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初没有绞死他，已经便宜了他，他居然还想找他的身外之物。”

    “您是个危险的诡辩家，”法齐说，“可您就不想想，这种勾当是给我们这派人脸上抹黑……这不能置之不理。”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如此关心这种事。在这世界上比这可怕的事多着呢。谈到党派和它的荣誉，您也许又该说我是诡辩家了，但您不妨想想，难道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就能增加它的荣誉吗？您根本不必理睬公爵的申诉，只当它是诽谤便行了。如果您派人搜查，谣言会更多，万一不巧被您找到了什么，那么布伦克尔和他的伙伴就更难为自己辩白了。”

    法齐听了我的话，对俄国人的无法无天公开表示了惊异。

    布伦克尔事件结果非常圆满。他不在日内瓦；他的妻子在警察局和法院的检察人员出现时，安详地让他们看了各种东西和钱，说明了它们的来源；听到杯子的事，她自动把它找了出来，这是非常普通的一只杯子，是民军的一些年轻人拿到的，他们把它送给了自己的队长，留作胜利的纪念品。

    法齐后来向布伦克尔表示了歉意，承认这件事办得太鲁莽。喜欢不遗余力地追根究底，抓住刑事案件中的枝节问题不放，用残酷手段审问被告，要把他们统统绳之以法————这一切纯粹是法国人的毛病；对于他们，法律诉讼无异是一场残忍的游戏，正如斗牛之于西班牙人一样。检察官有些像矫捷的斗牛士，如果被追逐的野兽幸而脱险，他们便觉得受了委屈，闷闷不乐。在英国却没有这类事，法官对被告非常冷静，不是非把他们判罪不可，如果陪审团不能作出有罪的裁决，他们也心安理得。

    另一方面，流亡者也确实在跟法齐捣乱，把他弄得不能安生。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对此不宜过分苛求。在革命运动中，大家热情洋溢，这样的热情不可能由于失败便归于平静，在找不到其他出路时，会表现为一种乖张任性的作风。他们正是在应该沉默的时候拼命想大声讲话，在应该退入幕后销声匿迹、进行反省的时候，却恰恰相反，竭力赖在舞台上，用尽一切办法表明自己的存在。他们编写小册子，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在集会上演讲，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传播谣言，宣称即将发生叛乱，吓唬愚蠢的政府。他们大多只是毫无危险的革命合唱队员，可是那些胆怯的政府却以无知对待无知，相信他们的力量，由于听不惯自由勇敢的言论，便大叫危险已不可避免，宗教、王位和家庭已千钧一发，要求联邦当局驱逐这些可怕的叛乱者和破坏者。

    联邦政府最早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把拿破仑特别讨厌的那些流亡者转移到离法国边境较远的地方。实行这个措施，法齐觉得十分棘手；他几乎认识所有的人。向他们宣布离开日内瓦的命令以后，他便装聋作哑，不想知道谁走谁没有走。不走的人还必须不再踏进主要的咖啡馆，不经过贝尔格桥————可是连这些他们也不愿做到。这就发生了一些公寓中常常见到的场面：从前的人民代表，头发花白的老人，四十多岁的知名作家等等，与瑞士自由州的州长和不自由的邻国警察局的代表，出现在同一地点，却彼此视而不见，装不知道。

    有一次我亲眼见到，热克斯的警官用嘲笑的口气问法齐：

    “州长先生，某某人还在日内瓦吗？”

    “早已走了。”法齐吞吞吐吐地回答。

    “那太好了。”警官说，然后继续走路。法齐紧张地拉住我的手，指指旁边一个安详地抽雪茄的人，用哆嗦的声音向我说道：

    “瞧，这就是他！我们到另一边去，免得跟这个强盗碰面。这真叫人受不了，受不了！”

    我忍不住笑了。不言而喻，这就是那个被限令出境的流亡者，可他就在贝尔格桥旁边转悠，而这地点在日内瓦便是我们莫斯科的特维尔林荫大道。

    我在日内瓦逗留到12月中旬。俄国政府策划的对我的迫害，使我不得不离开那儿，前往苏黎世抢救我母亲的财产，因为那位“永远难忘”的皇帝25正把御爪伸向那里。

    这是我一生中可怕的时期，是两次惊雷中的暂时平静状态，灾难随时可以降临，尽管表面上平安无事……咄咄逼人的预兆已经出现，只是我尽量不理会它们。生活很不稳定，很不平静，但也有一些愉快的日子，这主要得感谢瑞士伟大庄严的大自然。

