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皮·约·蒲鲁东————《人民之声报》的出版————通信————蒲鲁东的意义————补充

    随着六月街垒的失败，印刷所也关闭了。政论家惊惶失措，噤若寒蝉。只有拉梅内老人1像法官的阴森黑影一样升起，对六月的阿尔瓦公爵2————卡芬雅克3及其一伙，发出了诅咒，悲愤地告诉人民：“闭上你的嘴吧，你太贫穷，你没有发言权！”4

    戒严状态的第一阵恐怖逐渐过去，舆论界又恢复了生机，但是法庭的陷阱和法官的诬害早已严阵以待，代替暴力迎接着它。对编辑们施加压力的老花招，那些曾由路易-菲力普的大臣们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手段，重新登场了。它们的方法就是通过法律起诉，对被告处以监禁和罚款，从而消耗报刊的保证金；因为罚款是从保证金中提取的，而在保证金没有补足以前，报刊不准发行，补足以后，新的诉讼马上又会开始。这手段可谓万无一失，因为在一切政治迫害中掌握司法大权的人总是与政府一鼻孔出气的。

    赖德律-洛兰，还有马志尼派的代表弗拉波利上校5，曾先后付过大笔的钱，想挽救《改革报》6，结果仍未能如愿。社会主义者与共和派的每一份尖锐的机关报，都在这压力下被扼杀了。其中最初便有蒲鲁东的《人民代表报》，后来又有他的《人民报》。一桩讼案尚未结束，另一桩又已开始。

    它的一个编辑（我记得是迪歇纳7）三次因新的指控从监狱被传到陪审法庭，每次重新判了刑期和罚款。在《人民报》被扼杀前，最后一次对他宣判时，他向检察官说道：“请问，一共多少？”确实，他的服刑期累计已达十年，罚款达五万法郎。

    6月13日8的事件后，蒲鲁东的报纸被查封了（那时他已被捕入狱）。这一天国民自卫军闯进了他的印刷所，捣毁了机器，搅乱了铅字，仿佛在以武装资产者的名义宣布，暴力统治和警察专政的时期已在法国到来。

    但这位不可征服的斗士，不畏强暴的贝桑松农民，不愿放下武器，他马上考虑发行一份新的报纸《人民之声报》。为此必须缴付二万四千法郎保证金。埃·吉拉尔丹9表示可以拿出这笔钱，然而蒲鲁东不想接受他的制约，于是萨佐诺夫向我建议给他提供保证金。

    我的思想发展受过蒲鲁东很大影响，因此我考虑后同意了，尽管我知道，保证金维持不了多久。

    蒲鲁东的著作正如黑格尔的一样，能使人得到一种特殊的启发，掌握锐利的武器，它们提供的不是结论，而是方法。蒲鲁东主要是一个辩证论者，社会问题的论争家。法国人企图从他身上寻找一个实验主义者，结果既没找到法伦斯泰尔10的模式，也没找到伊加利亚11尽善尽美的管理方式，只得耸耸肩膀，把书撂在一边了。

    蒲鲁东当然也错了，他给自己的《经济矛盾的体系》12写了这么一条题词：“我要拆毁这殿，另造一座”13；其实他的力量不在于建造，而在于批判现存的一切。但这错误是古往今来一切摧毁旧事物的人都不能避免的：人不喜欢单单破坏；在他开始破坏时，建设未来的某种理想已不由自主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虽然有时这只是拆毁墙壁的泥水匠唱的歌罢了。

    在大部分社会理论著作中，重要的不是理想，因为理想几乎无一例外，不是目前无从达到，便是仅仅归结为一些片面的答案，可是如何使它们成为事实，依然是一个问题。社会主义要解决的不仅是建立在经验和信仰上的旧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一切，还有片面的科学提示给意识的一切；不仅是建立在传统法制基础上的法理论断，还有政治经济学所得出的一切结论。它所面对的是契约和市民经济体制时代的理性主义生活方式，而且直接面对着它，正如政治经济学之直接面对着封建神权国家一样。

