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亚历山大一世之死和12月14日————精神觉醒————恐怖分子布肖————柯尔切瓦的表姐

    一个冬天的早晨，参政官突然出乎意外地来了。他心事重重，迈着快步，径直走进父亲的书房，向我扬了扬手，表示不让我进屋，然后把门闩上了。

    幸好我不必多费脑筋，猜测这是怎么回事，通往前室的门打开了一点，一张红通通的脸，给仆役制服大衣的狼皮领子遮没了一半，探出了门口，小声招呼我过去，这是参政官的听差，我赶紧跑到门口。

    “您听见没有？”他问。

    “听见什么？”

    “皇上1在塔甘罗格驾崩了。”

    这消息使我吃了一惊，我从没想到他会死。我是在对亚历山大的无限崇敬中长大的，因此立即怀着忧伤的心情，想起前不久在莫斯科见到他的情形。那时我在特维尔城门外面散步，正巧遇上了他。他安详地骑在马上，旁边有两三个将军。他们刚从霍登广场阅兵回来。他的面色和蔼可亲，脸圆圆的，线条柔和，表情显得疲惫而伤感。等他来到我们旁边时，我摘下帽子，举了起来。他微微含笑，向我点头致意。这与尼古拉2是多么不同啊！尼古拉始终像头发剪短、秃了两鬓、带胡髭的墨杜萨3。不论在街头，在宫内，在子女和大臣中间，或者传令兵和宫廷女官中间，尼古拉无时无刻不在试探，他的目光能不能产生响尾蛇的效果————使血管中的血停止流动。4如果说，亚历山大的亲切外表只是假面具，这种伪善总比赤裸裸的、公然表现的专制暴虐好一些吧？

    ……正当混乱的思想在我头脑中翻腾，店铺中竞相出售康斯坦丁皇帝5画像的时候，正当要求宣誓忠诚的通告发往各地，善良的人们忙于准备誓词的时候，传来了皇储放弃皇位的消息。紧接着，参政官的那个听差（他是政治新闻的大猎奇家，成天在参政官们的前室和各种衙门中转游，探听消息，尽管他并无午后换马的权利）又告诉我，彼得堡发生了叛乱，加列拉大街遭到了炮击。

    第二天晚上，宪兵将军科马罗夫斯基伯爵来到我家，谈起了伊萨基耶夫广场上的方阵，近卫军骑兵的进攻和米洛拉多维奇伯爵之死。6

    接着开始了大逮捕：“某某人被捕了”，“某某人被捉住了”，“某某人被从乡下押来了”；做父母的为孩子提心吊胆。乌云布满了天空。

    亚历山大统治时期，政治迫害并不常见。确实，他为了几首诗流放过普希金，也流放过拉布津，因为后者担任艺术学院院务会议秘书时，提议把马车夫伊利亚·拜科夫选为院士7。但这种迫害不是一贯的。秘密警察还没有发展成专横暴虐的宪兵团，只是由德桑格伦8的办公厅管辖的机构，德桑格伦是个老伏尔泰主义者，幽默饶舌，爱说俏皮话，有点像茹依9。但到了尼古拉时期，德桑格伦本人已被当作自由思想者，落在警察的监视下了，尽管他还是原来的德桑格伦。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清楚地衡量出两个皇朝的不同。

    尼古拉登基前，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他无足轻重，没有地位。现在大家却竞相打听他的消息。然而可以提供材料的，只有近卫军军官；他们恨他，因为他冷酷无情，吹毛求疵，报复心重。在全城最早传播的一些小道消息中，有一件事足以证实近卫军的意见。据说在一次操练时，这位亲王竟然忘乎所以，想揪一位军官的衣领。这位军官回答他：“殿下，别忘了佩剑在我手中。”尼古拉退后一步，没有吭声，然而并未忘记报复。12月14日之后，他两次查问，这位军官有无牵连在内。幸好他毫无牵连。10

