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凯切尔（1842—1847）

别走呀，在这儿用早餐吧。”霍尔巴赫太太说，吩咐再添一份餐具，可是已经太迟，无法改变了：卢梭气得脸色蜡黄，跑出了屋子，一路上闷闷不乐，对人类大加诅咒，见了泰莱丝，便向她诉说：摆了三个碟子，明明是赶他走。这些话正中她的下怀，使她可以向他表示热烈的同情，于是她与他站在一起，变本加厉地讲别人的坏话，一会儿攻击荷狄特太太28，一会儿咒骂大卫·休谟和狄德罗。卢梭粗鲁地与人断绝来往，写无礼的、侮辱性的信，有时引起了可怕的答复（例如从休谟那里），最后被大家所抛弃，躲在蒙莫朗西29，由于没有人，只得一边喂麻雀和燕子，一边骂它们。

    我再说一遍：没有均衡就没有真正的婚姻。妻子对丈夫从事的一切一窍不通，毫无兴趣，也无从关心，这样的妻子只是情妇，女管家，保姆，不是在完整而美好的意义上的妻子。海涅谈到自己的“泰莱丝”30时说：“她不懂，也永远不会懂得我在写什么。”人们认为这很有趣，也很可笑，可是谁也不想问一下：“为什么她是他的妻子？”莫里哀把自己的喜剧念给厨娘听，这合乎情理得多。然而海涅夫人也对丈夫作了报复，虽然完全是无意识的。在他饱经忧患的晚年，她把她的许多朋友请进了家中，这就是那些年老色衰的过时的“茶花女”，那些由于脸上起了皱纹而变得德高望重的夫人，以及她们的朋友，那些干瘪的、两腿麻木的白发老人。

    我完全不是主张，丈夫爱什么，做什么，妻子也非得爱什么，做什么不可。妻子可以喜欢音乐，丈夫喜欢绘画，这不会破坏平衡。我看到官方活动中，丈夫和妻子形影不离，同来同往，总不免毛骨悚然，觉得既可笑又荒谬，他们的地位越高也越可笑。为什么操练骑兵，必须欧仁妮皇后31出席呢？为什么维多利亚32必须带着她的丈夫，那位女王的配偶33，出席与他毫无关系的国会开幕式呢？歌德做得很好，从来不带他那位又高又胖的夫人参加魏玛的宫廷舞会。他们婚后生活的单调乏味，原因不在这里，在于缺乏共同的活动领域，共同的趣味，那种可以在性的差别之外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

    现在再谈我们给可怜的谢拉菲玛造成的危害。

    我们犯的错误，不外是一切乌托邦思想和理想主义历来所犯的错误。它们往往正确地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却根本不考虑，这个方面与什么生长在一起，是否可以把它切除，根本不考虑浮肉与整个机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深刻联系。我们还是像基督徒似的，相信只要对瘫子说一声：“拿了你的褥子回家吧。”他就会走路了。34

    我们把修女谢拉菲玛，这个从未见过生人的、半野蛮的谢拉菲玛，一下子从她的山洞拉进了我们的圈子。她的纯朴令人喜爱，我们希望她保持这种状态，这就扼杀了她获得发展的最后可能性，消灭了她对文化教育的兴趣，使她相信，这样也不坏。但完全维持原状，她自己也不甘心。结果怎样呢？我们这些革命家，社会主义者，妇女解放的保卫者，把这位天真纯洁、忠诚坦率的女性变成了莫斯科的小市民！

    难道国民议会35，雅各宾党人，以至公社36本身，不正是这样把法兰西变成了小市民世界，把巴黎变成了店铺老板的天地吗？

    第一所在爱和温暖中向她敞开大门的房子，是我们的家。纳塔利娅亲自找她，硬把她拖来了。一年中，谢拉菲玛始终沉默寡言，回避陌生人，像以前一样胆怯，羞涩，那时的她充满了一种民间的诗意。她丝毫不希望她的奇怪举止引起别人的注意，相反，她但愿谁也不注意她。像孩子和小动物一样，她躲在纳塔利娅的翅膀下，她的忠诚那时是没有限度的。整整几个小时，她与萨沙玩得津津有味，给他和我们讲她童年的经历，在分裂派教徒那儿的生活，在作坊中当学徒时吃的苦。

