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离 别

    啊，人们，可恶的人们，你们拆散了他们……

    我给纳塔利娅的第一封信是这么结束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不敢提到“心”这个字，我的信中没有它，在信尾我写的只是“你的哥哥”。

    那时，“我的小妹”对我已多么宝贵，她如何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从一件事即可看到：我在尼日尼，在喀山，在到达彼尔姆的次日，都写了信给她。“小妹”这称呼表达了我们之间一种完全自觉的感情，过去我无限喜欢它，现在也喜欢它，我用它不是表示一种界限，相反，它包含着各种意义：友谊，爱情，血缘关系，共同的志趣，亲族地位，难分难舍的习惯。以前我没有用这名称称呼过任何人，它对我是宝贵的，直到后来我还常常这么称呼纳塔利娅。

    起先，我并不完全理解我们的关系，也许，正因为不完全理解，另一个诱惑在等待着我。它不像我与卡爱坦的相逢，没有成为我生活中一段光明的历程。它只是使我无可奈何，引起了我许多的苦恼和内心的歉疚。

    我坐了九个月监牢之后，便被抛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时我还很少生活经验。最初我漫不经心，轻举妄动，新的地方，新的环境弄得我眼花缭乱。我的社会地位变了。在彼尔姆，在维亚特卡，人们对我的态度与在莫斯科全然不同。在莫斯科，我是住在父母家中的年轻人，在这些地方，在这片沼泽中，我却得独立生活，我被看作一个官，虽然根本不像一个宫。我不难发现，不必多花力气，我就可以在伏尔加河边和卡马河边上层社会的客厅中占有一席位置，成为维亚特卡社交界的知名人士。

    对彼尔姆，我印象不深，我只为租房子接触过一位主妇，她问我要不要菜园，自己养不养乳牛！从这个问题，我就可怕地觉察到，我的地位已一落千丈，与高等学府学生的崇高身份不可同日而语了。但在维亚特卡，我结识了整个上层社会，特别是青年商人，他们比内地其他各省的商人修养高得多，虽然同样喜欢吃喝玩乐。公文事务使我不能从事心爱的工作，我不安地度着游荡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敏感，或者不如说，容易激动的天性和缺乏经验，导致形形色色的冲突，是不足为奇的。

    由于奉承巴结的心理作怪，我竭力左右讨好，不分是谁，一律争取好感，三言两语便成了朋友，甚至过分亲热，过了一两个月我才意识到自己错了，但碍于情面，只得默不作声，戴着虚情假意的锁链与人应酬，直到有一天荒谬的争吵使这种关系破裂为止，而在争吵中，我被指责为任性偏激，忘恩负义，反复无常。

    开头我在维亚特卡不是一个人，一位奇怪可笑的先生跟随着我，他在我生命的每一个十字路口，每一个重大关节，总要登场：他的落水使我认识了奥加辽夫，在我通过塔乌罗根1边境时，他站在俄罗斯土地上向我挥手帕，总之，卡·伊·佐年贝格与我一起住在维亚特卡。我讲我的流放生活时，忘了提到他。

    事情是这样的：我给送往彼尔姆的时候，佐年贝格正预备去伊尔比特做生意。我的父亲总喜欢把简单的事弄得很复杂，提出要佐年贝格到彼尔姆走一趟，替我在那里“装置寓所”，路费由他付。

    到了彼尔姆，佐年贝格热心执行任务，那就是替我购置不切实用的物品，各种家什，锅子，碗，玻璃器皿，食品等等，还亲自前往奥布瓦河边，直接从“产地”选购维亚特卡种马。可惜一切齐备之后，我却给调到了维亚特卡。我们只得把刚买的东西半价变卖，离开彼尔姆。佐年贝格忠实贯彻我父亲的意志，认为必须随往维亚特卡，也在那儿替我“装置”住房。他的忠实可靠和忘我精神，得到了我父亲的嘉许，因此在他与我一起时，我父亲给他一月一百卢布酬金。这比去伊尔比特更有利，更保险，因此他并不急于离开我。

