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您自己知道。”
家族发言人有些脸红了,嗅了嗅鼻烟,眯缝起眼睛,继续道:
“这件事有不少方面是可以反对的,我得请您注意,您的希望并不可靠。您与我们的亚历山大已经这么久没有见面,他这么年轻,偏激,您能信任他吗?……”
“我信任。而且不论他的心愿怎样,我不会改变我的心愿。”
外甥用尽了自己的口才,最后只得站起来说道:
“但愿上帝保佑您,不致后悔莫及!我非常为您的前途担忧。”
参政官皱紧了眉头;现在不幸的姑娘对他说话了。
“您一直是对我表示同情的,”她说,“我要求您救我,随您怎么办,但是不要让我再过这种生活。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没有要求过任何东西,也没有耍过任何手段,我只是不愿欺骗别人,毁灭自己,只是不愿嫁给他。我因此受的苦是无法想象的;我很抱歉,只能当着公爵夫人的面这么说。我不能忍受她的女伴的侮辱,那些气人的话和暗示。我不能,也不应该允许别人因我而侮辱他……”
她控制不住,眼泪潮水般涌出了眼眶;参政官坐不住了,激动地在屋里来回走动。
这时女伴恨得无名火三丈高,按捺不住,对着公爵夫人说道:
“好一个大家闺秀————这就是她对您的报答!”
“她在讲谁?”参政官厉声说。“啊?姐姐,鬼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东西,您怎么能让她当着您的面这么讲您兄弟的女儿?再说,这个婆娘为什么要在这里?她也是您请来的?她与您是什么亲戚?”
“亲爱的兄弟,”惊慌失措的公爵夫人回答,“你知道她是我的什么人,是给我做什么的。”
“对,对,这很好,那么让她侍候您服药,替您办事好了;问题不在这里,姐姐,我是问您,为什么我们商量家庭事务,要她在场,而且她居然可以信口胡诌?由此可见,一切都是她在捣鬼,然后您却向我们诉苦。喂,吩咐套车!”
女伴哭哭啼啼,涨红了脸,跑出了屋子。
“为什么您让她这么放肆?”愤怒的参政官继续说道。“她以为她是在兹韦尼哥罗德的小酒店当掌柜呢,您怎么不觉得她讨厌?”
“别说啦,我的朋友,请别说啦,我的神经都快炸裂了————唉!……你可以上楼待着了。”她转身对侄女说。
“这种巴士底狱应该消灭了。这一切统统没有用,不会见效。”参政官说,拿起了帽子。
临走时,他上楼去了一次;纳塔利娅正为发生的事悲愤异常,坐在安乐椅上,掩住了脸痛哭。老人拍拍她的肩膀,说道: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一切都会解决的。你要尽量克制,让姐姐不再生你的气;她有病,应该让她几分,要知道,她总还是为了你好;哦,我们不会强迫你出嫁的,这我可以担保。”
“不如进修道院,住寄宿学校,到坦波夫省找我哥哥,上彼得堡,什么都比忍受这种生活好!”她答道。
“噢,算了,算了,尽量安慰安慰姐姐,那个蠢婆娘给我教训了一顿,她不敢对你无礼了。”
参政官走过大厅时,遇到了女伴。他竖起一根手指吓唬她,厉声说道:“记住,不要得意忘形!”她一边哭,一边走进卧室,公爵夫人已躺到床上,四个使女正在给她揉手脚,用醋擦太阳穴,往糖上滴霍夫曼滴剂。
家族会议就这么收场了。
很清楚,年轻姑娘的处境不可能好转。女伴变得谨慎了,但现在怀了私仇,要为自己受到的呵斥和侮辱向她报复,用种种琐碎的、间接的方法陷害她。不言而喻,公爵夫人参与了这种不光彩的行为,共同虐待无力自卫的姑娘。
这一切必须结束。我决定直接出面,写了一封长信给父亲,信写得心平气和,真诚坦率。我向他谈了我的爱情,我料到他会怎么答复,因此又说,我根本无意催他,他可以慢慢观察,看看这是不是一时冲动,我只要求他与参政官设身处地为不幸的姑娘想一想,希望他们记住,他们对她的事是与公爵夫人同样有权干预的。
父亲回信说,他不能干涉别人的事,公爵夫人在自己家中做什么,与他无关;他劝我丢掉这些荒唐的想法,它们是“闲散无聊之流放生活所造成”,最好还是准备出国旅行一次。从前我常常要求他让我出国游历,他知道我决心很大,便提出了种种困难,最后总是说:“你不如先让我闭上眼睛,然后随你要到哪里都成。”流放后,我丧失了立即出国的一切希望,知道不易获得批准,何况在被迫离家之后,再坚持自动离家,未免太不近人情。我还记得,当我动身去彼尔姆时,在老人的眼睑上颤抖的泪珠……现在父亲却主动提出要我出国旅行!
