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滋溪文稿三十卷，元苏天爵着。

    苏天爵（一二九四——一三五二），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其先世当金末曾一度徙河南，金亡后返里，「居久之，遂以赀雄其乡」。曾祖苏诚，继承先业，「时郡邑新立，无知学者，独能教其子，为乡人先」。祖苏荣祖，「家藏书数百卷，手录校书不倦」。藏书之屋名滋溪书堂，「盖滋水道其南也」。这也正是本书名称的由来。荣祖曾一度监真定税务，不久即辞去。父苏志道（一二六一——一三二○），以吏起家，有能名，曾参与处理江南白云宗狱及岭北行省赈济饥民事件，颇有声誉。官至岭北行省左右司郎中（从五品）。他「既为时循吏，又好读书」，对书堂加以修葺，「且渐市书益之，又尝因公事至江之南，获万余卷以归」。虞集：真定苏氏先茔碑，见道园学古录卷十四；苏公墓碑，同上书卷十五。宋本：滋溪草堂记，国朝文类卷三十一。苏氏为真定大族，天爵祖先世代为学，藏书万卷，又两代出仕，这样的家庭环境，对他的生活道路有极大的影响。

    苏天爵少年时受到其父苏志道的严格教育，并一度师事理学家安熙（一二七○——一三一一），「从学实有年」。袁桷：安先生墓表，清容居士集卷三十。后入国子学读书。他「初为冑子时，科目未行」。[二]元代科举制的实行，始于仁宗延佑二年（一三一五）。苏天爵入国子学，应在延佑元年（一三一四）或稍早，也就是在他二十一岁或更早一些时候。值得指出的是，国子学是元代汉族儒生入仕的一个重要途径。元代国子学招收的对象是贵族、官僚子弟，但是事实上贵族和高级官僚子弟入学者极少，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怯薛怯薛，突厥——蒙古语。原义为轮番宿卫，后成为蒙古大汗禁卫军的专有名称。入元朝后，怯薛成为皇帝身边的执事人员，世代相袭，朝廷大官多由此出身。或荫叙谋取高官，用不着费心苦读。国子学的学生主要是中下级官员的子弟。苏天爵显然就是以父亲的地位得以入学的。国子生要定期考试，国子学内部的考试称为私试，合格者打分。积分达一定标准可以参加贡举考试。元代中期，「岁贡六人。蒙古二，官从六品；色目二，官从七品；汉人二，官从七品」。苏天爵：齐文懿公神道碑，见本书卷九。贡举考试由朝廷派人主持，称为公试。苏天爵在国子学期间，勤奋努力，得到著名学者虞集等人的赏识。延佑四年（一三一七），天爵参加国子学生贡举公试，所作碣石赋「雅驯美丽，考究详实」，为主考官马祖常所激赏，拔为第一。见马祖常文，本书目录后附。因此得以释褐出仕，授大都路蓟州判官（从七品）。时年二十四岁。

    苏天爵由国学贡举出仕，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起点，对他后来的发展，关系至大。元代官员的选拔，主要有怯薛、荫叙、吏员出职、国学贡举等途径，后来又有科举。列名怯薛，限于蒙古、色目的贵族、官僚子弟，苏天爵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通过荫叙，是一条可行的途径，但其父苏志道尚任职，而且其品阶（从五品）荫子，不过从九品，属于最低的品级，往上升迁不易。由吏入官，是当时多数汉族知识分子入仕的主要途径，也正是苏志道走过的道路。但是，这是一条漫长而又坎坷不平的道路，能上升到高品阶的极少。元制吏员为官止于四品。苏志道是有名的能吏，数十年辛勤，南北奔走，终于五品，便是最好的例子。因此，在科举实行前，经由国子学出仕，是汉族知识分子的最好出路。当然，在国子学中也充满了竞争。国子学生员定额四百人，经过严格的考试选拔，每年得以出贡的汉族学生不过二人。尽管如此，它仍然提供了可以凭个人努力争取入仕的机会。苏天爵凭入学前的基础，以及入学后的勤奋努力，终于脱颖而出。二十四岁即为七品官，这在元代汉族儒生中是极罕见的，而这也就为他进一步的升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延佑七年（一三二○），苏志道病死，不久其妻亦去世。苏天爵丁内外艰，离职家居守丧。服除，调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一三二四），改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应奉翰林文字。自此历迁翰林修撰、监察御史、肃政廉访使、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集贤侍讲学士、两浙都转运使等二十余职。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农民战争爆发，天完红巾军起自湖北，沿江而下，攻取江东、江西、两浙之地，东南为之震动。次年，元朝政府调苏天爵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从二品），总兵于饶（路治今江西鄱阳）、信（路治今江西上饶）一带。不久，病卒于军中，年五十九。其生平事迹略见元史本传（本书附录已收）。

