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悲剧

    一 1848年

    1846年底纳塔利娅写信给奥加辽夫道：“了解得这么多，却没有力量处理，没有勇气对苦的和甜的一视同仁，在苦的面前束手无策，这多么可怜！这一切我了解得再也清楚不过，但还是不能为自己赢得欢乐，也不能听其自然。我不能不明白什么是好的，我也能公正地对待它，但内心的反应却郁郁不乐，折磨着我。向我伸出手来吧，与我一起说，你也对什么都不满意，许多事叫你不痛快，然后教我怎么过得高兴，过得愉快，怎么领略生活的乐趣————我具备欢乐的一切条件，只要我能发挥这方面的能力就成了。”

    这几行和我已附在别处的当时日记的一些片段，都是在莫斯科的争执1的影响下写的。

    阴暗的一面重又抬头了————格拉诺夫斯基一家的离开使纳塔利娅害怕，她觉得整个圈子在瓦解，只剩了奥加辽夫还和我们在一起。那个差不多还是小孩的女子2，纳塔利娅把她当自己的妹妹一般爱她，她却比别人更疏远我们。挣脱这种处境当时成了纳塔利娅梦寐以求的希望。

    我们离开了俄国。

    起先是新奇的事物，巴黎，后来是觉醒的意大利和革命的法国，占据了我们的整个心灵。历史事件战胜了个人的考虑。这样我们一直生活到了六月的日子……

    ……早在这些可怕的、流血的日子以前，5月15日3已举起镰刀割断了我们第二次萌发的希望……“2月24日过了还不满三个月，堆砌街垒时穿的鞋还没有破，可是筋疲力尽的法兰西已在要求屈服了。”4这一天没有流血，那是晴朗的天空中发出的闷雷，预示着可怕的风暴即将随之到来。这一天使我睁开了眼睛，看到了资产者的灵魂，看到了工人的内心————我不禁大吃一惊。我看到了双方那疯狂的流血的愿望————工人方面那日积月累的憎恨，资产者方面那野蛮残忍的自我保存的本能。这两个营垒不可能和平共处，站在一起，它们在犬牙交错的状态中————在家庭、街道、工场和市场中，每天都在互相碰撞、排挤。可怕的血腥战斗已迫在眉睫，它不会是什么吉兆。但是除了幸灾乐祸的保守派，谁也没有看到这一点。最接近的一些朋友对我这种忧心忡忡的悲观论调，只是一笑置之。他们可以拿起枪，在街垒上战死，却不敢正视现实；他们大多不愿理解事实，只想战胜敌人，认为自己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我离大家越来越远。空虚威胁着我，正在这时，战斗的鼓声突然敲响了————一天清早，嘈杂的人群在街上奔走汇合，宣告了一场灾难的开始。

    六月这几天和那以后的日子是可怕的，它们在我的生活中画下了一条界线。我这里重复一下我在一个月后写的几段话：

    “妇女可以用哭泣减轻心头的痛苦，我们却不能哭。我要用写作代替眼泪————不是为了描写和说明流血事件，很简单，只是为了我要谈谈它们，我要讲话，让我的眼泪、思想和愤怒倾吐在纸上。现在谈得到什么描写，什么收集材料，什么评论！————耳边还在响着枪弹声，骑兵飞驰的马蹄声，炮车轮子滚过死一般沉寂的街道的隆隆声；头脑中还不时闪过一个个零星的印象：伤员在担架上按住了腰，血一滴滴从手上淌下；马车上堆满尸体，俘虏给捆住了胳臂，巴士底广场上架起了大炮，从圣丹尼门到爱丽舍田园大街到处是兵营，黑夜中传来阴森的喊声：‘哨兵，多留点神！……’现在谈得到什么描写，头脑在膨胀，血在沸腾。

    “抄起双手坐在屋里，不能出门，只听得你的身边，周围，近处，远处，都在打枪，开炮，呐喊，擂鼓，只知道你的身边就在流血，厮打，刺杀，人们就在附近死去————这已经可以使一个人憋死、发疯了。我没有死，但我变老了，六月的日子以后我像大病了一场，刚才痊愈。

    “然而这些日子却是庄严地开始的。23日四点钟，就餐之前，我沿着塞纳河向市政厅走去，店铺都关上了大门，一队队国民自卫军凶神恶煞似的正在奔向各处，天空布满了乌云，下着蒙蒙细雨。我站在纳夫桥上，一道强烈的电光从云层中闪出，雷声接连不断，在这一切中又传来了圣许尔比斯教堂钟楼迂缓而匀称的警钟声，这是受骗的无产阶级正在号召自己的弟兄们再一次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大教堂和岸边的一切建筑，被刚从乌云中射出的几道阳光照得异常明亮；鼓声从四面八方发出，炮队从卡卢塞尔广场奔赴各处。

    “我听着雷声和警报声，依依不舍地环顾着巴黎的全景，仿佛在跟它告别。这个时刻我对巴黎充满热爱，这是我对这个大城市献上的最后一炷香，六月那几天以后，它便叫我讨厌了。

    “在河对岸，所有的大街小巷都筑起了街垒。直到现在我的眼前还浮动着那些阴沉的脸————人们在抬石头，儿童和妇女在帮助他们。综合工艺学校的一个年轻学生，登上显然刚才完成的街垒，插上了一面旗子，开始用悲怆的嗓音轻轻唱《马赛曲》；所有的工人都跟着唱了起来，这支雄伟歌曲的合唱声从街垒的石块后面发出，是激动人心的……警钟还在敲。然而与此同时，炮队正隆隆经过桥上，贝多将军5举起望远镜，从桥上眺望着敌人的阵地……

    “这时还可以防止事态的恶化，这时还可以挽救共和国和全欧洲的自由，这时还可以和解。愚钝而笨拙的政府却不能做到这一点，议会又不愿做，反动分子却在伺机报复，希望流血，为2月24日索取补偿，而《国民报》的大掌柜们给他们提供了执行人。6

    “6月26日晚上， 《国民报》战胜巴黎以后，我们听到，每隔不多时间便会响起一排枪声……我们面面相觑，大家脸上没有一点血色……‘这是在枪毙俘虏。’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互相避开了眼睛。我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为了这些时刻，人们可以憎恨十年，一辈子忘不了报仇。谁宽恕这几分钟，谁便应该受到诅咒！

    “屠杀继续了四昼夜，然后出现了沉寂平静的戒严状态；街道依然封锁着，难得见到一辆马车；傲慢的国民自卫军杀气腾腾守卫着自己的店铺，用刺刀和枪托吓唬行人；别动队兴高采烈，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在街上横冲直撞，大唱《为祖国而死》，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双手沾满兄长们的鲜血，俨然成了英雄，市民阶层的女子跑出店堂，纷纷向他们投掷鲜花，作为对战胜者的欢呼。卡芬雅克7带着一个屠杀过几十个法国人的恶棍，坐了马车到处转悠。资产阶级大获全胜。圣安东郊区8的房屋还在冒烟，给炮弹打中的墙壁倒坍了，露出了屋内的累累弹痕，残破的家具仍在燃烧，镜子上的碎玻璃闪闪发光……可是主人呢，居民呢？这时谁也不会想起他们……有的地方撒了沙，然而血迹依然可见……先贤祠9给炮弹打坏了，不准行人通过，林荫道上搭起了帐篷，马啃食着爱丽舍田园大街平日小心保护的树木；协和广场上到处是干草、胸甲骑兵的甲胄和马鞍，士兵在杜伊勒里花园围墙旁边煮汤。这样的巴黎在1814年10也没见过。

    “又过了几天，巴黎开始恢复平时的面貌，游荡的人群重又出现在林荫道上，盛装的夫人们坐在四轮马车或双轮马车上，浏览着断垣残壁和浴血战斗的痕迹……只有往来频繁的巡逻队和一群群俘虏使人想起那些可怕的日子，这时大家才明白那段经历意味着什么。拜伦描写过黑夜的战斗11：夜幕掩盖了血腥的场面，当战斗早已结束，曙光来临时，人们才看到了它的痕迹：刀剑和血迹斑斑的衣衫。现在正是这样的黎明在我们心头升起了，它照亮了一片骇人的废墟。一半的希望，一半的信仰都给埋葬了，否定和绝望的思想在人们头脑中蠢动，生根。不可能想象，经过这么一场惨祸之后，受到现代怀疑精神深刻熏陶的我们的心灵，还剩下多少没受到这场浩劫的摧残。”12

    纳塔利娅在这时期写信到莫斯科道：“我望着孩子们哭了，我觉得害怕，不敢再指望他们活下去，也许等待他们的也是这种可怕的命运。”

    这些话是她经历的一切的反映————她这时想起的是载满尸体的马车，捆住双手的俘虏被人沿街咒骂，一个可怜的聋哑儿童由于没听到“走开！”的吆喝声，竟在离我们家门口几步远的地方被枪杀。

    一个不幸对一切悲痛都有深刻理解的女人，心中怎么会不引起这样的反应呢？……在这种情况下，明朗的性格也会变得阴沉，充满怨恨，终于悲愤交集，为生育感到耻辱，为生命感到委屈。

    在纳塔利娅心头升起的，不是对理想的不切实际的憧憬，也不是少女时代的眼泪和基督教的理想主义幻境，这是一种真实的、沉重的痛苦，是妇女所难以承受的重担。她对公共事务的热烈关心并未冷却，相反，它变成了现实的烦恼。这是一个姐妹的悲哀，一个母亲的啼泣，她们站在凄凉的战场上，凭吊刚刚结束的战斗。拉歇尔13在演唱《马赛曲》时虚假地表演的感情，在纳塔利娅身上得到了真实的体现。

    我对没有结果的争论厌倦之后，便拿起笔，独自用内心的愤恨清除以前的各种梦想和希望，让折磨着我、使我痛苦的力量迸发为那些充满诅咒和屈辱的篇章，直到现在，我重读它们，还会感到血在沸腾，愤怒在不可克制地增长————这是我的出路。

    但是她没有这样的出路。早上是孩子，晚上是我们那些愤激的、猛烈的论争————尸体检验人和江湖郎中之间的论争。她心里难过，可是我没有给她医治，我给她的是怀疑和嘲笑的苦杯。只要我对她患病的心灵的关心，有我后来对她患病的身体的关心一半那么多……我就不会听任那侵蚀她的病根发芽生长，深入到她的各个方面。我亲自姑息和培植了它们，从没想到她能否忍受和抵抗它们。

    我们的生活本身也安排得很不合理。很少有安静的夜晚可以进行亲密的谈话，平静的休息。我们还不懂得闭门谢客。这年年底，从各国逃亡的人开始汇集到这里————那都是无家可归的流亡者，他们由于苦闷，由于孤独，需要寻找友好的庇护和温暖的接待。

    她在信上写到过这一点：“我讨厌中国的皮影戏，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见到这些人，见到的是谁，我只觉得我见到的人太多了；这都是好人，有时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我应该高兴才是，只是次数太多了，生活像春天融雪的水滴，滴啊，滴啊，滴啊，滴个没完。整个早上我得照料萨沙和娜塔莎14，一天就这么忙忙碌碌，没有一分钟可以集中思想，心里这么乱，有时简直叫我觉得害怕和痛苦。到了晚上，孩子上床了，嗯，好像可以休息一下了，但是不，那些好人又来了，而且正因为他们都是好人，更叫人受不了；要不，我可以一个人待着，现在我却不是一个人，可我又不感到他们的存在，仿佛只是烟雾在周围旋转，它刺激眼睛，使呼吸变得困难，等他们一走，又什么也没有……明天来了，仍是照旧，再一个明天来了，也还是照旧。这一切我不想对任何别人讲————他们会以为这是牢骚，是对生活不满。你了解我，你知道，我不想和世界上的任何人交换我的生活；这只是一时的怨恨，厌倦……一阵清新的空气就可以使我恢复全部力量……”（1848年11月21日）