    到了维亚特卡，他已经不是买一匹马，却买了三匹，一匹是属于他自己的，虽然钱也是我父亲的。这些马大大提高了我们在维亚特卡人眼中的身份。我已经说过，卡尔·伊万诺维奇虽已年过半百，而且脸上缺陷不少，还是专爱在脂粉堆里讨生活，沾沾自喜地相信，每个女人或姑娘一接近他，就像灯蛾在火边飞行一样危险。马所引起的效果，他当然不肯白白放过，要在情场艳事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何况环境也对他有利。我家的阳台面对院子，它后面便是花园。每天早上十点起，佐年贝格就脚穿喀山软底便靴，头戴绣金小帽，身披高加索紧身外衣，衔着大琥珀烟嘴，在阳台上“值班”，装得仿佛专心读书似的。小帽和琥珀————这一切都是有目标的，那就是住在隔壁房子里的三位小姐。小姐方面也很关心外地来客，总是好奇地观看在阳台上吸烟的东方玩偶。卡尔·伊万诺维奇知道，她们什么时候和怎样偷偷掀起窗帘，认为他的事情大有希望，于是朝着神圣的方向优雅地喷出一缕缕轻烟。

    不久，花园便提供了我们与女邻居认识的机会。我们的房东有三幢房屋，花园是共同的。两幢有人，一幢是我们住的，房东也住这幢房子，他只有一位继母————一个肥胖臃肿的寡妇，但她像亲生母亲一样对他管头管脚，关心备至，以致他只能背着她，偷偷摸摸与花园中的女士们交谈；另一幢房子便住着那些小姐和她们的父母。第三幢房子是空的。过了一个礼拜，卡尔·伊万诺维奇已成了花园中名媛淑女们的自家人，常常一天几个小时帮小姐们荡秋千，为她们取斗篷和阳伞，总之，做到了体贴入微。小姐们跟他逗笑，比跟别人多，正因为如此，他是比恺撒夫人更少嫌疑的2；看到他的模样，任何最大胆的谣言也只得退避三舍。

    出于集群的天性，人们往往做他们根本不想做、而别人都在做的事，就因为这样，我傍晚也常出入花园。上那儿的除了住在这里的人，还有他们的朋友。大家在那里做的事，讲的话，主要只是打情骂俏，互相窥探。卡尔·伊万诺维奇带着维多克3的警觉性，从事感情的侦察工作，知道谁与谁常在一起散步，谁对谁心中有意。对于我们花园中的这些秘密警察，我成了讨厌的绊脚石，我的不露声色使女士们和先生们大伤脑筋，他们再三试探仍不得要领，查不清我在追求谁，对谁特别感兴趣。这确实不容易，因为我根本没有追求任何人，对任何小姐都没有特殊好感。最后，他们厌烦了，觉得受了委屈，开始认为我骄傲，说我玩世不恭，小姐们的友情也顿时冷落了————虽然她们每人单独与我在一起时，仍试图向我投送最危险的秋波。

    正是在这种状况中，一天早晨，卡尔·伊万诺维奇告诉我，房东家的厨房一早就打开了第三幢房子的百叶窗，正在擦洗窗户。一家外地人已租下了这屋子。

    新来者的一切细节成了花园内的唯一话题。陌生的夫人由于旅途劳顿，或者还没有收拾好，仿佛故意避不见面，没有在我们的游乐活动中露脸。大家寻机会从穿堂窥探，向窗口眺望，一些人有所发现，另一些人却白白守候了几天，有所发现的人说她脸色苍白，神态慵懒，总之，外表不错，动人心弦。小姐们说，她忧愁多病。省政府有个年轻官员，生得聪明伶俐，喜欢跟人打趣，唯独他认得这些来客。他从前在另一省供职，与他们有一面之缘，于是大家纷纷找他打听消息。

    聪明伶俐的官吏很得意，因为他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便没完没了地大谈新来者的优秀品质，把她捧上了天，称她为首都的夫人。

    “她聪明，温柔，有学问，”他反复说，“咱们这些人根本不在她眼里。啊，我的天，”他突然转向我道，“我有个绝妙的主意，请您支持一下维亚特卡上流社会的荣誉，向她献献殷勤……要知道，您是莫斯科来的，流放到这儿，当然会吟诗————这是上天赋予您的才能呢。”

    “您瞎说什么哟。”我对他笑道，然而脸蓦地红了————我真的很想见见她。

    过了几天，我在花园里遇到了她，这是个淡黄头发的女子，确实惹人喜爱；那位谈论过她的先生把我介绍给她，我掩盖不住内心的激动，正如我的介绍人无法掩饰他的笑容一样。

    出于自尊心的腼腆消失后，我与她熟悉了。她的身世是十分不幸的，她用虚假的平静欺骗自己，在寂寞空虚、无所寄托的心情中痛苦地打发日子。

    P4是那种把热情隐藏在心底的女性之一，也唯有淡黄头发的女子才会如此；她们用温和静谧的外表掩盖着火热的心，激动时脸色苍白，感情高涨时眼睛从不焕发光芒，反而有些暗淡。她的目光困倦，似乎已经精疲力竭，一直向往着什么却不能满足的心胸时时起伏不定，仿佛有一股不平静的电流正从她全身通过。在花园散步时，她往往会突然脸色苍白，内心彷徨无主或者惊慌不安似的，无心答话，立即匆匆回家了。我正是喜欢看她这种时刻的神情。