    这种对旧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否定和破坏，正是蒲鲁东的巨大力量所在。他像黑格尔一样是辩证法的诗人，不同的仅在于一个坚守在科学运动平静的山峰上，另一个却闯进了人民运动的浑浊天地，短兵相接的党派斗争。

    蒲鲁东标志着法国思想界一群新人的开始。他的著作不仅在社会主义历史上，而且在法国逻辑思想史上构成了一大转变。从辩证精神的强大而言，他比最有才能的法国人更加高明，更加自由。那些单纯而聪明的人，如皮埃尔·勒鲁14和孔西德朗15，不理解他的出发点和他的方法。他们习惯于玩弄业已定型的思想，穿现成的衣衫，走平坦的道路，奔向熟悉的地点。蒲鲁东往往毫不犹豫地向前猛冲，不怕在路上踹坏任何事物，既不惜摧毁遇到的一切，也不担心走得太远。他没有那种感伤精神，也没有那种字斟句酌的革命的贞洁癖，那种在法国人那儿顶替了新教虔诚派精神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人中间也是孤立的，他的力量往往只是令人畏惧，而不是信服。

    人们认为蒲鲁东具有德国人的头脑。这是不对的，他的头脑完全是法国式的，他有的是高卢法兰克人传统的才智，它曾出现在拉伯雷、蒙田、伏尔泰和狄德罗……甚至帕斯卡尔16身上。他只是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如他也吸收天主教教义论争中的一切方法一样；但是不论是黑格尔哲学还是天主教神学，都没有成为他的著作的内容和特点————对他而言，这一切只是工具，他只是用它们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并且按照自己的需要应用和改进这些工具，正如他为自己强大而充满活力的思想应用法兰西语言一样。这样的人过于坚强，总是用自己的脚站立，不会向任何事物屈服，让自己被人牵着鼻子走路。

    一个英国旅游者对蒲鲁东说道：“我非常喜欢您的体系。”

    蒲鲁东不满地答道：“但是我没有任何体系。”这是对的。

    正是这一点使他的同胞们感到困惑，他们习惯了寓言后面的道德说教，习惯了有条不紊的公式和标题，习惯了包医百病的抽象处方。

    蒲鲁东坐在病人床边说，他已病入膏肓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但是向垂死的人提出理想的理论，说他怎样便能身体健康，不致生病，或者向他推荐一种尽管十分灵验，但他不能服用，或者根本找不到的药，那是毫无用处的。

    对于他，金融世界的外在征状和现象正如动物的牙齿之于居维叶17一样，他可以循着这梯子深入到社会生活秘密的底层；他根据它们研究驱使病体走向毁灭的力量。18如果他在每个发现之后宣称死亡又逼近了一步，这难道是他的过错吗？这里没有大惊失色的亲属————我们自己就在这死亡之列。人们愤怒地高呼：“拿药来！拿药来！否则就请你对疾病保持沉默！”可是为什么要沉默？只有在专制统治下才不准谈论谷物的歉收，瘟疫和战争的伤亡人数。药显然不易找到，从动荡不安、血流成河的1793年以来，法国进行的试验还少吗？人们想用胜利和剧烈运动医治它，强使它进军埃及，进军俄国，用议会制度和投机买卖，小共和国和小拿破仑19医治它————它的病减轻了没有？蒲鲁东本人也根据自己的病理诊断作过一次尝试，结果在“人民银行”20上出了洋相————尽管从这一思想本身来看他是正确的。不幸他不相信咒语，要不然他会向每一个人大声疾呼：“各民族的团结！各民族的联合！全人类的共和国！全世界的团结！民主主义的伟大军队！”他没有运用这些词句，没有宽恕革命的守旧派，正因为这样，法国人才认为他是利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差点没把他归入变节者和叛徒的行列。

    蒲鲁东的著作，从《论私有财产》21到《交易所指南》22，我都记得；他的思想变化很大————这是必然的，经历了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能还像《聪明误》中的普拉东·米哈伊洛维奇那样依然吹他的A小调二重奏23。但正是在这些变化中，内在的统一特别显著，从他在贝桑松学院写的学位论文起，直到不久前就交易所的伤风败俗所作的“骇人之歌”24，都贯穿着一脉相承的思想线索；它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形态变化，只是客观局势的反映，这在论政治经济的《矛盾》25，在他的《自白》26的报刊文章中，都可以看到。