    她成了我们中间的玩偶————她最终也乐于这样；她明白，她的地位和她本人都不能与别人相提并论；从这时起，她消沉了，谁也没有拉她一把。只有纳塔利娅认真考虑过，怎样提高她。谢拉菲玛与一般女人不同，她没有沾染各种各样的坏习气————她不爱打扮，对奢侈品不感兴趣，对珠宝金银也无动于衷，只要凯切尔不觉得穷困，不叫苦，其余她都无所谓。起先，她喜欢跟纳塔利娅谈天，谈个没完，她信任她，仔细听她的劝导，竭力照她的话做……但是与我们搞熟以后，习惯以后，也可能由于别人拿她的古怪举止取乐，惹恼了她，她开始流露出痛苦和反感，对任何评论也不再回答得那么天真了：“我生来这么倒霉……我哪里还能改变，脱胎换骨？很清楚，我已经注定这么愚蠢，什么也不懂地走进坟墓。”这些话有意无意地表现了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情绪。她在我们中间不再觉得自由，渐渐不大上门。她说：“上帝保佑她吧，保佑纳·亚，她不爱我这个可怜人了。”过度的亲昵，女同学中交头接耳的作风，与纳塔利娅是格格不入的，在她身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平静和深沉，以及高度的审美感。谢拉菲玛不理解，纳塔利娅对她的态度和别人对她的态度之间的差异的意义，忘记了是谁首先伸出手去把她搂在胸前的。随着她，凯切尔也与我们疏远了，他变得愈来愈阴沉，容易生气。

    他的猜疑也变本加厉，每一句不谨慎的话，他都认为是有意识的，包含着恶意，企图侮辱他，而且不仅侮辱他一人，还要侮辱谢拉菲玛。她呢，哭哭啼啼，抱怨命运，为凯切尔难过，这样，由于精神的反射作用，他自己的猜疑又以十倍的威力回到了他那里。他那种谴责性的友谊变成了要在我们身上找过错的情绪，变成了监视，警察的毫不松懈的侦查，结果，朋友们的小缺点在他眼中越积越多，终于掩盖了他们的其他一切方面。

    在我们纯洁、明朗、成熟的友谊圈内，出现了女仆房的说长道短，外省小官吏的讥刺挖苦。凯切尔的火气变成了传染病；经常的指责、解释、调停，损害了我们的夜谈和聚会。

    这种腐蚀性尘埃侵入了一切裂隙，日复一日地破坏了我们与朋友间的巩固联系。我们大家都会受流言蜚语的影响。连格拉诺夫斯基也变得阴沉了，肝火旺了，不公正地替凯切尔辩护，发脾气。凯切尔对我和奥加辽夫有了意见，便找格拉诺夫斯基诉说。格拉诺夫斯基并不相信，但同情“体弱多病、心情苦闷、仍然充满爱心”的凯切尔，因此袒护他，对我大加指责，说我缺少忍耐心：

    “你要知道，他的性格就是这样；这是一种病，是谢拉菲玛的影响，她善良，但没有知识，思想闭塞，她把他一步步推上了这条不幸的道路，你却与他争吵，仿佛他是处在正常状态。”

    为了结束这不愉快的故事，我不妨举两个例子……它们清楚地说明，我们离波克罗夫村煮咖啡的理论已多么遥远。

    1846年春的一天晚上，我们五个熟人聚集在一起，其中一人是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

    “你今年在索科洛沃租了房子没有？”

    “还没有，我没钱，那儿是要预付租金的。”

    “难道你一个夏季都待在莫斯科不成？”

    “等一下再说，以后看吧。”

