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点后记

    《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二写道：“《渔隐丛话》六十卷，后集四十卷，新安胡仔元任撰，待制舜陟之子，居湖州，自号苕溪渔隐。”舜陟，字汝明，徽州绩溪人，《宋史》卷三百七十八有传。是胡仔原籍徽州，后寄居湖州。本书前集卷五十五写道：“余卜居苕溪，日以渔钓自适，因自称苕溪渔隐。”《渔隐诗评丛话前集自序》署年为戊辰春三月上巳，即绍兴十八年，当公元一一四八年。《后集自序》暑年为丁亥中秋日，即干道三年，当公元一一六七年；前后两集的纂集，相去约二十年。先是宣和五年(一一二三)，阮阅撰《诗总》(后人改编为《诗话总龟》)，由于当时党禁未开，因之元祐诸家，都未加收录。胡仔“遂取元祐以来诸公诗话，及史传小说所载事实，可以发明诗句，及增益见闻者，纂为一集，凡《诗总》所有，此不复纂集，庶免重复”(《前集自序》)。则是此书，实和《诗总》相辅而行，彼此可取补充。

    《诗总》是以事分门，《丛话》是以人分类。以事分门，或事无所归，或诗无所属，这样，便在具体处理时带来不少困难；以人分类，不仅解决了上面两种困难，并且还可以因人与人的关系，物与物的牵连，从而由某甲以及某乙，由此物以及彼物，很自然地把作家与作品、作品与本事有骨有肉地结合在一起，可以帮助读者的联想和探索。如后集卷十四论李义山《华清宫诗》，便举崔鲁《华清宫诗》来比较，论王建《宫词》，便举花蕊夫人《宫词》来比较，又如前集卷十六论韩退之《听琴诗》，便举古今诗人听琴、阮、琵琶、筝、瑟的作品来相比较；前集卷四十九因王直方论黄山谷《蜡梅诗》，便举苏东坡和自己的作品来相比较：这样地处理资料，使得诗话的编写工作，又向前发展一步。稍后于胡仔的南宋人计有功所撰的《唐诗纪事》、尤袤所撰的《全唐诗话》，都继承了这种以人分类的形式。

    《丛话》的纂集，不是作材枓的堆积，而是有所抉择的。《前集自序》写道：“一诗而二三其说者，则类次为一，间为折衷之，又因以余旧所闻见，为说以附益之。”《丛话》对于作品，除了辛勤地搜集前人从各种角度去分析研究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的成果外，有时还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表示自己的态度。如论述陶潜诗，不取锺嵘的“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之说，而取萧统“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之说，可见《丛话》评诗，不是纯客观主义的。《丛话》全书重点放在李杜和苏黄四家，以为“皆集诗之大成者”(后集自序)，而尤着重于杜甫和苏轼，这完全合乎历史现实的发展的。全书评述杜诗的有十三卷，评述苏诗的有十四卷，共二十七卷，约估全书卷数四分之一而强。由于“老杜于诗学，世以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前集卷九)，于是胡仔揭橥自己纂集《丛话》的意图，《丛话前集》卷十四写道：“余纂集《丛话》，盖以子美之诗为宗。”卷四十九写道：“余为是说，盖欲学诗者师少陵而友江西，则两得之矣。”因之，《丛话》的纂集，就不是仅仅停留在就诗论诗了。

    宗师少陵的提法，也有较为进步的观点。前集卷十四引陈辅之《诗话》写道：“荆公尝言：‘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然李赞皇云：‘譬之清风明月，四时常有，而光景常新。’又似不乏也。”对于遗产，贵创新反因袭，这是贯穿全书的主导思想。前集卷四十九引宋子京《笔记》云：“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人讥屋下架屋，信然。陆机曰：‘谢朝花于巳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胡仔随即提出自己的见解写道：“学诗亦然。若循习陈言，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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