    社会的论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精神的急剧堕落可悲地证明，在俄国贵族中间，个人的尊严感已衰退到何等地步。除了妇女，没有一个人敢表示同情，为昨天还曾握手言欢、今天已被拘捕的亲友讲一句公正的话。相反，出现了疯狂的奴隶制保卫者，有些人是出于卑鄙的动机，另一些人则并无个人动机，但这更糟。

    唯有妇女没有参与这场背叛亲人的丑剧……她们屹立在十字架旁边，面对血腥的绞刑架而毫无惧色————柳瑟尔·德穆兰11，这革命的奥菲利娅12，曾徘徊在刀斧手左右，等候着轮到自己；当狂热的青年阿利波13走上断头台时，向他伸出友谊和同情之手的是乔治·桑。

    流放苦役犯的妻子们跟着丈夫远赴西伯利亚东部边陲，甘心丧失一切公民权利，放弃财产和社会地位，在严酷的气候中，在更为严酷的当地警察的迫害下，忍受终生的奴役。姊妹们无权随同前往，但她们从此远离宫廷，不少人还离开了俄国；她们心头几乎全都蕴藏着对受难者的不灭的爱。然而男子们没有这种感情，恐惧吞噬了他们的心灵，谁也不敢为不幸者讲一句话。

    接触到这问题，我不能不为这些英雄史迹中的一件事讲几句，它还很少有人知道。

    在古老的伊瓦舍夫家，有一个年轻的法籍家庭女教师。伊瓦舍夫的独生子14打算娶她，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全家人惊慌失措，痛哭流涕。这个法国姑娘没有在决斗中杀死了诺沃西利采夫，自己也为后者杀死的切尔诺夫这样的弟兄，15她被迫离开彼得堡，他也在大家的劝说下暂缓实现自己的意愿。后来他成了阴谋叛乱的一个重要人物，被判处终身苦役。他的亲属还是未能从门第不相当的婚姻16中挽救他。骇人的消息一传到巴黎，那位少女立即启程奔赴彼得堡，要求批准她前往伊尔库茨克省，跟随她的未婚夫伊瓦舍夫。本肯多夫劝她放弃这个犯罪的意图，没有成功，报告了尼古拉。尼古拉令人向她说明了不愿背弃苦役流放犯丈夫的妻子的命运，同时表示，他可以成全她，然而她应该明白，如果妻子追随丈夫是出于对他的忠诚，因而可以获得某些照顾，那么她丝毫没有这种权利，因为她是自愿要与罪犯结婚的。

    她与尼古拉都履行了诺言：她去了西伯利亚，而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减轻她的命运。

    皇上是严厉的，但也是公正的。17

    但要塞还没收到批准的公文，可怜的姑娘到了那里，只得等候官长向彼得堡查询。她住的地方，到处是从前的囚犯，形形色色，人数很多，根本无法打听伊瓦舍夫的下落，或把自己的消息通知他。

    后来她逐渐认识了一些新伙伴，其中有一个流放的抢劫犯在要塞做工，她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第二天，抢劫犯给她捎来了伊瓦舍夫的便条。过了一天，他建议为她和伊瓦舍夫传递书信。他在要塞干活，从早到晚不得休息，但到了晚间仍不顾疲劳，冒着暴风雪，带了伊瓦舍夫的信，连夜赶路，在清晨返回要塞。18

    最后，批准的公文到了，他们结了婚。过了几年，苦役改成了终身流放。他们的境况有了若干改善，但精力已消耗殆尽。在历尽艰难困苦之后，妻子首先倒下。正如南国的花朵在西伯利亚的冰雪中必然枯萎，她也衰老而死了。伊瓦舍夫没有比她活得多久，她死后刚一年，他也与世长辞了。实际上，这一年中，他已经不在人世。他那些使第三厅19大为震惊的信，带有无限的哀愁，他像圣洁的梦游者在信上抒发着忧伤的诗情。严格地说，她死后，他不是活着，而是在悄悄地、庄严地走向死亡。