    远离闹市的地方和优美的大自然，可以发生惊人的医疗作用。我的体验使我在《被损害的》26中写道：“当心灵承担着巨大的忧伤，当人不能克制自己，以致对过去耿耿于怀、无法心平气和地理解一切时，他需要空旷和高山，海洋和温暖清新的空气。有了这一切，忧郁才不致变成痛苦，变成绝望，他也不致变得麻木冷酷……”

    早在那时我已对许多事感到厌倦，我想休息。在政治骚乱和纷争的中心，在接连不断的烦恼中间，在一幕幕流血惨剧，一场场骇人的堕落和卑鄙的背叛中，我度过了一年半，它们在我的心底留下了许多痛苦、忧郁和困乏的记忆。讽刺带上了另一种色彩。格拉诺夫斯基读了我那时写的《来自彼岸》，写信给我道：“你的书我们看到了，我读了它真是悲喜交集……但是不可讳言，那里包含着一种厌倦的情绪，你过于孤独了，也许你会成为伟大的作家，但是在俄国大家曾从你的才能中看到的那种生动的、令人神往的东西，似乎在异国的土地上消失了……”萨佐诺夫在1849年我离开巴黎前读了我两年前写的《责任先于一切》27的开头部分以后，对我说道：“这篇小说你写不完，而且不会再写这样的作品了。你已失去了明朗的笑声和善意的戏谑。”

    但是经历了1848年和1849年的苦难之后，一个人怎么还能保持原样呢？我自己也感到了这种变化。只有在家中，在没有外人的时候，有时还能出现从前那样的时刻，但这已不是“明朗的笑声”，而是“明朗的忧郁”了；想起过去，想起我们的朋友，想起不久前罗马生活的场景，坐在安睡的孩子们的床边，或者望着他们玩乐，我才能像从前某个时期那样感到心情舒畅，仿佛一股清新的气流，一种洋溢着亲切和谐感觉的青春诗意涌上了心头，我觉得安详，平静，而在这种夜晚的影响下，生活才可以轻松一两天！

    这种时刻是不多的；沉闷而并不愉快的消遣只能妨碍它们————我们身边的外人增加了，每到晚上，爱丽舍田园大街上我们小小的会客室便挤满了陌生人。这大部分是新近到达的流亡者，那些善良而不幸的人们，但亲密的只有一个……而且那是怎么变得亲密的啊！28……

    我离开巴黎是高兴的，但在日内瓦我们仍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只是换了一些人，范围也狭小了一些。那时在瑞士，政治席卷了一切，不论饭店和咖啡馆，钟表师和妇女，都分成了派别。一切以政治为转移，这在那种总是随着革命的失败而到来的死一般的沉寂中，尤其令人厌烦，它只能使人意识到一切毫无结果，徒然为过去发出一些单调的怨言。这像大城市中的夏季，到处都是灰尘，炎热，缺少空气，太阳从苍白的树木中间射到街上，墙壁发出强烈的反光，路上的石板也变得热辣辣的。充满活力的人渴望空气，那种没有经过千百万人呼吸过的空气，只有在那里生活才不像啃光的骨头那么索然无味，也没有嘈杂的噪音，浑浊霉烂的气息，继续不断的敲击声。

    有时我们真的跑出日内瓦，来到莱芒湖29边漫步，来到勃朗峰30的山麓下游览，那里峰峦环抱，云雾弥漫，大自然以它美丽的景色洗涤了尘世的一切烦恼，给心灵灌注了清新的气息，给身体带来了从永恒的冰雪中飘出的凉爽气流。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愿意永远留在瑞士；我们这些生长在盆地和草原上的人，过了一段时间便会与山地格格不入，它们太高，太近，给人以拥挤、限制的感觉，但是有时生活在它们的阴影下是很舒适的。何况山上住着纯洁善良的居民————他们贫穷，但不是不幸的，他们没有太多的需要，过惯了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生活。文明的沉积物，它的锈斑不会侵蚀这些人；历史的变革像白云一样从他们脚下飘过，很少触及他们。罗马世界还在格劳宾登31继续存在，农民战争的时代在阿彭策尔32也几乎还没有过去。也许，在比利牛斯山和其他山脉中，在蒂罗尔州33，还能找到这类健康茁壮的居民，但是一般说来，在欧洲早已绝迹。