    “如果把头脑里想过的一切都讲出来，我得说，有时我看到孩子们会变得这么害怕……我们多么大胆，多么鲁莽，强迫这些新的生命来到世上，可是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幸福的东西，我们却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能提供————这太可怕了，有时我简直觉得这是犯罪；如果我们的头脑清醒一些，也许对我们说来，剥夺生命会比给予生命更轻松。我还没遇到过一个人可以使我这么说：‘如果我的孩子将来能这样……’那就是说如果他的生活能这样……我的看法变得越来越简单了。刚生下萨沙时，我曾经希望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后来我又希望他成为另一种人……最后我却希望……”

    信写到这里断了，因为塔塔15长大了，正在生伤寒症，但是到了12月15日她又写道：“哦，我那时只是想说，现在我对孩子什么希望也没有，但求他们过得愉快，平安，其余都无关紧要……”

    1849年1月24日：“有时我也但愿能像耗子一样东奔西跑，对这种忙碌发生兴趣，免得太闲，免得在这纷扰的世界上，在这不可避免的一切中显得太闲；可是要做我希望做的，却又办不到，总觉得自己与环境不能协调，这是多么大的痛苦，我谈的不是自己那个最亲密的圈子————是的，要是能安心待在这圈子里，那倒好了，但是不能。人应该有广阔的生活，不是一个小天地————像我们从前在意大利的时候，那多好。可是现在，这在哪儿？三十岁了，还是那些憧憬，那样的渴望，那样的不满————是的，我要高声讲出这一切。我正写到这里，娜塔莎来了，她紧紧地吻我……不满？————我太幸福了，生活那么美好……但是

    为什么目光

    要投向世界。

    心灵要渴望

    在那儿飞翔？16

    我只有跟你才能这么讲话，因为你像我一样软弱，我跟别人，那些比我强或比我弱的人，我都不想这么讲，不希望他们听到我现在讲的话。对他们我会讲些别的。后来我的淡漠使我害怕，我感到兴趣的事，感到兴趣的人变得这么少……我需要大自然，不希望待在厨房里，需要有意义的活动，不希望待在斗室中；还有家庭，两三个朋友————这便是我要的一切。然而大家那么善良，关心我的健康，关心科利亚的耳聋……”

    1月27日：“我终于没有力量注视这临终前的痉挛了，它们继续得太久了，而生命却这么短促；利己主义主宰了我，因为我觉得自我牺牲毫无意义，它无非只能证实一句谚语：‘与人在一起，死也不可怕。’但是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跑到美国去……我们所相信的，我们认为可能实现的，其实只是一种预言，一种过早的预言。多么痛苦，多么悲哀————我真想像孩子一样大哭一场。什么是个人的幸福？……社会像空气一样包围着你，这空气里充满的只是临终前的瘟疫的气息。”

    2月1日：“N17……N……我的朋友，如果你知道，在我们私人生活的大门外，一切是多么黑暗，多么悲惨！啊，如果能关起大门，待在屋里，除了这个狭小的圈子，忘记一切……

    “那无法忍受的纷乱，它的后果可能会影响几个世纪；我这人太懦弱了，无法超越这一片混乱，望见遥远的将来————我的生命在缩小，在消失。”

    这封信的最后是：“我但愿我这么渺小，甚至不感到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感到它的时候，我便感到了一切存在的事物的不可调和……”

    预 兆

    反动胜利了；从苍白阴暗的共和国中升起了一些野心家的影子；国民自卫军到处搜捕劳动者，警察局长把爪牙派进了树林和地下避难所，缉拿逃亡者。军警以外的人员则负起了告密和侦探的责任。

    秋天以前，我们还生活在自己人中间，我们用本国的语言生气和叹息：图奇科夫一家18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19也在我们这里，安年科夫20和屠格涅夫每天必到；但是大家都望着远方，我们的小圈子正在瓦解。血流遍地的巴黎已不值得留恋，虽然不是非走不可，但大家都打算离开21，也许这是为了摆脱精神上的苦闷，摆脱六月的印象，然而这魅影笼罩在各人心头，再也不会消失了。

    为什么我不一起走呢？那就可以避免不少灾难，我也不必把那么些生命，以及我自身的许多东西，呈献在残酷无情的神的祭台上了。

    我们跟图奇科夫一家，跟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分离的日子，像乌鸦的叫声一样，成了我生活中一种不祥的预兆；可是它像其他千百个信号一样，没有引起我的警惕。

    凡是经历过许多艰难挫折的人，都能想起一些日子和时刻，一些几乎难以觉察的细节，转折便是从那时开始，风向也是从那时改变的；这些先兆或警告完全不是偶然的，它们只是后果，是准备进入生活的事物的开始显现，正在暗中观望的、已经存在的事物的初次暴露。我们却不理会这些心理预兆，嘲笑它们，仿佛看到别人撒落了盐碟或者弄熄了蜡烛，因为我们总是违背事实，夸大个人的独立性，骄傲地指望自己驾驭自己的生活。

    在我们的朋友们动身的前夕，他们和另外三四个亲密友人聚集在我们家里。他们要坐早上七点钟的火车走，睡觉太没意思了，大家希望在一起更好地度过这最后几个小时。起先大家很起劲，情绪显得激动，这是每当分离时必然会有的现象，但逐渐乌云笼罩了大家的心……谈话变得索然无味，大家有些不自在，杯中的酒也失去了香味，勉强说笑并不能带来欢乐。有人看到天色发亮，拉开窗帷，青白色的光线射在各人脸上，像库图尔22画中一群饮酒作乐的罗马人。

    大家闷闷不乐，忧郁憋得我喘不出气。

    我的妻坐在不大的沙发上，图奇科夫的小女儿跪在她前面，把脸埋在她的胸口————她把这个女孩子称作“我的心灵的康素埃洛”23。她热爱我的妻，离开她到偏僻的乡村去是出于无奈。她的姐姐忧郁地站在旁边。康素埃洛一边哭，一边小声说着什么；玛·费忧郁地坐在离她们两步远的地方，一言不发，她早已习惯了向命运屈服，她了解生活，在她的目光中只是简单的“别了”，而从两位少女的眼泪中透露的却是“再见”。

    后来我们去送他们。高大空旷的石造车站里寒冷彻骨，门砰砰作响，猛烈地开关着，穿堂风从四面吹入。我们坐在墙角的一张长凳上，图奇科夫正忙着照看行李。突然门开了，两个喝醉的老汉吵吵闹闹走进候车室。他们的衣服沾满了污泥，脸上的肌肉扭歪了，给人一种粗野放荡的印象。他们进屋时边走边骂，一个想揍另一个，另一个闪开了，却挥起拳头，用尽全力，正打在那人脸上，老头子喝醉了，一个踉跄倒在地下，头撞在石板上，发出了尖厉刺耳的响声；他大喊一声，抬起了头，血流在花白的头发和石板上。警察和旅客大吃一惊，赶紧把另一个老人拦住。

    从昨晚起我们一直情绪激动，心潮起伏，在紧张的状态中勉强支持着，现在大厅中头颅骨碰到地上的骇人声音，在大家身上引起了歇斯底里的反应。我们的家和整个生活圈子一向平静安详，从来没有“哭叫吵闹的现象”，以致眼前的一切叫我们受不了，我感到浑身战栗，我的妻几乎昏厥，幸好这时铃声大作————“时间到了！赶快！”于是一眨眼，我们已孤零零地留在栅栏外面了。

    对于告别的人，没有比法国警察在铁路沿线所实行的办法更不文明、更惹人生气的了；他们剥夺了送行者最后的两三分钟……他们人还在这儿，机车的汽笛还没有响，火车还没有开动，然而你们之间已被一道障碍，一个栅栏，一些警察的手隔开————尽管你希望看到他们怎么坐下，火车怎么开动，然后望着它怎么远去，变成一片尘土，一阵烟，一个黑点，你要注视着它，直到什么也看不见……

    ……我们默默地坐车回家。一路上我的妻轻轻哭着，为自己的康素埃洛的离开感到伤心，不时把围巾裹一裹紧，问我道：“你记得这声音吗？它还在我的耳边。”

    到了家中，我劝她躺下休息，自己坐在那儿读报；我读了巴黎报纸的社论栏，还有小品文，杂文栏，看看表，还没到十二点，这么长的日子！我去看安年科夫，他日内也要动身了；我与他一起出外散步，在街上比读报更无聊，只觉得这么忧郁……仿佛良心的谴责在折磨着我。“到我家里吃饭吧。”我对他说，我们到了家。妻真的病了。

    晚上凄凉寂寞，兴味索然。

    “那么已经决定了，”分别时我问安年科夫，“您在本周末动身？”

    “决定了。”

    “您在俄国不会愉快。”

    “有什么办法，我不能不走；我不会待在彼得堡，我要到乡下去。说真的，这儿怎么样也只有天知道，说不定您留在这儿也会后悔的。”

    那时我还可以回国，船还没有被我烧毁，雷比勒奥和卡利埃还没有写秘密报告24，但是我在心里已经决定了。尽管这样，安年科夫的话还是触痛了我敏感的神经，我想了想，答道：

    “不，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得留下，如果要后悔，也只能后悔那天在莫伯特广场的街垒上，一个工人把枪给我时，我没有接受。”

    在绝望和软弱的时刻，当痛苦使我无法忍受，觉得我的一生只是继续不断的错误，当我怀疑自己，怀疑最后一线希望，怀疑所有的一切时，我的头脑里许多次闪过这样一些话：“为什么在街垒上，我不从工人手中接过武器来？”要是那时给流弹打死了，我至少还可以带着两三个信念走进坟墓……

    时间又慢慢拖下去……过了一天又一天……忧郁，苦闷……有时来几个人，相处一两天，然后又走了，消失了，再也见不到了。到了冬天，各国的流亡者相继出现，这是从其他遇难船只上逃生的水手；他们还充满着信心和希望，认为在全欧洲掀起的反动浪潮，只是偶然吹过的一阵狂风，暂时的挫折，他们等待着明天，等待着一星期后东山再起……

    我意识到他们错了，但是他们的错误叫我高兴，我尽量使自己糊涂一些，我与自己斗争，在烦躁不安中打发日子。这段时间在我的记忆中，就像生活在煤烟弥漫的屋子里……我苦闷得走投无路，我想从书本中寻求解脱……在喧哗中，在不问世事的家庭生活中，在朋友的聚会中寻找精神寄托，但是总觉得缺少什么，笑不能使我愉快，酒只能增加烦恼，音乐刺痛心灵，欢乐的谈天最后总是以忧郁的沉默结束。

    内心的一切遭到了凌辱，一切都给推翻了，剩下的只是明显的矛盾，一片混乱；一再的幻灭，一再的失望。早已形成的精神生活的基础又成了问题；严峻的事实从四面八方升起，驳斥着它们。怀疑把自己沉重的脚踹到了最后的财富上；它要摧毁的不是教会的圣器室，不是学究的长袍，而是革命的旗帜……它从一般的观念渗入了生活。理论上的否定与变成行动的怀疑是截然不同的，那是跨前了一大步，因为思想是勇敢的，语言是大胆的，它可以轻易说出内心害怕的话；信仰和希望的火焰还没有完全熄灭，智慧已跑在前面摇头。心落后了，因为它恋恋不舍，当智慧在判决和惩罚时，它还在告别。

    也许，在青年时期，一切还在燃烧，奔腾，一些信仰的丧失只是为另一些扫清道路；也许，在老年时期，由于厌倦，一切已变得漠不相干————对于这些人转折是轻松的，但是“在人生的中途”25，那是不能不付出代价的。

    最后，这难道是闹着玩的吗？那神圣的一切是我们所爱过的，向往过的，为之作出过牺牲的。生活欺骗了我们，历史欺骗了我们，为它自己的利益欺骗了我们；它需要疯狂的人作媒介，至于他们清醒以后怎么样，这与它无关，它只是利用他们，然后让他们在残废收容所里了结一生。这是耻辱，令人懊丧的耻辱！可是在你的身边，心地单纯的朋友们耸耸肩膀，对你的灰心，你的焦躁感到讶异，他们等待着明天，他们想望的、从事的永远是同一些事，他们什么也不理解，什么也不能使他们停止，他们一直在走————然而始终没有前进一步……他们批评你，安慰你，指责你————这多么无聊，多么叫人受不了！

