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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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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8年3月3日和5月9日1

    上午我写信;写完后,我们坐下用膳。我没有吃,我们谁也不讲话,我心头沉重得受不了。这是四点多钟,七点钟马车就来了。明天午膳后他已在莫斯科,可是我……我的脉搏每分钟都越跳越快。

    “您听着,”最后我对哥哥说,眼睛望着盘子,“您带我上莫斯科好吗?”

    哥哥放下叉子,看看我,似乎怀疑他是不是听错了。

    “您把我当作仆人,带我通过城门,其他就不用您帮忙了,同意吗?”

    “可是我……好吧,只是你以后……”

    这已经太迟了,他的“好吧”深入了我的血液,我的脑髓。本来只是一闪而过的思想,现在变得根深蒂固了。

    “这不必多谈,反正什么都可能发生————那么,您同意啦?”

    “我没什么,真的愿意————只是……”

    我从桌边跳了起来。

    “您要走?”马特维问我,想说什么似的。

    “要走。”我回答,口气那么坚决,他不敢再讲。“我后天回来,如果谁找我,你说我头痛,睡着,晚上在屋里点支蜡烛,现在把内衣和旅行包给我拿来。”

    院子中响起了铃铛声。

    “您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那么,动身吧。”

    第二天午饭时候,铃声不再响了,车子停在凯切尔家门口。我吩咐叫他出来。一星期前,他从弗拉基米尔动身时我根本没打算上莫斯科,因此他见了我大吃一惊,开头说不出一句话,接着又哈哈大笑,但马上露出忧虑的神色,带我进屋。到了他的房间,他小心锁上门,问我道:

    “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事。”

    “那你来干吗?”

    “我不能待在弗拉基米尔,我想见见纳塔利娅————这便是一切,你必须为我安排一下,马上行动,因为明天我一定得回去。”

    凯切尔看着我的眼睛,高高扬起了眉毛。

    “真是胡闹,鬼知道这算什么,毫无必要,什么也没准备便到了这儿。你写过信,约过时间吗?”

    “没有。”

    “好家伙,老弟,叫我把你怎么办?简直糟透了,这是心血来潮!”

    “问题在于现在不能浪费一分钟时间,必须马上想个办法才成。”

    “你是傻瓜,”凯切尔斩钉截铁地说,眉毛扬得更高了,“我但愿你什么也干不成,我宁可这样,好给你一个教训。”

    “如果我给逮住,这教训就会终生难忘了。听着,天一黑,我们就上公爵夫人家,你把仆人叫一个到街上来,至于叫谁,回头我会告诉你————嗯,这以后我们再相机行事。行不行?”

    “好吧,没法子,就这么办吧,但我还是宁愿你不成功!为什么你昨天不写信给我?”凯切尔神气活现地戴上宽边呢帽,把帽檐拉得低低的,披上了红衬里的黑斗篷。

    “嗨,你这家伙,唠唠叨叨的!”我一边出门一边说。凯切尔还是笑个不住,反复嘀咕道:“难道这不滑稽?信也不写便跑来了,真是糟糕。”

    我不能睡在凯切尔家,他住得太远,而且这一天他母亲有客人。我与他一起去找一个骠骑兵军官。凯切尔知道他为人正直,平时不问政治,因此没有警察监视。军官蓄着唇髭,我们进屋时,他正在吃饭;凯切尔讲了原委,军官给我斟了一杯红葡萄酒作答,感谢我们的信任,然后带我上他的卧室,卧室里挂满了马鞍和鞍韂,使人觉得他仿佛是睡在马背上的。

    “这个房间给您用,”他说,“在这里不会有人打扰您。”

    然后他把勤务兵叫来,那也是个骠骑兵。他吩咐他,不论是谁,不论在什么借口下,一律不准放进房间。我又有了士兵守卫,不同的是在克鲁季茨,宪兵把我与整个世界隔开,在这里是骠骑兵把整个世界与我隔开。

    等天完全黑以后,我和凯切尔出发了。我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我重又见到了那些熟悉而亲切的街道、地点、房屋,那阔别了四年的一切……铁匠铺桥,特维尔林荫大道……这是奥加辽夫的住宅,屋上竖起了一个大纹章,它已换了主人;我们少年时一起住过的底层,现在开了一家成衣铺……这是波瓦尔大街————我的呼吸急促了,在顶楼上,拐角的窗子里,点着一支蜡烛,这是她的房间,她在给我写信,她在想我,烛光明晃晃的,那么欢乐,它是为我点的。

    我们正在考虑,怎样叫人传话,公爵夫人的一个年轻仆人正好迎面跑来。

    “阿尔卡季。”我走到他身边叫他。他认不出我,我又道:“怎么,你连自己人也不认识了?”