    这篇“传记”并没有随着他们的去世而结束。儿子流放之后，伊瓦舍夫的父亲把家产传给了私生子，要求他切莫忘记可怜的哥哥，并接济后者。伊瓦舍夫夫妇身后留下两个孩子，两个没有姓名的儿童，两个未来的世袭兵20和西伯利亚移民。他们没有依靠，没有权利，没有父母。伊瓦舍夫的弟弟向尼古拉申请允许他收养这两个孩子。尼古拉允许了。过了几年，他再一次冒险提出申请，要求让他们取得父亲的姓；这一次他居然也成功了。

    关于叛乱和审讯的消息，莫斯科扰攘不安的气氛，给了我强烈的印象。一个新世界在我眼前展开了，它日复一日地成为我整个精神生活的中心。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形成的，但是尽管我还不理解它的意义，或者还很模糊，我已感到，我生来不是属于霰弹和胜利，监狱和锁链一边的。佩斯捷利21及其同志们的被处决，终于从童年的迷梦中惊醒了我的灵魂。

    大家期待着被定罪者的刑罚得以减轻，因为宫中即将举行加冕典礼。我的父亲虽然一向谨慎小心，对事物持怀疑态度，也认为死刑不致执行，判决不过是为了震慑人心。但是他与其他人一样，并不了解年轻的皇上。尼古拉离开了彼得堡，也没有进莫斯科，而是驻跸彼得罗夫宫……当莫斯科的居民从《莫斯科新闻》上读到7月14日的可怕消息22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俄罗斯民族早已不习惯死刑了：自从米罗维奇23发动政变失败，反被叶卡捷琳娜二世斩首之后；自从普加乔夫24及其同伙被处决之后，还不曾判过死刑。人民死在皮鞭下，士兵被强迫通过队列，被非法打死25。但是从法律上说，死刑是不存在的。据说，保罗一世统治时期，顿河流域的一部分哥萨克发动叛乱，有两名军官牵连在内。保罗降旨，由军事法庭审讯他们，并委派哥萨克首领或将军全权处理此案。法庭判了他们死刑，但没有人敢批准执行。哥萨克首领奏请沙皇裁夺。保罗说：“这些人统统是老娘们，他们想把死刑的责任推给我，这很好，谢谢他们。”他用苦役代替了死刑。

    尼古拉把死刑引进了俄国刑法，起先这是非法的，后来才在法典中肯定了它的地位。

    可怕的消息传来后隔了一天，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祈祷大典26，庆祝死刑的执行。这以后，尼古拉的銮驾才浩浩荡荡开进莫斯科。我这是第一次看到他，他骑在马上，旁边是一辆轿式马车，里面坐着皇太后和皇后。他很漂亮，但这种漂亮给人以阴森的感觉；没有一张脸会像他的脸那样无情地暴露一个人的性格，前额急速地向后伸展，下颔发达，补偿了顶骨的不足，这一切表现了坚强不屈的意志和贫乏的思想，以及麻木不仁的残忍。但主要是那双眼睛，它们没有一点温情，没有一点慈祥，那是一对冬天的眼睛。我不相信，他曾热恋过任何一个少女，像保罗之于洛普欣娜27，亚历山大之于一切女人（除了他的妻子）那样；他只是“对她们略施恩泽”，如此而已。