    思想的停滞僵化属于宗教界和学院派，他们宁可抱残守缺，孤陋寡闻，不与人往来，或者守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拒绝生活带来的一切新事物……或者最低限度，不关心那一切。符合实际的真理必然处在形势的影响下，既反映它们，又忠于自己，否则它就不是活的真理，成了脱离这个变化不定的世界的静止的、笼罩在神圣的死一般的沉寂中的永恒真理。27

    有时我不免问，蒲鲁东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违背过自己观点中的某些基本原则？我每次得到的回答都说，他在政治上的过错，在革命策略上的失误，便是这样。当然，他作为报刊编辑，应该对那些政治错误负责，但即使在这些方面他也没有违背自己的观点；相反，他的一部分错误正来源于他相信自己的原则，超过了对他所从属的党派的信任，因为形势使他参加了那一派，但他与它毫无共同之处，把他与它联合在一起的只是对共同敌人的憎恨。

    政治活动不是他有力的方面，他的思想，那用他的辩证法全副武装起来的思想，也并不建立在那个基础上。正好相反，到处都能清楚地看到，从老自由主义和立宪共和主义意义上说的政治，在他心目中，只占有次要地位，只是一种半死亡的、正在消逝的东西。他所关心的不是政治问题，他准备作出让步，因为他并不赋予形式以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他看来，它们不是本质。这正如抛弃了基督教观点的人对宗教问题采取的态度一样。我可以承认新教具有合乎宪政的精神，它比天主教的专制符合民主自由的原则，但我不会重视传道和教会的问题；因此我可能造成的错误，作出的让步，往往是每个最普通的神学士或教区牧师也可以避免的。

    毫无疑问，国民议会按照它的组成方式，对蒲鲁东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他的个性在这个有产者的巢穴中得不到发挥。28蒲鲁东在《一个革命者的自白》中说，他在议会中很不自在。确实，像他这样的人在那儿能做什么呢？关于马拉斯特宪法29，那只由七百人花了七个月时间培植出来的酸苹果，蒲鲁东说道：“我投票反对你们的宪法，这不仅因为它是一部坏宪法，也因为它是一部宪法。”

    议会中的那些无耻之徒对他的一次发言大肆叫嚷：“把发言稿送往《总汇通报》30，把发言人送进疯人院！”我想，在人类的历史上，从亚历山大主教带领他的修士们手拿棍棒，以“上帝之母”的名义在普世教会会议上大打出手起31，到华盛顿的参议员们为了黑奴问题彼此棍棒相向为止32，议会中的这类风波还是不多的。

    但即使在这种场合，蒲鲁东仍在一片谩骂声中理直气壮地挺身而出，给人们留下了光辉的印象。

    梯也尔在反驳蒲鲁东的财政计划时，曾旁敲侧击地提到散布这类理论33的人道德上的腐化堕落。蒲鲁东立即走上讲坛，挺起有点驼背的、在田野上长大的矮壮身子，声色俱厉地向面露微笑的老人说道：

    “您可以谈财政问题，但不要涉及道德问题，否则我可能认为这是人身攻击，这点我已在委员会中向您声明过了。如果您还不罢休，那么我……我不会提出与您决斗（梯也尔笑了笑）。不，您的死对我算不得什么，它什么也不能证明。我要向您提出另一种战斗。就在这里，在这个讲坛上，我可以把我一生的经历全部讲给大家听，如果我忘记了什么，或者隐瞒了什么，任何人都可以指出。然后请我的对手也这么做，把他的一生讲给大家听听！”

    每个人的眼睛都转向了梯也尔，只见他皱紧眉头坐在那儿，笑容已从他脸上完全消失，他没有再回答一个字。

    心怀敌意的议员们不再作声，蒲鲁东露出鄙夷的目光望着那些宗教和家庭的保卫者，走下了讲坛。这便是他的力量之所在————在他的话中可以清晰地听到新世界的声音，它带着自己的法庭和自己的惩罚正在到来。