    “啊,这是您?”他失声叫道。

    我把手指按在嘴唇上,说道:

    “我这儿有封信,不知你肯不肯帮忙,立刻递一下,越快越好,通过萨莎或科斯坚卡2,明白吗?我们在转弯的小巷子里等回音。你不能对任何人漏出半句话,说你在莫斯科见过我。”

    “您放心,我马上一切照办。”阿尔卡季回答,快步跑进了屋子。

    我们在小巷里来回走了大约半小时,便看见一个瘦小的老婆子匆匆忙忙、东张西望地来了,这就是那个在1812年为我向法国兵讨面包的勇敢使女,我们从小叫她科斯坚卡。老婆子双手捧住我的脸亲吻。

    “那么你终于飞来啦,”她说,“唉,你这大胆的小家伙,什么时候才能安生啊,这么胡闹,把小姐吓了一跳,差点没有晕倒。”

    “回信呢,有没有带来?”

    “有,有,瞧,好急的性子!”她给了我一张字条。

    字条上是用颤抖的手写的几个铅笔字:“我的天,难道这是真的————你在这里?明早五点多我等你,真不能相信!难道这不是梦吗?”

    骠骑兵重又把我交给了勤务兵保护。到了五点半,我已靠在路灯柱子上等凯切尔,他已从边门溜进公爵夫人家。我不想谈我靠在柱子上等待时心情的变化,这纯粹是内心的活动,是无法描摹的。

    凯切尔向我挥手。我走向边门,一个已经长大的小厮陪我进屋,脸上露出熟悉的笑容。我到了前室,从前我曾打着哈欠走进这里,现在却准备跪下去吻每一块地板了。阿尔卡季把我领进客厅后走了。我疲惫不堪,倒在沙发上,心突突乱跳,头脑发痛,而且很害怕。我拖长了叙述,好让这些回忆多逗留一会儿,虽然我看到,文字并不足以表达它们。

    她进来了,穿着一身素白衣服,显得光彩夺目,十分美丽。三年的离别,斗争的经历,使她的容貌和表情变得成熟了。

    “这是你。”她说,声音平静而亲切。

    我们坐在沙发上,沉默不语。

    幸福的表情在她眼睛中变成了痛苦。也许,欢乐的感觉发展到顶点,就会出现痛苦的反应,因为她也对我说:“你的脸色为什么这么难看呀?”

    我握住她的手,她用另一只手支着下颌,我们彼此没有谈什么……简短的句子,两三件往事,信中的话,关于阿尔卡季、骠骑兵和科斯坚卡的几句废话。

    接着保姆走进屋子,说我该走了,我没有反对,站了起来,她也没留我……心中充满了要说的话。但是多讲一句,少讲一句,讲短一点,讲长一点,对眼前这丰富的内心而言,反正都一样……

    到了城外之后,凯切尔问我:

    “怎么样,你们决定什么没有?”

    “没有。”

    “你不是与她谈过了吗?”

    “没有谈这件事。”

    “她同意吗?”

    “我没有问————当然,她是同意的。”

    “见鬼,你的行动像小孩或疯子。”凯切尔说,扬起了眉毛,气得直耸肩膀。

    “我会给她写信,然后写信给你,现在,再见吧!喂,快跑!”

