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显然他的意见是起了作用的。

    宋、辽、金三朝的历史，对于元人来说，是近代史。苏天爵一贯注意收集三朝的历史文献，「家藏书万卷，于辽、金逸事，宋代遗文，犹拳拳收购不倦」。赵汸：书赵郡苏公所藏经史遗事后，东山存稿卷五。进入史馆后，「阅近代史籍」，对宋代国史的情况，有详细的了解。曹先生文稿序，见本书卷六。同时还「多知辽、金故事」。王守诚：国朝文类跋。大约就在编纂国朝名臣事略的同时，他还完成了辽金纪年一书。据元史本传说，辽金纪年一书「未及脱稿云」。但此说似非事实。苏天爵的友人吴师道说，辽金纪年和国朝文类、国朝名臣事略二书一起，「遂大行于时」。滋溪书堂诗序，吴师道文集卷一。又宋本说，辽金纪年与国朝名臣事略「皆脱稿」。滋溪书堂记，国朝文类卷三十一。辽金纪年无疑已成书。此外，苏氏的另一位友人赵汸说，天爵「早岁入冑监，登禁林，接诸老儒先生绪言，最为有意斯事（指编撰宋、辽、金三朝历史————引者）。尝取三国史志文集，总其编目于前，而合其编年于后。事之关于治乱存亡者，则疏而间之。题曰：宋辽金三史目录。所以寓公正之准的，肇纂修之权舆也。后虽出入中外，不克他有撰录，而所至访求遗文，考论逸事，未尝少忘。」题三史目录纪年后，东山存稿卷五。按，文中言书名宋辽金三史目录，但标题则作宋辽金三史目录纪年。宋辽金三史目录一书，不见于元史苏天爵传。按照赵汸所说，此书作于苏天爵就读国子学及入翰林国史院时，则与辽金纪年的成书年代相近；而此书的体例，亦采用编年的办法。因此，似可认为，三史目录应在辽金纪年基础上扩编而成；也有可能，纪年就是三史目录的一部分。由于纪年与目录均已散佚，我们祇能作如上的推论。由此可见，苏天爵对宋、辽、金三朝历史，确实下了很大功夫并有所著述。

    与此相关，苏天爵还与友人谢端合作正统论，「辨金、宋正统甚悉，世多传之」。元史卷一百八十二谢端传。此文亦已佚。赵汸曾在虞集处见到苏天爵的「文字一帙」，其中一篇「论帝王统绪之正」，虞集给予很高评价，以为：「论兹事于前代，先儒具有成言。若夫世变不齐，异论蠭起，自非高见远识公万世以为心者，安能明决如是乎！」书苏参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后，东山存稿卷五。这篇针对「世变不齐，异论蠭起」而发的文章，无疑就是正统论。可见当时确曾流传过。萧启庆教授以为国朝文类卷四十五「有谢端撰辽宋金正统一文，大概就是他们合着的正统论」。见前引萧文。按，国朝文类一文作者修端，并非谢端。又，此文已见于王恽玉堂嘉话卷八（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一百），系元初作品，不可能出于谢、苏之手。

    纂修辽、金、宋三史，是元朝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屡次提出建议，但因统治者未予重视，一直未能实现。一直到元顺帝时，才得进行。至正三年（一三四三），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时距金亡已一百余年，距宋亡亦已六十多年了。受命主持其事的有名学者欧阳玄、揭傒斯、张起岩等。苏天爵时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未能参预这一学术界的盛事，这对于他来说，一定是觉得十分遗憾的，而当时「论者每为惜之」。赵汸：书赵郡苏公所藏经史遗事后，东山存稿卷五。为此，苏天爵写下了三史质疑一文，寄给欧阳玄作参考。文中对修三朝史必须依据的数据加以评论，对一些重要史实提出自己的看法，还提出修三史时应注意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反映了苏天爵对辽、宋、金史的丰富知识，文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今天的研究者仍有参考价值。

    这里顺便谈一下苏天爵与经世大典的关系。元文宗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命奎章阁学士院与翰林国史院「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会粹国朝故实之文」，编成一书。经世大典序录，见国朝文类卷四十。书成后赐名经世大典。这部篇幅浩大的著作，是元代前半期典章制度的总汇，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纂修经世大典的实际负责人是名学者、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前面已说过，虞集是苏天爵在国学的老师，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虞集受命后，立即推荐马祖常等「可共领典」，谢端、苏天爵等「可助撰录」。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虞集传。不少研究者以此为据，断言天爵曾参与大典的纂修工作，如苏振申的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一九八四年版。其实并非如此。首先，据元史本传载，虞集上书后，「帝以尝命修辽、金、宋三史，未见成绩，大典命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赵汸所撰虞公行状亦云，集「移文阁中言：……议未定，而上命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东山存稿卷六。虞集所举均非奎章阁人员。文宗下令「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就是否定了他的建议。当时苏天爵的职务是翰林应奉，当然也就不可能参与其事。其次，如果苏天爵参与修经世大典的话，这是一件大事，其重要性决不下于修实录，元史本传记修实录而不记与修经世大典，是讲不过去的。本传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正好说明他未参与此事。