    梵蒂冈有一个新辟的画廊，陈列着大量全身和半身雕像，以及一些小型塑像，听说都是在罗马及其近郊发掘出土，而由庇护七世28收藏的。罗马帝国衰亡的全部历史，都反映在这里的眉毛、额角和嘴唇上了。从奥古斯都的女儿29到帕贝娅30，这些贵妇人全被塑造成了娼妓，神态栩栩如生；娼妓的典型压倒一切，保存在那里。男性的典型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可以说已超越自身的界限，正向安提诺乌斯31和赫耳玛佛洛狄忒32转化：肉体衰退，精神萎靡，荒淫无耻和沉湎酒色的生活败坏了面貌，有的像“情妇”赫利奥加巴卢斯33那样前额低陷，庸俗猥琐，有的像加尔巴34那样面颊松垂；后面这类人如今在那不勒斯王35身上得到了惟妙惟肖的反映。另一种是军阀头子的典型，在这种人身上，作为普通公民、作为人的一切，都已泯灭无遗，剩下的只是一种欲望————权力欲；他们思想狭隘，心肠冷酷，这是皈依权力的僧侣，在他们脸上显示出力量和残忍的意志。那种近卫军和三军统帅的皇上，靠军人拥立成为帝国守卫者的人，就是这样。正是在这些人中间，我发现了不少相貌，可以使我想起还没留唇髭的尼古拉。我明白，这种阴森、严峻的守卫者，对于正在疯狂中死去的事物是必要的，但是对于正在兴起的新事物，他们有什么必要呢？

    尽管我日日夜夜沉浸在政治理想中，我的认识还是非常肤浅的。它们往往自相矛盾，以致我确实认为，彼得堡的骚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皇储扶上皇位，同时限制他的权力。正因为这样，我对这个怪人崇拜了整整一年。那时他比尼古拉得人心，原因何在，我不知道。他没有为人民做过一件好事，他对士兵只做过坏事，可是人民和士兵爱戴他。我记得很清楚，在加冕典礼上，他走在苍白的尼古拉旁边，蹙紧了淡黄色的浓密眉毛，穿一身黄领子的立陶宛近卫军制服，伛偻着背，肩膀耸到了耳边。他以主婚人的身份，为尼古拉与俄罗斯的结合祝福之后，便去继续蹂躏华沙了36。直到1830年11月29日37，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我的主人公其貌不扬，这样的典型在梵蒂冈也不易找到，要是我没有见过撒丁国王38，我会把这称作加特契纳39型。

    不言而喻，如今孤独对我说来比以前更难忍受了。我总想找人谈谈我的思想和憧憬，听听别人的意见，得到别人的赞许。我认为我是一个“阴谋作乱分子”，并为此感到自豪，我不能缄默不语，也不能不加选择地与任何人谈论这些事。

    我的第一个选择落在俄文教师身上。

    伊·叶·普罗托波波夫充满着那种高尚而不明确的自由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往往随着第一丝白发，随着自己的成家立业而逐渐消逝，然而它终究能提高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伊万·叶夫多基莫维奇听了我的话很感动，临走时抱着我说：“但愿这些感情能在您身上发芽生根。”他的同情使我非常兴奋。这以后他时常带一些磨得破破烂烂的小本子给我，本子上用小字抄录着普希金的《自由颂》《短剑》和雷列耶夫40的《沉思》等诗。我偷偷把它们抄了下来……（而现在我把它们公开付印了！）41

    可想而知，我的阅读范围也改变了。政治占了首位，这主要是法国革命史；以前我只是从普罗沃太太的谈话中了解了它的一些情况。在地下室的藏书中，我找到了一部关于90年代的历史，这是一个保王党人写的。它的偏见如此显著，连我这个十四岁的孩子也难以相信。我偶然听老布肖讲过，法国革命时期他在巴黎，我非常想向他问个究竟。但布肖是严峻阴沉的人，鼻子很大，戴副眼镜，从来不跟我讲一句多余的话，只谈动词变位，举些例子让我听写，骂我几句，然后拄着粗大多节的拐杖走了。

    一天上课中间，我问他：“为什么要处死路易十六？”

    老头儿看了看我，垂下一条灰白色眉毛，扬起另一条，把眼镜像脸甲一般推到额上，掏出一方大蓝手帕，一边擦鼻子，一边郑重其事地说道：

    “因为他背叛了祖国。”42

    “如果您当时也是法官的话，您会在判决书上签字吗？”

    “毫无疑问。”

