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凯切尔（1842—1847）

    我得再谈一下凯切尔，这次要详细得多。

    从流放回来，我发现他还是住在莫斯科。看来他已与莫斯科结了不解之缘，无法分开了，我简直不能想象没有他的莫斯科，或者在另一城市中的他。有一次他想迁居彼得堡，但住了不满六个月便走了，重又出现在涅格利纳河畔巴扎诺夫的咖啡馆中，向打台球的军官们宣传自由思想，教演员们演戏，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管头管脚地爱护从前的老朋友们了。不错，他现在也有了新朋友，那就是别林斯基和巴枯宁这些人；但是，虽然他也不分白天黑夜教训他们，在心灵深处他还是只有我们。

    他那时已将近四十岁，但仍完全像一个老大学生。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的。

    从各方面看，凯切尔属于那种古怪人物，这些人是在彼得的俄国的边缘地带繁殖起来的，1812年后尤其多，他们像这个俄国的后遗症，牺牲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它的副产物。他们脱离了那条艰难困苦、光怪陆离的共同轨道，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途径，他们在探索，而且停留在探索中。在这被牺牲的行列中，情况千差万别：他们不全是奥涅金或佩乔林，不全是多余的人，游手好闲的人，也有的勤勤恳恳，但一事无成————他们是失败者。我曾不知多少次想刻画那些与众不同的形象，那些来自生活的独特面貌，但是众多的材料使我感到棘手，我不得不放下了笔。他们决非相似的动物，统一的商品，他们来自不同的模式，具有不同的气质，如果说他们有互相贯通的东西，那么这只是他们的共同灾难。端详一下那灰暗的背景，便可从那里看到在棍棒下的士兵，在皮鞭下的农奴，那流露在脸上的没有发出的呻吟，那驶向西伯利亚的马车，那在这条路上跋涉的囚徒，那剃掉头发的额角，那刺了字的面孔，那头盔、肩章和帽缨……总之，一个彼得堡的俄国。他们的灾难来自它，可是没有力量改变它，也没有力量摆脱它，或者促进它。他们想逃离这个背景，可是办不到，他们的脚下没有土地，他们想呼号，可是找不到语言……也没有肯倾听的耳朵。

    毫不奇怪，在这种丧失平衡的状态中，不易产生实际的有用的人，不知疲倦的、勤奋工作的人，却能产生许多奇人怪物，这些人身上有好的、纯粹人的东西，也有同样多的不和谐的、反常的东西。

    凯切尔的父亲是器械制作师。他制造的外科用具是有名的，为人也正直无私，但很早去世，留给他妻子一大群孩子和一份败落的家业。他大概是瑞典人出身，因此谈不到什么与人民的真正的、直接的联系，那种从吃奶时起就养成的、随着最初的玩具而俱来的、哪怕在地主府上也存在的东西。外国的技师、手艺人、工匠和他们的老板们，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天地，他们的生活习惯和趣味使他们与俄国的上层和下层都互相隔绝。这些人的私生活往往高尚得多，纯洁得多，不像我们的商人那么粗野专横、荒淫无耻，也不像我们的小市民那么不顾死活地酗酒，更不像我们的官吏那么狭隘、卑鄙，专干贪赃枉法的勾当。然而这些外国人与周围的世界不通声气，他们一开始就带来了另一种作风，另一些原则。

    凯切尔的母亲是俄国人，大概正因为这一点凯切尔才没有成为外国人。我并不认为她关心孩子的教育，但非常重要的是，孩子们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也就是说，没有树立任何真正的信仰。如果他们是路德派教徒或天主教徒，他们就会完全德国化，走进这个或那个德国教堂，不自觉地加入某个与社会隔绝的、独树一帜的侨民组织，追随它的教派，拥护它的宗教利益。俄国教会则不同，谁也不会强迫凯切尔进教堂，何况即使他小时常上教堂，它也不像它的姊妹教堂，尤其是那些身处异乡客地的姊妹教堂那样，具有蛛网般的粘结能力。

    要知道，我谈的这个时期，根本说不上什么东正教的狂热信仰。那时的教会与国家一样，从不千方百计保卫自己，也不关心自己的权利，这可能是因为谁也不会侵犯它们。大家知道，这是怎样的两头野兽，不会把手伸进它们的嘴巴。然而它们也不会把过路人抓进大门，责备他们背弃正教精神，或者怀疑他们的正统信仰。当莫斯科大学开设神学课程时，老教授海姆1，那位给我们留下了几部宝贵辞典的人，在学校的大礼堂上惶惶不安地说：“俄国这所著名大学的末日到了。”哪怕以马格尼茨基和鲁尼奇为代表的宗教狂瘟疫，那种丧失理智的、煊赫一时的、特务式的、警察式的（与我们的一切一样）宗教狂，也只是像一股凶险的旋风卷倒了落在它手中的人们，便化作形形色色的福季和伯爵夫人而销声匿迹了2。在中学和小学中，教义问答课只是一种形式，是应付考试的，因为考试总是从“神学”开始。