    不过在我国东北部，我也看到过类似的情形。在彼尔姆和维亚特卡，我遇到过与阿尔卑斯山居民同样气质的人。

    我和一个同伴一起登上采尔马特山地34，为了让马歇一会儿，我们常常步行，走了不少山路，非常累，便到一家小客店休息，我记得，那里已比圣尼古拉峰更高了。老板娘上了年纪，瘦瘦的，但强壮结实，身材高大，屋里只她一个人。看到客人，她马上忙开了，一边抱怨储藏的食物太少，一边到处寻找，终于端来了一瓶樱桃酒，一块硬得像石头的面包（面包在山上不是普通的东西，它们是用驴子从山下运来的），同样硬的熏羊肉，还有乳酪、羊奶等，然后又去煎蛋，还加了糖什么的，弄得我怎么也咽不下。但是羊肉、干酪和樱桃酒不错。老婆子把我们当贵宾一般招待，露出殷勤的脸色端来了一切，还是一迭连声表示歉意。我们的向导也跟我们一起吃喝。临走时，我问老婆子该给她多少钱。她寻思了好久，甚至还上另一间屋子算了一会儿，然后讲了几句开场白，说物价怎么昂贵，运输怎么困难，最后才冒险报了价：五法郎。

    “怎么，”我说，“连马料也在内？”她不理解我的意思，赶紧又说：

    “那么，四法郎也够了。”

    当我从彼尔姆给送往维亚特卡，在一个小村庄换马时，我向坐在屋旁树墩上的一个农妇要些克瓦斯喝。

    “那太酸啦，”她答道，“我还是给你拿些土酒吧，那是过节的时候剩下的。”

    过一会儿，她拿了一只用破布包着的陶罐和勺子来了。我和宪兵喝了个痛快。把勺子还给老婆子时我给了她十戈比或十五戈比铜币，但她不肯拿，说道：

    “上帝保佑你，我怎么能要过路人的钱，何况你还是那个样子。”她看了看宪兵。

    “这有什么，大娘，我们不能白喝你的酒，收下吧，给孩子们买点糕饼吃。”

    “不，好先生，别在意，要是有多余的钱，那就给穷人也好，或者给上帝买支蜡烛吧。”

    在维亚特卡的大河那儿，我也碰到过一件类似的事。我上那儿观看那个特殊的仪式————把尼古拉·赫雷诺夫的圣像送往那儿做客。在回家的路上，我与车夫走进农家去取燕麦，主人们和三个朝圣者正在吃饭；菜汤香得很，我提出也想喝一些。年轻的主妇用木碗盛了一碗汤给我，还给了我一块面包，又把高背大盐瓶递给了我。吃完后，我给了主人二十五戈比。他看看我，搔搔后脑勺，说道：

    “你知道，这不成……你吃了两戈比，要给二十五戈比……我怎么好意思收下：这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在人们面前也对不起良心。”

    记得我提到过，彼尔姆人有个风俗：夜里要在窗口放块面包，放些克瓦斯或牛奶，万一有不幸的人，也就是流放犯，从西伯利亚逃走路过这儿，又不敢敲门要吃的，便可悄悄地取食。类似的情形，我在瑞士山上也见到过，只是那儿附近没有西伯利亚，因此这完全是为过路人准备的。到了一定的高度，人烟便稀少了，连石头也像人的脑瓜一样开始秃了，强劲的冷风把植物吹刮得跟干枯的草药差不多，但就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些空茅屋，它们的门开着，让迷了路或遇到暴风雪的旅人随时可以进入这些没有主人的屋子栖身。那儿备有各种农家用具，桌上放着干酪、面包或羊奶。有的人吃过以后，便在桌上留下一些钱，也有的什么也没留下，但是很清楚，谁也不会偷什么。当然，经过的路人非常少，尽管这样，这些敞开大门的小屋子对城里人还是相当新奇的。

    谈到山岭和高地，我还得讲一下我的罗莎峰35旅行。从七千英尺高的山顶上来结束关于瑞士的一章，不是最合适的吗？

    那个老婆子让我们四个人饱餐了一顿，还喂了两匹马，又给了整整一瓶樱桃酒，却不好意思接受五个法郎；我们离开她以后，沿着一条不到一米宽的弯弯曲曲的小径上山，要在当天傍晚前赶到采尔马特。习惯于登山的马一步步小心走去，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选择可以踩马蹄的地方。赶马的人不时提醒我们，别拉缰绳，要让马自己走。路的一边是三千多英尺深的悬崖，咆哮的维斯普河在崖底以雷霆万钧之势奔腾而过，仿佛急于寻找宽阔的河床，以便冲出石壁之间的峡谷。不时可以望见它那浪花飞溅、滚滚翻腾的水面；在山峦起伏的岸上生长着一丛丛松林，从我们经过的山顶往下望，仿佛那是一片片青苔。另一边是光秃秃的巉岩峭壁，有的地方岩石突出，还直伸到你的头顶上。走了整整几个小时……马蹄不断击打着山石，马不时滑跤，维斯普河不断啸叫，但一边还是同样的岩石，除了岩石什么也看不到，而另一边的深渊已笼罩在苍茫的暮色中；这使人不由得心烦意乱，又急又累……我但愿不致时常遇到这样的道路。

