斯的房子中那间卧室的百叶窗————瞧，还是原来的样子……我转过身来，这是床，床垫取下了，放在地板上，仿佛出殡才几天……这屋子已变得多么暗淡，凄凉！可怜的受难者————尽管我多么爱她，她的死我也是有责任的！
1·指赫尔岑和格拉诺夫斯基等人的分歧。
2·指格拉诺夫斯基的妻子伊丽莎白·波格丹诺维奇，她当时还很年轻。
3·1848年5月15日巴黎十五万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制宪议会的一系列反动措施。示威被国民自卫军驱散，领导人被逮捕。
4·引自《法意书简》第九信。————作者注
5·贝多（1804——1863），法国将军，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48年指挥政府军镇压六月起义。
6·指《国民报》作为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在六月起义中充当了屠杀工人阶级的刽子手，指挥这次镇压的人不少来自《国民报》这一派。
7·1848年镇压六月起义的指挥者。
8·巴黎的工人居住区，六月起义的主要根据地。
9·巴黎的著名建筑，法国革命后作伟人的纪念堂。
10·指拿破仑一世战败后俄普联军占领巴黎的时期。
11·指拜伦的叙事长诗《阿比杜斯的新娘》（1813），见该诗第二章第二十六节。
12·以上几段均引自作者的《来自彼岸》第二篇《暴风雨之后》，但引文与原文稍有出入。
13·拉歇尔（1820——1858），法国著名悲剧演员。
14·赫尔岑的长子和长女。
15·即娜塔莎，赫尔岑的长女。
16·引自俄国著名诗人科利佐夫的诗《鹰之歌》。
17·这是指纳塔利娅·图奇科娃（1829——1913），她是赫尔岑夫人的好友，1850年与奥加辽夫结婚，成为他的第二个妻子。以上几段也都摘自赫尔岑夫人给她的信。
18·指前面提到的图奇科娃和她的父亲、姐姐等。她的姐姐是尼古拉·萨京的妻子。
19·即玛丽亚·科尔什，叶·科尔什的姐姐，与赫尔岑一家一起出国。
20·俄国文学评论家。
21·指返回俄国。
22·库图尔（1815——1879），法国著名画家，这里指他的代表作《帝国末期的罗马人》。
23·乔治·桑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一个温柔善良、心灵纯洁的少女，她的爱人称她“康素埃洛”，这是意大利文，意思是“安慰”，即他的心灵的安慰。
24·雷比勒奥和卡利埃都当过巴黎警察局长。
25·但丁的《神曲》第一行，指人生的中年。
26·引自席勒的诗《舍弃》。
27·原文是拉丁文。这是《来自彼岸》中第七篇的题目。
28·即赫尔岑的长女娜塔莎，她当时四岁。
29·1848年12月，路易·波拿巴以五百四十三万票的压倒多数当选为法国总统，实现了他在法国恢复帝制的野心计划的第一步。
30·当时德国的革命家，曾宣传基督教社会主义，1848年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
31·古代以色列人的一支，主要从事宗教职业，在基督教的仪式中具有重要地位。
32·《喀提利纳》是大仲马的历史剧，写古罗马贵族喀提利纳发动叛乱的事。当时西塞罗任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对叛乱实行了血腥的镇压。但西塞罗是在捍卫共和国的名义下进行的，赫尔岑在这里只是把历史上的两次屠杀作了对比。
33·大仲马于1847年在巴黎建立的剧院。
34·在马赛，这里都是写六月起义被镇压后的情形。
35·写于1857年。————作者注（按：这时沙皇尼古拉一世已死，赫尔岑对俄国重又燃起了希望。）
36·黑尔韦格（1817——1875），德国革命诗人，他的诗歌始终充满着对专制制度的仇恨，在人民中获得广泛流传。但赫尔岑的家庭悲剧主要是他所造成，因此赫尔岑对他抱着一定的偏见，在指责他破坏他的家庭幸福的同时，也否定了他对革命民主运动的向往和贡献。
37·1848年3月黑尔韦格在巴黎组织了一支由德国和法国工人组成的武装队伍，进入德国巴登地区，并于4月在那里发动了起义，但起义立即遭到了镇压，参加的人大部被占有绝对优势的政府军所俘虏。这次冒险行动曾遭到马克思的坚决反对。
38·引自喜剧《聪明误》第二幕第二场，原来是指从事演剧活动的男女农奴。
39·一个热恋歌德的浪漫女作家。
40·即修女。
41·维兰德（1733——1813），德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作家。
42·德国科学界的权威人士。
43·指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