    这一堂课比任何虚拟法则更重要。对我说来已经够了：很清楚，处死国王是他罪有应得。

    老布肖不喜欢我，把我看作没有头脑的顽皮孩子，因为我不好好做功课。他常说：“您成不了大器。”但他一旦发现我同情他的“弑君”思想，便变愤怒为和蔼，宽恕我的错误了；他向我讲述93年43的各种故事，以及在“淫乱者和骗子们”当道后44他如何离开了法国。下课时，他依然一本正经，没有笑容，但已能体谅地说：

    “我确实认为您成不了大器，但是您的高尚情操将会挽救您。”

    除了教师的鼓励和同情，不久又出现了另一种同情，它更加温暖，对我的影响更大。

    我的大伯父有个外孙女，住在特维尔省一个小城45里。我从小认识她，但见面不多；每年圣诞节或谢肉节，她随她的姨母到莫斯科来一次。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成了好朋友。她比我大五岁，但身材矮小，生得年轻，看上去跟我年纪差不多。我喜欢她，特别因为她是第一个把我当大人看待的，例如，她从不因为我长高了，便动不动表示惊讶，也从不打听我在读什么书，用功不用功，是不是打算进军队，要进哪个团等等。她与我谈话，就像人们平常交谈一样，不过还保留着一点老气横秋的教训口吻，这是姑娘们在年轻一点的男孩面前喜欢扮演的姿态。

    我们时常通信，1824年后更为频繁。但写信————这既得有笔，又得有纸，还得伏在沾满墨水污点、用削笔刀刻满图画的课桌上；我还是希望与她见面，谈谈我的新思想。因此当我听说，表姐46在2月（1826年）要到我家做客，住几个月时我的兴奋是可以想象的。我在课桌上画了一些数字，表示离她到达的天数，每过一天便抹掉一个数字，有时故意三四天不抹，以便一下子痛痛快快多抹掉一些。尽管这样，日子还是过得很慢，后来，指定的日期过去了，又定了新的日子，但好事多磨，新的日子也过去了。

    一天傍晚，我与伊万·叶夫多基莫维奇坐在书房里，伊万·叶夫多基莫维奇像平时一样，教一句喝一口克瓦斯，正向我讲解“六音步诗”。他把格涅季奇47译的《伊利亚特》中的每一行诗，都用强烈的声调和手势砍成了几段。这时突然从院子传来一阵沙沙声，是橇板滑过冰雪的声音，可又不像城里的雪橇。系在车上的小铃铛还余音未绝，院子中已人声嘈杂……我脸色发亮了，再也无心听“珀琉斯之子阿喀琉斯”那被砍断的愤怒，一溜烟跑出书房，奔进门厅。特维尔省的表姐已在那儿，她裹在皮外套、披肩和围巾中间，戴着风帽，穿着毛茸茸的白皮靴，可能由于冷，也可能由于兴奋，脸红通通的，一见我，便扑过来跟我拥抱。

    人们通常回忆到少年时期，回忆到那时的悲欢离合，总不免要流露出一丝宽容的微笑，他们与《聪明误》48中的索菲娅·帕夫洛夫娜一样装模作样，似乎想说：“多么孩子气！”仿佛这以后他们已大有长进，感情变得丰富或灵敏了。孩子羞于提及两三年前的玩具，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想成为大人，他们长得很快，变得很快，他们从自己的短大衣和一页页翻过去的课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成年人似乎应该懂得，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头两三年，正是我们一生中最完满、最优美的部分，它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也几乎可说是最重要的；它在不知不觉中规定了我们的未来。

    一个人不知停顿地、毫无顾虑地快步前进时，在他遇到沟壑，或者碰破头皮以前，总以为他的一生还在前面，他高傲地看待过去，也不能正确地评价现在。但是当经验摧残了春天的鲜花，吹凉了夏日的红霞，当他醒悟到生活实际上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是尾声，这时，他对少年时期那光辉的、温暖的、美好的回忆，就会改变态度了。

