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瑞士————詹姆斯·法齐和流亡者————罗莎峰

    1849年的欧洲依然风云变幻，动荡不定，住在日内瓦，要把目光局限于瑞士一地是很难的。何况那些政党像俄国政府一样诡计多端，往往弄得游客眼花缭乱。一旦落到它们的影响下，他便看不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受到了一定的观点的制约，逃不出它们的魔法圈子了。他的第一个印象总是偷天换日地硬加给他的，不是他本人的。在他毫无准备的时候，政党的偏见已出其不意，乘虚而入，使他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便成了它的俘虏。

    在1849年，我只知道一个激进的瑞士，它实行了民主改革，又在1847年粉碎了分离主义者联盟。1后来我周围的逃亡者逐渐增多，我接受了他们对畏首畏尾的联邦政府的不满，对它在反动的邻国面前扮演的可怜角色感到愤慨。2

    通过后来的几次旅行，我才对瑞士有了较多较深入的认识，尤其是在伦敦时期。在1853和1854年苦闷而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我增长了不少见识，也改变了对以前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许多事的看法。

    瑞士走过了一段艰苦的历程。在全世界自由体制分崩离析后剩下的一片废墟中间，在文明社会互相倾轧以致同归于尽的断垣残壁中间，在人的一切生活条件，国家的一切形式，无不遭受粗野的专制暴政的摧残而毁灭的时候，只有两个国家依然像过去一样。一个以海洋作掩护，一个靠高山作屏障，两者都是中世纪的共和国，古老的生活习惯已深深植根在它们的土地中。

    然而从力量和地位而言，英国和瑞士又多么不同啊！如果瑞士处在群山包围之中，显得像一个孤岛，那么它的被包围地位和它的民族精神，使它一方面不得不艰难曲折地前进，另一方面也必须采取复杂的行动。在英国本土，人民是安定的，他们落后了三个世纪。英国的活跃部分只限于某些阶层，大多数人民处于政治运动之外，连宪章运动3也几乎没有触动他们，它涉及的仅仅是城镇工人。英国站在一边，易燃物一旦积累多了，它便把它们抛出海外，因此它可以顺利地发展。思想不会从大陆蜂拥而入，只是慢慢渗进它的国土，并按照它的方式改造自己，用它的语言表现自己。

    瑞士的情形却完全不同：它没有特权阶级，甚至城市和乡村的居民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区别。各州的宗法制贵族无力抵挡民主思想的任何冲击。一切学说和一切思想都在瑞士通行无阻，留下了痕迹；它使用的语言有三种。加尔文在那里传过道，裁缝魏特林4在那儿作过宣传，伏尔泰在那儿放声大笑，卢梭在那儿诞生。在这个国家，从农夫和工人起都要求实行自治，尽管强邻压境，却没有常备部队，没有官僚阶级，没有独裁制度；在革命的暴风雨和反动派的狂欢节之后，它仍像从前一样是一个自由的共和制联邦国家。

    全欧洲仅有的平静土地是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受到限制最小的国家，我不知道保守主义者如何解释这个事实。反之，例如，奥地利帝国是在社会动乱和政权更迭的基础上，靠一系列政变维持的，法国的王位则是靠恐怖统治和消灭一切法制才得以存在；可是在瑞士和英国，甚至荒谬而古老的制度也能长期保留，它们与自由结成一体，在它强有力的庇护下坚如磐石。

    瑞士联邦议会在奥地利和法国提出要求后，立刻把流亡的政治家驱逐出境，这行为是可耻的。但这责任完全应由联邦政府承担；人民对外交问题并不像对内政问题那么关心。事实上，各国人民只关心自己的事，其他一切他们或者不想过问，或者认为只是玩弄辞藻，这些辞藻哪怕是真诚的，也很少实际意义。那个以同情一切人和一切事蜚声世界的民族，尽管极少理会地理界线，却比任何民族具有更强烈、更狭隘的爱国主义精神。何况自然环境本身就使瑞士人不想向外发展：崇山峻岭把他们围困在祖国的山谷中，正如沿海居民只得局限于海岸上一样，在没有人侵犯他们的山谷时，他们可以保持沉默。