    她的内心活动，我不久就明白了。她不爱丈夫，也不可能爱他；她才二十五岁，他已五十出头————对此她也许还能将就，但知识、趣味、性格的不同，那就太显著了。

    丈夫几乎足不出户，是个枯燥无味、麻木不仁的老官僚，热衷于买田地当地主，像一切病夫和几乎所有失去家产的人一样，性情古怪暴戾。她出嫁时是十六岁，那时他还有些资产，后来赌博输光了，只是出外做官，靠俸禄生活。在迁居维亚特卡前一两年，他开始衰老了，腿上一个伤口发展成了骨疽，老人闷闷不乐，心事重重，担心自己的病，用不安而又无能为力的目光看着妻子。她伤心地、自我牺牲地照料他，但这只是履行义务。孩子不能满足她的一切，空虚的心灵总是渴望着什么。

    一天晚上在东拉西扯闲聊时，我说我真想寄一幅画像给我的堂妹，可惜在维亚特卡找不到一个会画像的人。

    “让我试试，”女邻居说，“我从前学过素描，画得还可以。”

    “太好了。什么时候呢？”

    “如果您愿意，就在明天午饭前吧。”

    “一言为定。我一点钟来。”

    这时她的丈夫也在场，他没有吭声。

    翌日早晨，我收到女邻居一张便条，这是她第一次给我写信。她非常客气，谨慎地通知我，她要给我画像，她的丈夫有些不满，她要求我原谅病人的乖僻，说应该宽恕他，最后提出改日替我作画，不告诉她丈夫，免得打扰他的情绪。

    我热烈地、也许过分热烈地感谢了她，没有要她秘密替我画像，但这两张便条使我们接近了许多。她与丈夫的关系是我从来不想触及的，现在由她讲出了口。我与她不自觉地建立了一种默契，联合一致对付他。

    晚上我到他们家串门，只字未提画像的事。如果丈夫聪明一些，他应该猜到其中的奥妙，但他太蠢了。我用目光感谢她，她的回答只是微微一笑。

    不久他们搬家了，住到了本城另一地区。我第一次去探望他们时，大厅还没布置好，女邻居正弹钢琴，眼睛哭肿了。我请她往下弹，但琴声不能协调，总是弹错，她的手发抖，脸色也变了。

    “这里多么沉闷啊！”她说，蓦地从钢琴后面站了起来。

    我默默握住她的手，那虚弱、发烫的手；她的头像沉重的花冠，痛苦地屈从着某种力量，弯向我的胸口；她把额角紧贴了一下，便倏地走了。

    第二天，我收到她一张便条，看来她有些害怕，竭力想对昨天的事布下一层烟幕。她在信上说，我去时她正处在可怕的神经不安状态，又说，昨天的事她不大记得了，她很抱歉。但这一层薄薄的纱幕，掩盖不了字里行间鲜明透露的热情。

    我又去探望他们。这一天丈夫轻松了些，虽然乔迁新居之后他已不能起床。我心情很紧张，便与他们逗笑，讲各种俏皮话，天南地北瞎扯，弄得病人笑个不停，当然这一切只是为了掩盖我和她的窘态。此外，我觉得，这笑可以令她沉醉，忘记一切。

    ……两三个星期过去了。丈夫的病越来越重，到晚上九点半他就要求客人离开，他虚弱，消瘦，痛得受不了。一天晚上九点左右，我向病人告别，P送我到外面。一轮明月照进客厅，把三条苍白的淡紫色月光铺在地上。我打开窗，空气新鲜洁净，向我迎面扑来。

    “多美的夜晚啊！”我说，“真不想离开这儿。”

    她走到了窗口。

    “您在这儿待一会儿吧。”

    “不成，这时候我得去替他换绷带了。”

    “那就过一会儿来吧，我等您。”

    她没作声，我拿起了她的手。

    “您来吧，我求您……行吗？”

    “真的不成，我先得换上短衫呢。”

    “您就穿着短衫来好了，我好几次早晨看到您是穿短衫的。”

    “万一有人看见您呢？”

    “谁？您的仆人喝醉了，让他睡觉得啦；您的达里娅……看来她爱您超过爱您的丈夫，而且她对我也很友好。有什么可怕的呢？好了，现在已九点多啦————您就说想托我办件事，要我等一会儿……”

