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省政府————我处在自己的监视下————神灵派和保罗————地主与地主太太们的家长统治————阿拉克切耶夫伯爵与军屯制度————骇人听闻的审讯————辞职

    我动身前，斯特罗戈诺夫伯爵对我说，诺夫哥罗德省省长埃尔皮季福·安季奥霍维奇·祖罗夫在彼得堡，他向他谈了我的任命，劝我拜访他一下。我发现这是一个相当直爽、相当和善的将军，具有军人的仪表，身材不高，正当中年。我们谈了半个小时，他殷勤地送我到门口才分别。

    到了诺夫哥罗德，我便去拜访他，想不到环境的改变会发生如此惊人的作用。在彼得堡，省长是客人，在这儿是主人；他的身材在诺夫哥罗德似乎也变高了。我根本没有惹他，他却认为必须向我说明，他不允许参议发表意见，或者在公文上保留自己的观点，这于公务不利，如果有分歧，可以商量，一旦不能统一，那么双方必有一方应该辞职。我笑了笑回答他，我是不怕辞职的，辞职是我任职的唯一目标，并且告诉他，我到诺夫哥罗德当官是迫不得已，无可奈何，我大概不会有机会发表意见的。

    这次谈话对双方都完全够了。我离开时，决心不与他接近。据我看，我给他的印象与他给我的印象同样坏，就是说我们虽属泛泛之交，认识不久，彼此的不能容忍却已达到极限。

    当我了解省政府的工作情况后，我看到我的处境不仅很糟，而且非常危险。一个参议非但要负责一个处，还要分担其他各处的责任。把各部门的公文全部看一遍是绝对不可能的，只得凭信任签字。好在省长忠于自己的主张，参议永远只能参而不议，某处的公文经该处的参议一签字，省长首先也签上了大名。这于理不合，也违反规定，但对我个人而言，这很有好处，他的签字为我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因为他已分担了责任，何况他常常郑重其事宣称，他一向光明磊落，像罗伯斯庇尔一样铁面无私。至于其他参议的签字，我是不大放心的。这些人都是久经考验的老狐狸，在衙门里混了几十年，才爬上参议的位置，要靠当官，也就是靠贿赂生活。责怪他们是多余的；我记得，一个参议一年的薪俸是一千二百纸卢布，这点钱不够一个有家的人开销。当他们看到我既不会参加他们的分赃，自己也不想捞钱，我在他们眼里就成了不受欢迎的客人和危险的目睹者。他们不大乐于接近我，特别是看到我与省长之间关系并不融洽。他们互相包庇，沆瀣一气，而对我毫不理会。

    再说，万一出事，不论罚款和退赔的数目怎么大，我那些可敬的同行也不怕，因为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可以冒险，案子越大越好；退赔五百卢布或五十万卢布，对他们反正一样。逢到退赔，便把薪金的一部分扣还国库，哪怕延长到二百年、三百年也无妨，如果官员也能这么长寿就好了。通常不是他寿终正寝，便是皇上御驾归天，于是新皇登基，大赦天下，赔款终于一笔勾销。这种恩赦并非罕见，皇帝生前也常有，如皇子诞生、成年等等，机会不少；它们是官员们的希望所在。但我相反，我有田地，还有父亲分给我的资产，一旦出事便可没收一部分。

    如果我可以依靠自己的科长们，情况会好一些。但不论我怎么笼络他们，客气地对待他们，在金钱上接济他们，结果只是使他们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们只怕当他们小厮看待、半醉半醒来上班的参议们。这些可怜的小人物，没有受过一点教育，没有任何希望，他们一生的乐趣只限于小酒店和伏特加。因此我在自己的处里也得多加小心才是。

    起先省长分配我负责第四处，这是管捐税和各种财务的。我要求他换一下，他不肯，说他不得到其他参议的同意，无权调动。我当着省长的面，问第二处参议，他同意，于是我们对调了。第二处是不太吸引人的，那里管身份证和各种通告，处理地主滥用权力、分裂派教徒、伪造货币犯以及由警察监督的管制分子等等的案件。