    到一定的时候，凯切尔进了医科大学。这也是纯粹外国式的学府，没有太多的东正教精神。在那儿教课的有“正直的基督徒”洛德尔，他是歌德的朋友，洪堡的老师，一位坚定的自由思想家，当时的杰出人才之一，正是这些人使德国上升到了它不敢想望的高度。对于他们，科学还是一种宗教、宣传和战斗，他们本人也刚摆脱神学的羁绊获得自由，对斗争记忆犹新，但他们相信这胜利，并以此自豪。洛德尔始终反对按照菲拉列特的教义问答讲授解剖学。他旁边还有瓦尔德海姆·费谢尔和外科医师希尔德勃兰特，这些人我已在另一个地方3讲过了。此外还有各种德籍助理、实验员、解剖员和药剂师。“听不到一句俄国话，看不到一张俄国脸”4。俄国的一切都退到了次要地位。我们想得起的唯一例外，只有佳季科夫斯基5。凯切尔尊敬地怀念着他，看来他对学生们有着良好的影响。然而直到最近，医科大学仍与其他大学不相往来，那里的学生包括德国人和教会中学毕业生两类，他们不问外事，只知道埋头读书。

    但埋头读书对凯切尔是不够的。这充分证明他不是德国人，他寻找的首先不是职业。

    他的家庭对他没有特殊的吸引力，从年轻时起他就喜欢独自过活。周围的其他人只能使他感到屈辱和厌恶。于是他拿起席勒的作品一读再读。

    凯切尔后来翻译过莎士比亚全集6，但不能清除席勒对他的影响。

    席勒非常符合我们大学生的口味。波查和麦克司，卡尔·穆尔和斐迪南7，大学生，当强盗的大学生————这一切是黎明前的抗议，最早的愤怒。凯切尔热血沸腾，感情胜过理智，席勒诗中反映的一切，对话中包含的革命哲理，他是容易领悟和接受的。他废寝忘餐，反复阅读，对他说来批判和怀疑是完全不存在的。

    在席勒之后过了几年，他找到了另一种读物，他的精神生活终于确定了。其余的一切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再吸引他。90年代8，这天翻地覆的席勒式大悲剧，以它诗的光芒和流血，以它森严的美德和光辉的理想，以它所表现的黎明和抗议的性质，吞没了他。但在这里凯切尔也没形成明确的观念。他把法国大革命当作圣经故事；他相信它，喜爱它的代表人物，对他们倾注了个人的好恶和爱憎，幕后的一切他还无暇过问。

    1831年我与他在帕谢克家初次会面时，他是这样；1847年我与他在黑土站分别时，他仍是这样。

    作为一个理想家（不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家，不妨说是政治伦理的理想家），他在当时的医科大学中恐怕很难找到他所要寻找的生活环境。他内心的苦闷不是医学所能解决的。他脱离了周围的人，愈来愈沉浸在幻想的人物中，企图从他们中寻找精神寄托。他到处遇到的都是截然不同的趣味，微不足道的小人，他变得桀骜不驯了，习惯于皱眉头，毫无必要地讲一些令人不快的真理，那种大家知道的真理。他竭力想过拉方登9的“畸零人”式生活，成为“索科利尼基10的鲁滨孙”。他家的小花园中有一个亭子，他搬进里面，于是像当时尼·阿·波列沃伊调侃他的，“凯切尔医师在那儿翻译席勒医师的作品了”11。亭子的门没有锁……屋内连转身也困难。但这正是他所需要的。早上他在园子里翻土，种花，移栽树木，免费给附近的穷人治病，校对《强盗》和《斐艾斯柯》12的校样，读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演说辞，代替对梦想的未来的祈祷。总之，如果他少读一点书，多拿一点铁锹，他就可以成为卢梭的理想人物了。