    这就完了。谁也没把这谈话当一回事，过一会儿便转入了别的话题。

    第二天饭后，我们打算上科恩采沃，这是我们从小喜爱的地方。凯切尔、科尔什和格拉诺夫斯基想与我们一起去。大家动身了，一切都很好，唯独凯切尔闷闷不乐，扬起了眉毛；但最后大家都弄得不欢而散。

    春天的晚上没有灼人的炎热，但暖洋洋的；树叶刚开始发青；我们坐在花园中说说笑笑。凯切尔沉默了半个来小时，蓦地站起身子，走到我面前，露出费麦法庭37检察官的脸色，哆嗦着嘴唇，对我说道：

    “你真不赖：昨天那么巧妙地提醒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他借了你九百卢布，还没还你。”

    我真的一点不明白，特别因为我总有一年没想到谢普金的这笔欠款了。

    “手段高明，没有说的。老头儿现在没钱，带着一大家子人，正打算去克里米亚，你却当着五个人的面对他说：‘我没钱租别墅！’嘿，真不要脸！”

    奥加辽夫替我辩护，凯切尔便攻击他；荒谬的指责没完没了。格拉诺夫斯基想劝解，但劝不住，与科尔什先走了。我很生气，觉得受了侮辱，也态度强硬，不肯让步。凯切尔皱紧眉头，看了看我，一言不发，独自步行走回莫斯科。我们剩下两人，只得在沮丧和气愤中坐车回家。

    这次我打算重重教训一下凯切尔，即使不绝交，也得暂时与他断绝来往。他感到懊悔，痛哭流涕。格拉诺夫斯基从中调停，找纳塔利娅谈，显得很伤心。我和解了，但并不愉快，对格拉诺夫斯基说：“这至多三天。”

    这是一次郊游，还有另一次。

    两个月后，我们住在索科洛沃。凯切尔和谢拉菲玛晚上要回莫斯科。奥加辽夫骑了自己的切尔克斯马“短剑”送他们；他们之间没有争吵，也没有口角。

    ……过了两三个小时，奥加辽夫回来了；我们觉得一天这么和睦地过去，很高兴，便各自去睡了。

    第二天格拉诺夫斯基来了，他昨天在莫斯科。他在花园中遇到我，显得心事重重，比平时忧愁，最后对我说，他很难过，想跟我谈谈。我们走过长长的林荫路，坐在长凳上；那儿的风景，凡是到过索科洛沃的人都是知道的。

    “赫尔岑，”格拉诺夫斯基对我说，“如果你知道我多么烦闷，多么痛心……不论怎么说，我爱大家，你知道……我看到一切正在崩溃，心里有多难过。好像故意要捉弄我们，那些小错误，可恨的隔膜，不注意礼貌……”

    “出了什么事，你讲吧，啊？”我问，真的有些惊慌。

    “这样，凯切尔对奥加辽夫非常生气，说真的，也难怪他生气；我尽力斡旋，能做的都做了，可是我没有办法，特别是当事人什么也不愿做。”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这样的，昨天奥加辽夫骑了马送凯切尔和谢拉菲玛。”

    “我当时在场，奥加辽夫晚上回来，我还见过他，他什么也没讲。”

    “在桥上‘短剑’耍性子，直立起来；奥加辽夫一边驯马，一边气火了，当着谢拉菲玛的面骂骂咧咧的，她听到了……凯切尔也听到了。就算他不是故意吧，可是凯切尔问：为什么他在你的或我的太太面前不会这么不知检点？这话怎么回答？……何况谢拉菲玛虽然那么单纯，还是很会多心的，处在她的地位这也不足为奇。”

    我没作声。这太过分了。

    “这怎么办呢？”

    “很简单，”我回答，“对故意在妇女面前这么放肆的坏家伙，与他绝交就完了。与这种人交朋友是耻辱……”

    “可他并未说，奥加辽夫是故意这么做的。”