    二月革命后，蒲鲁东曾预言法国在走向何处，他千百次地反复道：“当心，这不是闹着玩的，站在你们门口的不是喀提利纳34，是死亡。”法国人耸耸肩膀。骷髅，大镰刀，沙漏35————死神的这套仪仗根本没有出现，这怎么是死亡，这只是“暂时的曲折，一个伟大民族的饭后瞌睡”！最后许多人终于看到，事情不妙。但蒲鲁东不像别人那么泄气，也不太惊慌，因为他预见到了一切；于是人们不仅责备他心肠太硬，而且怪他说了不吉利的话才招来了灾祸。据说，中国皇帝每年听到宫廷占星官报告白天开始缩短时，总要揪他的头发。

    蒲鲁东的才能确实叫法国的空谈家们大为恼火，他的嘴巴得罪了他们。革命发展了自己的清教思想，那种缺乏任何容忍精神的狭隘观念，那些必不可少的行话，凡是不按照这格式写的一切都遭到爱国者的反对，就像俄国的法官一样。除非碰到具有神圣传统象征的书籍，如《社会契约》和《人权宣言》36，他们的批评才只得停止。作为信仰的人，他们憎恶分析和怀疑；作为从事密谋活动的人，他们一切都共同行动，一切都为了党派的利益。他们像仇视叛逆一样仇视独立的思想，甚至过去的独创性见解也遭到他们的非议。路易·勃朗几乎不能容忍蒙田的怪诞才华。37这种高卢感情竭力用群体代替个体，他们追求平均，追求军队式的统一，追求集权，即追求专制的思想，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法国人的亵渎神明和尖刻评论，大多出自淘气，任性，戏弄的快感，并非由于分析的要求和折磨心灵的怀疑精神。他们有不计其数的小偏见，无关大局的信条，为了这些他们可以像堂吉诃德一样奋不顾身，像分裂派教徒一样固执。正因为这样，他们不能宽恕蒙田和蒲鲁东的自由思想和对公认的偶像的蔑视。他们像彼得堡的书报审查官，允许侮弄九等文官，但不准碰一下三等文官的毫毛。1850年，埃·吉拉尔丹在《新闻报》38上发表了一个勇敢的新见解，说权利的基础不是永恒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断变化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一阵叫嚣————谩骂，喊叫，指责闹成一片，纷纷攻击它违反道德，这阵叫嚣由《法兰西公报》39发难以后持续了好几个月。

    参与重建《人民报》那样的喉舌，这是值得作出牺牲的。我写信给萨佐诺夫和霍耶茨基40，表示同意提供保证金。

    那时以前，我与蒲鲁东并无深交，只是在巴枯宁家遇见过两次，但他与巴枯宁非常接近。那时巴枯宁和阿·雷海尔41住在塞纳河对岸布尔戈尼街一幢非常简陋的房子里。蒲鲁东时常上那儿听雷海尔演奏贝多芬的乐曲和巴枯宁讲黑格尔，但哲学辩论比听交响乐时间更长。它们使人想起巴枯宁和霍米亚科夫当年在恰达耶夫家，在叶拉金娜家进行的那些著名的通宵长谈，那时谈的也是那位黑格尔。1847年，卡尔·福格特也住在布尔戈尼街，也常去拜访雷海尔和巴枯宁，一天晚上听他们滔滔不绝地谈论现象学，感到厌烦，便回家睡了；第二天一早，他又来找雷海尔，因为两人要一起上植物园；他吃了一惊，发现尽管时间很早，巴枯宁的书房里已有谈话声，他推开门，只见蒲鲁东和巴枯宁仍坐在原处，面对着快熄灭的壁炉，正在用简短的话结束昨天晚上开始的辩论。