    联邦政府自作主张行使的驱逐流亡者的权利，其实根本不符合瑞士的规定，瑞士的侨民问题是各州管辖的。瑞士的激进派受到法国理论的影响，竭力加强伯尔尼的中央政府，犯了大错误。幸好中央集权的各项措施，除了具有明显的实际利益的，如邮政和交通设施，币制的统一等，其余在瑞士都不得人心。中央集权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共设施方面是大有可为的，但它与自由不能相容，它很容易使人民变成一群饲养在畜栏中的牲口，或者由管理员精心训练的一群猎犬。

    正因为这样，瑞士人讨厌它，美国人和英国人也讨厌它。

    人口不多的非集权国家瑞士，像许德拉5和布里亚柔斯6，你不能一下子把它打死。它的头在哪儿，心脏又在哪儿呢？此外，没有京城，就不可能想象有国王。瑞士决不会出现国王，正如纽约不可能制定俄国的官阶制度。高山、共和精神和联邦制度，在瑞士扶植和培育了一种刚毅坚强的人，他们具有鲜明的个性，正如他们的山陵具有鲜明的地形，他们在群山环抱中建立的国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一样。

    不妨看看代表各州的射手怎样举着本州的旗子，穿着本州的服装，背着卡宾枪，汇集在联邦的某个射击比赛场上。他们为各自的特点和各自的团结自豪，从故乡的山上来到这里，彼此发出兄弟般的欢呼，也向联邦的旗子（它保存在上次举行比赛的城市中）欢呼，然而从来不会互相混杂。

    在自由民族的这些节日中，在他们的军事游戏中，没有君主国令人不快的自我炫耀，没有金碧辉煌的贵族排场，没有五色缤纷的近卫军，有的只是庄严和威武的仪表。到处听到的都是自由的谈话，喝的都是家酿的美酒，到处都在欢呼，歌唱，奏乐，大家感到肩上没有沉重的负担，那压迫他们的权力……

    我到达日内瓦后不久，市里在学校放假前为所有的学生举办了一次宴会。州长詹姆斯·法齐7邀请我参加这次宴会。在卡鲁日郊区的一块空地上搭了一个大帐篷。议员和全州的名流都来到这里，与孩子们一起用膳。一部分市民穿着制服，拿着枪，担任荣誉警卫人员，这是每年轮流的。法齐的演说充满激进派色彩，他祝贺了得奖的学生，在奏乐和礼炮声中提议“为未来的公民”干杯！这以后，孩子们两个一排随着他走进空地，那里有各种娱乐活动，气球和杂技表演等。武装的市民（也就是孩子的父兄叔伯们）夹道列队，在学生行列开始经过时，他们便举枪敬礼……是的，向小辈和孩子们，向州政府出钱培养的孤儿们敬礼……孩子是城市的尊贵客人————它的“未来公民”。这一切对我们这些参加过学校和其他庆祝活动的人说来显得多么新鲜。

    还有一点也很奇怪：每个工人，每个成年的农民，饭店的堂倌和主人，山地的居民和沼泽的居民，都十分了解本州的事务，参与各种活动，加入各个党派。他们的语言和教育程度往往千差万别，如果日内瓦的工人有时使人想起里昂工人俱乐部的成员，那么单纯的山民至今仍像席勒的威廉·退尔周围的人，但是这毫无关系，不论前者或后者都同样热烈地参加社会活动。在法国，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分支机构遍布各个城镇，它们的成员关心革命问题，顺便也会了解到政府的一些真实情况。然而这些组织以外的人，尤其是农民，却什么也不知道，也根本不关心法国全国或全省的事。

    最后，我们和法国人不能不看到，瑞士的官员没有任何特定的服饰和标志，瑞士的政府没有任何豪华的排场。州长和联邦议会议长，国务部长（即内阁官员）和联邦军官，在咖啡馆里和普通老百姓同桌吃饭，讨论国家大事，和工人辩论，也当着大家的面与其他官员辩论；他们喝的是同样的葡萄酒和樱桃酒。