44·黑尔韦格未来的丈人齐格蒙德是富裕的绸布商，不是银行家。
45·荷马的史诗《奥德赛》中的乞丐，在奥德修斯回到家中后，被后者打败。
46·指奥格斯特·福伦（1794——1855），德国诗人，黑尔韦格曾长期住在他家中（在苏黎世），并得到他的资助。
47·有一件事足以说明她对他的关心达到了什么程度。一次在意大利，黑尔韦格抱怨他用的香水不好。他的妻子马上写信给让-玛丽·法利纳，托她买一盒最上等的香水寄往罗马。然而过了不久，他们离开了罗马，交代邮局把信件和包裹转寄那不勒斯；但就在这时，他们又离开了那不勒斯。这样过了几个月，他们才在巴黎收到了这个装着香水的邮包，然而由于长途转寄，他们不得不为它付出了相当大的一笔钱。————作者注
48·弗洛孔（1800——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属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848年革命后成为法国临时政府成员，支持黑尔韦格的这次巴登行动。
49·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也支持了黑尔韦格的行动。
50·1789至1794年法国革命政府派驻在斯特拉斯堡的一支军队。
51·黑红金三色是德国大学生协会和1848至1849年德国民族统一运动的标志。
52·德国巴登和符腾堡一带的古代名称。
53·黑克尔（1811——1881），德国共和派革命家，参加了巴登起义，失败后逃亡瑞士及美国。
54·维利希（1810——1878），普鲁士军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1853年流亡美国。
55·德国的许多革命家都被囚禁在这两个地方的监狱中。
56·这里讲的一些事在黑尔韦格的各种传记中都没有找到根据。
57·巴黎的一家高级餐厅。
58·西蒙（1810——1872），德国革命家，1849年后流亡瑞士。特里尔是德国南方城市，西蒙的家乡。
59·指路易·波拿巴的政变。
60·见普希金的叙事诗《茨冈》。
61·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主人公。
62·赫尔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于1850年11月。
63·居约（1810——1876），意大利画家。
64·克鲁采费尔斯基和别利托夫都是《谁之罪》中的人物，前者是柳边尼卡的丈夫，后者是她后来爱上的第三者，她为此痛苦，她的日记表现了她内心的斗争，后来别利托夫走了，克鲁采费尔斯基消沉了，柳边尼卡生活在绝望中。
65·尼斯附近的海边游览区。
66·《荷拉斯》的主人公荷拉斯是一个夸夸其谈、虚伪自私的资产阶级利己者。赫尔岑曾说：“荷拉斯是给欧洲带来灾祸的主要罪人。”
67·这里有些话是从我1852年3月给豪格的信中摘录的。————作者注豪格，德国革命家，1848年维也纳起义的参加者，流亡后与赫尔岑有密切交往。赫尔岑在给他的信中主要承认有过杀死妻子的冲动。
68·指1793年被处死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69·罗马神话中的播种和收割之神，以镰刀为象征，因而这里以他作为死神的代表。
70·恩格尔松（1821——1857），俄国流亡者，与赫尔岑曾有密切来往。
71·原文为拉丁文，系雨果的诗集《光与影》中一首诗的篇名，雨果则是借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中的原文。
72·这一段（它还从未发表过）属于《往事与随想》中我打算很久以后才发表的那个部分，尽管我写其他部分还是由它引起的。但是奥尔西尼在《回忆录》中提到了1851年11月15日发生的骇人事件，他对我这意外的不幸遭遇给予了最热烈的同情，这促使我把第二节在1859年的《北极星》上发表了。————作者注按：所谓“打算很久以后才发表的”部分，即指《家庭悲剧》。《家庭悲剧》在赫尔岑生前并未全部发表，直至1919至1925年苏联出版《赫尔岑作品及书信全集》时，才根据赫尔岑的长女纳塔利娅提供的手抄本予以编入。奥尔西尼的《回忆录》出版于1857年，其中记述了赫尔岑的母亲及儿子在海上遇难的事。原注中所说第二节，即指本章的第二节。
73·从北非沙漠吹往欧洲南部的一种带沙土或带雨的热风。
74·见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第三幕第四场，麦克白派人杀死班柯后，班柯向他显灵，从此弄得麦克白神魂不定。
75·一封信是写给马·卡·雷海尔的，一小页纸是赫尔岑夫人打算写的自传的提纲。
76·引自雨果的诗《海洋之夜》。