    外面是融雪天气,松软的雪有些地方发黑了,两边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无边无际,三三两两的村落在远处忽隐忽现,炊烟一缕缕升起,然后月亮冉冉上升,月光异样地照射着一切。只有车夫在我身边,但我还是仿佛与她在一起,仿佛她还在眼前;道路,月亮,林中的空地,似乎与公爵夫人的客厅混成一片。多么奇怪,我记得保姆和阿尔卡季,甚至送我到门口的使女的每一句话,偏偏不记得我对她说了什么,她又对我说了什么。

    两个月在不断的忙碌中过去了,我得准备钱,弄到出生证;我发现它在公爵夫人手里。一个朋友3靠行贿、说情、请警官和文书喝酒,总之,用不正当手段,从宗教事务所替我另外弄了一份。

    一切就绪之后,我们,也就是我和马特维动身了。

    5月8日黎明,我们到了莫斯科前面最后一个驿站。车夫去要马了。气候沉闷,雨淅淅沥沥下着,似乎还会出现雷电,我没有下车,催车夫快些。车篷外一个人在说话,声音有些奇怪,尖尖的,慢条斯理,像哭一样。我扭头一看,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站在外面,她脸色苍白,瘦瘦的,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这是乞儿。我给了她一个小银币,她乐得哈哈直笑,然而非但不走,反而爬到驾车座上,对我唠唠叨叨讲些不连贯的话,眼睛盯着我的脸。她目光浑浊,怪可怜的,头发一绺绺披在面上。她那副生病的样子,那些不可理解的语言,在曚昽的曙光中引起了我一种神经质的不安心理。

    “这家伙就爱这么装疯卖傻,是个小癫婆。”车夫说。“你往哪里爬?我抽你一鞭子,你才知道厉害呢!我真的要抽呢,你这捣蛋鬼!”

    “你骂什么,关你什么事。你瞧,老爷还给了我一个银币呢,我碍你什么啦?”

    “给了你钱,你就滚你的,回树林待着。”

    “带我走吧,”小女孩望着我央求,“真的,带我走吧……”

    “到莫斯科开展览会,让人参观?瞧,这个疯女人,这个海怪,呸!”车夫说,“喂,下车,听见没有?车子要走啦。”

    女孩子不肯下车,还是可怜巴巴地瞧着我。我请车夫别欺侮她,他把她轻轻一抱,放在地上。她放声大哭,我也伤心得几乎哭了。

    为什么正是在这一天,正是在我进入莫斯科的时候,我遇到了这么一个人?我想起了科兹洛夫的《疯女》,他也是在莫斯科附近遇到她的。

    车子离站了。空气中充满了电,又闷又热,十分难受。铁青的乌云低垂着,临近地面成了一团团灰色的雾,在原野上慢慢移动。猝然间,电光忽闪忽闪地划破长空,雷声隆隆,大雨倾盆。我们离罗戈日门十来俄里,然而还得走一个小时才能到达莫斯科的处女广场。凯切尔在阿斯特拉科夫的家中等我,车子抵达那里时我们已淋得像落汤鸡了。

    凯切尔还没有到。他正守在一位弥留的夫人的床边,她名叫叶·加·列瓦绍娃4,属于俄罗斯生活中令人惊异的现象之一,这种人减轻了生活的压力,然而一生的功绩除了少数几个朋友,无人知晓。她流过多少眼泪,给破碎的心灵带来过多少安慰,鼓舞过多少年轻人,可是自己却经历了不少苦难。“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予了人们。”恰达耶夫5对我这么说,他是她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曾把自己论俄国的著名书信呈献给她。

    凯切尔不能离开她,写信通知我,他九点左右到。这消息使我大为不安。被强烈的私欲吞没的人是最自私的。凯切尔没有如约前来,我便认为这是他的失信……钟鸣九下,传来了晚祷的钟声,又过了一刻钟,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又沮丧又失望……九点半了,他还是没到;病人一定更危险了,我怎么办呢?我不能留在莫斯科,在公爵夫人家中,使女和保姆一句话不当心,就会败露机关。坐车回去是可能的,但我觉得我没有力量往回走。

    到了九点三刻,凯切尔戴着草帽来了,他脸色憔悴,一夜未睡。我奔上前去抱住他,拼命责备他。凯切尔皱紧眉头,看着我问:

    “难道从阿斯特拉科夫家走到波瓦尔大街半个钟头还不够吗?本来我可以在这儿跟你谈上整整一个钟头,不过,无论谈话怎么愉快,我不能为了它毫无必要地提早离开一个临终的人。”接着他又道:“列瓦绍娃向你问好,她用她将死的手给我祝福,祝我们成功,还给了我一条暖和的围巾,以防万一。”