    从我与法齐认识起，他单纯的民主作风便令我敬佩；但直到我熟悉了一切以后我才发现，在任何符合法律规定的场合，州政府绝不是软弱无力的，尽管它没有庄严的制服，镶饰条的裤子，带翎毛的帽子，拿锤形杖的司阍，留胡子的卫队长，以及其他一切华丽外表和毫无意义的君主国装饰品。

    1849年秋天起，在瑞士避难的流亡者遭到了迫害。联邦政府掌握在一些懦弱的空头理论家手中，部长们失去了主意。一度拒绝过路易-菲力普驱逐路易-拿破仑的要求的联邦政府8，现在惊慌失措，按照后者的命令，开始驱逐在那里寻找庇护的人，还以同样的办法讨好奥地利和普鲁士。当然，现在跟联邦政府打交道的已不是不愿采取极端手段的肥胖的老国王，而是手上的鲜血还没有干的、骄横暴戾、不可一世的独夫民贼。可是联邦议会怕什么呢？如果它肯望一下山外边，它就会明白，那些邻国的政府只是用残暴和恫吓在尽力掩盖自己内心的惶恐。在1849年，它们没有一个政府是充分稳定、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发动战争的。联邦政府只要挺起腰杆子，它们就不敢吭声。但是那些空头理论家宁可采取胆怯的退让政策，对无处藏身的人进行卑鄙的不公正的迫害。

    有几个州，包括日内瓦在内，对联邦议会作过长时间的反抗，但最后连法齐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卷入了迫害流亡者的行动。

    他的地位对他十分不利。从一个秘密活动者变成一名政府官员，不论事情如何自然，仍包含着可笑的、棘手的方面。事实上应该说，不是法齐投靠政府，而是政府投靠法齐，尽管这样，从前的密谋者与现在的州长不可能毫无矛盾。他有时不得不得罪自己人，或者公开违背联邦的法令，或者采取十多年来他一贯反对的那些措施。他只能随机应变，有时这么办，有时那么办，结果使双方都对自己不满。

    法齐是一个精力充沛、才能卓越的国务活动家，但是过于像法国人，喜欢采取强硬手段，喜欢集中，喜欢权力。他一生都在政治斗争中度过。在他的青年时代，我们看到他站在1830年巴黎的街垒上，后来又与反对拉斐德9和银行家们的那些年轻人一起站在巴黎市政厅中，要求宣布共和制。佩里埃10和拉菲特11认为，“最好的共和主义者”便是奥尔良公爵，于是他当了国王，而法齐走上了极端共和主义反对派的立场。这时他与戈德弗洛瓦·卡芬雅克12和马拉斯特13，与人权协会和烧炭党人站在一起，参加了马志尼对萨瓦的进军，出版了杂志，可是当局按法国方式用罚款迫使它停刊了……

    最后，他相信他在法国已无事可做，于是想起了祖国，把全部精力，全部作为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地下工作者的经验，转移到了日内瓦州，要在那里贯彻自己的思想。

    他制定了激进的改革方案，并在那儿付之实施。日内瓦展开了反对旧政权的活动；辩论、进攻和回击，从室内和报纸上走进了广场，法齐成了全市叛乱群众的首脑。正当他发号施令，指挥武装的弟兄们的时候，一个白发老人从窗口探出了脑袋，他作为职业军人，不能不对人员和大炮的配置提出劝告。法齐听从了他的话。劝告是切实有效的————但这军人是谁呢？他是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14，库尔木战役的联军总司令，尼古拉登基后便离开了俄国，此后几乎一直住在日内瓦。

    在这个变革时期，法齐表明他不仅足智多谋，判断正确，而且具备圣茹斯特认为革命家所不可缺少的果敢精神。他几乎没有流血便挫败了保守派，他来到州议会，宣称它已被解散。议员们想逮捕他，愤怒地问道：“你凭什么敢这么讲？”