    他们自称是“信仰的人，爱的人”，把他们与我们这些“怀疑和否定的人”相对立；他们不明白，把一生抚育的希望连根拔除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知道什么叫为真理而痛苦，他们从未为任何珍宝“号啕大哭”，像一位诗人说的那样：

    我从受伤的心里挖出了鲜血淋漓的它，

    我号啕大哭，抛弃了它。26

    这些永不清醒的疯人是幸福的————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内心斗争，他们的痛苦只来自外在的原因，来自凶恶的人和意外的事故；他们的内心始终是完整的，良知始终是平静的，他们对一切心安理得。正因为这样，咬啮别人的内心的苦闷，在他们看来只是奇谈怪论，只是思想闲得无聊的消遣，只是无病呻吟。他们看到伤员嘲笑自己的木足，便得出结论，认为手术对他算不得什么；他们从未想到，他为什么未老先衰，锯断的腿遇到天气变化，遇到刮风下雨，如何隐隐作痛。

    我这场病的合乎逻辑的自白，我的病历————那些被侮辱的思想的流露，已写在一系列文章中，它们便是《来自彼岸》。我在那里批判了我心中那些最后的偶像，我为我的痛苦和受骗，用讽刺向它们作了报复；我嘲笑的不是别人，是我自己，但我再次受到了迷惑，认为自己获得了自由，于是我又摔了跤。我对言语和旗号，对奉为神明的人类，对西方文明的唯一拯救者————教会，失去了信仰，但我仍相信着几个人，相信我自己。

    我看到一切都在崩溃，我希望得救，开始新的生活，随着两三个人一起离开，回避和不再接触那些多余的人和事……在最后一篇上，我高傲地写上了我的题目：“我之所有尽在我身”27！

    在事变的深渊中，在公共事务的漩涡中，生活瓦解了，烧伤了，一半腐烂了，它变得无所作为，只得重又退回青年的抒情时期，可是那已是没有青春、没有信仰的青年时期。我把赌注押在自己身上，我的船终于碰到水底的礁石上，撞得粉碎。确实，我没有遇难，但我失去了一切……

    伤寒症

    1848年冬，我的小女儿28病了。她觉得不舒服已好久，接着开始发低烧，后来烧似乎退了。给她看病的是名医雷厄，他认为她应该坐车到外边兜兜风，尽管那是冬季。这天气候晴朗，但并不暖和。她回家时脸色异常苍白，要吃些东西，但没等汤煮好，已在我们旁边的沙发上睡熟了。过了几个小时，她还没醒。自然科学家福格特的弟弟是学医的，正好在我们家。他说：“你们瞧这孩子，这不是正常的睡眠。”她脸上死一般的苍白，有些发青，我感到害怕，把手按在她额上————额头冰凉的。我亲自跑去找雷厄，幸好他在家，我把他拉来了。孩子还没醒，雷厄抱起她，使劲摇晃，还要我大声呼叫她的名字……她睁开眼睛，说了一两句话，又闭上眼睛，死一般地睡着了，几乎看不出她还在呼吸。她在这种状态中继续了几天，变化很小，不吃，也几乎不喝，嘴唇发黑，指甲发青，身上出现了皮疹————这是伤寒症。雷厄几乎什么也没做，只是等待，观察病情的变化，这不能给我们多大希望。

    孩子的神情是骇人的，看来她随时可能死去。妻面色苍白，默不作声，日夜守在床边，眼睛上蒙着一层珍珠似的光泽，这是疲倦、痛苦、精力衰竭和神经极度紧张的表现。一次，夜里一点多钟，我仿佛觉得塔塔已停止呼吸，我看看她，竭力掩饰心头的恐怖；我的妻猜到了。

    “我的头脑发晕，”她对我说，“给我一点水。”

    我把杯子给她时，她没有一点知觉。这时屠格涅夫在我们家，与我们一起分担这些悲伤的时刻，他赶往药房买阿摩尼亚水，我一动不动，站在两个失去知觉的人中间，望着她们，束手无策。使女给我的妻擦手，用水搽她的太阳穴。过了几分钟，她醒过来了。

    “怎么样？”她问。

    “塔塔好像睁开眼睛了。”心地善良的使女路易莎说道。

    我看了看，她真的好像醒了；我小声叫她的名字，她睁开眼睛，用干得裂开的发黑的嘴唇笑了笑。从这时起，她逐渐复原了。

    有些毒害比孩子的病更危险，给人的折磨和痛苦更多，我知道它们，但最坏的还是那种慢性的毒害，它悄悄地侵蚀你的精力，使你疲惫不堪，让你感到委屈，感到无能为力，只得扮演旁观者的可怕角色。

    凡是亲手搂抱过一个婴孩，感到过他怎样逐渐变冷，变重，变成石头的人，凡是听到过他最后的呻吟，意识到那虚弱的身子在祈求怜悯，祈求拯救，希望让他留在世上的人，凡是目睹过放在桌上、裹在粉红缎子里的漂亮的小棺木，看到过镶花边的洁白外衣把蜡黄的脸色衬托得更加分明的人，只要看到孩子一病，不禁就会想：“恐怕又有一个小棺材要出现在桌上了吧？”

    灾难是一所不祥的学校！当然，一个人经历的灾难多了，忍受能力也会增强，但这是由于他的心灵创伤多了，感觉迟钝了。一个历尽坎坷的人却不能不对他经历的一切心有余悸。他失去了对明天的信心，而没有这种信心便什么事也做不成；他变得无动于衷，因为习惯了各种骇人的思想；终于他害怕灾祸，也就是害怕再度经历那一连串痛苦的煎熬，一连串心灵的刺激，那是不会随着乌云一起从记忆中消失的。

    孩子病中的呻吟引起了我这种内心的惶恐，它使我不寒而栗，我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克服这种纯粹神经质的印象。

    就在那一夜过去后，第二天早上我第一次上街溜达；屋外很冷，人行道上结了薄薄一层霜，但是尽管天冷，尽管时间还早，林荫道上已到处是人，报童们在大声叫嚷————五百多万张选票已把绳索捆绑的法兰西放在路易-拿破仑的脚下。29

    无依无靠的奴仆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主子！

    ……在这多灾多难的紧张时刻，一个人进入了我们的圈子，带来了另一类的不幸，它们对私人生活造成的危害，比不祥的六月的日子对公众生活造成的危害更大。这个人很快接近了我们，在我们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前，已挤进了我们中间……在平时，我与人认识得快，但接近得慢，然而那时，我再说一遍，与平时不同。

    神经全部暴露了，变得敏锐了，无关紧要的会面，无足轻重的回忆，也会引起身心的强烈震动。例如，我记得，炮轰以后三天，我在圣安东郊区一带漫步，一切还让人看到激烈的战斗刚刚过去，到处是断垣残壁，街垒还没拆除，女人和孩子胆战心惊，脸色苍白，在瓦砾中翻检，不知要寻找什么……我坐在一家小咖啡馆门口的椅子上，怀着沉痛的心情观看这一幅骇人的画面。过了一刻钟，有人轻轻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这是杜维亚特30，一个年轻的鼓动者，从前在德国像卢格一样热心宣传一种新的天主教，于1847年去了美国。

    他面色苍白，脸上的肌肉在抽搐，头发又长又乱，身上穿着旅行的服装。

    “我的天！”他说，“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

    “您什么时候到的？”

    “今天。我在纽约得到了二月革命的消息，也知道了欧洲发生的一切，马上变卖了所有的东西，凑了一笔钱，坐上了轮船，心里充满了希望和喜悦。昨天在勒阿弗尔，我知道了最近的变化，但我的想象力不足，还不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又彼此端详了一会儿，两人的眼中都充满了泪水。

    “我不想在这个该死的城市里再待下去，一天也不成！”杜维亚特激动地说，样子真的像一个年轻的利未人31的先知。“我要离开这儿！马上就走！再见，我到德国去！”

    他走了，但被关进了普鲁士的监狱，在那里蹲了六年多。

    我还记得《喀提利纳》这出戏32，那是刚强果敢的大仲马在自己的历史剧院33中上演的……要塞里挤满了戴镣铐的犯人，容纳不了的便被一群群送往伊弗堡34关押，或者被流放，亲人们从一个警察局跑到另一个警察局，像幽灵似的哀求警察告诉他们谁死了，谁还活着，谁给枪毙了，但大仲马已把六月的日子用罗马人的衣衫搬上了舞台……我去看了戏。起先没什么。赖德律-洛兰是喀提利纳，西塞罗是拉马丁，讲的全是堆砌辞藻的典雅句子。叛乱被镇压了，拉马丁带着“死亡”走过舞台，场面换了。广场上遍地尸体，远处露出了曙光，垂死者躺在死人中间，还在抽搐，已死者的衣服浸透了鲜血……我感到窒息。不久前在这戏院的墙外，在周围的街上，我们看到的不正是这种情景吗？只是那些尸体不是纸板糊的，鲜血也不是用紫檀色颜料涂的，而是来自年轻的活人的血管……我在突然爆发的怒火中跑出了剧场，诅咒着那些疯狂鼓掌的市民们……

    在这些烦躁不安的日子里，人们不能坐在酒店和戏院里，不能待在家中和书斋内，他们在疯狂中带着发热的头脑，苦闷的内心，走到街上，准备为自己受到的深刻侮辱，羞辱遇到的任何人————在这种时候，每一句同情的话，每一滴为共同的痛苦流下的眼泪，每一声为共同的憎恨发出的咒骂，都会发生骇人的力量。

    共同的创伤使痛楚变得容易忍受了。

    ……在我青年时代的初期，一本法国小说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不曾再见到它，这小说名叫《亚米尼乌》。也许它没有多大的价值，但当时它对我的影响是强大的，它一直在我头脑中徘徊。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它的大概。

    我们从公元最初几世纪的历史中知道，两个不同的世界怎样相遇和冲突：一个是古老的正统世界，文化发达，但已腐朽和没落；另一个是野蛮世界，它像森林的野兽，但是充满着还没觉醒的力量和混乱的、还不明确的意愿————我这是说，我们知道这种接触的政治的、社会的影响，但不知道它在琐事上，在家庭生活的深处所造成的后果。我们知道群体的大事，但不了解直接受这些大事制约的个体的命运，那些在冲突中无声无息地消灭和死亡的生命。在这里，眼泪代替了血，毁灭的家庭代替了变成废墟的城市，被遗忘的坟墓代替了战场。《亚米尼乌》的作者（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企图重现的正是两个世界在家庭生活中相遇的情形————一个世界正从森林走进历史，另一个正从历史走进坟墓。

    世界历史融化在故事中以后，对我们便变得较接近，较容易理解，也较生动了。《亚米尼乌》吸引了我，以致我在1833年前后也模仿它写了一些历史小说片断，它们却在1834年遭到了警察总监齐恩斯基的严厉批评。但是当然，我写它们时，从未想到有一天我也会陷入这种冲突，我的家也会在两个世界的历史车轮的会合中给碾得粉碎。

    不论别人的意见怎样，我认为我们与欧洲人的关系也有类似的方面。我们的文明是表面的，腐败是无孔不入的，我们的胡子茬儿仍从香粉下突出，我们的黧黑皮肤仍在雪花膏下隐约可见，我们有的是野蛮人的狡猾，野兽的堕落，奴隶的机诈，我们这里到处可以看到拳头和金钱的威力，但是西方的腐朽作风，那种得自先天的、用文雅的外表掩盖丑恶行径的能耐，我们却是望尘莫及的。我们的智力发展35起着净化与保证的作用。例外很少。直到最近我们的教育构成了一条界线，许多丑事和罪恶还不敢越出雷池一步。