    凯切尔是在1831年通过瓦季姆的关系与我们熟识的13。那时我们的小组除了他和我，还有萨佐诺夫、萨京、帕谢克和他两个哥哥，以及两三个大学生；凯切尔认为我们是实现他的神圣理想的种子，是1826年被刈割一空的庄稼地14上新长出的幼苗，因此满腔热情地靠拢我们。他比我们年长，很快就掌握了“精神检察官”的大权，我们每走一步，他总要提出意见，有时甚至是训斥。我们相信他是实事求是的人，经验比我们丰富，何况我们爱他，非常爱他。谁病了，凯切尔便来当护士，直到病人痊愈才离开。科尔列伊夫、安东诺维奇等人被捕后，凯切尔首先到监狱探望他们，安慰他们，替他们奔走，以致宪兵将军利索夫斯基把他叫去，要他当心一些，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军医官！）。纳杰日金15“在理论上”爱上了一位小姐，想与她秘密结婚，因为她的父母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于是凯切尔自告奋勇，替他安排了浪漫主义的私奔，亲自裹了那件著名的红里子黑斗篷，与新郎一起坐在圣诞林荫大道的长凳上，等待那神圣的信号。信号老是没有出现。纳杰日金感到伤心和沮丧。凯切尔用斯多葛派的坚毅精神安慰他，可是绝望和安慰对纳杰日金发生了奇特的作用：他睡着了。凯切尔皱紧眉头，在林荫道上闷闷不乐地徘徊。纳杰日金半睡不醒地说：“她不来了，我们回家睡觉吧。”凯切尔把眉头皱得更紧了，没精打采地摇摇头，扶着昏昏欲睡的纳杰日金回家了。他们刚走，小姐从家中出来了，约定的信号重复了不是一次，而是十来次，她等了一两个钟头；一切静悄悄的，她也静悄悄地走回了自己的闺房，大概哭了一场，然而也彻底治好了对纳杰日金的相思病16。凯切尔一直不能宽恕纳杰日金的瞌睡症，总是摇摇头，张开颤抖的下嘴唇说：“他不爱她！”

    我们坐牢的时候，凯切尔的关心，我结婚的时候，他对我的帮助，我都在其他地方谈过了。1834至1840年的六年间，他几乎是我们小组中唯一留在莫斯科的人，成了它的英勇而自豪的代表，维护了它的传统，使它没有受到丝毫损害。他就这么等到我们回来，我们有的是在1840年回来的，有的在1842年……流放，与陌生世界的接触，读书和劳动，使我们变化很大；凯切尔这位静止不动的我们的代表者，却依然故我。只是他不在翻译席勒的作品，而在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了。

    老朋友们在莫斯科再度相会后，凯切尔异常兴奋，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他的“精神审判权”，只是他很久没有发觉，它已不像以前那么通行无阻了。他的责骂有时会使人生气，这是从前没有的，有时也使人厌恶。过去，生活热火朝天，彼此毫无芥蒂，因此谁也不会注意路上那些小小的石子。但正如我说的，时间使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个性也愈益鲜明和不同，善良而唠叨的“大叔”的角色，除了逗人发笑，没有任何意义。大家尽量想一笑置之，用友谊、纯洁的愿望来解释他那不必要的坦率，那种指摘性的爱，然而效果很坏。何况需要解释、掩饰和提防，这本身已不是吉兆。如果一开始就能制止他，也许不致发展成那些不幸的冲突，使我们的莫斯科生活终于在1847年初结束。

    然而新朋友们就不像我们那么宽宏大量了；别林斯基非常爱他，有时也克制不住，像凯切尔本人一样不能容忍不公平的待遇，为了狠狠教训他，便几个月不再与他辩论。凯切尔从来不是冷静或淡漠的人。他不是无情打击，就是爱得发狂，往往从热情洋溢的朋友一变而为铁面无情的法官，不难想见，冷淡和沉默对他是最大的惩罚。

    在争吵和一系列严厉的谴责之后，凯切尔马上平静了，愤怒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他心里对自己很不满，但从来不承认这一点，相反，竭力使一切带上开玩笑的性质，然后再度越过那条界线，使玩笑变得不再可笑。这是在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的和解中，著名的“公鹅故事”的永恒反复17。谁没见过那些淘气的孩子，像野马一样玩得静不下来，明知要受到责罚，还是欲罢不能。他把一个人挑逗够了，引起了冷峻而尖刻的回答，这才觉得满足了，重又恢复阴郁的心情，扬起眉毛，跨着大步在屋里踱来踱去，像席勒剧本中的悲剧人物，或者来自富基埃-坦维尔18的法庭的陪审员，用猛烈的声调向我们大家发出一连串的指责，尽管这些指责毫无事实根据，最后他自己却深信不疑，于是怀着他的朋友都是混蛋的痛苦思想，闷闷不乐地回家，丢下我们在那儿愣得目瞪口呆，火冒三丈，直到愤怒重又消失在友情中，才像疯子一样大笑不止。