    “我凭日内瓦人民的名义，他们讨厌你们的腐败统治，跟我站在一起。”于是法齐拉开门口的布幔，荷枪实弹的人群挤进了大厅，只要法齐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举起枪来射击。“贵族元老”和天性和平的加尔文派信徒们大惊失色。

    “趁现在还来得及，赶快走开！”法齐说，于是他们乖乖地溜回家了。法齐坐到桌后，动手书写法令和“决议”，宣布日内瓦人民消灭了旧政权，准备进行新的选举，通过新的法典，在这一切实现以前，人民授予了詹姆斯·法齐以行政权力。这便是雾月18日15，只是它是为民主和人民实行的。虽然他自己选举自己当了独裁者，但选举是无可指责，十分成功的。

    从那时起，也就是从1846年起，他便统治着日内瓦。由于按照宪法，州长任期为两年，不得连任，因此每隔两年，日内瓦人得从法齐那些平庸的追随者中选出一人接替他，这样，事实上他仍是州长，保守派和虔诚派教徒只好望洋兴叹，永远当他们的少数派。

    法齐在执政期间表现了新的才能。政府工作和财政状况都获得了很大进展；他坚决执行激进派原则，赢得了人民的拥护，这表明他不仅是有力的破坏者，也是有力的组织者。日内瓦由于他而日益繁荣。对我这么说的不仅有他的朋友，还有与他完全无关的人，例如，库尔木战役的那位著名的胜利者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便是其中的一个。

    法齐为人严峻激烈，办事雷厉风行，始终保持着带有专制色彩的共和派特点。他习惯于独断独行，有时专制作风会压倒一切。此外，他对1848年后的事件和思潮毫无准备，因此一方面，他不能理解，另一方面，他落到了形势后面。瞧，这个共和国不就是他与戈德弗洛瓦·卡芬雅克和阿尔曼·卡雷尔16所想望的吗？……看来它还存在问题。他从前的同志马拉斯特现在当了国民议会议长，却向他指出，他“在早餐时，当着秘书的面”谈论天主教是不谨慎的，应该对宗教采取慎重态度，不要惹怒神父们；当《国民报》17这位前主编从一间屋子走进另一间时，两个岗兵得向他敬礼。法齐的另一个朋友和追随者走得更远18，自己成了共和国的总统，但他已经不想再同从前的同志打交道，打算自己当拿破仑了。“共和国在危险中！”然而工人和先进分子对它不再感兴趣，他们都在谈社会主义。对，这正是问题所在，于是法齐怒气冲冲、固执己见地攻击社会主义。这说明他已到达自己的极限，德国人所说的“顶点”，开始走下坡路了。

    他和马志尼在社会主义深入人心以前都是社会主义者，现在当它从一般的向往变成一股新的革命力量时，他们却成了它的敌人。我常与两人争论，我惊奇地发现，当一个人不愿被说服时，逻辑简直无能为力。如果这对他们两人只是策略，临时的必要让步，那么当初怎么会那么激昂慷慨，甚至在私人谈话中也表演得那么淋漓尽致呢？不，这里包含着对新学说的一种仇恨，因为这是在他们的圈子以外形成的；甚至它的名称也叫他们不满。有一次我向法齐提议，在我们的谈话中用“克莉奥帕特拉”代替社会主义这名称，免得这个词惹他生气，它的声音妨碍他对它的理解。马志尼反对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后来带给这位著名革命家的危害，比拉杰茨基带给他的更多————不过现在且不谈这个。

    一天我回家时，看到施特鲁沃的一张条子，他告诉我，法齐要驱逐他，而且来势汹汹。联邦政府早已发出了驱逐施特鲁沃和海因岑的命令，法齐一直只限于把这事通知他们。那么发生了什么新情况呢？