    采尔马特是这条路的终点，那儿聚居着几户人家；它仿佛位在锅底，周围给高山包围着。有一家人家能接待稀少的旅客，我们在那儿遇到了一个苏格兰地质学家。在给我们准备晚餐时，天完全暗了；由于山太近，更显得黑洞洞的。到了十点多钟，女主人在窗口听了一会儿，对我们说道：

    “听，这是蹄声，还能听到马夫的吆喝声……夜间仍在这种路上赶路，真不要命了。”

    蹄声逐渐近了，女主人提了一盏灯走到外屋，我跟着她；黑暗中出现了人影，几个人走进了提灯的光线中，最后，两个骑马的人到了门口。一匹马上坐着一个高大的中年妇女，另一匹马上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夫人仿佛刚从海德公园散步回家，安详地跨下马背，走进了公用房屋。她与苏格兰人已在别处相遇过，因此马上和他交谈起来。吩咐给自己做些吃的以后，她便打发儿子去问向导，马得休息多少时候。他们答道，两个小时就够了。

    “难道您还要赶路，不等天亮？”苏格兰人问。“外面漆黑一片，何况您不熟悉下山的路。”

    “我已预定了时间，必须赶到。”

    两小时后，英国夫人带着儿子朝意大利那边下山了。我们躺下睡两三个小时。

    天亮后，我们雇了第三个向导，一个草药采集人，他认识所有的道路，一边走，一边哼着悦耳的阿尔卑斯山民歌，我们跟着他攀登最近一个山峰，那以后便是冰雪的海洋和蒙塞维纳峰了。

    起先灰白色的雾掩盖着一切，给我们送来了蒙蒙细雨，我们上山，雾却向下扩展，不久我们面前便出现了一片耀眼的光辉，显得比平常更为洁净，明亮。

    雨果在一首诗中描写过“山中的声音”36，那山一定不高；我的印象却正好相反，只觉得万籁俱寂，什么声音也听不到，除了雪块的崩落带来一些间断的、不太响的隆隆声，而且那也很稀少……一切笼罩在死一般的、透明的（我特地使用这个词）沉寂中，而异常稀薄的空气使这个无声的世界，这永恒的、从史前时代开始的大自然的酣睡，变得似乎可以看到，可以听到了。37

    生活是喧哗热闹的，然而一切有生之物都在山下被白云覆盖着；这儿已经连植物也不能生存，唯有苍白的苔藓在一些石块上凝结成坚硬的表皮。再往上走，空气更新鲜，进入了永不融化的冰雪世界；这已到了极限，那儿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切兽类中最好奇的几种，偶尔越过界线，窥探一下这片空无一物的荒原，张望一下地球上这些制高点，然后赶紧下山，回到自己的生活环境中，那儿充满了争吵纷扰，然而那是它们的家。

    我们在冰雪的海洋面前站住了，它铺展在我们和蒙塞维纳之间，阳光照耀的山岭环抱在它的周围，它本身又白得刺目，一眼望去，像一个冰雪的科洛西姆大斗兽场。它的表面起伏不定，有些地方还被风吹出了一些窟窿，仿佛它正在翻腾的时候突然被冻结了，波浪从此被固定在那里，不能再行平伏。

    我下了马，躺在一块似乎被冰雪的波浪卷到岸边的大岩石上……前面白茫茫的一片，一望无际，没有声音，也没有活动……微风吹起了一些细小的白色粉末，挟带着它们，不断旋卷……然后落下，于是一切重归平静，还有两次雪崩发出黯哑的隆隆声，向远处滚去，绊住在悬崖上，打得粉碎，化成了一阵雪的云雾……

    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感觉是奇怪的，他仿佛是客人，是多余的外人，但从另一方面看，他觉得呼吸更为自由，似乎在周围白色的衬托下，他的内心也更洁白，更纯净……更严肃，充满了某种虔诚感！

    如果在结束罗莎峰的这幅画面时，我说，在这一片洁白、清新、静谧的天地中，两个徘徊在这高山上，彼此认为是亲密朋友的人，却有一个在策划见不得人的背信弃义的勾当，那么，我的话一定会被当作是夸大其词的无稽之谈！38