    （三）

    滋溪文稿是苏天爵的文集，共收各体诗文三百二十五篇，分三十卷。其中词、赞、铭、诗合为一卷，共十九篇。其余二十九卷是记、序、碑志、行状、制诰、祝文、表笺、祭文、策问、书、读书札记、章疏、题跋等。碑志、行状共十七卷，占全书篇幅一半以上，这样的比重在传世的元代文集中是罕见的。十七卷碑铭、行状共一百八篇，所记人物有大臣、中下级官吏、儒生、妇女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个别例外，他为之作碑传文字的对象全都是汉人和南人。

    虞集曾称赞说：「伯修之文，简洁严重，如其为人。」赵汸：书苏参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后。王祎则说苏天爵长于「纪事之文」，为当代其它学者所不及。上苏大参书，王忠文公集卷十三。苏氏的碑传文字，特点是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可以看出作者对当代典章制度的熟习和深厚的史学修养。对于研究有元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来说，苏天爵的碑传文字是必须参考的。以政治方面来说，赵秉温行状中记述了建设大都和立朝仪的经过，吴元珪行状中关于军政的记载，赵伯成碑中有关元初江南人民起义的记录，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史料。以经济方面来说，诸如郭明德碑中关于边境屯田和运输军粮的议论，李守中墓铭中关于河东、两浙盐政的记载，李羽与和洽两人墓碑中有关民间饲养官驼马的记述，等等，都有助于对这些制度的认识。文化方面的内容特别丰富。砚坚、刘因、萧■〈奭斗〉等人的碑传文字，是关于元代北方理学传播的珍贵文献。齐履谦、耶律有尚、孛术鲁翀三碑，留下了元代国学制度的重要数据。马祖常、黄清老、宋褧、傅若金的碑铭，则是这几位代中期著名文学家的翔实的传记，其中记录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也记述了他们的仕途生涯。李衎、李遵道父子是元代享有盛名的画家，他们两人的生平，只有在滋溪文稿中可以找到详尽的记载。还值得提出的是，苏天爵为韩公麟、窦行冲、王彦泽等医学名家所作的碑传，对于了解元代医学的成就和元朝政府对医学的态度很有帮助。总的说来，苏天爵笔下的碑传人物，以元代中、后期居多。他们的言论、行为，很多均是苏天爵亲身见闻，所以记述自然翔实可信。

    滋溪文稿中的其它体裁的文字，如奏疏、记、序、读书札记、题跋等，都有程度不等的史料和学术价值。其中奏疏二卷，涉及顺帝朝初期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灾异建白十事、山东建言三事等文，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从而显示了元末全国农民战争爆发的必然性；乞续编通制、建言刑狱五事、乞详定斗殴杀人罪、乞差官录囚等篇，提供了许多有关元代法制和刑狱的资料；而修功臣列传一文，使我们对元代国史的修撰情况有所了解。记、序、题跋中也有许多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内容。例如，新升徐州路记叙述了徐州升路的背景：适应镇压羣众武装暴动的需要；跋延佑二年廷对拟进贴黄后、书泰定廷试策题稿后二文，有助于了解科举制度的实施情况。文稿中的读书札记祇有两篇，一篇是三史质疑，系苏天爵为纂修辽、金、宋三史而作，已见前述。另一篇是读诗疑问，系苏天爵三十四岁时读朱熹诗集传、吕祖谦读诗记有所疑而作，对于研究诗经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清人修四库全书总目，在介绍滋溪文稿时说：「其波澜意度，往往出入于欧、苏，突过其师（指安熙————引者）远甚。至其序事之作，详明典核，尤有法度。集中碑版几至百有余篇，于元代制度人物，史传阙略者，多可藉以考见。元史本传称其身任一代文献之寄，亦非溢美。」见该书卷一百六十七集部别集类二十。完全可以说，滋溪文稿是研究元代历史的必读的基本文献之一。在元代众多的私家文集中，它是公认的比较重要的一种。