    西欧却不是这样。正因为如此，只要有人谈到我们的神圣事物，了解我们内心的宝贵思想，敢于说出我们习惯于缄口不言，或者只在朋友耳边小声讲到的想法，我们便很容易拜倒在他面前。我们没有考虑到，那些使我们的心跳动，使我们的胸膛起伏不定的言语，对于欧洲人说来，大半已成了老生常谈和漂亮的空话；我们忘记，有多少别的腐朽的感情，那种虚伪的、衰老的情绪，已侵蚀了属于这垂死文化的现代人的心灵。他从小就想出人头地，利欲熏心，得了嫉妒病、自大病、永不满足的享乐病和卑鄙的利己病，在它们面前，一切关系、一切感情都不在话下，他需要的只是扮演一个角色，表现一种姿态，只是不惜一切保持自己的地位，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这些草原之子挨到了一个打击，两个打击，还常常不知道它们来自何方，给弄得目瞪口呆，过了好久才明白过来，于是像受伤的熊一样向前猛扑，捣毁周围的树木，大声怒吼，用脚爪刨起泥土乱扔————但是太迟了，这时连他的敌人都在指责他了……从这两种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教育中，还会产生许多的恨，流出许多的血呢。

    ……有一个时候，我严厉地、猛烈地申斥了那个破坏我的生活的人，也有一个时候，我曾真正希望杀死这个人……从那时起七年过去了；作为我们的世纪的真正儿子，我逐渐失去了复仇的欲望，我经过长期的不断的分析，头脑冷静了，不再感情用事。在这七年中，我明白了自己的和许多人的限度，我放下了刀，拿起了解剖刀，我不再诅咒和辱骂，我要从心理病理学的观点来叙述我的故事。

    二

    1848年6月23日前几天的晚上，我回到家中，发现屋里有一个陌生人，他带着忧郁的脸色，有些不好意思，迎着我走来。

    “原来是您！”我终于说，笑着向他伸出了手。“真没想到！简直认不出您了……”

    这是黑尔韦格36，他修了面剪了头发，唇髭和鬓髯都剃光了。

    他的运气突然发生了大转变。两个月前，他还在崇拜者的簇拥下，在妻子的陪伴下，坐着舒适的轿式马车，由巴黎出发，前往巴登参加战斗，宣称要去建立德意志共和国。37现在他从战场回来了，追随着他的却是一大堆漫画，敌人的嘲笑和自己人的责备……一下子什么都变了，什么都完了，不仅如此，从残缺不全的布景背后还露出了破产的征兆。

    我离开俄国时，奥加辽夫给了我一封介绍黑尔韦格的信。他是在他声名最盛的时候认识他的。奥加辽夫在思想和艺术问题上很深刻，但从来不懂得识别人。任何人只要并不无聊和庸俗，都能得到他的好感，艺术家尤其如此。我见到黑尔韦格时，他与巴枯宁和萨佐诺夫都保持着深厚友谊，因此我与他很快熟悉了，但接触不多。1847年秋我前往意大利；回到巴黎后，我没有见到他————关于他的不幸经历，我是在报上看到的。几乎就在六月事件的前夕，他来到了巴黎；在巴登的错误之后，他是首先在我这里得到友好的接待的，以后他便时常到我家中来。

    起先有许多原因妨碍了我与这个人的接近。他缺乏那种单纯、开朗的性格，那种凡是禀赋不凡、个性坚强的人无不具备的豁达爽直的气质，而在我们俄国，这几乎是与天才不可分割的。他不露声色，城府很深，与人落落寡合，喜欢偷偷享受一切；他带有一种男人所缺少的娇气，斤斤计较于日常的琐事，舒适的生活，自私心漫无边际，变得不顾一切，达到了幼稚的、厚颜无耻的地步。然而对这一切，我认为不应由他本人负责。

    命运在他身边安排了一个女人，她用自己头脑里的全部爱情爱着他，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因而鼓舞了他的利己主义倾向，助长了他的弱点，使它们在他自己的眼中变得十分美好。结婚以前，他很穷苦————她给他带来了财富和舒适的环境，成了他的保姆、管家和护士，他一分钟也离不开的低级必需品。她在他面前只是一粒灰尘，对他崇拜得无以复加，始终效忠于这位“歌德和海涅的继承者”。然而同时她又用资产阶级奢侈逸乐的鸭绒被褥侵蚀和扼杀了他的才华。

    他心安理得地做一个靠妻子供养的丈夫，使我很生气；我承认，看到他们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我还是有些高兴的，因此当埃玛不得不把被我们称作“烫金精装本”的住所变卖，把那些“男女风流神”38（幸好这不是农奴，只是一些青铜制品）一个个半价出售时，老实说，我对她的啼哭简直无动于衷。

    我得在这里停一下，先谈几句他们以前的生活和结婚，这件婚事带有非常明显的现代德国精神的印记。

    德国人，尤其是德国女人，有不少头脑里的热情，也就是虚构的、幻想的、不自然的、文学故事中的热情，一种夸大的、来自书本的、人为的、没有热情的热情，她们总是没有充足的原因便准备大惊小怪或者痛哭流涕————这倒不是弄虚作假，只是以假当真，一种心理上的失控状态，审美上的歇斯底里症，它没有什么害处，只是给她们带来了许多眼泪、欢乐和悲伤，许多消遣、感受和趣味！像贝蒂娜·阿尔尼姆39那样聪明的女人，尚且终生没有摆脱这种德国病。形式可能改变，内容可能不同，但是不妨说，对事物的心理处理方法却是一样的。它们无非是同一曲调的变奏，爱情泛神论的不同表现，也就是对大自然和对人的宗教式性爱关系和理论性钟情态度；不论大自然的世俗女祭司，还是隐修院的“基督的新娘”40，那些从祷告中满足自己的感情需要的女人，都是不排斥这种理想主义的贞洁和理论上的情欲的。她们全都希望真正成为有罪的妇女的结义姐妹呢。她们这么做是出于好奇，也是出于对堕落的同情，尽管她们自己从来不敢这么做，但别人的罪过，她们总是加以宽恕，哪怕别人并不要求她们宽恕。她们中间最热烈的，尽管不敢亲自尝试，但体会到了情欲的整个过程，可以说她们是在间接状态中“自觉自愿地”从别人的书本和自己的原稿中，经历了一切罪恶的诱惑。

    狂热的德国女人的共同特色之一，是对天才和伟人的偶像崇拜，这种虔诚精神来自魏玛，开始于维兰德41、席勒和歌德的时代。由于天才不多，海涅远在巴黎，洪堡42又太老了，太实际了，她们只得怀着如饥似渴的心情拜倒在一些较好的音乐家和不坏的美术家的脚下。李斯特像闪电一般射进每一个德国女人的心坎，在那儿烙上了一个高额角的、向后披着长头发的形象。

    最后，由于没有全德国的伟人，她们只得降低要求，寻找小有名气的地方性天才；于是所有的女人都对他们趋之若鹜，爱上了他们，所有的姑娘都为他们发狂，给他们绣背带和拖鞋，偷偷赠送各种纪念品，却不留下自己的姓名。

    40年代的德国，思想界异常活跃。这是不难理解的，这个民族像浮士德一样在书斋中消磨了大半生，终于想走进市场，看一下花花世界了。现在我们知道，这只是枉费心机，新浮士德从欧白赫酒寮又返回了书斋。但当时还不是这样，尤其德国人，革命精神的每一次跳跃都得到了他们的热烈响应。正是在这个时代的高潮中，黑尔韦格的政治诗发表了。我在那些诗中从未发现多大的才华，只有他的妻子才会把黑尔韦格与海涅相提并论。但海涅尖刻的怀疑精神已不合当时思想界的口味。40年代的德国人需要的不是歌德，也不是伏尔泰，而是贝朗瑞的诗歌和按照莱茵河那边的风格改编的《马赛曲》。黑尔韦格的诗有时结尾只是原封不动的法文口号：“共和国万岁！”这在1842年可以产生热烈的效果，但在1852年，谁也不会理会它们。要人反复诵读这些句子是不可能的。

    黑尔韦格是民主主义的桂冠诗人，在德国每到一地都有宴会欢迎他，最后他到了柏林。大家竞相邀请他，为他举办晚宴和舞会，大家希望见到他，甚至国王本人43也产生了与他谈话的愿望，以致御医申莱恩认为必须引见黑尔韦格，满足这种愿望。

    在柏林离王宫几步远的地方，住着一位银行家44。这个银行家的女儿早已倾心于黑尔韦格，尽管她还没见过他，也对他毫不理解，但是她读了他的诗，觉得她的天职便是使他得到幸福，给他的桂冠增添一朵美满家庭的玫瑰花。当她第一次在她父亲举行的晚会上见到他时，她终于相信这就是他，他也真的成了她的他。

    一往情深、坚定不移的姑娘展开了大胆的进攻。起先，二十四岁的诗人听到结婚，尤其是跟容貌奇丑，作风像容克军官，讲话粗声粗气的女人结婚时，他吓得倒退了几步；未来已向他敞开了金碧辉煌的大门，舒适的家庭和妻子对他算得什么！……但是银行家的女儿向他敞开的却是现实的装满金币的钱袋，意大利和巴黎的旅行，斯特拉斯堡馅饼和沃若牌名酒……诗人是穷光蛋，像伊洛斯45一样。寄居在福伦46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他动摇了，动摇的结果便是……接受了婚事，甚至忘了向福伦老人（福格特的外公）告辞和致谢。

    埃玛亲自告诉我，诗人为嫁妆问题作了详细而明确的谈判。他甚至从苏黎世寄来了家具和窗帷之类的图样，要求在结婚之前运出这一切————这是他的条件。关于爱情，他什么也没考虑，因此必须用别的东西代替它。埃玛明白这一点，决心靠其他手段巩固自己的权力。在苏黎世过了一段时间，她便把丈夫带到了意大利，然后又一起住在巴黎。她在这里给自己的“宝贝”布置了一间书房，里面有柔软的沙发，厚厚的天鹅绒窗帘，贵重的地毯，小小的青铜雕像，整个生活显得安闲而空虚；这对他是新鲜的，他喜欢这种生活。就这样，他的诗才暗淡了，创作的欲望消失了；她为此生气，设法鼓励他，但同时又日甚一日地把他拖进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泥坑。47

    她本人其实并不愚蠢，而且精力充沛，比他能干得多。她受的教育是纯粹德国式的，读书很多，五花八门，但都不是必要的；她什么都学一点，又什么都不精通。她缺乏女性的优美风度，这常常给人不愉快的印象。从刺耳的声音到笨拙的举动和粗俗的容貌，从阴冷的眼光到爱谈轻薄话题的下流习惯————一切都带有男性的气质。她当着大家的面向丈夫讨好，就像上了年纪的男人向年轻姑娘献媚一样；她总是注意他的眼色，还示意别人看他，给他整理围巾和头发，不识时务地、不合分寸地夸奖他。在外人面前，他感到不好意思，但在自己朋友中间，他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仿佛主人一心在办事，毫不在乎他的狗正热心地舐他的皮鞋，向他献媚。有时客人走后，这也在他们中间引起一些小争执；但是第二天，一往情深的埃玛又故技重演，开始用爱情来惹人讨厌了，他也重又为了舒适的生活，为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忍受这一切了。

    她把自己的宝贝惯坏到了什么程度，下面这件小事便是最好的说明。

    一天饭后，屠格涅夫上他们家，发现黑尔韦格躺在沙发上，埃玛正替他揉脚。看到他进屋，她便住手了。

    “你为什么停下？你揉你的。”诗人懒洋洋地说。

    “您病了？”屠格涅夫问。

    “没有，什么病也没有，我只是觉得这很舒服……嗯，有什么新闻？”

    他们继续谈话，埃玛也继续揉脚。

    她相信大家佩服她的丈夫，因此唠唠叨叨，老是谈他，既没发觉这些话叫人讨厌，也没注意到关于他如何神经过敏、喜怒无常的故事，对他实际上有害无益。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非常有趣，应该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它们是决不会引起别人反感的。

    “我的格奥尔格太自私，太淘气了（我宠坏了他），”她常说，“但是谁比他更有权利淘气呢？一切伟大的诗人从来都是随心所欲的孩子，他们全都给惯坏了……前几天他给我买了一束漂亮的山茶花，但到了家中他还舍不得给我，甚至不让我看到，把花藏在柜子里，一直放在那儿，结果全部枯死了————这么孩子气！”