    不能想象比这更荒谬、更不合理的事了，我相信，四分之三的读者读到这里也会怀疑，1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作为省府第二处的参议，要审阅警察局长就我本人情况所作的三个月一次的汇报，因为我是处在警察的管制下。警察局长出于礼貌，在操行栏什么也没填，在职业栏写的是：“在国家机关供职”。有了两三种互相敌对的警察系统，用公文程式代替法律，用班长的纪律观念代替政府的理智，这就难怪事情会发展到如此荒谬绝伦的地步。

    这本糊涂账使我想起一件事，它几年前发生在托博尔斯克。当地的文职省长与副省长不和，利用公文大打笔墨官司，写了各种尖酸刻薄的公函送给对方。副省长是个迂腐的冬烘先生，教会学校出身的老好人，喜欢舞文弄墨，总是绞尽脑汁亲自草拟尖刻的复函，看来已把这场争吵当作自己的生活目的。省长刚好有事，临时去了彼得堡。副省长代理他的职务，于是作为省长，他收到了他本人昨天发出的恶毒公函；他毫不犹豫，命令秘书答复，在复文上签了字；而作为副省长，他收到公文后又立即聚精会神编写复函，对作为省长的自己大肆攻击。他认为，这是他大公无私的表现。

    我在省政府受了半年罪，日子很难过，非常枯燥。每天早上十一点钟，我穿好制服，挂上文官佩剑，前去上班。十二时省长驾到，看也不看一眼参议们，直奔对面墙角，放下军刀，然后瞧瞧窗外，理理头发，走向自己的安乐椅，朝大家一鞠躬。跟随他的是一个骑兵司务长，这人留着两撇骇人的白胡子，与嘴唇正好构成直角；司务长总是先到，他刚庄严地把门打开，办公厅内刚听到军刀的铮铮声，参议们立即肃然起立，弯腰站着，直等省长鞠躬后始得坐下。我的无法无天的最早表现之一，便是我没有参与这种集体肃立和专诚恭候的大典，却安心坐着，等他向我们鞠躬时才向他答礼。

    激烈的争论和相持不下的意见都是没有的。参议极少事先向省长探询高见，省长更少向参事垂询案情。每人面前都堆着一叠公文，每人要做的便是在公文上签字————这是制造签字的工厂。

    想起塔列朗2的名言，我办公并不特别卖力，得过且过，但求无过，不致引起麻烦即成。但在我的处里有两类事，我认为我不应敷衍塞责，这就是关于分裂派教徒和地主滥用权力的事。

    我们的分裂派教徒并不经常遭到迫害，但是一旦主教公会或内务部心血来潮，就会对某个教派或某个村社发动突然袭击，弄得人们倾家荡产，然后不了了之。分裂派教徒通常都有消息灵通的代理人驻在彼得堡，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通风报信，于是当地人马上收集款子，把书和神像藏好，请东正教神父和东正教县长大吃大喝，付一笔赎金；这样又可太平十来年。

    在诺夫哥罗德省，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有不少神灵派教徒3。他们的教主是一个老人，驿站车夫的头领，大约住在扎伊采沃，享有极高的威信。保罗一世到莫斯科举行加冕礼时在途中召见老人，可能想感化他。神灵派教徒像贵格会4信徒，不肯脱帽；白发老人便戴着帽子觐见加特契纳的皇帝。这使他受不了。保罗和他的儿子们，除亚历山大以外，都特别注重细小的礼节，喜欢挑剔。他们手握生杀大权，可是甚至不如野兽，野兽还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因此大狗决不会任意欺侮小狗。

    “你是在谁面前，还戴着帽子？”保罗大发雷霆，怒不可遏，气喘吁吁地嚷道，“你认识我吗？”

    “认识，”分裂派教徒镇静地回答，“你是保罗·彼得罗维奇。”

