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我们脸红到了脖子上，不敢彼此看一眼；为了掩盖自己的窘态，我们要了茶。次日五点多钟，我们到了弗拉基米尔。不能浪费时间，我把新娘安置在一个有眷属的老官员家里，便赶紧去打听，一切是否已准备就绪。但是在弗拉基米尔，谁在替我准备呢？

    到处都不缺乏善良的人。在弗拉基米尔，当时驻扎着一个西伯利亚枪骑兵团，我与这些军官并不太熟，但有一个人，我常在公共图书馆遇见，与他点头招呼；他彬彬有礼，人也温和。过了一个月，他向我承认，他知道我，也知道我1834年的经历，他说他也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我离开弗拉基米尔时，想物色一个人替我办事，我想起了军官，便找到他，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他。他为我的信任所感动，握住我的手，答应一切照办。

    军官在等我，他全副武装；白领章，不带套子的高筒军帽，斜挂在肩上的子弹带，形形色色的穗带，什么也不缺少。他告诉我，主教已准许神父给我举行婚礼，但首先得查看出生证明。我把证明给了军官，又去找另一个年轻人，那人也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现在按照必须在外省服务两年的新规定，在省长办公厅供职。整日无聊得叫苦连天。

    “您想当傧相吗？”

    “给谁当傧相？”

    “给我。”

    “什么，给您？”

    “对，对，给我！”

    “好极了！什么时候？”

    “就在今天。”

    他以为我是开玩笑，但是当我匆匆忙忙把事情告诉他之后，他乐得跳了起来————在秘密婚礼上当傧相，凑热闹，可能还会受审问，这一切在毫无娱乐的小城市中太有趣了。他马上答应替我弄一辆马车，四匹马，还翻箱倒柜，看看有没有干净的白坎肩。

    离开他家后，我又遇到了我的枪骑兵，他抱住神父，坐在车上。你们想象一下：穿得花里胡哨、全副戎装的军官，带着又高又胖的神父，挤在又小又窄的马车上，神父的大胡须迎风飘拂，那件绸僧袍钩住了军服上各种无用的装饰品。单单这幅情景，不要说在弗拉基米尔通往金门的街道上，就是在巴黎的林荫道或者摄政王大街上，也足以吸引不少人观看呢。但枪骑兵没工夫想这些，我也以后才想到。原来这天是尼古拉日6，神父正在挨家挨户做祈祷，我的枪骑兵半路截住，把他抓上了马车。我们便一同去找主教。

    为什么还要打扰主教呢？我在这里把原因交代清楚。神父本来已经答应替我举行婚礼，到我临走前一天，忽然变卦，说未经主教批准，不能照办，因为他听到一些风声，有些害怕。不论我和枪骑兵怎样好言相劝，他坚持不肯。枪骑兵提议请他们团里的神父试一下。这神父没有胡髭，短头发，穿着下摆长长的常礼服，裤腿塞在靴筒里，寒碜地吸着士兵的烟斗。虽然我们的提议在细节方面他表示同情，但他拒绝替我主持婚礼，操着波兰白俄罗斯口音说，上面三令五申，不准他们替非军人举行婚礼。

    “可是我们不经批准，更严禁给人当证婚人和傧相呢，”军官对他说，“我还不照样当了。”

    “那不同，在上帝面前是另一回事。”

    “勇敢的人会得天助。”我对枪骑兵军官说。“我马上去找主教。再说，您为什么不申请批准？”

    “不必。团长会告诉他老婆，他老婆又会告诉别人。况且他也很可能不准批。”

    弗拉基米尔主教帕尔费尼是个聪明、严峻、粗犷的老人，雄才大略，与众不同；他本可以当省长或将军，据我看，他当将军比当教士更合适。但是机会不巧，他没有在高加索指挥军队，却管了一个教区。我从他身上看到的不是一个活的幽灵，倒大多是行政长官的气质。然而与其说他凶恶，不如说他严厉。正如一切能干的人一样，他对问题理解迅速，敏锐，如果谁对他废话连篇，或者不领会他的意思，他就会大发雷霆。跟这种人打交道，比跟温和的、但软弱无能的人打交道，一般说容易得多。我到达弗拉基米尔之后，按照外省的习惯，一天日祷后，曾专诚拜访过主教。他殷勤接待，祝福了我，还用鲑鱼款待我；最后请我有空常上他那儿坐坐，谈谈。他说他眼睛坏了，晚上不能看书。我去过两三回，他了解文学，知道一切新出的俄国书，也看杂志，因此我与他谈得很投机。尽管这样，我去叩主教府的大门时，心中仍不免惴惴不安。

