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预言————奥加辽夫被捕————大火————莫斯科的自由主义者————米·费·奥尔洛夫————墓园

    ……1834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去找瓦季姆，他不在家，他的兄弟姊妹也不在家。我走到楼上他的小房间中，坐下来写字条。

    门慢慢开了，瓦季姆的老母亲走进屋子，脚步轻轻的，几乎没一点声响；她显得疲乏、虚弱，走到安乐椅跟前，一边坐下，一边对我说道：

    “您写吧，写吧，我是来看看瓦佳回家没有。孩子们都出外溜达了，下面没一个人，我觉得寂寞，害怕，想在这儿坐一会儿；我不妨碍您，您写您的好了。”

    她的脸色若有所思，比平时更清楚地反映出过去所受的苦难，对未来的疑虑畏惧，对生活的不信任，那种漫长而沉重的多灾多难的岁月留下的阴影。

    我们开始闲聊。她给我讲了西伯利亚的一些情形。

    “我吃了很多很多苦，今后也不会太平无事，”她摇摇头又道，“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想起，有一次老太太听见我们高谈阔论，发表鼓动性的意见，脸色变得更白了，她轻轻叹口气，走进另一间屋子，好久不讲一句话。

    “您和您那些朋友，”她继续道，“你们走的是一条必然毁灭的道路。你们会毁掉瓦佳，毁掉自己和每一个人。要知道，我把您当作儿子一样爱您。”

    眼泪流下了她清癯的面颊。

    我没作声。她握住我一只手，勉强笑着，又说道：

    “不要生气，我的神经太紧张了；我一切都明白，您走自己的路吧，你们没有别的路，如果有，你们就不会那样了。这我懂得，但不能克制恐惧，我经历过的不幸太多了，再也无力忍受新的。您要注意，别跟瓦佳说什么，他会伤心的，会来劝我……他来啦。”老太太说，慌忙擦干眼泪，又瞧了我一眼，要我别作声。

    可怜的母亲！神圣的、伟大的女性！

    这抵得上高乃依的“他不如死了的好”1。

    她的预言很快应验了；幸而这次风暴没有触动她一家人，但也给这个可怜的女人带来了不少折磨和恐怖。

    “怎么，被捉走啦？”我问，从床上跳下来，摸摸脑瓜，想弄清楚我是不是在做梦。

    “是警察局长夜里带了警官和哥萨克来捉的，离您走后才两个来小时，搜去了一些信件，带走了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

    这是奥加辽夫的听差。我不明白，警察局根据什么这么干，最近一段时间一切都很平静。奥加辽夫一天前才回来……为什么要逮捕他，不逮捕我？

    不能袖手不管，我穿上衣服出去了，但没有一定的目的。这是落在我头上的第一个灾难。我心烦意乱，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苦恼。

    在街上徘徊了一会儿，我终于想起了一个朋友，他的社会地位使他有可能知道事情的原委，也许还能帮助我们。他住得非常远，在沃龙佐夫广场外的一所别墅中。我立刻跳上一辆街车，疾驰而去。这是早晨六点多钟。

    一年半前，我认识了B2，在莫斯科他也算得是个名流。他在巴黎读过书，阔绰，聪明，知识渊博，头脑灵敏，思想开通，曾因12月14日事件坐过牢，关在彼得保罗要塞，后来被释放了；他没有吃到流放的苦，却获得了进步的名声。他在总督3手下办事，很有势力。戈利岑公爵喜欢思想自由开放的人，如果讲得一口流利的法语，更能得到他的器重。公爵不擅长俄国话。

    B比我们大十来岁，他那种切合实际的言论，对政治事务的了解，流畅的法语，自由主义的热情，都使我们惊叹。他见多识广，谈吐娓娓动人，从容不迫，发表意见总是简明扼要，对一切都能作出答复，提出劝告或解决办法。他什么都读————新的小说，论文，杂志，诗歌，此外还孜孜不倦地研究动物学，为公爵起草计划，编写儿童读物提纲等等。

    他的自由主义是最纯粹的法国货，在莫吉恩4和拉马克将军中间属于左翼。

    他的书斋里挂满所有革命名人的画像，从汉普登和巴伊到菲埃希5和阿尔曼·卡雷尔。在这革命的圣像壁下，是整整一个禁书书库。一具髑髅，几个塞填料的鸟类标本，几只晒干的两栖动物和一些浸在药水中的内脏，在书房过于热烈的气氛中，投下了认真思考和观察的色彩。