    “把他铐起来，送到矿山上服苦役！”保罗继续叫嚷，不愧是个骑士！5

    老头儿入了狱，皇上下令从四周放火焚毁村庄，把村民送往西伯利亚定居。到了下一站，他的一个心腹大臣跪在他脚下，说自己罪该万死，没有执行圣上的旨意，恭请陛下三思。保罗有些清醒了，他明白，烧毁村庄，不经审判把人送往矿山，这种事传扬出去，势必引起舆论的不满。他命令主教公会查明农民的案件，把老头儿送往斯巴索-叶夫菲米修道院终身监禁。他认为，东正教僧侣对他的折磨会比苦役更厉害，但他忘了，我们的僧侣不仅是东正教徒，也是贪婪嗜酒的俗人，可是分裂派教徒一不喝酒，二不吝惜金钱。

    神灵派公认老头儿是圣徒，他们从俄国各地赶来朝见，买通了寺院向他参拜。老人端坐在斗室中，穿一身素白衣裳，他的信徒们把周围的墙壁和屋顶都蒙上了麻布。他死后，他们请准把他葬在家乡，庄严地抬着他的遗体从弗拉基米尔走到诺夫哥罗德省。只有神灵派教徒知道他的葬地；他们相信，他生前已有了创造奇迹的能力，他的身体是不朽的。

    这一切一部分是弗拉基米尔省长伊·艾·库鲁塔讲的，一部分是诺夫哥罗德的驿车夫讲的，还有一部分来自斯巴索-叶夫菲米修道院管理权杖的修士。现在这个修道院中已没有政治犯，但监牢内仍关满了各种教士、信徒和遭到父母控告的忤逆儿子等。修士大司祭曾带我们参观监狱院子，这人肩膀宽阔，身材魁梧，戴一顶皮帽。他一进门，拿枪的军士立即上前禀报：“报告司祭大人，监狱中一切平安无事，犯人现有若干”。大司祭便向他祝福————真是咄咄怪事！

    关于分裂派教徒的案件，从性质看，最好根本不再提起它们，因此我看过后便把它们搁在一旁。相反，地主滥用权力的案子，却必须切切实实重新审理；我用尽一切力量，在这片沼泽中取得了若干胜利，从迫害下解救了一个年轻姑娘，也使一个海军军官受到了管制。这可以说是我任职以来的唯一成绩。

    一个太太有个使女，可是没有任何证件可以证明后者是她的农奴，使女要求恢复她的自由权。我的前任很聪明，裁定在判决前她仍应完全听从地主太太的支配。这公文得由我签字，我找省长，向他指出，在姑娘提出申诉之后，仍把她留在太太家中，她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那把她怎么办呢？”

    “关在警察局中。”

    “生活费由谁负责？”

    “由地主太太负责，如果判决她输了的话。”

    “如果不呢？”

    这时正好省检察官来了。按社会地位，按职务关系，按制服的纽扣看，检察官总是省长的仇人，最低限度，要处处与他抬杠。我故意当着检察官的面把事情谈下去。省长开始生气了，说这种案子根本不必多费唇舌。检察官虽然对申诉者的命运漠不关心，但马上站在我一边，从法典中搬出了五花八门的十点根据。省长实际上更不关心，带着嘲笑对我说：

    “反正办法只有一个：或者交给太太，或者送进监狱。”

    “当然送进监狱好一些。”我说。

    “这也比较符合法规的精神。”检察官说。

    “那就照您的意思办吧。”省长说，讥诮的笑容更多了。“您保护了她，过几个月她出狱之后会报答您的。”

    我不再继续争论————我的目的只是要搭救这个姑娘，摆脱地主家的压迫。我记得，两三个月以后，她完全获得了自由。

    在我的处没有解决的案件中，有一件比较复杂，公文往来已拖了几年，这是关于一个退伍海军军官斯特鲁戈夫希科夫在自己领地上胡作非为的案子。起先原告是他的母亲，后来农民也告了状。他与母亲还能和解，可是对农民他却反咬一口，说他们企图谋害他，但又提不出任何确凿证据。不过从他母亲和仆役们的指控中，可以看出这人残暴成性，无所不为。这案子在衙门里睡了一年多，反正调查和不必要的公文程序可以无限期进行，最后不了了之，归档完事。要判处他接受监督，必须呈报枢密院，但要呈报枢密院，首先要得到首席贵族6的同意。首席贵族对这类事一般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因为不肯牺牲选票。这件事能否成功完全靠我的决心，但需要首席贵族决定性的最后一击。