    “那还谈什么？格拉诺夫斯基，你也是奥加辽夫的朋友，他的温和有礼，你不是不知道，你却重复一个疯子的痴语，这个人是应该进精神病院的。你不觉得惭愧吗？”

    格拉诺夫斯基不好意思了。

    “我的天哟！”他说，“我们这几个人都是我所爱的，只有在这些朋友这里，我才能获得休息和希望，摆脱令人窒息的沉闷环境，可是难道这些人也得在仇恨和愤怒中分手吗？”

    他用一只手掩住了眼睛。

    我握住他的另一只手，心里非常难受。

    “格拉诺夫斯基，”我对他说，“科尔什讲得不错：我们彼此太接近了，挤在一起，彼此会把别人的脚踹痛……安静一些！我的朋友，安静一些！我们应该透透空气，让头脑清醒清醒。奥加辽夫秋天要去乡下，我也快出国了。我们不致在仇恨和愤怒中分开。我们的友谊中一切正确的东西会保存下去，离别会洗清它的污垢。”

    格拉诺夫斯基哭了。没有再为这件事向凯切尔作过任何解释。

    奥加辽夫在秋天真的走了，接着我们也走了。

    1857年写于普特尼，月桂大厦。

    1865年9月修订于布瓦西埃及旅途中。38

    ……莫斯科友人的消息一天天少了。1848年后的恐怖使他们胆战心惊，只得等待可靠的机会。但机会很少，护照几乎已经停发。凯切尔几年没给我写过一封信；不过，他是从来不爱写信的。

    在我迁居伦敦后，首先给我带来消息的是皮库林大夫39，那是1855年……凯切尔万事如意，在欢迎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40的盛大酒宴上大出风头，与波戈金和科科列夫41拥抱，与黑海舰队的水兵拥抱，发议论，骂人，说教。奥加辽夫告别了格拉诺夫斯基的新坟，立即出国了，他讲得很少，讲的都是伤心的消息……

    又过了一年半。这时期我写完了这一章，首先读给了哪一个不相干的人听呢？真的，书有书的命运42！

    1857年秋，奇切林43到伦敦来。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他；他曾经是格拉诺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之一，科尔什和凯切尔的朋友，因此也算是我们的自己人。我们听说过，这人不好相处，思想保守，自高自大，好发空论，但他还年轻……时间会磨光他的棱角。

    “我再三考虑，要不要来拜访您。现在拜访您的俄国人这么多，真的，不来比来需要有更大的勇气……我呢，您知道，我完全尊重您，但远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同您一致的。”

    奇切林的谈话是这么开始的。

    他来找我不是没有目的，没有企图的，他怀中揣着石子；他的目光冷酷，他的声音带着挑战和傲慢的调子，显得可怕而讨厌。他一开口，我已觉察到这不是对立面，而是敌人，但我克制了内心的警告，与他谈了起来。

    谈话马上转入了回忆，我向他打听消息。他讲了格拉诺夫斯基生前最后几个月的情形；他走时，我对他比开头满意了一些。

    第二天饭后，我们谈到了凯切尔。他是奇切林所喜爱的一个人，谈到他那些可笑的行径时，奇切林并无恶意。从他讲的这些细节中，我知道，那种对朋友的指责性的爱仍在继续，谢拉菲玛的影响已发展到引起许多人的反对，他们对她群起而攻之，不让她参加集会等等。我为这些故事和回忆所吸引，提议给奇切林念一下我写的凯切尔，那时这一章尚未发表，我把它全部念完了。我为这事多次感到后悔，不是因为他恶意利用了我念给他听的一切，而是因为我觉得痛心和烦恼：我这个四十五岁的人，居然把我们的过去讲给这种冷血动物听，使他以后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他称之为我的“气质”的东西。

    我们在观点和气质上存在的距离，马上暴露了。从头几天起争论即已开始，显然，我们在各方面都不一致。他拥护法国的民主政体，不赞成英国没有秩序的自由。他认为皇权是民族成熟的标志，宣扬国家第一，个人在它面前微不足道。很清楚，这些思想应用在俄国问题上结果会怎样。他是政府至上主义者，认为政府比社会及其愿望重要得多，在他眼中，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几乎便是俄国所需要的理想君主。这种学说完全来自武断的理论，根据这套理论，他随时可以建立自己的官僚哲学。