    他的熟知人情世故使我们羡慕，他那种微带讽刺的含蓄的反驳方式对我们发生了极大影响。我们把他看作一个精明能干的革命家，一个未来的国务大臣。

    我到达时，B不在家。他昨晚进城见公爵去了，他的听差说，过一两个小时一定可以回家。我留下来等他。

    B的别墅精致华丽。我坐在书房里，书房高大宽敞，位在底层，一扇大门通向露台和花园。天气闷热，花园中不时送来树木和花草的阵阵清香。孩子们在屋前玩耍，笑声朗朗。富裕，满足，广阔，太阳和阴影，红花和绿叶……可是监狱里却狭窄，沉闷，黑暗。我沉浸在痛苦的思索中，坐了不知多久，蓦地听得听差用诧异而兴奋的声音从露台上喊我。

    “什么事？”我问。

    “请到这儿来，您瞧。”

    我不愿扫他的兴，走到露台上一看，我愣住了。远处火光冲天，烧红了半个天空，仿佛那些房子是同时着火的。大火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周围蔓延。

    我站在露台上发呆。听差望着大火，露出幸灾乐祸的狞笑，一边念叨：“烧得好，右边这幢屋子也要着火了，一定要烧着了。”

    大火含有革命的意味，它嘲笑私有制度，消灭财富的差别。听差本能地懂得这一点。

    过了半个小时，四分之一的天边已被浓烟笼罩，下面是通红的火海，上面是灰黑的烟雾。这一天烧掉了列福尔托沃村。这是一系列纵火案的开始，它们继续了五个来月，我们以后还会谈到它们。

    最后B回来了，他神采奕奕，亲切殷勤，对我说他路过火灾的地点，听到大家议论，讲这是纵火，然后半开玩笑地说道：

    “这是普加乔夫起义，您等着瞧吧，我和您也跑不了，会给绑在木桩上烧死……”

    “我们不用等到烧死，恐怕已给钉上镣铐了。”我回答。“您可知道，昨天夜里警察把奥加辽夫抓走了？”

    “您说什么————警察？”

    “我就是为这事来找您的。必须想想办法，请您找公爵打听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设法让我见见他。”

    没有回答。我不由得抬头看看B，奇怪，他变了，仿佛一下子老了几年，脸色颓丧，再也提不起精神，唉声叹气地有些发慌。

    “您怎么啦？”

    “我早对您说，经常对您说，这么干准会出事的……对，对，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现在可好，我清清白白，毫无罪过，说不定也得跟着你们蹲监狱；这种事不是闹着玩的，我尝过坐牢的滋味。”

    “你去不去找公爵？”

    “算了，这顶什么用？我作为一个朋友，劝您别再提奥加辽夫的事，尽可能安分守己一些，要不，非出事不可。您不懂得，这有多危险，我是真心劝您：莫管闲事。您要管也管不了，您救不了奥加辽夫，自己反而会遭殃。专制制度就是这么回事，什么权利，保障，统统都是废话；律师和法官干得了什么？”

    今天我没有兴致听他高谈阔论，拿起帽子走了。

    回到家中，我发现大家慌作一团。父亲为奥加辽夫的被捕正生我的气；参政官也来了，在检查我的书，把他认为危险的挑出来，神色很不满。

    在桌上，我看到米·费·奥尔洛夫的一张请帖，是邀我去赴宴的。我想，他会不会有办法？我虽然已经有了教训，但不管怎样，试试不是坏事，问问并不吃亏。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奥尔洛夫是著名的幸福社6的创始人之一，如果说他没去西伯利亚，那么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哥哥利用了尼古拉对他的特殊宠幸，何况这位哥哥7是第一个在12月14日率领自己的近卫骑兵去保卫冬宫的。奥尔洛夫被遣送回乡，过了几年才获准重返莫斯科居住。他在乡下过了一段孤独的生活，埋头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化学。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就向我介绍新的化学名称表。一切精力充沛的人，凡是较后开始研究某门科学的，总想显显身手，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房间重新布置一下。他的名称表比公认的法国名称表复杂。我想提醒他这一点，便装得十分钦佩似的，开始向他证明，他的名称表好是好，但是从前的更好。

    奥尔洛夫不服气，但后来同意了。

    我的奉承收了效，打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他看我是新生力量，我看他是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沙场老将，我们的前辈英雄们的一位朋友，生活中的一种崇高现象。

    可怜的奥尔洛夫像笼中的狮子。他在铁槛上到处猛撞，到处找不到出路，找不到事干，对工作的渴望折磨着他。

    法国没落之后，我常常遇到这一类人，这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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