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点后记

陈言，规摹旧作，不能变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鲁直诗云：‘随人作计终后人。’又云：‘文章最忌随人后。’诚至论也。”具体接触到作品时，如前集卷五十七载福州僧之学李义山诗，则斥为“所谓屋下架屋者，非不经人道语，不足贵也。”如后集卷十六载天随子的《自遗》和《古意》，则誉为“皆思新语奇，不袭前人”。

    继承诗话遗产，把古人作品，加以恰如其分的分析与批判，对于发展新的创作来说，无疑地会起着借鉴作用。《丛话》对于前人作品，从一字的推敲，到一篇的经营，都比较具体地指出是楷模，还是病累。同时，对于作家的生活实践，以及作品的素材积累，也都比较具体的道出了他们的写作甘苦和学习方法。因之，《丛话》对于学诗来说，在过去曾起了一定的作用。宋末诗人兼文学理论批评家方回作《渔隐丛话考》写道：“回幼好之，……昼夕窥观，学诗实自此始。”可见此书的影响。

    由于作者是封建士大夫，不能不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因之，不少看法是片面甚至错误的。对诗谶的无稽之谈，作者引录了别人的反对意见加以猛烈抨击，又历举事实一再反驳诗谶之说的荒谬，但他却又说：“人之得失生死，自有定数，岂容前逃，乌得以谶言之，何不达理如此，乃庸俗之论也。”(前集卷四十)以唯心的观点批判唯心的观点，也就不可避免地同样落入“庸俗”之论，书中收集了不少“鬼诗”，在《缁黄杂记》和《神仙杂记》里，也有不少迷信事迹的灵异的记载，这和作者所持的唯心观点，显然是一脉相通的。其次，他强调诗歌创作是“光景常新”，只要“日锻月炼”，自能独辟前人未到之蹊径，同时却又宣扬李、杜、苏、黄“后无来者”，“人固无及”；前后的观点，相互有矛盾。此外，一些评论也不无偏颇之处。他认为白居易“诗至于老妪解，乌得成诗”(前集卷八)；对于聂夷中的作品，只称赞《咏田家诗》“数语最佳，其余虽有讽刺，亦俚甚矣”(前集卷二十四)。显而易见，作者是流露了轻视诗歌语言浅俗的态度。这些不正确的见解，反映在书中，不一而足，需要我们在吸取精华的同时，给予细致地剔除。

    《苕溪渔隐丛话》通行的有清乾隆五年至六年(一七四○—一七四一)杨佑启耘经楼依宋版重雕本，今即据为底本，校以北京图书馆藏残宋本(即耘经楼所依本，残存前集卷十五至四十五，卷一至十四配明钞本)，北京大学藏残宋本(此另一宋本，残存后集卷一至二、卷五至四十，共三十八卷。由于这两种宋本，一残存前集，一残存后集，不相混杂，今都称为宋本)，及元翠岩精舍校定鼎新重刊本(残存前集卷一至五十，今称为元本)，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七年(一五二八)徐梁钞本(今称为徐钞本)，及傅增湘校三种明钞本(一，故宫博物院景阳宫藏明蓝格钞本，残存前集卷六至三十五、卷四十一至五十五，后集卷六至三十五，共七十五卷，卷末有“按察司书吏唐天桂誊写”一行，板心有“石林书屋”四字；二，宋牧仲家藏明钞残本，残存卷数不明，傅校于后集卷一、卷三十六、卷三十七曾出此本；三，徐梧生家藏明红格钞残本，残存卷数不明，傅校于前集卷五十六、卷五十八曾出此本。傅校于每卷末有时记用何本校，其校有一校二校乃至三校的，唯都用朱笔，无法识别，今统称之为明钞本)，和傅增湘校两种旧抄本(一，傅增湘藏本，存前集一至五卷；二，故宫博物院藏本，存前集卷五、卷三十六至四十一、卷五十至六十，共十八卷。傅增湘认为两残本似即一书，笔法颇类钱叔宝。今统称为旧钞本)。用各本对校，还有不能解决问题的，就用理校法处理，仍注明原来误字，以资考订。

    校点者廖德明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