    这一天天气炎热。主教大人帕尔费尼在花园中接待我。他坐在一棵绿叶成荫的大椴树下，摘下了僧帽，披着一头白发。体格端庄的大司祭光着秃头，站在烈日下，给他大声念文件；大司祭的脸晒成了紫酱色，大颗的汗珠不断从额上渗出，给太阳照得耀眼的白纸使他睁不开眼睛，可是他不敢移动一步，主教也不叫他走开。

    “请坐，”他对我说，一边画十字，“我们马上完了，这是我们宗教事务所的公事。念下去。”他又转身对大司祭说，那人用蓝手帕擦擦汗，别转脸清一下嗓子，重又往下念了。

    他念完后，帕尔费尼问我：“您有什么贵干？”一边把笔递给大司祭，后者利用这可靠的机会吻了主教的手。

    我把神父拒绝主持婚礼的事告诉他。

    “您有证件吗？”

    我给他看省里的许可证。

    “就这一份？”

    “就这一份。”

    帕尔费尼笑了。

    “新娘方面呢？”

    “有出生证书，结婚那天会带来。”

    “什么时候结婚？”

    “再过两天。”

    “那么，您找好住宅了？”

    “还没有。”

    “嗯，您瞧，”帕尔费尼说，一边把一根指头伸进嘴唇，钩住嘴巴，把它拉向面颊，这是他的怪习惯之一，“您是聪明人，读书很多，不过，糠秕骗不了老麻雀。您这事有点不大对头呢；既然您来找我，最好干干脆脆，把事情老实告诉我。这样我才能明确对您说，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总而言之，我的忠告对您还是不会有坏处的。”

    我认为我的行为光明磊落，因此全部告诉了他，当然略去了不必要的细节。老头儿仔细听着，不时看看我的眼睛。原来，他与公爵夫人是多年的朋友，有些部分他可以相信我讲的是实情。

    “我明白，我明白，”他听完后说，“那么让我出面，写封信给公爵夫人吧。”

    “您应该相信，一切和平办法都无济于事，任性，冷酷————这些已经根深蒂固。主教，我遵照您的要求，把一切报告了您，现在我得补充一句，如果您拒绝帮助我，那么，本来我不想声张，认为是光明正大的事，我只得秘密地、偷偷地花钱来办了。有一点我得向您声明，无论监狱或新的流放，都不能阻挡我。”

    “哎哟，”帕尔费尼说，站起身子伸了个懒腰，“好厉害，您还没给彼尔姆吓怕，还没吃够苦头呢。难道我说过不准您结婚吗？您尽管结婚，在法律上这没什么好挑剔的；当然，最好有家人或亲属到场。您那个神父，您请他来见我，我会开导他。不过有一点您得记住：新娘那边没有证件，您休想办这件事。什么‘无论监狱还是流放’，这都是废话，唉，谁想得到，现在这些人都变得这样！好吧，主与您同在，祝您成功，至于公爵夫人，她非跟我大吵不可。”

    这样，除了枪骑兵军官，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教区的主教大人帕尔费尼，也参与了我们的阴谋活动。

    这以前，我向省长要求批准的时候，根本没提我的结婚是秘密的，这是避免人们议论的最可靠办法，至于我的新娘到弗拉基米尔成亲，这再也自然不过，因为我被剥夺了外出的权利。再说，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们希望婚礼尽量不引人注目，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可是到了5月9日，我带神父面见主教时，一个见习修士对我们说，他一早就到城外的住宅去了，天黑前不会回来。这时已是晚上七点多，过了十点便不能举行婚礼，明天又是星期六。怎么办？神父不敢做主。我们只得找修士司祭，主教的忏悔师。司祭在茶里掺了罗姆酒，正喝得兴致勃勃，心情很好。我把事情同他讲了，他给我斟了一杯茶，坚持要我加罗姆酒。然后他掏出大银边眼镜，查看证件，又翻到背面，看有没有写什么，折好后交还神父，说道：“手续完全齐备。”神父仍犹豫不决。我对修士司祭说，如果我今天不能结婚，我会觉得非常失望。

    “为什么要延期，”修士司祭说道，“我会报告主教阁下；给他们举行结婚仪式吧，伊万神父，给他们办理————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阿门！”

    神父无话可说，动手写无血统关系证明了；我驱车去接纳塔利娅。

    ……当我俩坐的马车驶出金门时，本来给云朵遮没的太阳，向我们射出了最后一阵鲜红耀眼的光芒，气氛变得庄重而欢乐，我们不约而同出声喊道：“这是我们的傧相！”我记得她说这话时含笑握住我的手。