    然而生活有时正是这么变幻莫测，乖离常情，带有戏剧性的突然变化，不符合正常的法则。

    1 分离主义者联盟是瑞士七个天主教邦于1845年11月组成的一个政治集团。由于瑞士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较为彻底，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督教新教在各邦占有优势，但天主教也在一些邦中仍保持统治地位。19世纪初瑞士组成了松散的统一国家，联邦政府废除了一些封建特权，不少州制定了带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宪法。这一切引起了天主教各邦的不满，它们成立了分离主义者联盟，与联邦政府对抗。联邦政府乃于1847年颁布法令解散分离主义者联盟，并粉碎了它们的军事进攻。

    2 1848年革命失败后，各国革命者纷纷流亡到瑞士，于是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等国政府便向瑞士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驱逐了不少流亡到瑞士的各国革命者。

    3 英国工人和手工业者为争取普选权，在1837年拟定了“人民宪章”，要求政府予以实施，从而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直至1848年后才逐渐平息。

    4 魏特林（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乌托邦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

    5 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它的头砍掉一个后，又会生出一个来。

    6 希腊神话中的百手巨人，有五十个头，一百只手。

    7 法齐（1794——1878），瑞士政治家，激进共和主义者，1846年后曾两度担任日内瓦政府首脑。

    8 路易·波拿巴为了恢复拿破仑皇朝曾在国外度过长时期的流亡生活。1837年他来到瑞士，宣传波拿巴主义，法国七月王朝国王路易-菲力普向瑞士提出抗议，要求驱逐路易·波拿巴，遭到瑞士的拒绝。但后来路易-菲力普以战争相威胁，瑞士政府终于在1838年10月建议路易·波拿巴“自动”离开瑞士，于是他去了英国。

    9 拉斐德是开明贵族领袖，站在大资产阶级立场上拥护七月王朝，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

    10 佩里埃（1777——1832），法国政治活动家和银行家，七月王朝时期的内阁总理。

    11 拉菲特（1767——1844），法国奥尔良党人，大银行家，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

    12 卡芬雅克（1801——1845），法国政治活动家，共和主义者。

    13 马拉斯特（1801——1852），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领袖之一。

    14 奥斯特曼-托尔斯泰（1770——1857），俄国将军，曾在波罗金诺战役和库尔木战役中英勇作战。库尔木在维斯图拉河边，俄普联军在此与拿破仑进行过激烈战斗。

    15 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拿破仑发动政变，解散督政府，成立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开始了他的军事独裁统治，这里是借用这名称。

    16 法国政论家。

    17 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1848年二月革命后逐渐转向保守。

    18 即指路易·波拿巴。

    19 瑞士西南边境的一个州，与日内瓦毗邻。

    20 傅雷尔是当时瑞士联邦的总统，德鲁埃是副总统兼司法警务部长。

    21 指拉封丹的寓言《狼和绵羊》：绵羊到河边饮水，狼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它吞食了，意思是弱者在强者面前总是有罪的。

    22 斯塔尔夫人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曾避居瑞士的科佩。雷卡米耶夫人因反对拿破仑而被拿破仑放逐，在瑞士避难。

    23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俄瑞斯忒斯的亲密朋友，曾帮助后者报杀父之仇。

    24 布伦克尔（1812——1863），德国革命家，1849年巴登起义的参加者，曾担任民军领导人，起义失败后，流亡至瑞士，后去美国，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作出过卓越贡献。

    25 指尼古拉一世。

    26 赫尔岑在1851年下半年写的一篇小说。

    27 赫尔岑在1847年离开俄国后不久写的一篇小说。

    28 指黑尔韦格，详见本卷《家庭悲剧》部分。

    29 即日内瓦湖。

    30 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离日内瓦不太远。

    31 瑞士最东部的一个州，与意大利接壤。

    32 瑞士东北部一个区域，讲德语。农民战争指1524至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

    33 奥地利西部的一个州，靠近阿尔卑斯山，大多系山区。

    34 瑞士南部的山区，海拔五千多米。这里的“同伴”即黑尔韦格。

    35 瑞士和意大利之间的山脉，经年积雪，其中杜富尔峰是瑞士最高峰。

    36 指雨果的诗《在山中听到的》，见《秋叶集》（1831）。

    37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莫斯科警察局长的一句名言是正确的，他说：“我能在沉默中听到声音！”————作者注

    38 指赫尔岑与黑尔韦格之间的纠纷，见本书《家庭悲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