    文稿赵汸序云：「滋溪文稿三十卷，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赵郡苏公之文，前进士永嘉高明、临川葛元哲为属掾时所类次也。」赵汸字子常，徽州休宁人，元末著名经学家。他的文集东山存稿中有多篇文字提到了苏天爵，说明二人有较密切的交往。高明，字则诚，温州瑞安人。温州古称永嘉，故赵汸以永嘉为其籍贯。至正五年进士，南戱琵琶记的作者。葛元哲，字廷哲，江西抚州金溪人。抚州古称临川。至正八年进士。按苏天爵曾两度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一在至正八、九年，一在至正十二年。葛元哲任江浙省掾是至正八年的事，赵汸：书苏奉使本末后，东山存稿卷五。赵汸作序的时间是至正十一年十一月，因而文集的编定祇能在苏天爵第一次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时，即至正八、九年间，而不能在第二次出任时。但需要指出的是，文稿收录了苏天爵在至正九年以后写的文章，时间最晚是辛卯（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年）秋七月，距赵汸作序不过四个月。跋丘侯送行序后，滋溪文稿卷三十。据此，我们可以说，滋溪文稿三十卷在至正八、九年间，由高明、葛元哲大体编成，后来有所增补，大概在至正十一年十一月赵汸作序前，才最后定稿。

    在滋溪文稿目录后有文四篇。前两篇分别为马祖常、陈旅作，无题。第三篇是祝蕃所作像赞，第四篇是商企翁所作画像赞。关于马、陈二文应作一点说明。马祖常文一开始说：「右苏君伯修杂着。」显然是为苏天爵文集所作的跋。但马文作于至顺元年（一三三○），距滋溪文稿成书还有二十年，元代有不少文人立意著作，随时请一些名家为自己的部分诗文作序跋，待最后成书时一并收入，这是习见不鲜的事。例如，名诗人乃贤的金台集所收诗篇以至正四年到至正十年所作居多，成书应在至正十一年以后，但所收序跋有好几篇均作于至正四年以前。严格地说，马祖常此文是为苏天爵部分诗文所作跋，当时可能连文集的名称都没有定下来，故祇称「杂着」。陈旅文又见于他的文集安雅堂集卷十三，题为跋松厅章疏。松厅章疏是苏天爵任监察御史时所上章疏的汇编，部分内容收入文稿卷二十六、二十七。故文稿编定时将陈旅的有关跋文一并收入。

    滋溪文稿成书后曾于元末刻印，现存有元刻本卷二十五至卷三十。原系缪氏艺风堂藏书，藏园羣书经眼录卷十五集部四。后归北京图书馆。明、清二代一直没有重刻，祇有钞本流传。进入民国以后，张钧衡辑适园丛书，将滋溪文稿收入第六集，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出版。徐世昌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也将文稿刊印出版。这就是比较通行的适园丛书本和徐氏退耕堂刻本。

    适园丛书本以钞本为底本，其中部分曾用元刻残本校过。据张钧衡跋，所用校本系「元大字本后六卷残帙」。应即缪氏艺风堂藏本。但北京图书馆所藏残本祇有五卷，即卷二十六至三十。书中许多蒙古色目人名、氏族名、职官名经过窜改，如「达噜噶齐拉拜」（原作「达鲁花赤老孛」）赵文昭公行状，见滋溪文稿卷二十二。，「哈喇娄准台氏」（原作「哈儿柳温台氏」、「哈巴尔图」（原作「哈八秃）、「玛穆特」（原作「马马其」）长葛县君张氏墓志铭，见滋溪文稿卷二十一。。文稿卷二十三王宪穆公行状还出现了一人二名的情况。前面作「哈达布哈」，隔了两行，却出现了「哈塔不花」，查勘其它钞本、刻本，前面的「哈达布哈」亦作「哈塔不花」，适园丛书本显然是窜改时过于粗心，以致同一人名一改一未改，给读者增添了疑惑。同卷中书左丞王公行状也有同样的情况，前面作「阿噜威氏」，一行以后则作「阿鲁浑氏」。「阿鲁浑氏」是元代通行的译名，而「阿噜威氏」则是清人窜改的结果。这种任意窜改人名、氏族名和职官名的做法，是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所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查勘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中的滋溪文稿，适园丛书本中的窜改多数可以找到，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例如，前面所举「哈达布哈」、「哈塔不花」一名异译，在四库全书本中都作哈陶布哈；又「阿噜威」、「阿鲁浑」一名异译，在四库全书本中都作「谔尔根」。总的来看，适园丛书本源自四库本，是没有问题的。其中某些译名不一致，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四库全书曾不止一次修改，适园丛书所据是其中某次修改本，与文渊阁本有出入。另一种可能，则是适园丛书所据底本从四库全书钞出，但又作过某些修改。