    第二天一早，凯切尔就安静地、伤心地在屋里踱方步，一边拼命吸烟斗，等待我们中间谁跑去把他大骂一顿，然后和好如初。当然，和解时他还是不会放下架子，始终保持着吹毛求疵的“大叔”的威风。万一没有人来，凯切尔就会带着一颗惶恐不安的心，垂头丧气地走进涅格利纳河边的咖啡馆，或者那个安静明朗的避风港————米·谢·谢普金的家，他在那里总能看到和善的笑容，受到友好的接待；于是他待在那里，等到他所掀起的风暴平息为止。他自然要向米·谢诉苦，埋怨我们；好心的老人便骂他，说他乱弹琴，我们根本不是他讲的那号坏人，还马上会带他来见我们。我们知道，凯切尔闯了祸自己也很痛苦，对他不肯直截了当找我们道歉的心情，表示了谅解，或者不如说宽恕，三言两语把争吵一笔勾销了。我们的让步首先得归功于夫人们，她们几乎总是他的庇护者。她们赞许他心直口快（他对她们也不留情），虽然有些粗暴，也有些古怪。看到她们的姑息态度，凯切尔相信，做人就应该这样，这是可爱的，也是他责无旁贷的。

    我们在波克罗夫村的辩论和争吵，有时是非常可笑的，然而它们也留下了漫长的黑影，往往几天不能消失。

    “为什么咖啡的味道这么坏？”我问马特维。

    “它的煮法不对。”凯切尔说，介绍了他的煮法。咖啡还是那样。

    “把酒精和咖啡壶给我，我自己来煮。”凯切尔说着便动手干。咖啡毫无起色，我向凯切尔指出这一点。他尝了尝，马上从眼镜下注视着我，用激动的嗓音问道：

    “那么照你看，这咖啡没有好一些？”

    “没有。”

    “真奇怪，你在吃东西这种小事上也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

    “问题不在我，在咖啡。”

    “简直太糟了，这就是不幸的自尊心在作怪！”

    “对不起，这不是我煮的咖啡，也不是我制造的咖啡壶……”

    “我了解你……你就是喜欢固执己见。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咖啡，真无聊，简直是极端自高自大！”

    他忍不住了；我在口味上的专制主义和自高自大使他大为恼火，马上把帽子一戴，提起篮子，跑进了树林。到傍晚他回来了，走了二十多俄里；他喜欢采集食用菌，白菇、白桦蕈和牛肝菌的丰收，驱散了他的阴郁心情；我当然也忘了咖啡的事，竭力赞美各种蘑菇。

    第二天早上，他又想重提咖啡问题，但我避开了。

    我们争吵的主要根源之一，便是我儿子的教育问题。

    教育与医学和哲学的命运是相同的，除了长期认真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以外，世上任何人都对它们抱有固定的、明确的观点。你问怎么建造桥梁，怎么排除沼地的水分，人家会坦率地说，他不是工程师，不是农艺师。但你谈到水肿病或肺痨，他就会凭记忆推荐一些药，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是他伯父的经验；谈到教育，他更会滔滔不绝：“我有这样一条原则，我始终坚持这个观点。对于教育，我不爱开玩笑……这是一件太应该关心的事。”

    凯切尔对教育持有怎样的见解，这可以从我们描绘的他的性格中毫发不爽地看到。在这方面他也是非常彻底的，一般谈论教育的人却不具备这种精神。凯切尔与《爱弥儿》19的观点一致，坚信推翻现在加在孩子身上的一切，这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他要把孩子从人为的生活中拯救出来，有意识地让他重返野蛮状态，那种原始的独立状态，在那里一切都趋于平等，连人与猿猴之间的差别也再次消失。

    我们自己离这种观点也不太远，但在他那里，它正如一切东西一旦落进他手中一样，变成了一种狂热病，不容许丝毫的怀疑和反对。古老的、神学的、烦琐的贵族教育，它那种教条主义，那种空洞理论，那种迂阔而墨守成规的古典主义精神，那种专重外表、不重实质的道德观念，是应该反对的，也是必须反对的。不幸的是在教育问题上，正如在一切问题上一样，急风暴雨似的革命只能摧毁旧事物，不能给予任何接替它的新事物。让·雅克20的门徒们向往的正常人物，却怀着野蛮的偏见，要使孩子脱离历史环境，变得对它一无所知，仿佛教育不是要让个人参与人类的发展历程。