    驿站的小教堂离城三俄里，里边空空荡荡，没有唱诗班，也没点大吊灯。四五个普通的枪骑兵路过这儿，顺便进来看看便走了。老读经员用微弱的嗓音轻轻念诵经文，马特维含着兴奋的眼泪看我们，年轻的傧相们站在我们背后，捧着重甸甸的婚礼冠，这是弗拉基米尔驿站车夫结婚时戴的。读经员用颤抖的手把结合的银勺递给我们……教堂内逐渐暗了，那里只点着几支土蜡烛。这一切正因为单纯才显得优美，不同寻常————也许这只是我们的感觉。这时主教正好坐车经过，看到教堂的门开着，便派人查问，里边在干什么。神父一听，脸色有些发白，亲自出去回话，但过了不一会儿却满面笑容回来了，对我们说道：

    “主教大人祝福新郎新娘，吩咐鄙人传话，他将为二位向主祈求保佑。”

    我们回家时，秘密结婚的消息已传遍全城，太太们坐在阳台上等待，窗都打开了，我放下车窗玻璃，可惜暮色苍茫，不能让大家充分看清我的“美人”。

    到家后，我们与傧相和马特维喝了两瓶葡萄酒，傧相们坐了二十分钟便走了，于是我们又像在佩罗夫饭店一样，只剩了两人，一切显得这么自然，这么简单，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尽管后来整整几个月一直对此惊异不止。

    家里一共三间屋子。我们坐在客厅中一张小桌旁边，忘记了几天来的疲劳，谈到半夜……

    在婚宴上出现一大群人，我总觉得有些粗俗，不文雅，甚至不知羞耻。把爱情的帷幕过早揭开，让家庭的秘密袒露在冷漠的局外人面前，这是为了什么？一个可怜的姑娘以新娘的名义被当众展览，这时那一切陈词滥调的祝贺，鄙陋庸俗的举动，笨拙的暗示，对她该是多大的侮辱……没有一种纤细的感情获得宽容；豪华的合欢床，精美的夜礼服，不仅供宾客们啧啧赞赏，也成了一切庸夫俗子看热闹的目标。何况新婚生活的开始，本来是每一分钟都宝贵的，最好跑到没人的地方，越远越好，却偏偏要消磨在无休止的酒筵、虚掷精力的舞会和吵闹的人群中，这无异是对婚姻的嘲笑。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大厅中发现了两株玫瑰花和一大束鲜花。这是省长夫人尤利娅·费奥多罗夫娜送来的，她对我们的结合寄予了热烈的关怀。我拥抱和亲吻了省长家的仆人，然后又两人一起去向她道谢。由于新娘的嫁妆只有两套衣服，一套是路上穿的，一套是婚礼上用的，因此她只得穿结婚礼服出门。

    拜访尤利娅·费奥多罗夫娜以后，我们又到了主教府，老头儿亲自带我们走进花园，摘了一束花，告诉纳塔利娅，我怎样用自己的毁灭来威胁他，最后教导她怎样当家。

    “您会不会腌黄瓜？”他问纳塔利娅。

    “会。”她笑笑回答。

    “哦，我不大相信。不过这是一定得会的。”

    晚上我写信给父亲，劝他不必为既成事实生气，“因为这是上帝让我们结合的”，我要求他宽恕我，祝福我。父亲通常一星期给我写几个字，这次既没提早复信，也没推迟，甚至信的开头也与以前完全一样：“汝5月10日来信，已于前日五时半收到，得知上帝已使汝与娜塔莎结合，阅后余不无忧虑。上帝之意旨，余无意违抗，上帝赐予之磨难，余唯有无条件忍受而已。然因钱乃余本人所有，汝既认为无需考虑乃父之意愿，余亦只得宣布，除汝之生活费，即一年一千卢布，仍照旧支付外，其余不得增加分文。”

    教会的权力和世俗的权力如此泾渭分明，使我们忍俊不禁，大笑起来。

    可是我多么需要钱啊！我所有的钱已快告罄。我们什么都缺少，可以说一无所有，既无衣服床单，也无日常用具。我们像坐牢一样困守在小房间里，无法外出。马特维为了节约，只得想方设法当起了厨子，但是除了牛排和肉丸子，什么也不会煮，结果只能大多依靠现成食品：火腿，腌鱼，牛奶，鸡蛋，干酪，以及硬得不能下咽、早已失去新鲜香味的薄荷蜜糖饼干。我们的午膳成了笑料的无穷源泉，有时牛奶给当作汤，成了第一道菜，有时又给当作了最后一道的甜点。我们面对这斯巴达式膳食，不禁含笑想起公爵夫人府上和我父亲家中那朝圣似的长长行列：六七个侍役端了碗盏菜盘，从这边走到那边，仿佛这是一场庄严的祭典，实际上不过是一顿平常的午餐。

