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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应宫成，王魏公为首相，始命充使，宫观置使自此始，然每为现任宰相兼职。天圣七年，吕申公为相，时朝廷崇奉之意稍缓，因上表请罢使名，自是宰相不复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罢参知政事留京师，以资政殿大学士为提举会灵观事。宫观置提举，自此始。自是学士、待制、知制诰，皆得为提举，因以为优间不任事之职。熙宁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罢之则伤恩，留之则玩政，遂仍旧宫观名，而增杭州洞霄及五岳庙等，并依西京崇福宫置管勾或提举官，以知州资序人充，不复限以员数，故人皆得以自便。
国朝馆伴契丹，例用尚书学士。元丰初，高丽入贡，以毕仲衍馆伴。仲衍时为中书舍人，后遂为故事。盖以陪臣处之，下契丹一等也。契丹馆于都亭驿，使命往来，称“国信使”。高丽馆于同文馆，不称“国信”，其恩数、仪制皆杀于契丹。大观中，余以中书舍人初差馆伴，未至而迁学士，执政拟改差人，上使仍以余为之。自是王将明等皆以学士馆伴，仍升使为“国信”，一切视契丹。是时方经营朔方，赖以为援也。建炎三年，余在扬州，复入为学士，高丽自海州来朝，遂差余馆伴。余因建言：高丽用学士馆伴，出于一时之命，而升为“国信使”，亦宣和有为为之。今风示四夷，示以轨物，当正前日适然之失，尽循旧制。因辞疾请命他官。于是张遵明以中书舍人改差，罢“国信”，皆用元丰旧仪，自余请之也。
唐翰林院在银台之北。乾封以后，刘之、元万顷之徒，时宣召草制其间，因名“北门学士”。今学士院在枢密之后，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为院之正门；而后门北向，与集英相直，因榜曰“北门”。两省枢密院皆无后门，惟学士院有之。学士朝退入院，与禁中宣命往来，皆行此门，而正门行者无几。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唐翰林院，本内供奉艺能技术杂居之所，以词臣侍书诏其间，乃艺能之一尔。开元以前，犹未有学士之称，或曰“翰林待诏”，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犹称“供奉”。自张自为学士，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则与翰林院分而为二，然犹冒翰林之名。盖唐有弘文馆学士，丽正殿学士，故此特以翰林别之。其后遂以名官，讫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学士而不冠以翰林，则亦自唐以来沿袭之旧也。
紫宸、垂拱常朝，从官于第一重隔门下马，宰相即于第二重隔门下马，自主廊步入殿门，人从皆不许随，虽宰相亦自抱笏而入，幕次列于外殿门内两庑，惟中丞以交椅子一只坐于殿门后，稍西北向，盖独坐之意。驾坐，阁门吏自下，以次于幕次帘前报班到；二史舍人而上，相继进，东西分立于内殿门之外，南向阁门内。诸司起居毕，阁门吏复从上。自尚书侍郎以次揖入，东西相向，对立于殿庭之下，然后宰执自幕次径入就位，立定，阁门吏复引而北向。起居毕，宰执升殿，尚书以次各随其班，次第相踵，从上卷转而出，谓之“卷班”。遇雨，则旋传旨拜于殿门下，谓之“笼门”。崇政殿则拜于东廊下。
太宗时张宏自枢密副使，真宗时李惟清自同知枢密院，为御史中丞，盖重言责也。仁宗时，亦多命前执政，如晏元献公、王安简公皆是。自嘉后迄今，无为之者。
故事，在京职事官绝少用选人者。熙宁初，稍欲革去资格之弊，于是始诏选举到可试用人，并令崇文院校书以备询访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馆职，或升资任，或只与合入差遣，盖欲以观人材也。时邢尚书恕，以河南府永安县主簿，首为崇文院校书，胡右丞愈知谏院，犹以为太遽，因请虽选人而未历外官，虽历任而不满者，皆不得选举。乃特诏恕与堂除近地试衔知县，近岁不复用此例。自始登第，直为禁从，无害也。
宰相除授，虽兼职，故事亦须用麻。乾德二年，赵韩王以门下相兼修国史，有司失于讨论，遂止降敕，至今不能改。
《考异》：《仁宗实录》云：唐制，宰相监修国史，馆殿大学士皆降制。本朝自赵普后，或止以敕除，非故事也。此云虽兼职亦用麻，泛言兼职，非也。又若拜相带监修国史，则自降制矣，故云或止以敕除，言其不皆如此也。