    大自然以自己永恒的狡计和简练的手法，把青春赋予人，又把发育成熟的人据为己有，将他安插到、编织到那张四分之三不取决于他本人的、社会和家庭关系的大网中，诚然，他会使自己的行为带上个人的色彩，但是他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自己的，个性中的抒情因素削弱了，因此情感和乐趣也愈来愈贫乏，只有智慧和意志依然如故。

    表姐的一生不是在玫瑰丛中度过的。她从小失去了母亲。父亲是不顾死活的赌徒，正如一切嗜赌如命的人一样，他十次赤贫，十次暴富，最终仍不免于破产了事。剩下的一点家私，他献给了养马场，把全部希望和爱好倾注在这上面。他的儿子在枪骑兵中当一名士官，这是表姐的唯一弟兄，一位非常善良的青年，但正在迅速走向毁灭：年方十九岁的他，已嗜赌成性，胜过乃父了。

    她的父亲在五十岁上，毫无必要地娶了一个从小在斯莫尔尼修道院49长大的老小姐。据我看，她是彼得堡贵族女子中学学生中最富有代表性的典型。在学校中，她属于品学兼优的女学生，后来在修道院担任训导员。她生得瘦小，头发是淡黄的，眼睛高度近视，外表上就带有一些书卷气和道学气。她决不愚蠢，但言谈间冷若冰霜，用的是仁义道德、忠孝节义之类的陈词滥调。她熟谙史地，讲法语准确到令人讨厌的程度；内心隐藏的自尊心表现为矫揉造作，伪装谦逊。除了这些“围黄披肩的女学究”50的一般特征外，她还有一种纯粹涅夫斯基51或斯莫尔尼的气质。每逢谈到她们“共同的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太后52的访问，她总要噙着眼泪，抬头仰望天空。她热爱着亚历山大皇帝；我记得，她戴的颈饰或戒指上，刻着摘自伊丽莎白女皇53信中的一句话：“他的嘴唇上又出现了和悦的笑容！”54

    可以想象这和谐的三重奏：一个是好赌成癖的父亲，沉醉于声色犬马、吃喝玩乐的浪荡子，一个是在完全无人管束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儿，从小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一个是从半老的女教师一变而为年轻夫人的女学究。理所当然，她不爱前妻所生的女儿，前妻所生的女儿也不爱她。一般说来，在三十五岁的妇人和十七岁的姑娘之间，只有当前者决心自我牺牲，放弃婚姻生活的时候，她们之间才可能有真挚的友谊。

    前妻所生的女儿和继母之间，通常存在着敌对情绪，我对此丝毫不以为奇，它倒是自然的，合乎情理的。一位新人突然取代了母亲的地位，这必然引起子女们的不满。在他们看来，第二次婚礼不是婚礼，而是葬仪。这种感情鲜明地表现了孩子的爱心，它向孤儿们小声叮咛：“你父亲的妻子根本不是你的母亲。”基督教本来了解，根据它所倡导的婚姻观念，根据它所宣扬的灵魂不灭观念，第二次婚姻总之是荒谬的。但教会不得不向世俗让步，想方设法应付生活的不可抗拒的逻辑，骗取单纯的童心。然而，把父亲的女伴认作自己的母亲，这件荒谬的事虽然得到教会认可，孩子们实际上是抱敌对态度的。

    从妇人方面说，婚礼刚过，她便遇到了现成的家庭和子女，这处境也确实尴尬。她对他们无可奈何，只得强装出她不可能有的感情，竭力使自己和别人相信，她爱前妻的孩子像爱自己的一样。

    因此，我对女修道士和表姐之间的不和睦，根本不想归罪于前者，也不想归罪于后者。但是我明白，一个不习惯受人管束的年轻姑娘，多么想冲出家庭的樊笼，奔向自由，不管去哪里都成。父亲开始老了，日复一日地屈服于学究夫人之前；哥哥枪骑兵的胡作非为也愈来愈甚；一句话，家庭生活是沉重的。最后，她征得继母同意，让她到我家来住几个月，也可能是一年。