    弥留者的问候对于我是非常宝贵的。暖和的围巾在夜间大有用处,可我不能向她道谢,也不能与她握手告别……她即将谢世了。

    凯切尔和阿斯特拉科夫走了。凯切尔负责带纳塔利娅出城,然后由阿斯特拉科夫回来通知我,一切是否顺利,我应该怎么办。他的温柔美貌的妻子陪我在家中等他,她自己刚出嫁不久;这个具有热烈的、火一般的性格的女人,全心全意地关怀着我们的事,她装出乐观的样子,竭力让我相信,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其实她心里很不平静,脸色变化不定。我与她坐在窗前,无话可谈;我们像两个孩子因为做了错事给关在空房间里听候处理。这样过了大约两个钟头。

    世界上没有比这种无所事事的等待更令人焦急,更无法忍受的了。朋友们包办了一切,不让我这个主要的病人有丝毫负担,这是个大错误。应该想些事给我做,如果没有,就找些体力劳动,让我忙得不可开交,才可忘记心事。

    最后阿斯特拉科夫回来了,我们向他奔去。

    “一切都很顺利,我是亲眼看他们的马车驶出的!”他从院子中向我大声喊道。“你马上从罗戈日门出城,在那儿桥边,离佩罗夫饭店不远,你可以看到一辆马车。祝你平安。只是半路要换一下车,使后面的车夫不知道你来自哪里。”

    我像脱弦的箭飞快走了……到了离佩罗夫饭店不远的桥边,却找不到一个人,桥那边也没人。到了伊斯梅洛夫动物园,还是不见人影。我打发了车夫,步行走去,来回走了几次,才发现另一条路上停着一辆马车,一个年轻英俊的车夫站在车旁。

    “有没有一位先生经过这里?”我问他,“身材高高的,戴顶草帽,不是一个人,跟一位小姐在一起。”

    “我什么人也没看见。”车夫爱理不理地回答。

    “你送谁到这儿的?”

    “送几位先生。”

    “他们叫什么名字?”

    “您问这干吗?”

    “嗨,老弟,你这人真有意思,如果没事,我就不会问你啦。”

    车夫用探索的目光打量着我,忽然笑了,大概我的样子得到了他的好感。

    “既然有事,您自己应该知道名字,您要找的是谁?”

    “你真是像燧石一样硬,好吧,我要找一位老爷,他名叫凯切尔。”

    车夫又笑了,用手指着墓园,说道:

    “瞧那远处,黑黑的,这就是他;有位小姐在他旁边,她没戴帽子,凯切尔先生把自己的给她戴了,好像是草帽。”

    这一次我们又是在墓园相见!

    ……她轻轻喊了一声,扑到了我的颈上。

    “让我们永远在一起!”她说。

    “永远在一起!”我跟着说。

    凯切尔很感动,眼泪在眼中闪闪发光,他握住我们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朋友们,祝你们幸福!”

    我们拥抱了他。这实际上便是我们的结婚仪式!

    我们在佩罗夫饭店的一个单间里等了一个多小时,马特维的马车还没有到!凯切尔皱紧了眉头。我们根本没想过可能出什么事。我们三个人在这里很好,像在家中一样,仿佛再也不会分开。窗外是一片小树林,下面传来音乐声,还有吉卜赛人的合唱;雷雨之后的天气是美好的。

    我不像凯切尔,并不担心公爵夫人派警察追赶我们,我知道,她出于高傲,不会让警察干涉我们的家事。况且,没有参政官的同意,她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而参政官不得到我父亲的允许,也绝不会干什么;我的父亲却绝对不愿让警察在莫斯科或莫斯科近郊找到我,我会因违反皇上旨意而被送往博布鲁伊斯克或西伯利亚。危险只可能来自秘密警察方面,但一切进行得这么快,他们很难得到消息,即使听到些风声,又怎么会想到,私自从流放地回来的人会带着新娘,平静地坐在佩罗夫饭店中,那儿从早到晚挤满了人呢。

    最后,马特维坐着马车到了。

    “再干一杯,”凯切尔命令道,“然后出发!”

    于是只剩了我们两人,单独在弗拉基米尔大道上飞驰了。

    在布恩科沃村换马时,我们走进一家客店。老板娘上前问,要不要吃点什么,她慈祥地端详着我们说道:

    “你的太太多么年轻,又这么标致,愿上帝保佑你们小两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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