我是坦率的,写信时怜惜老人,提出的要求这么低,他却用嘲笑和诡计回答我。我对自己说:“他什么也不愿为我做,他像基佐4一样,宣扬不干涉政策5;好,那我自己干,现在————一切让步再见吧。”我从未考虑过如何安排自己的前途;我相信,也知道,它属于我,属于我们,但把其他细节全都委诸命运;我们只要对爱情保持信念就够了,最大的希望不过是片刻的会见。父亲的信迫使我把未来握在自己手中。等待没有用————先下手为强!我的父亲不是感情脆弱的人,至于公爵夫人————
让她哭她的吧……
何必为她操心!6
这时候,我的哥哥和凯切尔到弗拉基米尔看我。我与凯切尔通宵不眠,回顾往事,谈到了天明;我们含着眼泪笑,笑得流下眼泪。他是我离开莫斯科后见到的第一个自己人。我从他那里听到了我们小组这几年的变化,正在研究的问题,有些什么人参加,离开莫斯科的那些人又在哪里等等。一切谈完之后,我把我的意图告诉了他。他考虑了一会儿应该做什么,怎么办,最后提出了一个建议,它的荒谬我事后才发觉。原来他希望尽量采取和平办法,找我父亲(他与他几乎还不认识)认真谈一下。我同意了。
凯切尔这个人好事坏事都会干,唯独不擅长外交谈判,尤其不是我父亲的对手。一切足以最后坏事的条件,他无不具备。他只要一露面,就势必引起一切保守派的忧虑和猜忌。他身材魁梧,头发杂乱无章,没有统一的梳法,脸上棱角分明,使人想起93年7国民议会的那些委员,尤其是马拉8,嘴那么大,嘴唇上那蔑视一切的线条那么刺眼,脸上也是一副充满仇恨的悲愤表情;此外,还有眼镜,宽边呢帽,非常暴躁的脾气,响亮的嗓音,而且不知道克制自己,火气一来,眉毛便越竖越高。他像乔治·桑的精彩小说《荷拉斯》中的拉腊维尼叶9,杂有一点“探路人”10和鲁滨孙11的气质,然而带有纯粹莫斯科人的特征。光明磊落的天性使他从小就与周围的世界直接发生冲突;他从不掩饰这种敌对态度,已习以为常。他比我们大几岁,却不断与我们吵架,对一切都不满,动不动训人骂人,只是他那孩子般的忠厚抵偿了这一切。他说话粗率,但感情温和,我们对他从不计较什么。
你们想象一下吧,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个最后的莫希干人12,面孔像“人民之友”马拉,居然登门拜访我的父亲。后来我多次逼他讲过他们会见的细节,因为我的想象力不够,无法勾勒这幅外交干涉的画面。原来,由于事情来得突然,老头儿起先莫名其妙,便向这位不速之客说明他的一切深谋远虑,为何反对我的婚事,但后来想明白了,立刻改变声调,问凯切尔,是何道理要劳驾他过问跟他毫不相干的事。谈话带上了怄气的性质。外交家看到事态恶化,试图用我的健康吓唬老人,但已经太迟;可想而知,会见的最后结局只能是我父亲方面的一连串尖刻讽刺和凯切尔方面的粗暴咒骂。
凯切尔写信给我道:“不要对老人抱任何希望。”这是必然的。但怎么办,如何着手呢?我一天中考虑了十来个不同的方案,决不定哪个好。正在这时,我的哥哥打算回莫斯科了。
这是1838年3月1日。
1 这些话以及后面所有的话,均引自1837年1月至10月纳塔利娅写给赫尔岑的信。
2 赫尔岑的表兄,即第一章中提到的赫尔岑的姑夫的儿子,1831年起曾先后任莫斯科学区副总监和总监。
3 公爵夫人的女儿的夫家,在她女儿死后,仍与她保持着来往。
4 基佐(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的著名外交家,1848年二月革命后下台。
5 原文是法文。
6 引自莱蒙托夫的诗《遗言》,引文与原文不尽符合。
7 指1793年的法国,当时的国民议会由激进的革命民主派雅各宾派控制。
8 马拉(1743——1793),法国革命的左翼雅各宾派的领导人之一。
9 《荷拉斯》中的一个革命家。
10 指美国小说家库珀(1789——1851)的小说《探路人》的主人公。
11 英国小说家笛福的小说《鲁滨孙漂流记》的主人公。
12 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原居住在新英格兰一带,因白人到来而逐渐消失。《最后的莫希干人》是库珀的一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