    诺夫哥罗德省的首席贵族参加过1812年的民军，得过弗拉基米尔勋章，为了炫耀自己博学多才，见了我总要用卡拉姆津以前的那种文绉绉的语言讲话。一天，他指着诺夫哥罗德贵族为表彰他们自己在1812年的爱国行为而建立的纪念碑，感慨系之地说道，首席贵族的责任可以说既艰巨，又神圣，又值得自豪。

    这一切正好供我利用。

    首席贵族为一个教士发疯的事到省里作证人。各位法庭庭长提了形形色色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愚蠢可笑，使疯子也有权对他们说，他们自己的头脑也不见得正常。当问题提完，教士终于被确认为精神错乱之后，我把首席贵族拉到一边，向他谈了我的案件。他耸耸肩膀，表示愤慨和惊骇，最后认为海军军官是彻头彻尾的坏蛋，“玷污了诺夫哥罗德贵族社会的崇高声誉”。

    “我想，”我对他说，“如果向您查询，您一定也会这么签署意见吧？”

    首席贵族措手不及，只得答应照良心讲话，最后并说：“公正和诚实是俄罗斯贵族必然具备的属性。”

    虽然对这些属性之是否必然具备，我还不无怀疑，我仍着手办理了；首席贵族没有失信。案件呈报了枢密院；我记得很清楚，枢密院的命令送到我的处里时，我高兴得心花怒放：海军军官的领地交政府托管，他本人则由警察管制。海军军官本以为案子已经了结，在诺夫哥罗德听到枢密院的命令，简直像晴天霹雳。马上有人告诉了他全部的内情，他气得发疯似的，打算伺机揍我，收买了几个纤夫，埋伏在街头，但由于不习惯陆地作战，他终于悄悄溜走，躲到一个县城去了。

    可惜在我们的贵族身上，对仆役和农民的野蛮、淫乱和暴虐等等“属性”，比起公正与诚实，更加“必然具备”。当然，少数几个受过教育的地主不会从早到晚与仆人打架，也不会每天鞭打他们，然而即使这些人中也不乏“佩诺奇金之流”7，至于其他人，那么离萨尔狄契哈8和美国种植园主就不远了。

    翻阅案卷时，我发现了普斯科夫省的一份公文，其中讲到一个女地主亚雷日基娜，她打死过两个使女，到第三个时受到了审问，但刑事法庭几乎宣判她无罪，理由之一是第三个使女没有死。这位太太发明了各种奇怪的刑罚，刑具有烙铁、多节的棍子和棒槌等。

    我不知道那位姑娘干了什么，但太太确实大显身手。她命她跪在木板上，木板是钉了钉子的，然后用棒槌毒打她的背脊和脑袋；她打累了，想叫车夫接替，正巧车夫不在仆役房，太太只得出外找他；姑娘痛得几乎昏迷，满身鲜血，只穿一件衬衣，她乘机逃到街上，躲进警察所。所长接受了申诉，案件照程序进行，警察和法院为此忙了一年；法院显然被收买了，一年后作了英明的判决：传见亚雷日基娜的丈夫，命他约束老婆，不准再使用那些刑罚，至于她本人，因无从证实两名使女系她打死，只得存疑，责令她具结不再重犯。根据这判决，不幸的姑娘必须回到太太那里————在案件审理时她躲在别处。

    姑娘对自己的前途充满恐惧，不断写状子申诉，事情闹到了皇帝那儿，他下令重新审查案件，并从彼得堡派出了一个官员。大概亚雷日基娜的资财有限，不够收买京城大员和宪兵队的审讯官，原判决被推翻了。女地主被遣送西伯利亚居住，她的丈...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