    关于教育的争论往往不会停留在理论范围……它与实际太接近了。我的儿子那时七八岁，体质虚弱，常患感冒和痢疾。这一直继续到我们去那不勒斯，或者在索伦托遇到一位名医为止，这位医师改变了整个医疗和卫生方法。但当时凯切尔想一下子把他锤炼成钢铁，我不同意，他便大发脾气。

    “你是保守派！”他大叫大嚷，“你会葬送这个不幸的孩子！你在使他变成弱不禁风的少爷，同时也是一个奴隶。”

    孩子在母亲生病时淘气，吵闹，我制止他；除了单纯的必要性，我认为，要他为别人，为无限爱他的母亲，约束一下自己，这是完全合理的。但凯切尔深深吸了一口“茹科夫”烟，板起面孔，冲着我说道：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他叫喊？他需要叫喊，这是他的生活。打倒父权思想！”

    这种争执，不论我怎样不以为意，还是使我们的关系变得紧张了，严重地威胁着我们与凯切尔的亲密友谊。一旦友谊破裂，他会比大家更痛苦，因为他还是与大家不能分割的，而且他也很难过孤独的生活。他的性格根本不是内向的，主要是外向的。他不能没有朋友。他干的工作是经常与另一个人谈话，这另一个人就是莎士比亚。工作了一个上午，他会感到厌倦；夏天他还可以到田野中散步，在花园中种花，但冬天，他只得穿上著名的斗篷，或者骆驼色粗毛大衣，走出索科利尼基，上阿尔巴特街或尼基塔街找我们了。

    他的急躁任性，一部分也是由于他缺乏内心活动，缺乏论证和分析能力，不能对事物形成明确的概念和提出问题。对于他，问题是不存在的，它早已解决，他只要向前走，不必左顾右盼。如果他是干实际工作，那也许还好，可是并无实际工作供他做。直接参与社会活动是不可能的：我们这儿只有三个上层阶级有权过问这些。于是他把渴望活动的心情倾注到了朋友间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靠理论工作摆脱那种折磨他的空虚感的，可是他对待一切问题都是一锅煮，不分青红皂白，这样或那样————在他看来反正一样，一旦决定，他便一直朝前走，决不回头，始终固执地忠于自己的决定。

    尽管这样，1846年前我们的关系没有真正破裂。纳塔利娅非常爱凯切尔，对1838年5月9日21的回忆是无法与他分开的。她知道，他表面上虽然像刺猬，心中却怀着温柔的友情；但她不愿看到这些刺生长，变得愈来愈多。与凯切尔的争吵，她觉得是不祥之兆；她想，把我们整个青年时代紧紧拴在一起的链子，哪怕用一把小小的锉刀锉它，日子长了，也能把它锉断，一旦各个环节一个接一个断了，整条链子也就散开了。在彼此攻击、各不相让的当口，我往往看到她脸色苍白，示意要我停止；她抛开暂时的烦恼，向他伸出手去。有时凯切尔很感动，但他仍强作镇静，竭力表示实际上他并不在乎，他准备和解，不过，很抱歉，他还是会继续争论……

    这种谴责和退让的友谊，它们那反常的、摇摆不定的关系，本可继续多年，但是新的情况使凯切尔的生活复杂化了，这种关系也急转直下地变了。

    他也有他的恋爱故事，它正如他一生的一切那么奇怪，把他迅速地拖进了无法自拔的家庭的泥沼。

    凯切尔的生活本来非常简单，他像无牵无挂的大学生在人间漂流，只有一些起码的需要，现在这一切突然变了。他的家中出现了一个女人，或者不如说，他有了个家，因为那儿有了个女人。这以前谁也不能想象凯切尔会结婚，会有自己的家庭，他放浪不羁，随随便便，走路时吃东西，吃饭时一边喝汤、吃牛肉，一边吸烟，晚上不睡在家中，以致康·阿克萨科夫取笑他，说“凯切尔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别人是用膳，他是吃东西”。可是现在他忽然有了一个窝，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小天地！