    这是她的话，一字不差。

    埃玛的这种偶像崇拜把她的黑尔韦格带到了深渊边上，甚至他已掉进了深渊，即使还没死，至少已弄得丢尽脸皮，出尽洋相了。

    二月革命像一声春雷，把德国惊醒了。从统一的、分割为三十九个部分的德意志祖国的四面八方传出了议论声，埋怨声，心跳声。在巴黎，德国工人组织了俱乐部，商量怎么办。临时政府鼓励他们————不是要他们起义，是要他们离开法国：他们在法国工人的影响下也变得不大安稳了。在弗洛孔48的欢送和祝福之后，在科西迪耶尔49致词猛烈抨击专制和暴政之后，当然想象得到，这些可怜虫回到德国难免遭到枪杀，上绞刑架，或者被投入监狱判二十年徒刑，但是这与他们已经无关了。

    巴登的远征决定了，但是谁可以做救世主，这支由几百名和平的工人和手艺人组成的新莱茵军团50，由谁来率领呢？埃玛心想，除了伟大的诗人，还有谁？身上背着竖琴，手中拿着剑，骑在他在诗中幻想过的“战马”上，这不正是时候吗？他在战斗之后可以吟诗，在唱歌之后又可以去攻打敌人；他会被推举为执政者，站在一群国君中间，为自己的德国向他们宣布命令；在柏林的菩提树下大街会竖立起他的铜像，从银行家的故居便可以望见它；人们世世代代会讴歌他————在这些歌曲中……或许也不致忘记善良的、自我牺牲的埃玛，她充当过他的佩剑侍从、卫士和传令兵，“在进军中”保护过他。她在柏地尚新街尤曼的店里定制了一套黑、红、金三色的民族女式骑马军装51，还买了一顶黑天鹅绒帽子，帽徽也是那三种颜色。

    埃玛通过朋友向工人们提出了诗人；他们正愁没有合适的人选，想起了黑尔韦格那些号召起义的诗歌，立刻推举他当了司令。埃玛说服他接受了这称号。

    这个女人出于什么原因，要把自己心爱的人推上危险的位置？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事件上表现过那种临危不惧的精神，那种镇静自若、随机应变的能力，那种敏捷的思考，那种远大的目光，最后，还有那种外科大夫做手术，游击队长指挥作战所不可缺少的勇气呢？这个萎靡不振的人有什么力量使一部分神经发挥加倍的作用，另一部分又被压制到毫无知觉呢？但坚决和镇定正来自这里。尤其不能原谅的是她忘记了他听到一点响声便会心惊肉跳，遇到一点意外便会脸色发白，身体有一点痛楚便会灰心丧气，碰到一点危险便会手忙脚乱。为什么她要送他去接受可怕的考验呢？要知道，到了那里，是既不能弄虚作假，也不能靠散文或诗歌摆脱危险的；在那里，一方面是散发着死亡气息的桂冠，另一方面却是临阵脱逃和终生的耻辱。

    她打的完全是另一种算盘————后来在谈话和通信中，她自己无意之间泄露过这一点。巴黎的共和国几乎未经战斗便宣告成立了，革命在意大利也占了优势，从柏林、甚至维也纳来的消息，都清楚地说明，这些王位已摇摇欲坠；很难想象，巴登大公和符腾堡国王抵挡得住革命思想的洪流。可以期待，自由的呼声一起，士兵就会丢下武器，人民就会伸开双臂迎接起义者，于是诗人宣布共和国成立，共和国又宣布诗人为独裁者————拉马丁不是做过独裁者吗？然后，作为独裁者的诗人带着头戴黑红金三色帽子的埃玛，在凯旋游行中走遍全德国，接受军队和公民的欢呼……

    可惜事实不是这样。巴登和士瓦本52的愚昧士兵不知道诗人，也不知道共和国，却非常熟悉军纪和自己的伍长，他们天生就是奴隶，因此喜欢军纪，盲目服从自己的校官和尉官。农民们毫无准备，看到自己的解放者突然闯了进来，却拿不出切实的计划，不禁大吃一惊。革命者中虽然有黑克尔53和维利希54那样英勇的人，他们也无能为力，最后仍以失败告终，只是他们没有从战场上逃走，因为幸好……他们身边没有热恋的德国女人。

    战斗开始后，埃玛看到自己的格奥尔格吓得脸色煞白，流下恐惧的眼泪，准备丢下军刀，找个地方躲藏，立刻大力相助，终于完成了他的毁灭。她冒着枪林弹雨，站在他面前，呼吁同志们快救救诗人。官兵胜利了……埃玛掩护丈夫逃跑，冒着受伤、被杀或者被俘，即先被鞭打，然后被送往施潘道或拉斯塔特55关押二十年的危险，总算把他救出了虎口。

    战败之初，他躲在附近一个村子里56，然后逃进一个农民的家，苦苦哀求，要他把他藏起来。农民没有马上答应，他怕官兵，最后把他带进院子，向四周看看，然后把未来的独裁者藏在一只空木桶中，上面盖了干草，这是冒了房屋被烧毁，自己挨鞭打和坐牢的危险的。官兵来了，农民没有出卖他，等埃玛来找他时，才让她把丈夫转移到大车上，她也换了装束，坐上驾车座，把他送出国境。

    “这个救您的人叫什么名字？”我们问他。

    “我忘记问他。”黑尔韦格安详地回答。

    同志们对他非常生气，现在纷纷攻击不幸的诗人，他们愤愤不平也是因为他太富裕，住在“烫金精装本”式的房子里，过着贵族的舒适生活等等。可是他的妻子还毫不理解自己干的好事，过了四个月居然发表了一本替丈夫辩护的小册子，还大摆自己的功劳，忘记了单单这些事便足以使他大失人心了。

    不久他受到的指责已不仅仅是临阵脱逃，还有挥霍公款和中饱私囊等等。我认为，他不至于侵吞公款，但我相信这些钱是乱七八糟挥霍掉的，其中一部分便满足了这对战地夫妇随心所欲的需要。安年科夫是见证人，他亲眼看见他们在谢韦店里大量购买香菇火鸡和鱼肉酥皮大馅饼，将军的旅行马车装满了各种名酒等等。钱是弗洛孔根据临时政府的命令付的；总数多少，说法千差万别：法国人说是三万法郎，黑尔韦格却要人相信，他拿到的连一半也没有，临时政府只是给了他乘火车的旅费。除了这些指责，回来的起义者还补充道，他们战败后没有一个钱，到达斯特拉斯堡时衣衫；褴褛，饥寒交迫，只得找黑尔韦格要求帮助，可是遭到了拒绝，埃玛甚至不让他们进屋见他————但那时他却住在豪华的旅馆里……“穿着黄色摩洛哥皮拖鞋”。为什么他们认为这是奢侈的标志，我不知道。但关于黄拖鞋的话，我听到过十来次。

    这一切像一场黄粱美梦。3月初，这些未来的祖国解放者还在巴黎设宴庆贺，到五月中旬，他们已一败涂地，逃过了法国边境。黑尔韦格回到巴黎清醒了些，他发现以前那条通向荣誉的花园小道原来遍地荆棘……严峻的现实使他想到了他的界限，他明白，作为自己的妻子的诗人和临阵脱逃的独裁者，他的地位实在不妙……他必须改弦易辙，否则只能彻底完蛋。我觉得（这正是我极大的错误），他性格中卑鄙的一面会得到改造。我还认为，在这方面我可以助他一臂之力————我比任何人更具备这条件。

    这也难怪，我不能不这么想，因为这个人天天讲（后来还在信上写）：“……我知道我性格中可怜的弱点————你的性格比我的开朗，坚强，请你支持我，做我的兄长，父亲……我没有亲人————我把我的好感全部给了你；爱和友谊可以使我彻底改变，但不要太严厉，应该和风细雨，循循善诱，请你不要缩回你的手……我也不会放开它，我要抓住你……只有一点我不仅不会比你差，也许甚至超过你，那就是无限热爱我的知心好友。”

    他没有撒谎，但这对他是毫无约束力的。要知道，他参加巴登起义之初，也没有打算在战斗的时刻抛弃自己的同志，但是看到危险，他却逃之夭夭。

    在没有任何冲突和斗争的时候，在不需要努力和牺牲的时候，一切可以安然无恙————整整几年、整个一生都平安无事，但一旦路上遇到一点风波，灾难、罪恶或耻辱便会接踵而至。

    为什么我当时不明白这一点呢！

    到了1848年底，黑尔韦格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我们家里————他在自己家里感到无聊。确实，埃玛搞得他心烦意乱。她从远征巴登回来后依然故我，毫无改变，内心也从未反省过发生的事；她仍像过去那样沉浸在爱情中，志得意满，喋喋不休，仿佛他们是凯旋归来————至少身上毫无伤痕。她担心的只是钱不够，而且没有指望马上弄到钱。她帮了倒忙的革命，既未能使德国获得解放，也没给诗人带来桂冠，只是造成了她的父亲老银行家的终于破产。

    她总是千方百计要让丈夫摆脱那些阴暗的思想，她从未想到只有这些忧郁的思想才能挽救他。

    浅薄、轻浮的埃玛，从不感到需要这种深刻的内心活动，它给人带来的显然只是痛苦。她属于那种只有两种节拍的简单性格，遇到任何疑难问题都用“非此即彼”的办法解决，至于是此还是彼，这无所谓，只要能解开疙瘩，让生活重新前进，至于向哪里前进，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她喜欢在谈话中插嘴，有时讲个小故事，有时提出一些实际的意见，但那是一种最庸俗的实惠思想。她相信我们中间谁也不像她那么实际，这是她得天独厚的本领，因此非但不装模作样加以掩饰，还卖弄这套想法。不过应该说，她在任何方面都没表现过严肃的实际观念。她忙忙碌碌，唠唠叨叨，谈的无非是物价和厨娘，家具和衣料————这跟办事能力毫不相干。她家里一切都杂乱无章，因为一切都处在她的偏执狂的支配下；她总是小心翼翼，看丈夫的眼色行事，家庭中一切必要的活动，甚至子女的健康和教育，都得服从他反复无常的想法。

    黑尔韦格自然不愿待在家里，要在我们这儿寻找平静与和谐。他认为我们的家庭是理想的家庭，他喜欢这儿的一切，他崇拜这儿的每个人，包括孩子在内。他幻想着怎样跟我们一起跑得远远的，然后在那里安静地观看欧洲这台黑暗的戏剧，一直看到最后一幕。

    尽管这样，除了对一般的事我们持有同样的或者非常接近的理解以外，我们很少共同之点。

    黑尔韦格似乎认为世上的一切都是为他存在的；他专为自己打算，要求别人理解他；他既胆怯又自私，不相信自己，同时又自命不凡。这一切合在一起便使他装模作样，喜怒无常，有时故意做得忧心忡忡，悲天悯人，有时又冷若冰霜。他经常需要有人照料，有人做伴，需要那种既是奴仆又是朋友的人（就像埃玛充当的角色），这种人在他不需要的时候可以忍受他的冷面孔和他的申斥，但当他一旦需要，他们又得马上为他奔走，装出笑脸，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命令。

    我也寻求爱和友谊，寻求同情，甚至鼓掌，希望引起这种效果，但我从来不会像女人和猫那样装出一副苦闷和委屈的媚态，也不会老是要别人理解自己，体贴自己。也许，我行为中的自然真诚、过度自信和健全纯朴，那种听其自然的态度，也是一种自尊心的表现，尽管我会因此招来灾祸，也置之不顾。在欢笑和悲痛中，在爱和互相关心中，我的感情都是真诚的，我感到快乐和忧愁不是因为我想到了自己。我有强壮的肌肉和神经，我可以独立自主，不必依赖别人，我准备向别人伸出热情的手，但我不会像乞求施舍似的乞求别人的帮助和支持。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不难想象，我和黑尔韦格之间有时会发生不愉快的冲突。但是首先，他对我比对别人谨慎得多；其次，他承认错误的伤心自白总能使我完全解除武装。他不是申辩，而是在友谊的名义下请求我宽恕他的软弱性格，这是他自己也知道并且加以谴责的。我扮演着一种保护人的角色，在别人面前卫护他，同时批评他，他也总是马上认错。他的屈服使埃玛大为扫兴————她为此嫉妒，总要取笑他几句。