    “没有蜡烛……”

    “叫人拿来，何况有月光，跟白天一样。”

    她仍迟疑不决。

    “来吧，来吧！”我凑在她耳边说，第一次这么对待她。

    她哆嗦了一下。

    “我来，但只能待一会儿。”

    ……我等了她半个多小时……屋里静悄悄的，我可以听到老头儿的呻吟和咳嗽，他那慢条斯理的谈话，那桌子移动的声音……喝醉的仆人一边吹口哨，一边在前室的长凳上铺床睡觉，嘴里骂骂咧咧的，过不一会儿便鼾声大作了……使女离开卧室的沉重的脚步声是最后的音响……一切沉寂了，间或听到几声病人的哼哧，然后又万籁俱寂……突然传来了沙沙声，地板吱吱发响，轻轻的脚步声————白短衫在门口出现了……

    她这么激动，起先简直说不出一句话，她的嘴唇是冷的，她的手像冰。我觉得她的心在剧烈跳动。

    “我满足了你的要求，”最后她说，“现在放我走吧……再见……为了上帝，再见，你也回家吧。”她又用恳求的声音对我忧郁地说。

    我抱住她，紧紧地、紧紧地搂在胸前。

    “我的朋友……去吧！”

    这是不可能的……太迟了……在她的心和我的心这么跳动的时候，哪怕放开她一会儿，也是超出人力范围的，非常愚蠢的……我没走，她也没走……月亮把几条光带转到了另一边。她坐在窗前伤心饮泣……我吻着她泪汪汪的眼睛，用一绺绺发辫拭干它们，发辫落到苍白幽暗的肩上，月光照在上面没一点反光，只是使那里泛出了一层白蒙蒙的柔和色泽。

    我不忍心丢下她一人啼哭，絮絮叨叨地劝她……她抬头望着我，眼中透过泪花射出幸福的闪光，我释然笑了。她仿佛了解我的思想，双手掩面，站了起来……现在真的是时候了，我搬开她的手，吻了它们，也吻了她本人，然后便走了。

    我经过使女身边，没敢看她的脸，她让我过去，没有出声。月亮显得沉甸甸的，像一个红红的大果核，正在沉落————朝霞开始升起了。空气非常清新，风吹在我脸上，我深深呼吸着，我需要新鲜空气。我走回家时，太阳出来了，善良的人们遇到我，为我这么早起身“享受良好的天气”感到奇怪。

    我沉浸在爱情中大约一个月；后来心似乎疲倦和衰颓了，忧郁开始向我袭来；我尽量掩饰，不愿相信，对内心的这种变化感到惊异，可是爱情仍在一天天冷却。

    在老人面前我变得很不自在，一种尴尬、厌恶的心情主宰着我。这不是由于我为自己感到内疚，那个经过世俗和教会批准归他私有的女人，不可能爱他，他要爱她也力不从心，但是我的双重角色使我觉得可耻：虚伪和心口不一是我最反对的两大罪恶。在感情炽烈，占据优势时，我无暇顾及其他，它一旦开始冷却，各种疑虑随即出现了。

    一天早晨，马特维走进我的卧室报告道，P老爷“归天了”。这消息使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翻了个身，却不急于起床穿衣；我不想看见死者。维特贝格进来了，他已穿戴整齐，对我说：“怎么？您还在床上！难道您没听到出了什么事？我想，P夫人单独一人，怪可怜的，我们去看看，快穿衣服。”我穿上衣服，与他一起去了。

    我们发现，P晕厥了，或者处在一种神经麻木状态。这不是装假；丈夫的去世使她想起自己无依无靠的处境，只剩下她一人，带着几个孩子，住在异乡客地，没有钱，没有亲戚。何况她以前一遇到强烈的震动，也会神志昏迷，几个小时不能苏醒。她的脸发冷，白得像死一样，双目紧闭，她便这样躺在那儿，有时喘一口气，有时连呼吸也几乎中断了。

    没有一个妇女来帮助她，安慰她，照料孩子和家。维特贝格留下陪她，那位起过先知作用的官员与我一起料理后事。

    老人又瘦又黑，穿了制服躺在桌上，皱紧眉头，仿佛还在生我的气。我们把他放进棺材，过了两天又葬进坟墓。殡殓后，我们回到死者家里，孩子们穿了缝丧章的黑衣服缩在墙角边，与其说忧愁，不如说是惊异和害怕；他们彼此嘁嘁喳喳说话，踮起脚走路。P坐着，一言不发，手支着头，似乎在想什么。

    在这客厅中，我曾坐在沙发上等她，一边谛听病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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