    “您为什么想当教授，上讲台？”我问他。“您应该当大臣，进衙门。”

    我一边争论，一边送他上了火车，我们分手了，什么也没取得一致，只是彼此尊重而已。

    过了两星期，他从法国写信给我，赞美那儿的工作人员和政府机构。我复信道：“您找到了您要找的东西，而且很快。这就是有现成理论的好处。”接着我提议与他公开通信，并开始撰写一封长信。

    他不干，说他没有时间，说这种论争有害无益……

    《警钟》上有一篇短评，是谈一般的空头理论家的，他以为是讲他；自尊心受了伤害，他向我送来了“控诉书”，这在当时曾轰动一时。

    奇切林打败了————对于我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的信发表在《警钟》上，在青年一代和文学界引起了普遍的愤怒。我收到了几十篇文章和来信，发表了一篇。我们那时还处在蒸蒸日上的阶段，卡特科夫44式的滚木是绊不倒我们的。盛气凌人、自命不凡的语调可能比内容更使我，同样也使读者感到不满：他当时还是新手。然而给奇切林撑腰的人也不少：叶连娜·帕夫洛夫娜45————冬宫的伊菲格涅亚46，第三厅长官季马舍夫，以及尼·赫·凯切尔。

    凯切尔落到了反动势力一边，开始以同样响亮的声音，同样不加掩饰的愤怒，可能还以同样的真诚，反对我们，正如当初反对尼古拉、杜贝尔特和布尔加林一样……这不是因为他“认为格兰迪逊比勒夫瑞斯好”47，而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方向盘，只是靠小组牵着走路，自以为忠于它，却没有发觉它已驶往对岸了。这个盲从的人，对于他是站在谁的旗帜下就讲谁的话，而不是相反。

    他从来没有获得过一个明确的观念，一种坚定的信仰，只是凭良心行事，一直蒙着眼睛在打敌人，没有发现位置变了，以致在这些捉迷藏中，他打了我们，打了别人，直到现在他还在打人，却自以为这是在干工作。

    我附一封信在这里，这是为了展开友谊性的论战，我打算写给奇切林的，可惜他那检察官的起诉书使我打消了主意。这封信如下：

    博学的朋友：

    与您辩论我无能为力。您见多识广，您的头脑中拥有的一切既鲜明又新颖，而主要是您信仰您所知道的一切，因此心安理得；您坚定地等待着事态的合理发展，使科学揭示的纲领得以证实。您跟现状不可能发生抵触，您知道，既然过去如此这般，现在必然如此这般，并向如此这般的未来发展；您依靠您的理解，您的解释，可以与现实和平相处。您获得了神父的令人羡慕的命运，能用您的科学的永恒真理，用对它们的信心，安慰悲苦的人们。这一切利益均来自理论，因为理论排除了怀疑。怀疑是提出问题，理论是了结问题，解决问题。因而凡属理论都是排他的，坚定不移的，而怀疑永远不能达到这种完美无缺的境界；它之所以为怀疑，正在于它准备同意别人的观点，或从别人的话中虚心寻找意义，以致丧失了为准备反驳所必需的宝贵时间。理论是从一定的角度看待问题，并把它看作唯一可靠的角度；怀疑却要求摆脱一切角度，全面观察，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它对真理的谦恭态度往往使它丧失一切活动能力。博学的朋友，您肯定知道向哪里走，如何引路，我却不知道。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观察和学习，而您却是要教导别人。真的，我们能说不应该怎么样，能唤醒人们，引起思想的不安，让它摆脱锁链，认清各种幻象————教会和拘留所，科学院和刑事法庭————但也仅此而已；您却能告诉人们，应该怎么样。