    1849年到了。

    三 心的迷乱

    到了1849年，我在黑尔韦格身上逐渐发现了各种变化。他反复无常的性格显得更突出了。有时无法忍受的忧郁会突然袭击他，弄得他坐立不安，不知怎么办好。他的丈人终于破产了，勉强保留的一点钱还得养活家里的其他人，贫穷更加来势凶猛，叩击着诗人的门……他想到这一点便心惊胆战，失去了一切勇气。埃玛在使劲挣扎，东奔西跑借债，抵押和变卖物品……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他看到他们的真实处境。她不仅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必需品，而且不给孩子添置衣服，而这只是为了让他可以在“普罗旺斯兄弟”57饱餐一顿，买些无用的小玩意儿。他向她要钱，不知钱是哪里来的，也不想知道。我为此与她争吵，说她会毁了他，也向他指出这一点，可是他坚决不听，她却生我的气，结果一切照旧。

    虽然他害怕贫穷到了可笑的程度，他的忧郁却另有原因。

    他发牢骚的时候，反反复复讲的是同一套话，这终于使我厌烦了。我有些生气，听到他一再抱怨自己软弱，同时责备我不需要体贴和温存，可他却由于得不到亲人的安慰正在日益憔悴和死亡；说他这么孤独和不幸，恨不得一死了事，还说他非常尊重埃玛，但是他那颗柔弱的心与她的气质迥然不同，她的粗鲁庸俗，“甚至她的大声说话”都叫他受不了。然后他又唠叨说，他对我的友谊怀有热烈的信心……从这种神经质的狂热状态中，我慢慢发现了一种感情，它使我吃了一惊————为他也像为我一样。我觉得，他对纳塔利娅的友谊已超过了一般的程度……我无法可想，只得保持沉默，但我为此担忧，预见到这将使我们迅速走上一条灾难的道路，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危机……一切都破灭了。

    不断谈论失望，不断祈求别人理解，祈求温存体贴，说一切全赖于它，然后啼哭，抽泣————这些对一个女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何况这个女人刚失去了好不容易获得的宁静状态，正为我们周围那带有深刻悲剧意义的环境忍受着痛苦。

    纳塔利娅对我说：“有一个角落跟你是无缘的，这对你的性格非常合适：你不了解那种渴望得到母亲、朋友、姐妹的体贴关怀的心情，黑尔韦格目前的痛苦便是这样。我了解他，因为我也有这种感觉……他是个大孩子，而你是成年人，一点小事就可以使他伤心，也可以使他快活。他会为一句冷酷的话难过得要死，我们应该体谅他……然而一点小小的关心、温暖和同情，就能使他感激不尽……”

    真的？……但是不，他在跟她谈以前应该先对我说……我会严格保守秘密，不泄露一句话，可惜的是他没有找我谈……

    一个人可以保守秘密，不把它告诉任何人，不过这是任何人。如果他要谈自己的爱情，那么他不可能对一个在心灵上与他如此接近的人保持沉默，何况这秘密与这个人有着切身利害关系————这么说，他还没有谈。我这时忘记了以前读过的那本小说《亚米尼乌》！

    ……1849年底，我从苏黎世到了巴黎，为我母亲那笔被俄国政府扣留的钱奔走。在离开日内瓦时我与黑尔韦格分别了。现在我顺路到伯尔尼探望他。

    我发现他正把《来自彼岸》的一部分校样念给特里尔的西蒙58听。他一见我便扑了上来，好像我们已好几个月不见。我当天晚上就走，他一分钟也不肯离开我，一再重复那些热情洋溢、表示友好的话。为什么那时他没有勇气直截了当把心里的话向我公开呢？……那时我的心情很温和，一切都会合乎人情地解决。

    他送我到驿站，告别之后，驿车驶出了大门，他还把身子靠在大门上，站在那儿擦眼泪……这几乎是我还真正爱这个人的最后一分钟了……我想了一夜才想起了一个字，它老是不离开我的头脑：“灾害，灾害！……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我的母亲不久离开了巴黎，我暂住在埃玛家，但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这种冷清对于我是必要的，我需要独自一人考虑怎么办。纳塔利娅寄来的信谈到了她对黑尔韦格的同情，这给了我借口，我决定写信给她。我的信是悲伤的，但很冷静；我安详地要求她仔细检查一下自己的心，坦率地对待自己和对待我；我提醒她，我们的过去和全部生活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没有什么事是不能谈的。

    纳塔利娅回信道（这封信还保存着，其余的信在政变59时几乎全都销毁了）：“你九日的信收到了，我现在也坐着，总是在想：‘这是为什么？’我哭了又哭。也许一切全是我的错，也许我不配活在世上。但我觉得，我与以前晚上剩下一人后给你写信的时候并无不同。我在你面前，在全世界面前都问心无愧，我没有听到我的内心发出一声责备。我生活在对你的爱中，就像我生活在上帝的世界中一样，没有它，我就失去了生存的地方。把我抛出这个世界————我能到哪儿去呢？除非重新投胎。它像自然界一样与我不可分割，我从它而来，仍回到它那里。我一分钟也不能有其他感觉。这世界是广阔的，丰富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内心世界更丰富的，它也许太广阔了，使我的整个身心和要求也得到了无限的扩展；在这样丰富的状态中，有一些时刻（那是从我们一起生活以来便出现的）我觉得，在我的内心深处似乎有一种头发那么细的东西在搅乱我的心灵，但不久一切又归于平静了。”

    在另一封信中，纳塔利娅又写道：“这不满足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它给撇在一边，它在寻找另一种同情，而在黑尔韦格的友谊中找到了它。”

    我觉得这还不够，于是又给她写道：“不要回避对内心作深入坦率的考察，不要寻找托词，诡辩不能使你摆脱漩涡————它还是会把你卷走的。在你的信里有一种新的音调，它是我不熟悉的————不是忧郁的音调，是另一种……现在一切还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有勇气彻底解决它。想想吧，在我们把困惑我们心灵的秘密形诸语言以后，黑尔韦格必然成为我们的和声中一个错误的音符，否则便是我。我准备带着萨沙前往美国，然后看看情况究竟怎样……我会难受，但我要尽量忍耐；在这儿我会更难受，而且无法忍耐。”

    她用恐怖的号叫回答了这封信；与我分离的思想从未在她头脑中出现过。“你怎么啦！……怎么啦！……我，我与你分开，这怎么可能！不，不，我要来找你，马上来找你————让我收拾一下行李，过几天就带孩子们到巴黎来。”

    从苏黎世动身那天，她又写信道：“正如在暴风雨中触礁之后，我又要回到你的身边了，我像回到我的祖国，充满着信心，充满着爱。但愿你的心情也像我现在一样！我会比什么时候都幸福。我还是那么爱你，但是对你的爱我已有了更深的认识；生活的账全部结清了————我不再期待什么，不再指望什么。那些误会！————我感谢它们，它们向我说明了不少事，而它们本身却会过去，像乌云一般消失。”

    我们在巴黎的会面并不愉快，但是贯穿着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真诚而深刻地意识到，风暴不能真正拔起我们深入地底的树根，要我们分开是不容易的。

    在当时漫长的谈话中，我发现了一件事，它使我惊讶，我研究了几次，每次都相信我是对的。尽管还保留着对黑尔韦格的热烈同情，纳塔利娅对自己走出那不祥的蛊惑的圈子似乎感到轻松，呼吸也自由一些了。她怕他，觉得他的灵魂中有一股黑暗的力量，他那无边的利己心理也使她感到惶恐，她要在我这里寻找支持和保护。

    我和纳塔利娅的通信谈些什么，黑尔韦格一无所知，但他明白我的信一定对他不利。确实，除了其他，我对他非常不满。埃玛在挣扎，啼哭，尽量向他讨好，替他弄钱，但他不是不回她的信，便是在信上挖苦她，索取更多的钱。他给我的信还保存着，它们倒像情人的歇斯底里的独白，不像友人的通信。他流着眼泪责备我对他冷淡，恳求我不要抛弃他，没有我，没有以前那种充实而明朗的同情，他便不能生活，他诅咒误会和“不明事理的女人”（那是指埃玛）的干预；他渴望开始新的生活————在遥远的地方，与我们在一起；他又称我是他的父亲，他的兄长，他的孪生弟兄。

    对这一切，我回答他的是不同的调子：“想想吧，你可能开始新的生活吗？可能脱胎换骨……战胜腐朽的文化带给你的邪病吗？”有两次我还提到了阿乐哥，老茨冈人对他说：“离开我们吧，骄傲的人，你要自由，只是为了你自己！”60

    他用责备和眼泪回答我的信，但并未透露什么。他在1850年写的信和在尼斯的最初几次谈话，成了骇人的揭发材料……揭发什么？欺诈，狡猾，虚伪？……不，如果那样，那就不稀奇了————应该说，那是揭露了我多次谴责的西欧人那种精神退化的两面作风。我时常思考我们这出悲剧中的各个细节，总不免感到诧异，这个人怎么没有一次，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直接的内心活动，暴露过自己。他既然感到不可能与我坦诚相见，怎么还想方设法，要与我越来越接近，在谈话中接触到心灵中那些神圣的方面，那些只有彼此襟怀坦白、毫无隔阂才能接触到，不致引起亵渎感的方面？

    他猜到我的怀疑后，不仅依然保持缄默，还变本加厉，要我确信他的友谊；与此同时，他又用他的绝望加紧了对那个给他弄得心乱如麻的女人的进攻；他一方面用消极的沉默继续欺骗我，另一方面又恳求她（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不要用不谨慎的言语使他失去我的友谊————这样，从这个时候起，他走上了罪恶的道路。

    罪恶！……是的……后来的一切灾难不过是它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些灾难是不会由于死亡而了结，也不会由于悔恨而终止的，因为它们不是惩罚，只是后果；它们会传到下一代————已经做过的事是铁面无情，无法消灭的。惩罚可以赎罪，使一个人与自己、与别人和解，悔恨也能赎罪，但后果会沿着自己可怕的道路发展。为了避免它们，宗教发明了天堂和它的前室————修道院。

    ……我被驱逐出巴黎后，差不多同时埃玛也被驱逐了。我们打算在尼斯（当时它属于意大利）住一两年，埃玛也到了那里。过了一段时候，也就是将近冬天，我的母亲也不得不来到尼斯，黑尔韦格与她一起来了。

    为什么我和纳塔利娅去的正好是那个城市？这问题在我和别人的头脑中都出现过，实际上它无足轻重。且不说无论我到哪里，黑尔韦格都会跟踪而至，即使不是这样，地理和其他外在措施有什么用，它们徒然使我感到屈辱而已。

    黑尔韦格来了以后，两三个星期一直装出一副绝望到了极点的维特61的神气，而且那么明显，以致一个路过尼斯的俄国医生相信他马上要发疯了。他的妻子总是眼泪汪汪的————他对她的态度非常粗暴。她在纳塔利娅的房间里一哭就是几个钟头，两人都相信，他随时都会投海自尽，或者用手枪打死自己。纳塔利娅脸色苍白，神态惶惶不安，举止重又变得焦急烦躁，甚至在对孩子的态度上也表现了出来，这一切使我清楚地看到了她内心的紧张活动。

    还没有说出一个字，但是从表面的平静中，一个不祥的怪物已在逐渐逼近，它像树林边上出现的两点亮光，一会儿消失，一会儿显现，这证明一只野兽正在走来。一切在迅速奔向结局。然而奥莉加的诞生推迟了它的到来。62

    四 又是一年（1851年）

    新年前夕，纳塔利娅给我看一幅水彩画，那是她向画家居约63定购的，画的是我家的平台，一部分房屋和院子，院子里孩子们在玩，塔塔的山羊躺在地上，纳塔利娅本人站在平台的远处。我以为这画是给我的，但纳塔利娅说，这是她想送给黑尔韦格的新年礼物。

    我很不高兴。

    “你喜欢它？”纳塔利娅问。

    “我非常喜欢这幅水彩画，”我说，“如果黑尔韦格不介意，我要照样定购一幅。”