    起先我不想学俄国同胞的样子，在大人物面前扮演低声下气的角色，因此甚至不愿同蒲鲁东太接近，这态度看来不是完全错的。他给我的回信很客气，但也很冷淡，显得有些矜持。

    一开始我就想让他明白，跟他打交道的不是发疯的俄国王公，我掏出钱来不是因为觉得革命好玩，尤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我也不是一个对法国政论界名流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崇拜者，如果他肯接受两万四千法郎赠款，我便会感激不尽，最后，我更不是一个颟顸无知的匿名投资者，认为给《人民之声报》这样的报纸缴纳保证金是有利可图的商业投资。我要让他看到，我完全明白我在做什么，我有我自己的明确目的，因此我希望对报纸发生真正的作用；由于我无条件赞同他对金钱的一切论述，我要求，首先，有权发表自己的和别人的文章，其次，有权主持整个外国部分，为它推荐编辑、记者等等，并要求在刊载他们的文章后付给稿酬。最后这点看来有些奇怪，但我可以担保，如果某个外国人敢于为自己的文章索取稿酬， 《国民报》和《改革报》一定会瞠目结舌，大为惊异。它们会认为这是冒犯或发疯，仿佛外国人在巴黎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不应该

    支取充足的报酬。42

    蒲鲁东接受了我的要求，但它们还是使他有些不高兴。1849年8月29日他往日内瓦给我写信道：“就这样，事情决定了：报纸由我全面负责，您参与它的工作，您的文章可以不经任何审查予以登载，除非编辑部不得不坚持自己的意见，担心引起法律责任的，才不在此例。我们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分歧只可能发生在论断上。至于对国外事件的评论，我们可以完全让您决定。您和我们是同一思想的使者。您会看到我们在一切讨论中采取的路线，您是必然会支持它的。我相信，我永远不必纠正您的意见；如果那样，我将认为这是最大的不幸，坦白地说，报纸的一切成功取决于我们的一致。必须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到建立欧洲联盟的高度来看。假定我们不能彼此一致，那就等于假定我们没有发行报纸的必要条件，因而还是保持沉默的好。”

    接到这份严格的咨文之后，我便汇出了二万四千法郎，并写了一封长信，信完全是友好的，但也是坚定的；我说，尽管我在理论上完全同意他的话，我还是得附带说一下，我是一个粗野的人，我乐于看到旧世界的崩溃，认为我们的使命便在于把它面临的覆灭通知它。“您的同胞们离接受这种想法距离还很遥远。我知道一个自由的法国人，那就是您。您的那些革命家只是保守分子。他们是不自觉的基督徒，他们在为共和制度战斗，但他们是君主主义者。您一个人从科学的高度上提出了否定和变革的问题，也是您首先向法国说明，从倾覆的大厦内部是找不到出路的，它也没什么值得拯救，它关于自由和革命的概念本身便渗透着保守思想和反动观念。确实，政治上的共和主义者在宪政问题上所唱的调子，不过是把基佐43和奥迪隆·巴罗44之流所唱的调子稍加变化而已。这便是在分析欧洲的形势时，在抨击那些不属于我们的敌人（这些敌人是非常容易对付的）的阵营，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阵营的反动势力、天主教、君主主义时，必须遵循的观点。必须揭露民主派和政府之间互相依赖的关系。既然我们不怕触犯战胜者，我们也不必为了虚伪的温情主义不敢去触犯被战胜者。

    “我深信，只要我们的报纸不被共和国的宗教裁判所处死，它就能成为欧洲最好的报纸。”直至现在我还坚信这一点。但是我和蒲鲁东怎么会设想，从来不讲客气的波拿巴政府能容忍这样一份报纸？这是难以解释的。

    蒲鲁东接到我的信很满意，在9月15日从孔斯耶尔热里监狱45写信给我道：“我非常高兴能与您合作，从事同一件工作，我也写了一点类似革命哲学的东西46，书名是《一个革命者的自白》。您在那里也许不会找到您那种粗野的活力，那是德国哲学赋予您的。但您不要忘记，我是为法国人写的，他们尽管怀有满腔的革命热情，应该承认，完全不足以担当自己的角色。我的观点不论有多大的局限，它还是比我国新闻界、学术界和文学界所能达到的高度高出不知多少倍。哪怕再过十年，我依然是他们中间的巨人。