    事情是这样的。

    几年前，凯切尔每天要经过索科利尼基和巴斯曼街之间的一些偏僻胡同，他遇到了一个穷苦的、几乎衣衫褴褛的姑娘；她疲倦，忧郁，是从一家作坊打这条路回家去。她并不漂亮，显得胆怯、羞涩而且可怜；她的存在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谁也不会同情她。她是孤儿，没有一个亲人，多亏基督的照顾，给收容在分裂派教徒的隐修所中，长大之后，便去做苦工，一个人无依无靠地在世上过活。凯切尔开始与她攀谈，叫她不要怕他，向她询问她悲苦的童年，那痛苦的经历。他是第一个给予她同情和温暖的人，她也用全部的真诚对待他。他的生活是孤单乏味的，尽管他经常与朋友们饮酒作乐，高谈阔论，还不时出入莫斯科的大剧院和巴扎诺夫的咖啡馆，他的内心是空虚的；当然，他不承认这一点，甚至对自己也不承认，但那是无法掩盖的。这朵无人注目的可怜的花，自己落到了他的怀中，他把它接住了，没有考虑后果，可能也没有把这件事看得怎么重要。

    在妇女眼中，文化程度高的上等人总是具备一定的当选资格的，比这低一等的阶级也自然被认为是活该牺牲的。对这一切我们谁也不以为奇……因此大概也没有人会提出指责。

    孤儿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凯切尔。这也难怪，她是在分裂派的隐修所中长大的，她从那儿带来了狂热的献身精神，偶像崇拜，坚定不渝的信念和无边的忠诚。她所爱和所尊敬的一切，所畏惧和服从的一切：基督和圣母，圣徒和灵验的神像————这一切现在都集中到了凯切尔身上，他是第一个怜悯她和爱护她的人。这件事是半公开的，秘密的……他们不敢把它公之于众。

    ……她生了一个孩子，当时她病得很重，孩子死了……可以巩固他们关系的纽带断了。凯切尔对谢拉菲玛变得冷淡了，不大与她见面，最后抛弃了她。这个腼腆的女孩子“不会轻易了却相思债”22，这是可以断言的。除了这爱情，她在世上还有什么可以指望的呢？除非跳进莫斯科河。可怜的姑娘白天干完了活，披着单薄的衣衫，不顾天气阴霾，冒着寒冷，走到通往巴斯曼街的路上，等待几个小时，只为了见他一面，目送他经过，然后回家，整夜啼哭；她大多躲在墙角边，但有时也向他问候，与他搭讪几句。只要听到一两句亲切的答话，她就惊喜若狂，快活地跑回家中。关于自己的“不幸”，自己的爱，她羞于启齿，也不敢讲。这样过了两年多。她默默地、毫无怨言地忍受着自己的命运。1845年，凯切尔迁移到了彼得堡。这太痛苦了。甚至在街上也看不到他，在远处也望不见他，不能目送他经过，只知道他在七百俄里以外，在异乡客地，却不知道他身体可好，有没有遇到什么灾祸————这是她无法忍受的。她告贷无门，只得一戈比一戈比地积钱，把全部意志集中在一个目标上，这样过了几个月，她终于动身到了彼得堡。疲倦不堪、又瘦又饿的她，找到了凯切尔，哀求他不要抛弃她，要宽恕她，此外她一无所求，她会给自己找到一个栖身之所，她会去做苦工，过贫困的生活，只要能与他待在一个城市里，有时可以见他一面。直到这时，凯切尔才完全明白，在她的胸膛里跳跃着怎样一颗心。他感到震惊，喘不出气。怜悯和悔恨，以及意识到自己在这么被她爱着的心情，改变了他所扮演的角色。现在她可以留在他这儿了，这就是她的家，他就是她的丈夫、朋友和保护人。她的理想实现了；那些阴冷的秋夜过去了，可怕的旅途忘记了，那嫉妒的眼泪，悲痛的饮泣，再也不会有了：她已与他在一起，从此不再分开。在凯切尔回莫斯科以前，没人知道这故事，除了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如今不能掩盖，也不必掩盖了，我们两人和我们的全体朋友，都张开了双臂，迎接这个完成了英雄业绩的腼腆孩子。

    这位姑娘充满着爱，怀着毫无保留的忠诚和驯顺，然而正是她给凯切尔造成了无穷的危害。她身上存在着无产者————尤其是俄国的无产者的一切美德和一切祸患。

    从我们来说，我们带给她的危害也几乎与她带给凯切尔的一样多。

    然而双方都是无意识的，在主观意图上是绝对纯洁的！

    她终于毁坏了凯切尔的生活，正如孩子在好好的画面上乱涂，自以为是在美化它。在凯切尔和谢拉菲玛之间，在谢拉菲玛和我们小组之间，存在着可怕的深渊，而且两岸峭壁嶙峋，既无桥梁，也无渡口。我们与她属于人类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两种结构形态，世界史上不同的两章。我们是新俄罗斯的子弟，来自大学和研究院，那时正向往西方的政治光辉，在宗教上不信神，公开反对教会；她却是在旧礼仪派的隐修所，在彼得前的俄国长大的，充满了分裂派教徒的狂热信念，怀着秘密教派的一切偏见，向往着俄国古代光怪陆离的生活方式。她吃尽辛苦，才把断裂的绳子重新结在一起，因此牢牢握住这个结不放。