    从我苍白的脸色和口气，纳塔利娅明白，这些话是挑战，也是内心强烈激动的证明。她瞧了我一眼，泪水涌上了眼睛。

    “那么你就拿去吧！”她说。

    “笑话，我不会这么做。”

    我们没有再谈什么。

    1851年的新年我们是在我母亲那儿度过的。我心里气呼呼的，坐在福格特旁边，一杯接一杯的替他和我自己斟酒，同时讲些尖酸刻薄的笑话。福格特哈哈大笑，黑尔韦格却闷闷不乐地望着我，皱起了眉头。他终于明白了。为新年祝酒后，他举起酒杯说道，但愿“未来的一年不致比过去的一年坏”，他全心全意希望这样，但没有把握，相反，他觉得“一切的一切都在崩溃，毁灭”。

    我没有作声。

    第二天早上我拿起我以前写的小说《谁之罪》，读了柳边尼卡的日记和最后几章。难道这是我的命运的预言，正如奥涅金的决斗是普希金的命运的预兆？……但内心的声音对我说：“你算得什么克鲁采费尔斯基，他又怎么比得上别利托夫64————他身上哪里有一点高尚真诚的影子，我又怎么会含着眼泪牺牲自己？”我相信纳塔利娅只是一时受了迷惑，因此我更加认为，我应该与他周旋到底，我不能让他把我从她心中赶走。

    ……事情正如我所预料的，纳塔利娅主动提出要和我谈谈。在水彩画事件，以及我母亲家的新年宴会以后，这再也不能拖延了。

    谈话并不顺利。我们两人都不再像一年前那么站得高了。她有些为难，怕我出走，也怕他离开，想独自回俄国住一年，又迟疑不决。我看到了动摇，看到他的自私将会毁灭她————她没有力量反抗。我开始对他的沉默感到愤怒。

    我复述了我的话：“我再一次把我的命运交在你的手中，再一次请你权衡一切，考虑一切。我还准备接受你的任何决定，准备等待一天，一个星期，只希望你的决定是最后的决定。”我说：“我觉得我的力量已到了最后限度；我还可以忍受一切，但我也感到，我已不能长期这么下去。”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她淌着眼泪说，“这叫我受不了。”这样的话她不是轻易说的。“应该走的是他。”

    “纳塔利娅，不要急，不要急于作出最后的决定，因为这必须是最后的决定……多考虑考虑吧，随你考虑多久都可以，但必须给我一个确切的回答。我无法忍受这样反复不定……我给弄糊涂了，变得束手无策，快发疯了……你要怎么办都可以向我提出，但是得干脆一些……”

    这时我母亲带着科利亚来了，邀我们去芒通65玩。我们出去坐车，发现少一个座位。我向黑尔韦格指指座位。他平时从不客气，这时却不肯坐下。我看了看他，便关上了车门，吩咐车夫：“走！”

    只剩了我们两人站在住宅前面的海岸上。我心上压着一块石板，他也没开口，脸色白得像纸，避免接触我的目光。为什么我不对他直说，也不从岩石上把他推进海里？我心神不定，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向我谈诗人的痛苦，说生活这么不合理，以致诗人到处给人带来不幸；自己痛苦，也使一切接近他的人痛苦……我问他读过乔治·桑的《荷拉斯》吗？66他说他不记得了，我劝他读一下。

    他便上维斯康第的书店去买书了。我与他从此没再见面！

    到六点多钟，大家准备用餐时，他没来。他的妻子走进屋子，眼睛哭得红红的。她说她的丈夫病了；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作声。我觉得我恨不得把手中的小刀扎进她的胸口。

    他关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这是装模作样，自绝于人，我对他没有责任。最后，外人走了，孩子们也睡了，我们又剩了两人。纳塔利娅坐在窗口抽泣，我在屋里踱来踱去；我觉得头脑发涨，喘不出气。

    “他要走了！”她终于说。

    “照我看这完全没有必要————该走的是我……”

    “我的天……”

    “我走……”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你不怕后悔吗？听我说，救救我们大家。只有你能做到这一点。他完了，精神彻底垮了————你自己明白，你对他意味着什么；他那失去理性的爱，失去理性的友谊，还有他意识到的他对你造成的痛苦……以至更坏的……因此他希望走，从我们面前消失……但完全没有必要使事情变得更复杂，否则他离自杀就不远了。”

    “你相信吗？”

    “我相信。”

    “他自己这么说的？”

    “是的，还有埃玛。他把枪都擦过了。”

    我哈哈大笑，问道：

    “是在巴登用的那支枪？他应该擦一下了，它大概已掉在污泥中弄脏了。不过你告诉埃玛，我可以担保他决不会死，我愿意接受他的人寿保险，多少数目都行。”

    “当心，不要为你的取笑后悔。”纳塔利娅说，愁容满面地摇摇头。

    “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去劝他别走。”

    “这一切还能有什么结果？”

    “结果嘛，”我说，“很难预料，更难避免。”

    “我的天！我的天！孩子们，可怜的孩子们，他们怎么办？”

    “应该早些想到他们！”我说。

    这当然是我说过的最残忍的话。我太气愤了，不能合乎情理地明白这句话的意义；我觉得胸口和头脑似乎在抽搐，也许我不仅能说出残忍的话，还能干出流血的行为呢。

    她窘得无地自容。沉默降临了。

    过了半小时67，我决心把苦杯喝干，向她提出了几个问题，她作了回答。我觉得再也忍耐不住；报复、嫉妒、被侮辱的自尊心，形成了一股疯狂的怒火，把我吞没了。审问和绞架变得不再可怕————我的生命在我眼里已分文不值，这是干出骇人听闻的疯狂行为的主要条件之一。我一言不发，站在客厅的大桌子前面，两手合抱在胸口……我的脸大概完全变形了。

    沉默继续着————我蓦地抬头一看，吓了一跳：她的脸变得死一般苍白————白中带青，嘴唇没一点血色，嘴半张着，不断翕动；她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用暗淡的、迷惘的眼光望着我。这苦难重重的表情，这无声的悲痛，一下子使我那无法控制的感情镇静了，我变得可怜她，眼泪淌下了我的面颊，我准备跪在她的脚下，请求宽恕……我坐在沙发上，她的旁边，握起她的手，把头靠在她肩上，开始用轻轻的、亲昵的声音安慰她。

    我受到了良心的谴责————我觉得我成了宗教裁判所的法官，成了刽子手……这有必要吗？这是对一个朋友的帮助吗？这是同情吗？我的文明和人道精神到哪儿去了，居然可以一怒之下，为了嫉妒，这么折磨一个不幸的女人，变成了蓝胡子拉乌尔这样的角色！

    过了几分钟，她才说了句什么，才能开口，然后她突然抽抽搭搭扑在我的脖子上；我让她在沙发上躺下，她已经精疲力竭；她能说的只是：“不要怕，我的朋友，这是有益的眼泪，感动的眼泪……不，不，我永远不与你分开！”

    由于激动，由于痉挛性的啼泣，她合上了眼睛————她晕过去了。我把花露水洒在她的头上，擦她的太阳穴，她安静了，睁开了眼睛，握住我的手，进入了半睡眠状态；这样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一直跪在她旁边。她睁开眼睛时，遇到了我那悲戚而平静的目光————眼泪仍在我的脸颊上滚动，她朝我笑了笑……

    这是转机。从这时起，强大的魔力减弱了————毒药的作用开始变小了。

    “亚历山大，”她好转一些以后说道，“让事情了结吧，你要向我起誓（我需要这样，否则我没法生活），向我起誓，一定要在不流血的情况下结束一切，想想孩子吧……想想没有你和我，他们会变得怎样……”

    “我向你保证，我会尽力做到一切，防止各种冲突，作出巨大的牺牲，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他明天必须离开这儿，嗯，至少到热那亚去也好。”

    “这可以办到。让我们开始新的生活，一切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

    我紧紧拥抱了她。

    第二天早上，埃玛来找我。她披头散发，眼睛红肿，非常难看，身上穿一件罩衫，腰里束一根带子。她满脸伤心的样子，慢慢走到我跟前。换了别的时候，我对这种德国式闹剧表演会哈哈大笑。现在我没有心思笑。我让她站着，完全不想掩饰我不欢迎她的光临。

    “您有什么贵干？”我问。

    “是他要我来找您的。”

    “如果有事，”我说，“您丈夫可以亲自来，难道他已经自杀了不成？”

    她把双手合抱在胸前。

    “您是他的朋友，居然讲这种话？想不到您会这样！难道您还不了解在您眼前演出的这场悲剧？……跟她的分手和跟您的决裂，都使他柔弱的身体支撑不住。是的，是的，跟您的决裂！……他为他带给您的烦恼整天啼哭，他要我向您转告，他的生命听候您的发落，他要求您杀死他。”

    “好一出喜剧！”我说，打断了她的话，“嘿，谁会用这种方式请人杀死他，尤其是通过自己的妻子。这只是庸俗的闹剧中的玩意儿，我讨厌它们————我不是德国人……”

    “赫尔岑先生……”

    “黑尔韦格太太，为什么您要担任这么难办的差事？您可以料到，您不会从我这儿听到愉快的答复。”

    “这是命中注定的灾难，”她停了一会儿说，“对您和我同样不幸……但是您瞧，您的愤怒和我的忠诚，这多么不同……”

    “太太，”我说，“我们扮演的角色不同。请不要拿它们作比较，否则您难免会脸红的。”

    “我永远不会脸红！”她发怒道。“您不知道您在说什么。”然后又道：“我要带他走，在这种状况中他已不适宜留下，您的愿望会得到满足。但是在我眼里，您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我非常尊敬的人，那个被我当作格奥尔格最好的朋友的人了。是的，如果您是那个人，那么您就应该跟纳塔利娅分开————放她走，也放他走，我可以留在这儿照料您和您的孩子。”

    我大笑起来。

    她的脸色和声音都气呼呼的，懊丧和愤怒使她不住哆嗦，她问我道：

    “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您要在严肃的问题上开玩笑？”我对她说。“不过够了，这是我的最后通牒：您立刻亲自找纳塔利娅单独谈谈，如果她想走，就让她走，我不会妨碍任何人做任何事，除了一点（请您原谅），那就是您不必留在这儿；家里的事我自己会安排。但是听着：如果她不想走，那么我跟您的丈夫在同一幢房屋里居住，这已是最后一夜；我们不能同时活着待在这里，多一夜也不成！”

    过了一小时，埃玛回来了，板起了脸通知我，那声音似乎想说：“这是你的粗暴压力造成的结果！”

    “纳塔利娅不走，她出于自尊心，扼杀了一个伟大的生命，但是我会拯救他！”

    “是吗？”

    “是的，我们一两天就走。”

    “怎么一两天？这是什么意思……我说的是明天早上，您忘记我的条件了吗？”

    （我重复这些话，不是要改变我对纳塔利娅的诺言，只是我完全相信，埃玛会把他带走。）

    “我想不到您会这样，我看错了人，真糟糕。”这个乖僻的女人说完就走了。

    现在她的外交使命容易办了————过了二十分钟，她又来通知我，他一切都同意：同意走，也同意决斗，然而同时他吩咐她转告我：他起誓决不朝我的胸口开枪，只准备死在我的手下。

    “您瞧，他总是跟我们开玩笑……要知道，法国国王68也只是由刽子手，不是由好朋友来行刑的。好吧，那么你们明天动身？”

    “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们还什么也没准备。”

    “一夜工夫可以准备好一切。”

    “护照还得办理签证。”

    我按了铃，罗卡进屋了，我对他说，埃玛太太请他立刻替他们办一下去热那亚的签证。

    “可我们还没预备好路费呢。”

    “到热那亚要用多少钱？”

    “六百法郎。”

    “我会给你们的。”

    “我们还欠了这儿店铺一点钱。”

    “大约多少？”

    “五百法郎。”

    “您不用担心；好啦，一路平安！”

    这样的口气叫她受不了。自尊心几乎是她最重要的感情。

    “为什么您这么跟我讲话？”她说，“您没有权利恨我，也没有权利瞧不起我。”