    理论对事物的态度是宗教性的，即从永恒的观点看的；暂时的、转瞬即逝的东西，无论人和事，世世代代不能走进科学的圣墓，如果进入，必然已清除血肉之躯，成为植物标本似的逻辑影子。理论的普遍意义确实可以使它生存于一切时代；它生活于当代，也像生活于历史中，不会由于身历其境，便丧失理论上的客观性。它知道，苦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像柱塔修士西门48一样端坐在高处，为永恒牺牲暂时的一切，为普遍的观念牺牲生动的细节。

    一句话，理论家是最大的历史家，我们和群众则是你们的基础；你们是“自为的”历史，我们是“自在的”历史。49你们向我们说明，我们害了什么病，但害病的是我们。你们埋葬我们，在我们死后褒奖我们或惩罚我们……你们是医师和神父。但生病和死的是我们。

    这种对立并不新奇，它对社会的演变，人类的发展，大有益处。如果人类完全相信你们，大家可能会变得合乎理性，但也会因而在一潭死水似的世界上奄奄待毙。故世的菲利蒙诺夫50曾在自己的《小丑的尖顶帽子》中写过一句题词：“如果理性得以主宰世界，那么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

    理论像几何一样枯燥，像代数一样没有个性，因而可以进行广泛的概括；它必然怕感性印象，正如奥古斯都那样，要命令克莉奥帕特拉放下面纱51。但对于积极的干预，热情比理论更为必要，而人在代数中是找不到热情的。他可以理解共性，但他所爱或恨的还是个体。斯宾诺莎以他直言不讳的天才的全部力量宣告道，必须确认实际存在的只是虫蛀不坏的、永恒的、不变的东西，即物质，不能把希望放在偶然的、局部的、个别的事物上。这在原理上谁不明白？但是人接触的只是局部的、个别的、眼前的事物；如何在这两大极端中取得平衡，让它们获得和谐的结合，这正是生活的最高智慧。

    如果离开这种就我们的对立观点所作的一般论述，接触到具体事物，我们尽管意图一致，仍能发现同样大的对立，即使在开头一致的场合亦不可避免。这举例较易说明。

    我们对宗教的态度完全一致；但这种一致只存在于否定天上的宗教时，一旦面对尘世的宗教，我们间的距离便不可以道里计了。您从神香弥漫的阴森的寺院走进了敞亮的衙门，从盖尔非党走进了奇伯林党52，天国的级别在您那里变成了国家的级别，人为神而存在变成了人为国家而存在，上帝由集权政治所代替，神父由警察所代替。

    您认为这种变化是进步，是胜利，我们却认为是新的锁链。我们既不想当盖尔非党人，也不想当奇伯林党人。您那种世俗的、国民的、刑法的宗教更加可怕，因为它丧失了一切诗意，一切幻想，一切天真的因素，您用衙门的规章制度，用国家的偶像，代替了这一切，而这个国家上面是沙皇，下面是刽子手。您希望人类从教会解放出来后，在衙门的前室中等待一两百年，让当了官的祭司和当了学者的僧侣来决定，人类怎样获得自由，获得多少自由，像我们那些解放农民的委员会一样。可是我们反对这一切；我们可能得一再容忍，退让，为环境做出牺牲，然而在您看来，这不是牺牲。当然，在这方面，您也比我们幸运。您失去了宗教信仰，仍不致一无所有，您发现，对人的世俗信念可以代替基督教，您便把它接到手中（这做得不坏）当作精神解毒丸和镇静剂向大家推销。但是我们吞不下这种药，我们憎恨您的衙门，您的集权政治，正如我们憎恨宗教裁判所、宗教法庭和《主导法典》一样。