    凯切尔已经无法逃脱，他也不想逃脱。他为过去责备自己，真心想悔过自新。谢拉菲玛的行动令他神往，使他折服，他知道，现在轮到他做出牺牲了；他的天性本来非常正直高尚，他把这种牺牲看作赎罪，毫无怨言。然而他只知道它物质的一面：忍受生活中实际的限制；至于另一方面：一个老大学生怀着席勒的理想，与一个女人同居，可是对于这个女人，不仅席勒的世界，而且一切文化世界，世俗教育的世界，都是不存在的————这种矛盾，他却从未想到过。

    不管怎么说，“门当户对”的格言是完全正确的，不相配的婚姻在结婚时已播下了不幸的种子。这句话包含着许多愚昧的、傲慢的、资产者的东西，但它的实质是不错的。一切不相称中最坏的莫过于修养的不相称，唯一的挽救办法就是互相教育；但这需要两种罕见的才能：需要一方善于教育，另一方善于接受教育，这样才能一人在前引路，另一人在后跟随。然而胜利的往往是没有修养的人，沉浸在家庭琐事中，此外别无其他爱好和兴趣的人；对方给弄得昏昏沉沉，在疲劳中屈服了；不知不觉，他变得庸俗了，狭隘了，他觉得不自在，但无形的网已把他捆住，他只得安于现状。时常还有那种情况，即双方势均力敌，于是同居变成了长期的斗争，永恒的角力，两人的关系便固定在这种状态，一方要向上拉，另一方要向下拉，即维护原来的立足点，双方就这么无休无止地进行着无益的努力。这种势均力敌的斗争可以吞没生命，最坚强的性格也会给弄得筋疲力尽，终于在路上倒毙。但首先倒下的总是修养高的一方；他的审美感情在这种二重结构面前受到了深刻的侮辱，那些光辉灿烂的美好时刻给破坏了……狂热的人总是要求大家不仅接近他们，也与他们保持同样的思想和同样的宗教观念。这可以说是一种偏执心理。对于他们，在家中吸收新教徒是他们的传道和宣传工作的继续；如果别人不理解他们，尤其是不愿理解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幸福感便破灭了。

    对成熟的妇女进行补课，是非常困难的，在同居不是爱情关系的开始，而是它的终结的场合，尤其困难。那种由一时的轻薄、草率开端的关系，很少能超越卧室和厨房的范围。共同的家庭建立太迟了，这里已谈不到学习，除非有什么可怕的灾祸惊起了沉睡的、但还能苏醒的心灵。大多数小妇人23永远不会变“大”，永远不会同时既是妻子又是姐妹。她或者是情妇兼卖淫妇，或者是厨娘兼情妇。

    同居在一所屋子中，这件事本身就是危险的，婚姻的一半即在这上面毁灭。两人厮守在一起，彼此这么接近，什么都一览无余，毫无遮盖，于是花冠上的花在不知不觉中一朵朵凋谢了，那诗情画意也消失了。但教育程度相等，还能在许多方面弥补这种缺陷。如若不然，空闲的时间又太多，没有那么多废话好讲，也不能天天商量家务或谈情说爱，这时，如果这个女人是介乎姬妾和女仆之间的一类人物，是肉体上接近而思想上疏远的那种人，那么能把她怎么办呢？白天不需要她，她却非在这儿不可；丈夫关心的事，她无从关心，丈夫不关心的流言蜚语，她却对他喋喋不休。

    没有受过教育的妇人与受过教育的丈夫一起生活，使我想起大利拉和参孙24：她可以使他丧失力量，他却永远无法在她面前自卫。哪怕用饭很迟，哪怕十点就上床，在用饭和上床之间还是隔着一大段时间，这时你既不想再做什么，又不想睡觉，而衣服已经清点过了，账目也审查过了，于是就在这几个钟头，妻子把丈夫拉进了烦琐的事务中，拉进了自寻烦恼、说长道短和搬弄是非的世界。这不能不留下痕迹。