    表姐到来的第二天，我除上课外，整个生活秩序都给打乱了。她自作主张，规定了我们一起看书的时间。她反对读小说，向我推荐塞居尔55的世界史和《阿纳卡西斯游记》56。她从禁欲主义观点出发，攻击我用纸卷着烟草（当时还没有卷烟）偷偷吸烟的强烈嗜好。她老喜欢向我说教，我呢，哪怕不打算实行，也规规矩矩洗耳恭听。幸亏她缺少坚持到底的精神，常常忘记自己的规定，跟我一起读楚克57的小说，而不是读考古学家的旅行记，还背着大人打发小厮去买零食————冬天是荞麦饼和素油豌豆羹，夏天是水葡萄和醋栗。

    我想，表姐对我的影响是很好的；她给我少年时期的隐士生活带来了温暖，使刚刚萌芽的感情获得了阳光，甚至保护，否则，它们很可能经不住我父亲的冷嘲热讽而全部夭折。我学会了仔细思考，为一句话伤心，关心和爱护朋友；也学会了表达自己的感情。她支持我的政治理想，预言我将有不平凡的前途和荣誉，我怀着孩子的虚荣心相信了她的话，认为我是未来的“布鲁图或法布里齐乌斯”58。

    她爱上了亚历山大骠骑兵团一个穿黑披肩和黑上装的军官，这个秘密她只向我一人透露过。这确实是一个秘密，因为连骠骑兵军官本人也从未想到，在他指挥连队的时候，有一位十八岁的少女为了他，在心头迸发了爱情的纯洁火花。我不知道，我是否羡慕他的命运（应该是有一些），我自豪的是，她选择我作她的知心人。我把这事想象成（按照维特59的方式）一出情场悲剧，它将随着自杀、服毒和匕首而产生一个伟大的结局。我甚至想去找他，向他公开这一切。

    表姐从柯尔切瓦带来一些羽毛球，一个球上插了一只别针。她从来不玩别的羽毛球，每逢它落在我或别人手中，她总要把它收回，说她已经用惯了它。恶作剧60这魔鬼永远是我的不祥的引诱者，它唆使我偷换别针，就是说把它扎在另一只羽毛球上。恶作剧完全没被发觉，表姐始终用有别针的羽毛球。过了大约两星期，我告诉了她。她脸色陡然一变，流下眼泪，走回房中去了。我吃了一惊，心里很难过，等了半个小时，我去找她。房门锁上了，我恳求她开门，她不肯，说她不舒服，说我不是她的朋友，只是一个没心肝的孩子。我写了一张字条给她，请求她宽恕。茶后，我们和解了，我吻了她的手，她拥抱了我，向我说明了事情的全部重要性。一年前，那个骠骑兵在她家用膳，饭后与她打羽毛球，他用的羽毛球就给标上了记号。我受到良心的谴责，认为我确实犯了亵渎圣物的错误。

    表姐在我家住到了10月。她父亲叫她回去，答应明年再让她上我们的瓦西里耶夫庄园玩儿。我们心神不定，等待着分离，终于在秋季的一天，一辆马车来接她了。她的使女忙着搬箱笼杂物，我家的仆人把各色食品装上马车，多得足够她吃一个礼拜。然后大家聚集在台阶旁边，与她道别。我们紧紧拥抱着————她哭了，我也哭了。马车驶到街上，就在那个出售荞麦饼和豌豆羹的地点，拐进另一条胡同消失了。我在院子中徘徊，心情寂寞而苦闷；我走回楼上的卧室，然而那里也似乎变得空虚和寒冷了。我动手做伊万·叶夫多基莫维奇布置的作业，但心中还在不断琢磨：马车现在到了哪儿，是不是已经出城了呢？

    我的唯一安慰，只是明年6月在瓦西里耶夫的重新会面！

    对我说来，农村便是节日，我热爱乡村生活。森林，原野，广阔自由的天地————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因为我从小关在深宅大院内，受到严密的监护，未经许可和没有仆人陪同，在任何借口下都不准走出大门一步……

    “我们今年去不去瓦西里耶夫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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