    苏天爵入仕以后，迁转二十余职。其中最受人称道的，是在监察系统中任职时的作为。他曾前后八次在监察系统任职，受人称道的有三次。至顺二年（一三三一）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次年奉命虑囚湖北。元代江南湖北道所辖范围包括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北部，「所统地大以远，其西南诸郡民獠错居，俗素犷悍喜斗争，狱事为最繁」。苏天爵「不畏山溪之阻，瘴毒之所侵加，徧履其地，虽盛暑犹夜篝灯阅文书无少倦」。「事无巨细，必尽心焉」。在当地平反寃狱多起。这次经历后来由黄溍写成苏御史治狱记一文，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五。在士大夫中间博得了普遍的赞誉。在此以前，人们对他的印象是：「泯泯默默，惟沉潜载籍，若他无所能者。」这时才知道他精明干练，长于吏事。陈旅：送苏伯修治书西台诗序，安雅堂集卷五。这次录囚不过数月，同年七月即离任。元统元年（一三三三），苏天爵改监察御史，在官四月，章四十五上。「所劾五人，皆权要所举。所举百有九人，则世臣耆德与一时之名流，而于外官下吏草泽之士有弗遗也」。黄溍：读苏御史奏稿，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二。元朝不设谏官，监察御史兼有匡谏之责，「然居是官者往往致详六察，于匡谏之道则或未尽」。这是由当时的政治状况造成的。监察御史主要由汉人充任，而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汉人在政治上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苏天爵所上章疏，除了劾举之外，还「言当畏天变，奉宗庙，保圣躬，辅圣德，止畋猎，大臣不当增广居第」；陈旅：跋松厅章疏，安雅堂集卷十三；又见本书卷首。「自圣躬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礼文，闾阎幽隐，苟有关乎大体，系乎得失，知无不言」。黄溍：读苏御史奏稿，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二。他能于监察、匡谏两个方面都有所表现，因而受到了人们的注意。所上奏疏曾由他自己编为松厅章疏五卷，已佚，但部分已收入本书。

    至正五年（一三四五），苏天爵被派充京畿奉使宣抚，出巡京畿（大都周围）地区。奉使宣抚从性质来说也是一项监察工作，但系元朝政府的临时派遣。元顺帝即位后，政治更形混乱，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吏弊未祛，民瘼滋甚」。于是便「遣官分道奉使宣抚」，「询民疾苦，疏涤寃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元史卷四十一顺帝纪四。总的来说这一措施是失败的，奉使者大都不过虚应故事而已，「使者所至，持诉牒遮马首号呼者千百余辈，皆漫不加省，不过即官署一布德音而去」。赵汸：书苏奉使本末后，东山存稿卷五。当时民间歌谣唱道：「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其中也有极少数例外，苏天爵便是一个。他在京畿各地宣抚，「其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这样做反而引起了当权者的猜忌，「竟坐不称职罢归」。元史本传。按，书苏奉使本末后所引兴除、纠劾数不同。

    除了上述三次以外，苏天爵还曾任御史台都事、元史本传记天爵于后至元二年（一三三六）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三年迁礼部侍郎。郎中从五品，侍郎正四品，而御史台都事为首领官，正七品。疑有误。淮东道肃政廉访使、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山东道肃政廉访使等职。他还在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和文化教育部门担任过各种职务，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表现。

    苏天爵在政治上有一定抱负。他受过理学的严格熏陶，追求的是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平日论治道，必本三代，所谓明道术，正人心，育贤才，兴教化，盖拳拳焉」。赵汸：送江浙参政苏公赴大都路总管序，东山存稿卷二。但他有实际的从政经验，深知法制刑政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性，提出：「礼乐教化固为治之本，而法制禁令实辅治之具。」乞续编通制，滋溪文稿卷二十六。「国之重者，莫先乎刑」。乞详定鬬殴杀人罪，滋溪文稿卷二十七。本书共收章疏十九篇，其中有半数以上涉及法制刑政问题，可见他的注意所在。元末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苏天爵已经敏锐地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多次指出，苛政暴敛，百姓饥寒，是「盗贼」滋多的原因。「盖犯法而为盗则死，畏法而不为盗则饥。饥饿之与受刑，均为一死，赊死之与忍饥，祸有迟速，则民之相率而为盗，是岂得已。长民者可不为之深念乎！」所以，既要加强法制刑政，又要选官恤民，减轻赋役。「大抵安民之术，不夺其时，不伤其财，惟禁其为非，而去其为害，则民皆安堵矣」。山东建言三事，滋溪文稿卷二十七。「不夺其时」，是要人民能从事简单的再生产；「不伤其财」，是使人民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祇有在这样的前提下，禁止其「为非」「为害」才能有效，社会才能安定。他还反复强调刑狱寃滥的严重性，指出，「州县官吏辄敢恣意杀人」，「愤怒蕴于人心」，促使社会矛盾激化。因此，必须「恤刑」、「录囚」，使「有不敢生事扰民，罪囚不致寃滥死损」。禁治死损罪囚，滋溪文稿卷二十七。「刑政肃清」，「草窃有不知畏乎！禁治死损罪囚，滋溪文稿卷二十七。他曾多次向统治者提出建议，并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努力把上述想法付诸实现。但是，统治者并不曾认真考虑他的意见（事实上在一个腐朽的官僚统治体系内部也不可能按这些意见去办），他自己的努力犹如杯水车薪，根本不能阻挡元朝政权日益腐化的没落趋势。