    “您对那些所谓共和主义者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不言而喻，这只是空头理论家中的一个变种。关于这类问题，我们没有什么需要互相说服的。您将发现，我和我的同人都是可以与您携手并进的……

    “我也认为，经济科学和历史哲学所要求的那种通过不知不觉的转变来完成的按部就班的和平步骤，对于革命说来已不再可能；我们需要激烈的冲击。但是作为预告未来灾祸的新闻工作者，我们不应把灾祸说成不可避免的，理所当然的，否则人们将会仇视我们，把我们赶走，可是我们必须生活……”

    报纸十分成功。蒲鲁东从监狱中巧妙地指挥着自己的交响乐。他的文章充满独到的见解，监狱生活煽起的烈火和愤怒。

    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拿破仑时写道：“总统先生，请问您是什么人？是男人，女人，两性人，野兽还是鱼？”可是我们大家还以为，这份报纸可以存在下去呢！

    订户并不多，但街上的零售量很大，一天售出三万五千至四万份。最好的几期甚至脱销，例如，登载蒲鲁东的文章的那几期便销路激增，编辑部把它们印了五万至六万份，往往第二天一份可以卖到一法郎，而不是一个苏。47

    但是尽管这样，到了3月1日，也就是过了半年，不仅出纳处已没有一个现钱，连保证金的一部分也抵充了罚款。停刊已成定局。蒲鲁东又大大加速了它的到来。情况是这样的：一天我在圣佩拉吉监狱48他的住处，看到阿尔顿舍49和另外两个编辑也在那儿。阿尔顿舍是法国贵族，曾当面顶撞帕凯厄50，把所有的贵族弄得大惊失色：当帕凯厄问他：“您难道不是天主教徒吗？”他却从讲坛上大声答道：

    “不是，我非但不是天主教徒，而且不是基督教徒，也许我还是个自然神论者呢。”

    他对蒲鲁东说， 《人民之声报》最近几期不够充实；蒲鲁东看了一下它们，脸色越来越不高兴，最后变得气呼呼的，对编辑们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我在监狱里，你们便趁此机会在编辑部睡大觉。不成，先生们，这样我就得与报纸脱离关系，我要在报上声明这一点。我不希望我的名字被你们踩进污泥里；你们非得有人站在背后，监督每一行字不可。读者却把这看作我的报纸，不行，这种情形必须结束。明天我给你们寄一篇文章，让它消灭你们的粗制滥造给报纸造成的危害；我要使大家看到，我的报纸应该具有什么精神。”

    从他怒气冲冲的样子看，大家以为他的文章一定火气很大，但出乎意料，他的《皇帝万岁！》简直是一篇讽刺的颂词————极尽挖苦揶揄之能事的妙文。

    除了新的诉讼，政府还按照自己的方式对蒲鲁东作了报复。他被调到了糟糕的狱室，那屋子比原来的坏多了，窗上一半钉了木板，除了天空，在屋里什么也看不到，还不准任何人探望他，门口设了特别岗哨。哪怕要使一个十六岁的淘气孩子变规矩，这些办法也不管用，可是七年以前，当局却用它们来对付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从苏格拉底的时代起，从伽利略的时代到现在，人们没有变得聪明一些，只是变得更加浅薄了。不过这种对天才的藐视是在最近十年中重又兴起的新现象。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天才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了一种保障：不论是斯宾诺莎还是莱辛，都没有被送进过黑房子，或者罚站墙角；这些人有时会受到迫害，遭到杀戮，但谁也不能在小事上侮辱他们，他们可以上断头台，但不能进劳教所。

    资产阶级的帝制的法国喜欢平等。

    蒲鲁东遭到迫害后，依然带着镣铐在挣扎，依然努力在1850年继续发行《人民之声报》，但这努力很快失败了。我的保证金已给攫夺得分文不剩。这个在法国唯一还有话想说的人只得沉默了。

    我与蒲鲁东最后一次在圣佩拉吉见面，是在我被赶出法国的时候————他还有两年刑期未满。我们的告别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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