    适园丛书本除了任意改窜人名、氏族名和职官名外，脱漏错讹之多，令人吃惊。经我们查勘，几近六百处。脱漏最多的是赵忠敏公神道碑（卷十），计三百九十七字。其它如高文贞公神道碑（卷十一），脱十九字；程府君墓碑（卷十八），脱十六字；治书侍御史韩公神道碑，铭文脱十六字。至于脱一、二字者，则比比皆是。因错讹造成文义相反或不可解之处，也有多起。如灾异建白十事（卷二十六）中云：「今朝廷设官罔有上下之别」，便令人无法理解。元朝和其它朝代一样，等级森严，设官怎么能没有（「罔」）上下之别呢？查元刊本残卷，原来「罔」系「固」之误。一字之差，意义全然不同。又如，李侯墓碑（卷十八）中云：「民有亲丧久不葬者，盖始则疑阴阳休咎之说，土俗因而不改。」既「疑」为何「久不葬」？查其它诸本，「疑」系「泥」之误，意义也正好相反。至于人名、地名、年月之误，为数更多，就不再举例了。

    徐刻本的底本，是张之洞家旧藏的明钞本，并用「他家写本，及元刻残本、四库全书本」加以校勘而成的。见徐世昌所作序。徐世昌曾任北洋政府的总统，他之所以有兴趣刊印此书，大概是受了新元史作者柯绍忞的影响。徐、柯二人系同年进士，徐曾为新元史作序并为之刊行，此明写本也是因柯绍忞的关系从张之洞家买得的。从刻本来看，徐氏依据的底本是不错的。例如上面所说适园丛书本几处大的文字脱漏，在徐刻本中都没有出现。但为徐氏任校勘之责的人似乎并不认真，此本错误亦复不少。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曾以李木斋（李盛铎）所藏明钞本加以校勘，凡订正九百八十字。傅氏校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徐刻本的错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明文义任意改动。如常州路新修庙学记（卷三）云：「中唐左墄，悉用玉石。」徐本改「唐」为「堂」。按，「唐」有道路之义，尔雅释宫：「庙中路谓之唐。」将「唐」改为「堂」，是改错了。（适园丛书本亦作「堂」）。又如，萧贞敏公墓铭（卷八）中引萧■〈奭斗〉云：「某蚤事文墨，见一时高才绝足趋事功者，效之不能，是以安于田亩，读书为事。」适园丛书本改「绝足」为「捷足」。按，「绝足」指千里马，用作譬喻杰出的人才，与「高才」同义。改为「捷足」，反而不可解了。徐刻本则作「绝足」，但改「事功」为「事公」，同样是错误的。「事功」指事业、功绩。萧■〈奭斗〉的意思是说，当时的才智之士都追求做一番事业，自己不能效法他们，安于田亩读书为事。如果改为「事公」————事奉公上，意思就讲不通了。同一墓碑云：「考讳瑜，才而略，金季转徙陕、洛之郊，屡佐戎幕，活人有功，终京兆路总管府经历。」徐刻本改「金季」为「宋季」，误。「陕、洛之郊」原是金朝的辖地。另一种是疏忽造成的错字和别字，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总的来说，徐刻本比适园丛书本的错讹要少一些。

    上面介绍的是刻本的情况。除刻本之外，传世的钞本颇多，分藏于各图书馆。就我们所见，钞本中以上面所说李木斋藏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台湾刊行的元代珍本文集汇刊台湾中央图书馆印行。滋溪文稿出版于一九七○年。中所收钞本（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为佳。经比较，两本应同出于一祖本，或即元刻本。现在我们即以元代珍本文集汇刊中所收钞本作为底本进行整理，校以李木斋藏本（简称李氏钞本）、适园丛书本（简称适园本）、徐世昌刻本（简称徐刻本）和元刊残本。

    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滋溪文稿前有刘兆佑所作序录，介绍天爵生平及文稿一书版本源流。其中云：「清季曾两刻，皆在同治年间。」按，适园丛书本与徐氏刻本均刻于入民国以后，不知何故有此误。又云：「后至元戊寅（四年）曹复亨编次其父曹文贞诗集，天爵序之，见曹氏诗集吴全节跋，今则佚而不见。」按，曹复亨之父曹伯启，其诗集名曹文贞诗集，又名汉泉漫稿。苏天爵所作序文题汉泉漫稿序，见文稿卷五，「佚而不见」云云，并非事实。

    元史本传称天爵有诗稿七卷、文稿三十卷，其诗稿已佚。又，本传记松厅章疏五卷，今文稿中章疏仅二卷。可见天爵诗文颇有遗佚。今从各书辑得诗文七篇，作为本书附录。又从元代诗文集中辑得有关苏氏诗文，以及后代有关滋溪文稿的序跋著录，亦均收作附录，以便读者研究苏氏生平及文稿时参考。

    本书点校得到姚景安同志指正，谨此致谢。限于学力，难免有不当之处，衷心欢迎指正。

    陈高华　孟繁清

    一九八七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