    您明白这区别吗？您作为教师，希望教育、管理和领导群众。

    我们作为正在觉醒的群众，却不愿接受领导，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地方机关，自己的代理人，给我们办事的自己的官吏。正因为这样，政府的权力到处都使我们感到屈辱，可是您却对它鼓掌欢迎，正如您的前辈（神父）也曾经欢迎世俗政权一样。您可能与它有分歧，这与教士们和它有分歧相同，或者像同乘一条船的人发生了争吵，不论彼此怎么想分开，也不能跳到船舷以外，在我们这些俗人眼中，你们反正都是站在它一边的。

    世俗的宗教是把国家神化，这纯粹是罗马的观念，在新世界中主要是法国的观念。它可以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却不能有自由的人民，可以有光荣的军队……但不能有独立的公民。北美合众国完全相反，它已最大限度地消除了警察和行政机关的宗教性质……53

    尾 声

    重读关于凯切尔的这一章，我不禁想，在俄国真是无奇不有，会出现这样的怪物！我国的文明史繁殖和孳生了多少畸形现象。除了莫斯科，在哪里，哪个地方，哪个经纬度，还能找到凯切尔这种桀骜不驯、性情乖张、喜怒无常、狂妄自大、既善良又不善良、既慷慨豪爽又气量狭小的人物？

    这类形形色色的怪物，我见过多少啊————从我的父亲起直到屠格涅夫的“儿子”们54为止。

    波戈金对我说：“用俄国炉灶煮东西就是这样！”一点不错，它煮出了多少奇迹，特别是用德国烹饪法烤面包时……有小巧玲珑的圆面包，长面包，还有东正教式的黑格尔面包，九三年55式的法国面包！让这一切别具风味的食物湮没无闻，未免太可惜了。我们通常只把目光停留在大人物身上。

    ……但在他们身上，俄国炉灶的作用不太明显，它的特色已得到矫正、修补；他们有的主要是俄国的气质和思想方式，不是俄国这只熔炉的影响。从他们的旁边，他们的后面，才能看到各种小人物在那儿徘徊，彷徨，找不到出路……正是在这些人中间可以见到不少怪物。

    他们像历史发展中的毛细管，又像面团中微不足道的一点酵母，它能使面团发酵，但不是为了自己。这些人在黑夜中过早地苏醒了，摸索着寻找工作，一路上跌跌撞撞，碰在各种东西上，然而惊醒了别人去从事完全不同的活动。

    ……今后我还想把两三个这样的人，从完全被遗忘的角落带到台前来。目前他们已消失在灰蒙蒙的雾中，只有高山和峭壁仍呈现在我们眼前……

    1 他编过几本俄德和俄法辞典。

    2 马格尼茨基和鲁尼奇都是当时的反动官僚，曾任喀山和彼得堡的学区总监。福季是诺夫哥罗德的修士大司祭，伯爵夫人指奥尔洛娃。所有这些人都是充满宗教狂热精神的反动人物。

    3 指本书第一卷第六章。

    4 引自格里鲍耶陀夫的《聪明误》第三幕第二十二场。

    5 佳季科夫斯基（1784——1841），俄国医学教授。

    6 凯切尔曾用散文翻译过全部莎士比亚的剧本，这是当时俄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

    7 波查侯爵是《唐·卡洛斯》的主人公，麦克司是《华伦斯坦》的主人公，卡尔·穆尔是《强盗》的主人公，斐迪南是《阴谋与爱情》的主人公，他们都是席勒式的英雄人物。

    8 指18世纪90年代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

    9 拉方登（1758——1831），德国感伤主义小说家，《畸零人》是他的长篇小说。

    10 凯切尔的居住地。

    11 席勒是在军事学校学医出身的，毕业后还当过军医。

    12 指席勒的《斐艾斯柯在热那亚的谋叛》，这里都是指席勒作品的俄译本。

    13 见《往事与随想》第一卷第190页。————作者注（按此处页码系1861年本书初版本的页码，在第六章）。

    14 指1826年十二月党人之被处死、监禁及流放。

    15 当时的一个理论家。

    16 这位小姐本是纳杰日金的学生，后来成为女作家，笔名叶夫根尼·图尔（即第四章中提到过的那个沙里阿斯·德·图尔涅米尔），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均有交往。