    法齐不希望施特鲁沃在日内瓦发行自己的“国际性”杂志；他的担心也许是对的，他认为他和海因岑发行这种危险的呓语，只能重新引起法国的威胁、普鲁士的咆哮和奥地利的切齿仇恨。作为一个实际的人，他怎么会认为这杂志真能办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向施特鲁沃提出，要么放弃杂志，要么离开日内瓦。施特鲁沃那时对杂志抱着疯狂的幻想，认为它可以最终扑灭“人间的七大灾祸”，因此放弃这个计划是这位巴登的革命家所万难同意的。于是法齐派了一名警察带了命令去找他，要他立即离开本州。施特鲁沃板着脸接见了警官，宣称他目前不准备走。法齐为警官生气了，命令警察局驱逐施特鲁沃。不经法院许可是不能进入市民家的；伯尔尼采用的是警察手段，没有通过法院（也就是法国人所说的“公共安全措施”）。警察了解这一点，但希望讨好法齐，可能也是为了对不友好的接待进行报复，预备了一辆马车，带了一个同伴，坐车来到离施特鲁沃家不远的地方，停在一棵椴树下。

    施特鲁沃对迫害和苦难的时代的重又开始，心中还暗暗得意，他抱着先入之见，相信对他无可奈何，把发生的事通知了自己所有的朋友。希望引起他们的热烈同情和强烈愤怒，后来等得不耐烦了，便去找海因岑，海因岑也收到了来自法齐的有趣的通知。由于海因岑住得不太远，施特鲁沃穿了便服，趿着拖鞋，逍遥自在地信步走去。他刚走到椴树旁边，早已恭候在那儿的加尔文的狡猾信徒便拦住了他的去路，出示了联邦政府的命令，要他跟他走。在场的还有两个宪兵，这证明他的邀请不怀好意。惊讶的施特鲁沃大骂法齐，把他归入了“七大灾祸”的范畴，坐进马车，与警察一起向沃州19疾驰。

    从法齐执政以来，在日内瓦还没发生过类似的事。这一切显得粗暴，不必要，甚至可笑。我知道后很生气，晚上十一二点回家时，在贝尔格桥遇到法齐，他与几个意大利人说说笑笑，正经过那儿。

    “啊，您好，有什么新闻吗？”他见到我便说。

    “新闻很多。”我回答，故意装得冷冰冰的。

    “都讲些什么？”

    “嗯，比如，日内瓦变得跟巴黎一样，在街上就可以逮捕人，强行劫走，以致你在光天化日下也不再觉得安全；我怕今后连走路也……”

    “您这是讲施特鲁沃的事……”法齐回答，还是不免生了气，声音也不连贯了。“对这些狂妄的家伙，您叫我怎么办？我实在厌烦了，只得让这些先生明白，藐视法律意味着什么，公然违抗联邦议会的命令……”

    “您大权在握，自然可以为所欲为。”我笑道。

    “难道疯人院的人闯到街上，给全州和我个人造成了威胁，我也不管？何况目前是什么形势？而且，他们从不说一声‘谢谢’，只知道撒野。先生们，你们想想，我派了警官找他，可是他就差没把他轰出来罢了————这简直叫人难以容忍！他们不明白，官员（地方治安官）是依法办事，应该受到尊敬。是不是？”

    法齐的朋友们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不同意，”我对他说，“我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只因为是警官，是来向我宣布由傅雷尔或者德鲁埃20在伯尔尼签发的废话，我便应该向他表示敬意。客气一些是可以的，但既然他是作为敌人来的，而且有暴力做后盾，我何必跟他讲什么礼貌？”

    “我有生以来还没听到过这种话。”法齐说，耸了耸肩膀，迅速地瞥了我一眼。

    “您觉得新鲜，因为您从未考虑过这一点。认为官员神圣不可侵犯，这完全是君主制思想……”

    “您不愿理解尊重法律和奴颜婢膝之间的区别，这是因为在您国内，沙皇和法律是一回事，但这完全是俄国人的观念！”

    “那么在您这儿，尊重法律便等于尊重警察或宪兵，这算什么观念呢？”

    “亲爱的先生，您可知道，我派出的警官不仅十分正直，而且也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我看见他办事……”

    “对，在家里还是最好的父亲，”我继续道，“但这跟我和施特鲁沃毫无关系；我们不认识他，他也不是作为一位模范市民，而是作为一位专制暴政的执法者去找施特鲁沃的……”