京城士人旧通用青凉伞。祥符五年，始诏惟亲王得用之，余悉禁。六年，中书、枢密院亦许用，然每车驾行幸，扈从皆撤去。既张伞而席帽仍旧，故谓之“重戴”。余从官遇出京城门，如上池赐宴之类，门外皆张伞，然须却帽。
寇莱公、王武恭公皆宋婿，其夫人明德皇后亲妹也。当国主兵，皆不以为嫌。
故事，太皇太后伞皆用黄，太妃用红。国朝久虚太妃宫。元间，仁宗临御，上元出幸寺观，钦圣太后、钦成太妃始皆从行，都人谓之“三殿”。苏子容《太妃阁春帖子》云：“新春游豫祈民福，红伞雕舆从两宫。”
慈圣太后在女家时，尝因寒食与家人戏掷钱。一钱盘旋久之，遂侧立不仆，未几被选。
故事：南郊，车驾服通天冠、绛纱袍；赴青城祀日，眼靴袍；至大次临祭，始更服衮冕。元丰中，诏定奉祀仪，有司建言：《周官》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礼记》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王肃援《家语》，临燔祭，脱衮冕，盖先衮而后裘。因请更制大裘，以衮用于祀日，大裘用于临祭。议者颇疑《家语》不可据，黜之。则《周官》、《礼记》所载相牾。时陆右丞佃知礼院，乃言古者衣必有裘，故缁衣羔裘、素衣裘、黄衣狐裘。所谓大裘不裼者，止言不裼，宜应有袭。袭者，裹也。盖中裘而表衮，乃请服大裘、被以衮，遂为定制。大裘，黑羔皮为之，而缘以黑缯，乃唐制也。
邵兴宗初自布衣，试茂才异等中选，除建康军节度推官。会言者论与宰相张邓公妻党连姻，报罢。后因元昊叛，诏求方略之士，复献《康定兵说》十篇，召试秘阁，始得权州观察推官。祖宗取人之慎，盖如是也。
《考异》：时有密言邵与张邓公连姻者，实非也。其后邵进《兵说》，召试授颖州团练推官。此云权州观察推官，非也。
卢相多逊，素与赵韩王不协，韩王为枢密使，卢为翰林学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号从古未有，韩王从旁称赞。卢曰：“此伪蜀时号也。”帝大惊，遂令检史，视之果然。遂怒，以笔抹韩王面，言曰：“汝争得如他多识！”韩王经宿不敢洗面。翌日奏对，帝方命洗去。自是隙益深。以及于祸，多逊《朱崖谢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门，非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阙，何日忘之？”天下闻而哀焉。
京师省、寺皆南向，惟御史台北向，盖以唐以来如此。说者以为隋建御史台，取其与尚书省便道相近，故唐因之；或云御史弹治不法，北向取肃杀之义，莫知孰是。然今台门上独设鸱吻，非他局所有也。
国初，西蜀初定，成都帅例不许将家行，蜀土轻剽易为乱，中朝士大夫尤以险远不测为惮。张乖崖出守还，王元之以诗赠云：“先皇忧蜀辍枢臣，独冒干戈出剑门。万里辞家堪下泪，四年归阙似还魂。弟兄齿序元投分，儿女亲情又结婚。且喜相逢开口笑，甘陈功业不须论。”自庆历以来，天下安，成都雄富，既甲诸帅府，复得与家俱行，无复曩时之患矣。而故事例未有待制为帅者，故近岁自侍郎出守，或他帅自待制移帅，皆加直学士，尤为优除也。
《考异》：至和元年，张安道知益州，仁宗特令奉亲行，竟不敢。嘉五年，吴长文除知成都，以亲辞，故知郓州。云庆历以来复得与家偕行，非也。绍圣四年，郑雍以大中大夫知成都，盖前执政也。致和六年，周焘以宝文阁待制知成都，此云未有以待制为帅者，亦非也。
神宗初即位，犹未见群臣，王乐道、韩持国维等以宫僚先入，慰于殿西廊。既退，独留维，问王安石今在甚处？维对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来乎？”维言：“安石盖有志经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若陛下以礼致之，安得不来？”上曰：“卿可先作书与安石，道朕此意，行即召矣。”维曰：“若是，则安石必不来。”上问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进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书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万}见在京师，数来臣家，臣当自以陛下意语之，彼必能达。”上曰：“善。”于是荆公始知上待遇眷属之意。