    17 在果戈理的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只因一个伊万骂了另一个伊万是“公鹅”，便打了十多年官司。

    18 富基埃-坦维尔（1746——1795），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1793年任革命法庭检察官，以铁面无情著称。

    19 卢梭的教育哲理小说，在小说里卢梭具体论述了他所谓顺乎天性的“自然教育”纲领。

    20 即卢梭。

    21 赫尔岑结婚的日子。

    22 引自莱蒙托夫的诗《世俗的锁链》。

    23 原文是法文。这里作同居者和妻子解。

    24 参孙是《圣经》中的英雄，据说他力大无穷。非利士人之女大利拉嫁他后，逼他泄露了他力大无穷的秘密，因而被非利士人捉住下狱，最后与非利士人同归于尽。见《旧约·士师记》。

    25 原文是拉丁文。这是古代法学中对何谓夫妇的解释，意思是不共寝食即不是夫妇。

    26 不论无产者或农民，他们夫妇之间都不存在两种不同的教育水平。他们的情况是：在劳动方面，夫妇有极其平等的权利，在统治关系方面，他们却有极其不平等的权利。————作者注

    27 卢梭的妻子泰莱丝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仆人，1745年与卢梭同居。

    28 法国将军荷狄特伯爵的妻子，与卢梭过从甚密。

    29 巴黎附近的著名森林，以风景优美著称。

    30 指海涅的妻子马蒂尔达·海涅。

    31 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妻子。

    32 1837至1901年的英国女王。

    33 原文是法文。

    34 《圣经》故事：人们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找耶稣医治，耶稣对他说：“拿了你的褥子回家吧”，那人就能行走了，见《马太福音》等。

    35 指1792至1795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国民议会。

    36 法国的基层行政单位，这里指1792至1794年巴黎的革命自治政府，它也称“巴黎公社”。

    37 中世纪德国的秘密法庭，以严厉和残忍著称。

    38 普特尼在伦敦西南郊，月桂大厦是赫尔岑在伦敦的住处之一。布瓦西埃在瑞士日内瓦郊外，赫尔岑于1865年春天起住在那里。

    39 皮库林（1822——1885），莫斯科大学教授，与赫尔岑等人有密切来往。

    40 指1853至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军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战斗。

    41 俄国大商人和金融家。

    42 原文是拉丁文。

    43 奇切林（1828——1904），莫斯科大学教授，作家。

    44 原来倾向进步、后来倒向反动一边的政论家。

    45 俄国皇族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大公的夫人。

    46 古希腊神话中一个自我牺牲的典型，阿伽门农的女儿。叶连娜·帕夫洛夫娜自称为冬宫的伊菲格涅亚。

    47 引自普希金的《叶夫根尼·奥涅金》第二章第三十节。格兰迪逊和勒夫瑞斯都是英国小说家理查逊小说中的人物。

    48 柱塔修士西门（356——459），古罗马基督教禁欲主义修士。据说他常年坐在柱塔顶端，日夜不断，进行苦修。在俄国，直至19世纪仍有不少人模仿这种苦修方式，称为柱塔修士。

    49 “自在”和“自为”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概念，指尚处在蒙昧状态的事物和已被认识的事物。

    50 菲利蒙诺夫（1787——1858），俄国诗人和杂志编辑。

    51 克莉奥帕特拉（公元前69——前30），埃及以美丽著称的女王，不断利用自己的姿色扩张权力，先后嫁给恺撒和安东尼，在奥古斯都取得罗马的统治权后，她又抛弃安东尼，向奥古斯都卖弄色相，为奥古斯都所拒绝，因而被迫自杀。

    52 13至14世纪时意大利的两个党派。盖尔非党拥护教皇，主张在教皇的权力下统一全国；奇伯林党拥护王权，主张在日耳曼皇帝的名义下统一全国。

    53 这封信赫尔岑没有写完，原稿至此中断。

    54 指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的“子”。

    55 指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的17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