    苏天爵对元朝统治是极端忠诚的。他不断为元朝统治者歌功颂德，「深仁厚泽，涵育众生」之类言语，在他的文章中反复出现。他认为「中统、至元之治比隆前古」。论不可数赦，滋溪文稿卷二十六。元顺帝统治时期，政治黑暗，人民困苦，苏天爵完全了解这些情况，而且在奏疏中一再言及。但他认为上述严重情况是官吏贪污枉法所致，而天子圣明，「恩泽汪濊，诞洽臣民」。恭书圣德颂后，见本书卷三十。在他看来，元朝是「正统」所在，它取代金、宋，统一全国，是天命所归，完全合理的。苏天爵持这样的政治态度，并非偶然。北方汉族士大夫先后经历金、元两代统治，他们的政治理想，不是强调「夷夏大防」，而是「用夏变夷」；不是反对元朝统治，而是积极劝说、促使元朝统治者接受并推行「汉法」。苏天爵是元代后期位列显要的少数北方汉族士大夫之一，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也有很高的地位。他是北方汉族地主的政治代表人物，在思想上也有代表性。

    （二）

    苏天爵在国学读书时即以「力学善文」知名，王守诚：国朝文类跋。释褐入仕后仍然「嗜学不厌」。宋本：滋溪书堂记，国朝文类卷三十一。著名学者马祖常赞扬他「读经稽古，文皆有法度，当负斯文之任于十年之后也」。见本书卷首。果然，元朝末年，「中原前辈凋谢殆尽，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讨论讲辩，虽老不倦」，元史本传。成为学术界的领袖人物。

    从学术渊源来说，苏天爵入国学前受业于安熙，而安熙则是元初北方著名理学家刘因的私淑弟子。安熙教授学生，「入学以居敬为本，读书以经术为先」。默庵先生安君行状，见本书卷二十二。他的言行对苏天爵有很大的影响。入国学后，受业于理学大师吴澄。吴澄是元代南方理学的代表人物。因此，苏天爵笃信理学，时时以倡明理学自命。他曾先后刊印朱熹编伊洛渊源录和辑录许衡「褒封之制、奏对之书及其哀诔之文」为内容的正学编，目的都是为了使学者「知夫学术源流之正」，「知求圣贤之学而学焉，则真儒善治之效可得而致矣」。伊洛渊源录序，见本书卷五；正学编序，见本书卷六。应该指出的是，元代理学门户之见颇盛，陆九渊心学一派受朱学排挤，趋向衰微；在朱学内部，北方许衡、刘因两人门下势同水火，互相攻讦；而南方吴澄也受到许氏弟子的非议，以致不能在国学立足。苏天爵则不为此所囿，他调和许、刘，尊崇吴澄，对陆学亦加肯定，这在当时是难得的。但在理学方面，他并无专门著作，严格来说，并不能算是理学家。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是在历史学上。

    苏天爵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苏天爵从青年时起即有志于著述，并以保存文献为己任。他自就读国子学就「手抄近世诸名公及当代闻人逸士述作，日无倦容」。王守诚：国朝文类跋。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先后编成国朝名臣事略和国朝文类二书。前者以人物为中心，选辑各种资料，所录四十七人，除刘因外，都是元初（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功绩卓著的名臣。刘因得以列名其间，则与苏天爵推崇理学有关。此书仿照南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的体例，但又有所创新。全书采用各种文献达一百三十余种，有不少原书已散佚，赖此书得以保存片段。后来明人修元史，其列传部份，从体例到取材都受名臣事略一书的影响。韩儒林：影印元刊本国朝名臣事略序，载穹庐集；萧启庆：苏天爵和他的元朝名臣事略，载元代史新探。后者按文体编录，「乃搜集国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着、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百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苏天爵选编此书的原则是：「必其有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或取其雅制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陈旅：国朝文类序。显然，他选编的着眼点是经世致用，以政治标准为主，目的是为编纂当代的历史积累数据。这两种书在元代后期刊行后已博得普遍的赞誉，有人说：「山林晚进得窥国朝文献之盛者，赖此二书而已。」赵汸：书苏参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后，东山存稿卷五。在今天，更是研究有元一代历史者必读的基本典籍。