77·科利亚的家庭教师。
78·即马·卡·雷海尔。
79·赫尔岑家的厨子。
80·法国革命者，后来做过赫尔岑家的家庭教师。
81·从罗讷河谷吹往法国南部的一种干冷强风，风速极大。
82·引自《法意书简》第五信，文字略有改动和删节。
83·引自雨果的《海洋之夜》。
84·赫德逊·洛（1769——1844），英国将军，在拿破仑流放圣赫勒拿岛时任该岛总督，对拿破仑实行严格管制，在其病重期间，仍不允许改善其生活条件，以致后来拿破仑的医生奥马拉指责这种管理妨碍了对拿破仑的治疗。这里只是说这次病情的好转是出乎意料的。
85·这信我只看了一遍，以后也只打开过一次。1853年旧历10月23日纳塔利娅诞辰纪念那天，我没有读它便把它烧毁了。————作者注
86·路易·波拿巴流亡瑞士时的情妇，据赫尔岑在一封信中说，这是一个名叫“科赫太太”的女人。
87·戈洛温（1816——1890），俄国流亡者，政论家。
88·荣誉法庭没有组成，但我后来收到了一封信，它具有裁决黑尔韦格有罪的意义。在信上署名的有我所尊敬的一些人，其中包括英勇的殉难者皮扎卡尼，莫尔蒂尼，奥尔西尼，贝尔塔尼，梅佐卡帕，梅迪契，科森兹。————作者注贝尔塔尼（1812——1886），意大利医师，一直参加马志尼和加里波第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按：所谓荣誉法庭是在同志之间对某人的道德品行作出公意裁决。
89·德国中世纪的一种秘密刑事法庭，往往采取暗杀等手段执行它的判决。
90·指1849年罗马共和国的保卫战。
91·指普希金的死。
92·关于发生的一切，已传进了她的耳中，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玛丽亚·卡斯帕罗夫娜在给她的信中提到了他的信，而她是在巴黎从尼·亚·梅利古诺夫那儿听到的。————作者注梅利古诺夫（1804——1867），俄国作家及评论家，在国外时与赫尔岑等常有接触。
93·当地的一对意大利夫妇。
94·引自普希金的诗《每当我在喧闹的大街上漫步》。
95·这部分原稿是三年前写的。————作者注
96·指纳塔利娅·图奇科娃，据说赫尔岑夫人拟把孩子们托付给她，因此一直在等她到来。
97·指帕谢克，他是赫尔岑的好友，又是“柯尔切瓦的表姐”的丈夫，因此也是赫尔岑的亲戚。
98·赫尔岑参加过加里波第的母亲的葬礼，她于1851年死在尼斯。加里波第的妻子是在行军途中去世的。
99·法国正统派政治活动家。
100·福斯科洛（1778——1827），意大利诗人，小说家。《塚》是他为抗议拿破仑禁止刻写墓碑而作的一首诗，全诗充满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他的代表作。
101·这两封信都在尼斯流传过。————作者注
102·豪格确实这么做了，当然，黑尔韦格没有应战。————作者注
103·席勒的同名剧本的主人公，一个反抗专制暴政的人物。
104·麦奇生（1792——1871），苏格兰的著名地质学家，英国地质学会主席。
105·即德国著名作曲家瓦格纳（1813——1883），他当时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乐队指挥，因参加1848至1849年的德国革命运动，逃亡在外，住在苏黎世，他的许多著名歌剧都是在这以后写的。
106·见附录中瓦格纳的信。————作者注按：瓦格纳的信写于1852年6月30日，赫尔岑本想把它附在《家庭悲剧》后面，作为证件之一。但大概由于这部分稿件在赫尔岑生前未正式发表，因此迄未附入。
107·赫尔岑于1852年8月中旬离开瑞士，8月24日到达伦敦。
108·奥尔西尼于1858年因行刺拿破仑三世被处死。
109·法国人称英吉利海峡为拉芒什海峡。
110·拿破仑亲王（1822——1891），拿破仑一世之弟日洛姆·波拿巴之子，1851年被拿破仑三世承认为他的继承人，但由于拿破仑亲王的自由主义思想，引起了拿破仑三世的不满。卢森堡宫在巴黎，藏有各种艺术珍品及文献。
111·意大利歌曲的歌词，原文为意大利文。
112·原为耶稣复活后对人讲的话，见《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七节。这里是借用，只是“别打搅我”的意思。
113·离伦敦不远的一个地方，当时赫尔岑移居这里。
114·这是赫尔岑在尼斯住过的两幢房子，苏和杜伊斯是它们的房主，赫尔岑先住在苏的房子里，后来住在杜伊斯的房子里，他的妻子即死于这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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