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也就是说，眯缝着眼睛，笑得连嘴巴也合不拢了。

    “将军，”我最后说，“我不知道，甚至无法相信，斯特罗戈诺夫的呈文已转给皇上。”

    杜贝尔特打了铃，吩咐把我的“案卷”拿来，同时对我殷勤地说：

    “伯爵和我向您建议的那条获得护照的途径，我们认为是最可靠的。如果您有更好的办法，也不妨试试。您放心，我们决不会从中阻挠。”

    “列昂季·瓦西里耶维奇说得一点不错。”一个阴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了起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萨赫迪斯基，五年前他也在这个第三厅接见过我，只是现在头发更白，人也更老了。“如果您想走，我劝您还是照他的意见办好。”

    我向他道了谢。

    “瞧，案卷来了。”杜贝尔特说，从官员手中接过了一大叠公文（要是让我全部看一遍那该多好啊！1850年我在巴黎卡利埃3的办公室中看过我的“档案”，把它们对比一下一定是很有趣的）。他翻了一阵，打开一页给我看，这是收到斯特罗戈诺夫的报告，要求批准我到德国矿泉疗养六个月之后，本肯多夫的签呈。页边写着大大的铅笔字：“尚早”，铅笔字上涂了光釉，下面是钢笔写的一行字：“皇上御批‘尚早’。亚·本肯多夫伯爵”。

    “现在您相信了吧？”杜贝尔特问。

    “相信了，”我回答，“我也相信您的话，所以明天就回莫斯科。”

    “您可以玩几天，警察现在不会打扰您了，您走以前再来一下，我让您看给谢尔巴托夫4的信。再见，祝您一路顺风，如果我们不再碰头的话。”

    “一路顺风。”萨赫迪斯基跟着说。

    不用说，我们是在友好的气氛中分手的。

    回到家中，正好警察所长要找我，大概是第二造船厂区的警察所。他问我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晚上。”

    “哦，好像……我以为……将军说是今天呢。当然，总监大人会同意延长一天的，您让我请示一下，好吗？”

    “可以，可以，那么您先把通行证给我吧。”

    “等我在所里写好后，过两小时送给您。您打算坐谁的车走？”

    “坐谢拉平的车，如果有座位的话。”

    “很好，万一没有座位，劳驾通知我一声。”

    “可以。”

    晚上警察又来了，所长要他通知我，不能发给我通行证，要我明晨八时去见警察总监。

    这又是什么玩意儿，这么麻烦！我未能准时到达，但还是在早上赶到了警察总监的办公厅。所长在那儿，他对我说：

    “您不能走，第三厅有公文来了。”

    “什么事？”

    “不知道，将军不让发通行证给您。”

    “办公室主任应该知道吧？”

    “他当然知道。”他向我指指另一间屋子中的一个上校，那人穿着制服，挂着军刀，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

    “不错，”他说，“我们收到了公文，这就是。”他看了一遍，把它递给我。杜贝尔特写道，我完全有权前来彼得堡，要待多久就待多久。

    “因此你们才不放我走？对不起，我实在觉得好笑，昨天总监大人不准我留下，要赶我走，今天又不准我离开，原因不过是因为公文上说，我要待多久就可以待多久。”

    事情很明显，连这位上校秘书官也不禁哈哈大笑了。

    “我已经在驿车上定了两个座位，为什么要白花钱？您还是吩咐给我开通行证吧。”

    “不成，我得请示将军。”

    科科什金命令给我发通行证。他走过办公室时还责备我道：

    “您这是算什么，一会儿要留下，一会儿要走。要知道公文上说您可以留下呢。”

    我一声也没回答他。

    晚上，我坐上马车出了城。我重又看到了森林中一望无际的大道，一直通到十字路站。我望望天空，在心中真诚地宣誓，再也不踏进这个城市，这个由蓝色的、绿色的、杂色的警察横行霸道的城市，这个杂乱无章的警察天地，这个奴才扬眉吐气、宪兵志得意满的地方，这儿只有杜贝尔特还差强人意，但他也是第三厅的头子。