    元朝效法前代的制度，在每位皇帝死后都要修纂实录，此事通常由翰林国史院负责。苏天爵前后二度任职史馆。泰定元年（一三二四）为翰林国史院典籍官，不久迁应奉翰林文字（仍为从七品）。到至顺二年（一三三○）升翰林修撰（从六品），同年迁南台监察御史。这一次在翰林国史院前后长达七年左右。第二次是元统二年（一三三四），由监察御史迁翰林待制（正五品），但不久改中书右司都事。在两次任职翰林国史院期间，他曾先后参预纂修英宗实录和文宗实录。元朝对于实录纂修人选十分重视，与其事者除蒙古重臣外，例选当时有声望的汉人士大夫担任。这既是一种荣誉，又是升迁的机会。苏天爵两度参与其事，足以说明他在当时享有较高的声望和地位。而每次实录的完成，都使他得以晋升官职。

    元朝诸帝实录，为明代编纂元史的本纪部分，提供了最基本的素材。实录的编纂，无疑是对历史学作出了贡献。在这里需要对某些史实加以说明。据元史本传，苏天爵在「至顺元年预修武宗实录」，元统二年「预修文宗实录」，历来论述苏氏史学者，均以此为据。如孙克宽：滋溪文稿别记，收在元代汉文化之活动（台湾中华书局一九六八年版）中。萧启庆教授则认为天爵先后预修武宗、文宗、英宗三朝实录，后者不见于本传，但天爵所撰黄清老墓碑中曾提及。萧氏前引文。黄清老墓碑见滋溪文稿卷十三。按，萧氏指出天爵预修英宗实录，为前人所未发，至为可贵。但预修三朝实录之说，仍可商榷。问题出在武宗实录上。至大四年（一三一一），武宗死，仁宗嗣位，即「命翰林国史院纂修先帝实录」。元史卷二十四仁宗纪一。主其事者为程巨夫、袁桷、元明善等。元史程巨夫传和元明善传都说皇庆元年（一三一二）修武宗实录。元史卷一百七十二、卷一百八十一。程巨夫的进三朝实录表作于皇庆元年十月，所进三朝实录是顺宗实录一卷、成宗实录五十六卷、武宗实录五十卷。国朝文类卷十六。这一年苏天爵方十九岁，尚未入国学，所以是根本不可能参预修武宗实录的。后来有的记载如赵翼廿二史札记以为武宗实录系元明善和苏天爵合修，所根据的即是元史本传，不足为凭。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九元史条。另据元史本纪中的记载，英宗实录的纂修始于泰定元年（一三二四），到文宗至顺元年（一三三○）五月，「翰林国史院修英宗实录成」。足征元史苏天爵传中所说至顺元年预修的不可能是武宗实录而应是英宗实录。苏天爵在黄清老墓碑中说：「英宗一朝大典撰述未终，国有大故，命公与天爵修撰，为成书四十卷。」所谓「国有大故」，系指泰定帝死后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帝位以致兵戎相见而言，这条记载更可以说明天爵确曾预修英宗实录。

    实录是元代「国史」修纂的一个部分。「国史」修纂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则是后妃功臣传。此事始于仁宗即位之初（一三一一），元史卷二十四仁宗纪一。但问题甚多，进展缓慢，时断时续。顺帝即位（一三三三）初，苏天爵上疏，请修功臣列传。他指出，「史有二体」，即编年与纪传。「近代作为实录，大抵类乎编年，又于诸臣薨卒之下，复为传以系之，所以备二者之体也」。但实录中诸臣列传「事实不见」，需要另修。他强调「网罗」各种数据对修史的重要性；指出作史不能以贵贱为差，主要应看是否有事迹可传，不能止取嘉言嘉行，应该善恶并载，这样才能「为将来之劝」，「无虚美隐恶之讥矣」。见本书卷二十六。这篇奏疏篇幅不长，但集中表达了苏天爵对于修史的一些想法，是很可贵的。在他上疏后不久，后妃功臣传的修撰工作全面展开，显然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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