    “那么除了您，我是有这权利的？”

    “不，”她说，又掉眼泪了，“不，我只是想说，我曾经像姐妹一样真心爱过您；我不希望离开的时候不跟您握握手，我尊敬您，也许您是对的————但您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如果您知道，我吃了多少苦……”

    “谁叫您甘心一辈子当奴隶呢？”我对她说，伸出了手；这个时刻我是不可能有同情心的。“您活该得到这样的命运。”

    她一扭身走了，用手掩住了脸。

    第二天早上十点钟，一辆长途马车装满了各种箱笼物品，载着诗人和他的老婆孩子前往热那亚了。我站在打开的窗口，可是他一下子溜进了车厢，我连他的影子也没看见。她跟厨子和使女握手告别后也上了马车，坐在他旁边。资产阶级的出门，我看恐怕没有比这次更丢脸的了。

    纳塔利娅情绪很不好，我们两人一起坐车到城外散心，但并不愉快；创口还没愈合，仍在流血。回到家中，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人是黑尔韦格的儿子戈拉斯，孩子九岁，很淘气，还会偷东西。

    “你从哪里来的？”

    “从芒通来。”

    “出了什么事？”

    “这是妈妈给您的条子。”

    她写道（好像我们中间什么也没有发生）：“亲爱的先生，我们得在芒通停两天，旅馆的房间太小，戈拉斯妨碍格奥尔格，请您允许他在您那儿待几天。”

    这么不知趣实在叫我吃惊。同时埃玛还写信给卡·福格特，要他去商量事情————这样，她把局外人拉了进来。我请福格特把戈拉斯带走，告诉他们这儿没有地方住。

    埃玛又通过福格特捎话给我道：“我们的房间还有整整三个月的租期，我可以支配它们。”

    这完全不错，但房租是我付的。

    确实，这出悲剧跟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除了惊心动魄的声音，除了随着生命的消失、最后一点火星的熄灭和思想的终止而来的呻吟以外，还有市场上的争吵声、粗俗的笑声和小贩的诈骗活动。

    埃玛有个使女叫让妮特，是法国普罗旺斯省人，生得漂亮，也很正派，她还得在这儿留两天，以便带了他们的物品搭轮船去热那亚。第二天早上，让妮特轻轻推开门问我，她是不是可以进来跟我单独谈谈。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我想她大概是要些钱，我准备给她。

    这个善良的普罗旺斯女人把脸涨得通红，噙着眼泪，把埃玛在一些店铺里欠下的各种账单递给了我，又说道：

    “太太还吩咐我办一件事，可我觉得不先问您一声，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做。事情是这样的，太太要我在店里采购各种物品，然后把它们统统加在这些账单上。我不跟您说一声，不敢这么做。”

    “您这么办很对。她要您买什么呢？”

    “这是单子。”

    单子上开列着几匹麻布，几打手帕和大批小孩的内衣。

    据说，恺撒可以同时读文件、写字和口授命令，这个女人一定也有同样充沛的精力：当家庭濒临毁灭，萨图恩69的镰刀的冰冷刀锋已快接触到人们的时候，她还能考虑怎样不费分文弄到麻布和孩子的袜子。德国人真是了不起的民族！

    五

    我们又单独在一起了，但这已与以前不同————一切带上了暴风雨的痕迹。信任与怀疑，厌倦与焦躁，烦恼与愤怒折磨着心灵。特别令人痛苦的是生活的线断了，那种神圣的无牵无挂的心情消失了，生活不再显得轻松愉快，世上似乎已没有不可动摇的事物。既然发生了那一切，那么什么也不是不可能的了。回忆使我对未来不寒而栗。好几个晚上我们孤零零地走进餐室，可是什么也没吃，也没讲一句话，然后一边拭泪，一边离开餐桌，眼看着好心的罗卡板着脸，一边摇头，一边收拾菜盘。空闲的日子，失眠的夜……愁闷，烦恼。我变得什么酒都喝：威士忌，白兰地，老培勒；夜里我一个人喝，白天我与恩格尔松70一起喝，而这都是在尼斯那样的气候中。俄国人的借酒浇愁，确实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坏。酒后的酣睡，总比烦恼的失眠好，翌日早上酒醒后的头痛也比空着肚子愁眉不展好。

    黑尔韦格写了一封信给我，我没看便丢开了。于是他一封接一封的给纳塔利娅写信，后来又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把原信退回了。我为这事发愁。现在应该是深刻反省的时期，平静和避免一切外界干扰的时期。可是有了这些信，还谈得到什么平静，什么与外界隔绝？这个人装得疯疯癫癫的，不仅威胁要自杀，甚至说要不惜犯罪杀人。例如，他写道，有时他简直疯了，他想杀死自己的孩子，把他们的尸体丢出窗外，然后带着他们的血迹来见我们。在另一封信里又说，他要来当着我的面自杀，告诉我：“这都是你造成的，你把一个这么爱你的人逼上了绝路！”与此同时，他又恳求纳塔利娅设法使我与他和解，并作为自己的意见，建议请他担任萨沙的家庭教师。

    他十多次提到了上膛的手枪，可是纳塔利娅却相信这一切。他说他只要求她为他的死祝福；我劝她写信告诉他，她终于同意了他的话，相信除了死没有其他出路。他回信道，她这些话来得太迟了，目前他已改变了主意，他觉得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实行这件事，但是既然大家抛弃他，他要远走埃及，离开大家。这封信使他在纳塔利娅眼里的地位一落千丈。

    这以后，奥尔西尼从热那亚来了；他一边笑，一边讲这对夫妇打算自杀。奥尔西尼得悉黑尔韦格在热那亚以后便去拜访他们，正好遇到黑尔韦格在大理石堤岸上散步，后者告诉他，他的妻子在家，他便去看她。她一见面就对他说，他们决定用绝食的办法自杀，这是他为自己选择的方式，但她希望分担他的命运，她要求奥尔西尼照料戈拉斯和埃达。

    奥尔西尼惊奇得愣住了。

    “我们已有三十个小时没吃东西，”埃玛继续道，“请您劝他吃点什么吧，免得人类的伟大诗人夭折！”她抽抽搭搭地哭了。

    奥尔西尼走到平台上瞧了一会儿，马上带回一个好消息：黑尔韦格正站在街角上吃萨拉米熏肠。埃玛高兴极了，立刻按铃，吩咐仆人给她端一钵子肉汤来。这时丈夫愁眉不展地回家了，一句没提萨拉米熏肠，但是桌上的肉汤却是无法掩饰的。

    “格奥尔格，”埃玛说道，“我听奥尔西尼说，你在吃东西，我太高兴了，决定也叫仆人把肉汤端来。”

    “我觉得恶心，便吃了一小块萨拉米熏肠；不过这实在没有意思，饿死太痛苦了，我还是服毒的好！”于是便开始喝汤了。

    妻子抬头看看天空，又看看奥尔西尼，似乎在说：“您瞧，没有法子救他。”

    奥尔西尼现在死了，但他讲的这件事，还有几个证人活着，例如，卡·福格特，莫尔蒂尼·卡尔·埃德蒙。

    这些花招把纳塔利娅弄得很尴尬。她为他蒙受了耻辱，我也为他蒙受了耻辱，这使她感到很痛苦。

    春天黑尔韦格前往苏黎世，把妻子打发到尼斯来（这又是没有礼貌、不合情理的行为）。发生了那一切以后，我只想休息。我利用入瑞士国籍的机会与恩格尔松去了巴黎和瑞士。纳塔利娅写给我的信是平静的，心情仿佛轻松了一些。

    回来的路上，我在日内瓦遇到了萨佐诺夫。他与我一起喝酒时忽然用心平气和的态度问我，我家里一切都好吗？

    “一切都好。”

    “要知道我了解全部事实，我问你只是出于朋友之间的关心。”

    我吃了一惊，有些哆嗦，默默望着他，但他什么也没发觉。这是怎么回事？我还以为这是秘密呢，可现在突然有一个人在跟我喝酒时谈起了它，仿佛这是一件十分平常、无关紧要的事。

    “你听到什么，从哪里听到的？”

    “全部事情都是黑尔韦格本人告诉我的。老实对你说，我认为你做得根本不对。为什么你不放你的妻子走，或者为什么你自己不离开她？请原谅，这是软弱，你应该振作精神，开始新的生活。”

    “可你为什么认为她想走呢？难道你相信我可以放他或不放她吗？”

    “你对她施加压力————当然不是在肉体上，是在精神上。不过我很高兴，我发现你比我预料的平静得多，因此我愿意与你开诚布公谈谈。黑尔韦格离开了你们的家，这是因为，第一，他是胆小鬼，他怕你像怕火一样；第二，你的妻子向他保证，等你平静一些，她就到瑞士来。”

    “这是最无耻的谎言！”我喊道。

    “这是他的原话，我可以用名誉向你担保。”

    回到旅馆以后，我仿佛病了，心烦意乱，没脱衣服便倒在床上，有些像精神错乱或者快死了。我相信还是不相信呢？我不知道，但我不能说我完全不相信萨佐诺夫的话。

    我反复自言自语道：“好得很，我的诗意生活就这么给断送了————断送在欺骗中，半路上断送在欧洲人的流言蜚语中了……哈哈哈！……这是他们可怜我，爱惜我，是他们的恻隐之心，好让我有个喘息的机会，就像鞭打士兵时，发现他脉搏微弱，便赶紧把他送进医院，认真医治，以便等他痊愈后继续执行另一半的鞭打。”我受了欺负，感到委屈和羞耻。

    在这样的心情中，我连夜写了一封信，这信一定带有疯狂、绝望和猜疑的痕迹。现在我为我在背后对她所作的侮辱，为我写的这封恶劣的信，感到后悔，深深的后悔。

    纳塔利娅的回信是非常悲伤的。

    她说：“我还是死了的好，你的信心动摇了，现在每句话只能使你想起过去的一切。这叫我怎么办，怎么向你证明呀？我除了哭还能怎样！”

    黑尔韦格说了谎。

    后来她的信都是温顺而悲痛的，她可怜我，想医治我的创伤，可是她自己忍受着多大的委屈啊……

    为什么有人要向我复述这个诽谤呢？为什么我在罪恶的狂热中写了那封信，却没有人来阻止我发出这信呢？

    六 海洋之夜71（1851年）

    172

    ……7月7日至8日的夜里一点多钟，我坐在都灵的卡里尼亚诺宫的台阶上，广场上空空荡荡，离我不远有一个乞丐在打瞌睡，一个哨兵慢慢地踱来踱去，一边哼着什么歌剧里的一支曲子，枪不时铿锵作响……夜是炎热的，空气暖和，充满着西洛可风73的气息。

    我的心情非常好，这已经很久没有了————我又感到我还年轻，浑身是劲，我有朋友，也有信仰，我充满着爱，就像十三年前一样。我的心跳动着，这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已丧失了的感觉。1838年3月的那一天，我裹着大衣，站在波瓦尔大街的路灯柱子旁边等待凯切尔时，我的心跳个不住，今天它还是这么跳跃着。

    现在我也在等待一次约会，要会面的也还是那个女人，我等待着，也许还怀着更热烈的爱情，虽然这爱中已掺杂了忧伤的、阴郁的调子，但在这个夜里，我听不到它的声音。我路过日内瓦时袭击过我的悲哀和绝望，经历了疯狂的危机以后，现在变得好一些了。纳塔利娅那些亲切的信充满着哀怨、眼泪、痛苦和爱，使我恢复了健康。她写信说，她要从尼斯到都灵来接我，打算在都灵住几天。她是对的，我们必须再一次互相认识，互相洗净伤口的血迹，拭干眼泪，最后明确地知道，我们是不是还有共同的幸福————为了这一切必须单独在一起，甚至离开孩子们，而且得在另一个地点，不是在那个环境中，因为那里的家具、墙壁都可能不合时宜地勾起我们的回忆，在我们耳边提起已快忘记的话……

    驿车应该在一两点钟从滕达山口方向驶来，我在阴森的卡里尼亚诺宫门口便是等它，车子到了离此不远的地方一拐弯便可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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