    我们这么艰苦度日，挨过了一年。化学家寄来了一万现钞，其中六千多付了欠账，其余的解决了大问题。最后，父亲也厌烦了，不想再用饥饿战术攻占我们这个堡垒，虽未增加生活费，却馈赠了一笔现金，尽管自从得知他那著名的“区分法则”以后，我从无一句话提到过钱！

    我开始另找寓所。在雷别杰河对面有一幢荒凉的大花园住宅出租，它属于一个什么公爵的寡妇，公爵是输光了家产死的。它的租金特别便宜，因为它远离闹市，交通不便，主要是公爵太太讲定要分一小部分本来不能分的房子，给她那个十三岁的宝贝儿子和他的仆人居住。这么交错使用房屋，谁也不会同意，我却马上答应了，我看中它房间宽敞，窗户高大，又有绿叶成荫的大花园。但这种宽敞和高大，和我们的毫无动产，缺乏最必要的用具，正好构成了可笑的对照。公爵太太的女管家，一个好心的老婆子，对马特维十分赏识，自愿承担责任，把桌布、碗盏、床单、餐叉刀子等等，借给我们使用。

    我们在金门附近三个房间的小寓所中，在公爵太太的大公馆中，都过得像神仙一般怡然自得！……这里有一间大厅，家具极少，有时我们发小孩脾气，便在大厅上奔跑，从椅子上跳跃，把墙上的枝形烛台统统点亮，让大厅照耀得如同白昼，在那儿朗诵诗歌。马特维和年轻的希腊籍使女跟我们一起玩儿，闹得不亦乐乎。我们家中是“无法无天”的。

    尽管有这许多孩子气的行为，我们的生活还是充满深刻的严肃性的。我们与世隔绝，住在安静和平的小城市中，彼此相依为命。有时传来某一个朋友的一点消息，几句热情洋溢的话，然后又归于沉寂，仍是孤单地过活。但是在孤独中，我们的心没有躲进个人幸福的小天地，相反，我们的兴趣比任何时候更广泛。我们没有虚度年华，浪费光阴，我们思考和读书，献身于一切，然后又沉浸在自己的爱情中；我们检查自己的思想和憧憬，惊奇地发现我们的志趣是如此相同，即使在感情和思想、趣味和嫌恶的一切细微而遥远的曲折处和分歧处，仍有亲密的谐和音存在。不同的只是：在我们的结合中，纳塔利娅带来的是安静、亲切、优美的因素，一个少女充满柔情的诗意，而我带来的是精力充沛的活动，我的“恒动精神”，无止境的爱，还有种种严肃的思考、笑料和危险思想的混合物，以及一堆无从实现的计划。

    “……我的希望停止了。我满足了————我生活在现在，对明天已无所期待，我无忧无虑，相信明天我也不致丧失什么。个人生活不可能再给我什么，这已是极限；任何变化，不论它来自哪个方面，只能损害它。

    “春天奥加辽夫来了，他是从流放地回来小住几天。那时他正处于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但不久他也将经历沉痛的考验。有时他仿佛意识到，灾难已在身旁，但还能不当一回事，把命运伸出的手看作幻觉。我那时也认为，这些乌云就会消散；无忧无虑本是一切没有丧失力量的年轻人的特色，这表现了对生活和对自身的信心。充分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使我们沉醉不醒……可是黑暗势力和邪恶的人们却一声不作地把我们引向深渊的边沿。

    “幸而人们或者未曾想到，或者视而不见，善于忘记。完满的幸福是无所牵挂的；它安详得像夏季风平浪静的海洋。激动只产生病态的、狂热的喜悦，它像赌博一样使人兴奋，但这绝非和谐的、无限宁静的感觉。因此不论是不是梦，我高度评价这种对生活的信心，尽管这只是由于生活还没有驳斥它，唤醒它……中国人靠吸食鸦片在陶醉中死去……”

    1853年我这么结束这一章7，现在我也这么结束它。

    1 这年3月3日是赫尔岑流放后与纳塔利娅初次会面的日子，5月9日是他们在弗拉基米尔私自结婚的日子。

    2 即第二十章提到过的老保姆，也就是照料过赫尔岑的那个使女纳塔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

    3 指阿斯特拉科夫，一个数学教师。

    4 列瓦绍娃（死于1839年），当时莫斯科的一位贵妇人，与许多文人交往密切，她的家成为著名的沙龙。

    5 见第三章作者注。但《哲学书简》并不是献给列瓦绍娃的。

    6 指5月9日。尼古拉日一般在冬天的12月6日，见第七章，但在俄国，夏季的5月9日也是尼古拉日。

    7 指1853年的初稿，前面引号中的最后几节曾作为“第三卷的片断”发表于1855年的《北极星》第一集上，后来于1857年全文发表第三卷时又把它们编入了本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