    “好啦，好啦，”法齐越讲越生气，说道，“这个施特鲁沃跟您什么相干？您不是昨天讲到他还哈哈大笑吗？”

    “可是今天如果您要绞死他，我不会笑。”

    “您知道我怎么想吗？”他停顿了一会儿。“我认为他只是一个俄国间谍。”

    “我的天，真是胡言乱语！”我说，哈哈大笑。

    “什么胡言乱语！”法齐嚷得更响了。“我这是很严肃的话！”

    我知道我这位日内瓦的独裁者脾气暴躁，容易发火，我也知道，尽管他气势汹汹，实际上他比自己的话好上一百倍，心眼是不坏的，因此尽管他大声嚷嚷，我本来不会计较；但这时我们旁边有人，而且他是一州之长，我却是个没有护照的流亡者，与施特鲁沃一样，这使我放开嗓门，用洪亮的声音回答他道：

    “您以为您是州长，您讲什么，别人就得相信什么吗？”

    我的叫嚷发生了作用，法齐的声音马上变轻了，但是他举起拳头拼命捶打桥栏杆。

    “要知道，他的叔父古斯塔夫·施特鲁沃是俄国在汉堡的外交代办。”

    “这无非是《狼和绵羊》21的故事。我还是回家的好。再见！”

    “确实，与其争吵，不如睡觉，要不，我们会吵个没完。”法齐说，勉强笑了笑。

    我回贝尔格饭店，法齐和他的意大利朋友们过桥去了。我们在那儿大声争吵，旅馆的几扇窗都打开了，不少茶房和旅客听到了我们的争论。

    可这时警察局中那位押送施特鲁沃的十分正直的公民却回来了，而且不是一个人，仍带着施特鲁沃。原来到了沃州的第一个城镇，便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那里离斯塔尔夫人和雷卡米耶夫人22居住过的科佩不远，警察所长是热烈的共和主义者，听了施特鲁沃被捕的原因，声称日内瓦警察的行为是不合法的，因此不仅拒绝继续押送犯人，而且要他们立即返回日内瓦。

    法齐刚在我们的谈话中受到奚落，现在又听到施特鲁沃已平安无事地回到日内瓦，可以想象他有多么恼火。在书面和口头把这位“暴君”痛骂一顿之后，施特鲁沃便跟海因岑转移到了英国；海因岑在那里提出了他的“两百万人”高见之后，便跟他的皮拉得斯23一起悄悄去了美国，起先他们的目的是要在那儿办一所女子学校，后来又想在圣路易斯城出版《拓荒者》杂志，可那是连上了年纪的男子有时也不敢看的。

    桥边的谈话后过了五天，我在邮局咖啡馆又遇到了法齐。

    “怎么好久没见到您？”他问。“还在生气不成？说真的，我承认，这些流亡者成了我的一个大包袱，简直伤透了脑筋！联邦政府的照会一份接一份压下来，热克斯区的该死区长也故意待在这里监督对法国人的拘捕工作。我尽量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可是为了这一切我自己的人民却生我的气。现在又出了一件麻烦事，十分棘手；我知道大家要骂我，可我有什么办法？”

    他在我的桌边坐下，压低嗓音，继续道：

    “这已经不是耍嘴皮子，不是社会主义，简直是盗窃了。”

    他递给我一封信。有个德国的邦主诉说，在民军占领他的城镇时，洗劫了各种值钱的东西，其中有一件稀世珍宝————一只古色古香的圣餐杯，它落在民军从前的队长布伦克尔24手中，现在公爵得到消息，布伦克尔住在日内瓦，因此他要求法齐合作，为他找回失物。

    “您说怎么办？”法齐用郑重其事的口气问道。

    “这算得什么。在战争时期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那么您认为该怎么办呢？”

    “把信扔掉，或者给这个小丑写封回信，告诉他，您不是他派在日内瓦的侦探，他的杯子跟您什么相干？布伦克尔当初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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