    有的夫妇教育程度不见得相等，但是同居关系维持得不坏，这是考虑到舒适，考虑到家庭需要，我几乎得说，考虑到卫生的需要。有时这是劳动协作，一种双方都满意的互助；在大多数场合，妻子是作为护士，作为勤劳的主妇存在的，正如蒲鲁东对我说的，这是“为了能吃到精美的菜肴”。古代的法学公式一点不假：“由于共同寝食”25————要不是同吃同住，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分手了。

    这种实用的婚姻，几乎可算得最佳婚姻。丈夫每天干自己的事：教书，做买卖，上衙门，上事务所，坐店堂；妻子每天料理衣着食物。丈夫回家累了，一切都已为他准备就绪，天天有条不紊，按部就班，他们便这么沿着父母的脚印，走向墓园的大门。这现象是纯粹都市式的，26在英国比在别处尤为常见。这是那种小市民的幸福生活，是法国舞台上的道学先生们所鼓吹的，也是德国人所梦寐以求的。在这里，大学毕业后过了一年，就可与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相安无事；在这里，双方分工合作，相敬如宾。丈夫，尤其是有产者，成了人民心目中所谓的“主人”，自己的太太的“当家人”。由于这样，也由于相沿成习，他可以高枕无忧：每个女人始终是靠人养活的女人，不是靠外人养活，就是靠丈夫养活。她知道这个道理：

    吃谁的面包，

    就唱谁的歌。

    但是哪怕这种婚姻也有它一致的精神，共同的观点，统一的目标。凯切尔没有自己的目标，他当不成“主人”，同样也当不成教育者。他甚至不能与谢拉菲玛斗争————她反正总是让步。他的叫喊和暴躁的脾气使她害怕。尽管她的感情很发达，她的理解能力还是愚钝而迟缓的，头脑也不灵敏，正如我们在完全不习惯于抽象思维的人们身上常见到的那样，这也是彼得以前的时代的特色之一。与自己的“亲人和心肝”住在一起，她就什么也不指望，什么也不怕了。况且有什么好怕的？怕贫穷？难道她的一生还不够穷？难道她没有忍受过饥寒，不是从穷苦和屈辱的生活中熬过来的？怕劳动？难道她没有在工场里，为了几个铜板从早到晚地劳动？怕争吵，遗弃？是的，后者是可怕的，非常可怕；但她已经什么都听他支配，哪怕真的要与她争吵也办不到了；他的怪脾气，她也能忍受，甚至打骂，她也决不反抗，只要她相信他至少还爱她，还不想与她分手。他也确实不想，这除了其他，还有一个新的原因。谢拉菲玛凭自己的爱心清楚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她隐隐约约意识到，她不可能完全满足凯切尔的要求，因此便用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心弥补她所缺少的一切。

    凯切尔已经四十出头。他从未享受过舒适的家庭生活，一生几乎就像吉尔吉斯人一样过着游牧生活；他没有家私，也不想有，家中没有任何设备，也不要求有。现在一切慢慢改变了，他的周围出现了一张关切和殷勤的网，当他高兴的时候，他可以看到孩子似的笑容，当他扬起眉毛的时候，他会看到惊慌和眼泪；而且从早到晚，天天如此。凯切尔待在家中的时间多了————老是丢下她一人有些于心不忍。况且，她的绝对驯服和我们越来越多的对抗，这二者的差别，他不能不一目了然。他发脾气时，即使毫无道理，谢拉菲玛也能逆来顺受，像女儿一样温柔，用笑容掩盖着眼泪，没有一句怨言，等待着暴风雨的过去。

    谢拉菲玛像奴隶一样唯命是从，战战兢兢，随时准备淌着眼泪吻凯切尔的手，这对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退让助长了褊狭情绪。

    泰莱丝27，可怜而愚蠢的泰莱丝·卢梭，难道没有使人类平等的预言家变成鼠目寸光的小市民，以致无时无刻不在斤斤计较自己的尊严？

    谢拉菲玛对凯切尔的影响，论性质与狄德罗指责泰莱丝的完全一样。卢梭生性多疑，但在泰莱丝的影响下愈演愈烈，变得气量狭小，吹毛求疵，与一些朋友争争吵吵，虽然她是无意识的，没有什么意图。泰莱丝从来不肯认真读书，从来连几点钟也弄不清楚，可是对卢梭的多心病，她却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使它变成了精神失常的忧郁症。

    早晨，卢梭去看霍尔巴赫；仆人正在准备早餐，摆了三份餐具，这是给霍尔巴赫夫妇和格林的；谈话中谁也没留意这事，除了让·雅克。他拿起了帽子。“别走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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