    谢尔巴托夫勉强给奥尔洛夫回了信。他的秘书不是上校，是一个虔诚派牧师5，他因我那些文章恨我，因为我是“无神论者和黑格尔主义者”。我亲自找他商量。这位教士秘书用甜蜜的嗓音，像做祷告似的向我说，总督对我一无所知，他毫不怀疑我崇高的品德，但理应向警察总监查询一下。他是想拖延时间，而且这位先生是不要贿赂的。俄国官场中最可怕的就是这些奉公守法的君子；在我们这儿也只有德国人才天真得无法收买，如果是俄国人却不要钱，那么他一定要你别的东西，而且肯定是个不好对付的大坏蛋。幸亏警察总监卢任对我的印象还不坏。

    过了十来天，我回家时在门口遇到了一个宪兵。在俄国，警察的光顾就像瓦片落到了脑袋瓜上，因此我怀着紧张的心情等他开口。他递给我一封公文，奥尔洛夫伯爵通知我，皇上已批准撤销对我的监督。这样，我也获得了领取出国护照的权利。

    为我高兴吧！我获得了自由！

    获得了远走他乡的自由！

    这会不会是梦中的幻景？

    不会！明天付了护照费，

    我就可以登上驿车，

    从一站飞到另一站。

    我要走了。在那儿将遇见什么？

    我不知道！我有的只是信心！

    然而未来仍是茫茫一片，

    天知道，它将给我什么！

    我惶恐地站在欧洲的大门前，

    心头充满了热烈的期望，

    还有那模糊的憧憬，

    但朋友，我仍在怀疑中

    频频摇动愁容满面的头。

    …………………………

    （《感怀》第二卷）

    “……六七辆三驾马车直送我们到黑土站，我们在那儿最后一次碰了杯，然后含着眼泪告别了。

    “天已黄昏，马车开始在雪地上吱吱滑行，你们依依惜别，目送着远去的我们，但决不会想到这是送葬，是永诀。大家全到了，只缺少一个人————那个好友中的好友，唯独他病了，不能送行，仿佛为了免得看到我的离开。

    “这是1847年1月21日。”6

    十天后，我们到达了国境线。

    ……军士把护照交还了我；一个瘦小的老兵戴着笨重的高筒军帽，军帽上遮着一块漆布，提着异常大、异常重的步枪，拉起了拦路木；一个小眼睛、大颧骨的乌拉尔哥萨克牵着矮小的马，马身上的毛乱糟糟的，挂满了冰锥儿，他走到我跟前，祝我“一路平安”；车夫是犹太人，又脏又瘦，脸色煞白的，脖子上围了四道破布，登上了驾车座。

    “再见！再见！”我们的老朋友卡尔·伊万诺维奇7说，他是送我们到塔乌罗根的。接着塔塔8的乳母，一个美丽的农妇，也满面泪痕地与我们道了别。

    犹太人拉了拉马，车动了，我回头探望，拦路木放下了，风从俄国挟带着雪吹向大路，把哥萨克的马吹得尾巴和鬣毛都斜向了一边。

    乳母穿着长袍和坎肩，仍在后面望着我们啼哭；佐年贝格，这个老家的缩影，我童年时起就熟识的可笑人物，挥着绸手帕；周围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地。

    “再见，塔季扬娜9！再见，卡尔·伊万诺维奇！”

    看到界标了，界标上是飘满雪花的瘦瘦的单头鹰，它张开了翅膀……好得很————少了一个头10。

    再见吧！

    1 1841至1856年的俄国内务大臣。科科什金是当时的彼得堡警察总监。

    2 图奇科夫（1775——1858），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俄国将领。

    3 卡利埃（1799——1858），法国第二共和时期的巴黎警察局长。

    4 1844至1848年的莫斯科总督。

    5 虔诚派是17世纪后流行于德国的路德宗教派，信徒均为德国人，怀有狂热的宗教信念。

    6 引自本书第五卷第三十五章《西方小品》之一《梦》。“好友中的好友”指奥加辽夫。黑土站是莫斯科通往彼得堡的大道上的第二个驿站，送行者一般到此告别。

    7 即佐年贝格。

    8 赫尔岑的大女儿，名纳塔利娅，出生于1844年。

    9 即塔塔的乳母。

    10 鹰徽是普鲁士的国徽，双头鹰是帝俄的国徽（鹰徽本来是欧洲各君主国普遍采用的国徽，据说俄国吞并波兰后，加上了一个头，表示两国的合并，也有说这是伊万三世于1472年开始使用的，因为他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以此表示俄国要继承拜占庭帝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