寇莱公初入相，王沂公时登第，后为济州通判。满岁当召试馆职，莱公犹未识之，以问杨文公曰：“王君何如人？”文公曰：“与之亦无素，但见其两赋，志业实宏远。”因为莱公诵之，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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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馆伴契丹，例用尚书学士。元丰初，高丽入贡，以毕仲衍馆伴。仲衍时为中书舍人，后遂为故事。盖以陪臣处之，下契丹一等也。契丹馆于都亭驿，使命往来，称“国信使”。高丽馆于同文馆，不称“国信”，其恩数、仪制皆杀于契丹。大观中，余以中书舍人初差馆伴，未至而迁学士，执政拟改差人，上使仍以余为之。自是王将明等皆以学士馆伴，仍升使为“国信”，一切视契丹。是时方经营朔方，赖以为援也。建炎三年，余在扬州，复入为学士，高丽自海州来朝，遂差余馆伴。余因建言：高丽用学士馆伴，出于一时之命，而升为“国信使”，亦宣和有为为之。今风示四夷，示以轨物，当正前日适然之失，尽循旧制。因辞疾请命他官。于是张遵明以中书舍人改差，罢“国信”，皆用元丰旧仪，自余请之也。
唐翰林院在银台之北。乾封以后，刘之、元万顷之徒，时宣召草制其间，因名“北门学士”。今学士院在枢密之后，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为院之正门；而后门北向，与集英相直，因榜曰“北门”。两省枢密院皆无后门，惟学士院有之。学士朝退入院，与禁中宣命往来，皆行此门，而正门行者无几。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唐翰林院，本内供奉艺能技术杂居之所，以词臣侍书诏其间，乃艺能之一尔。开元以前，犹未有学士之称，或曰“翰林待诏”，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犹称“供奉”。自张自为学士，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则与翰林院分而为二，然犹冒翰林之名。盖唐有弘文馆学士，丽正殿学士，故此特以翰林别之。其后遂以名官，讫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学士而不冠以翰林，则亦自唐以来沿袭之旧也。
紫宸、垂拱常朝，从官于第一重隔门下马，宰相即于第二重隔门下马，自主廊步入殿门，人从皆不许随，虽宰相亦自抱笏而入，幕次列于外殿门内两庑，惟中丞以交椅子一只坐于殿门后，稍西北向，盖独坐之意。驾坐，阁门吏自下，以次于幕次帘前报班到；二史舍人而上，相继进，东西分立于内殿门之外，南向阁门内。诸司起居毕，阁门吏复从上。自尚书侍郎以次揖入，东西相向，对立于殿庭之下，然后宰执自幕次径入就位，立定，阁门吏复引而北向。起居毕，宰执升殿，尚书以次各随其班，次第相踵，从上卷转而出，谓之“卷班”。遇雨，则旋传旨拜于殿门下，谓之“笼门”。崇政殿则拜于东廊下。
太宗时张宏自枢密副使，真宗时李惟清自同知枢密院，为御史中丞，盖重言责也。仁宗时，亦多命前执政，如晏元献公、王安简公皆是。自嘉后迄今，无为之者。
故事，在京职事官绝少用选人者。熙宁初，稍欲革去资格之弊，于是始诏选举到可试用人，并令崇文院校书以备询访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馆职，或升资任，或只与合入差遣，盖欲以观人材也。时邢尚书恕，以河南府永安县主簿，首为崇文院校书，胡右丞愈知谏院，犹以为太遽，因请虽选人而未历外官，虽历任而不满者，皆不得选举。乃特诏恕与堂除近地试衔知县，近岁不复用此例。自始登第，直为禁从，无害也。
宰相除授，虽兼职，故事亦须用麻。乾德二年，赵韩王以门下相兼修国史，有司失于讨论，遂止降敕，至今不能改。
《考异》：《仁宗实录》云：唐制，宰相监修国史，馆殿大学士皆降制。本朝自赵普后，或止以敕除，非故事也。此云虽兼职亦用麻，泛言兼职，非也。又若拜相带监修国史，则自降制矣，故云或止以敕除，言其不皆如此也。
京城士人旧通用青凉伞。祥符五年，始诏惟亲王得用之，余悉禁。六年，中书、枢密院亦许用，然每车驾行幸，扈从皆撤去。既张伞而席帽仍旧，故谓之“重戴”。余从官遇出京城门，如上池赐宴之类，门外皆张伞，然须却帽。
寇莱公、王武恭公皆宋婿，其夫人明德皇后亲妹也。当国主兵，皆不以为嫌。
故事，太皇太后伞皆用黄，太妃用红。国朝久虚太妃宫。元间，仁宗临御，上元出幸寺观，钦圣太后、钦成太妃始皆从行，都人谓之“三殿”。苏子容《太妃阁春帖子》云：“新春游豫祈民福，红伞雕舆从两宫。”
慈圣太后在女家时，尝因寒食与家人戏掷钱。一钱盘旋久之，遂侧立不仆，未几被选。
故事：南郊，车驾服通天冠、绛纱袍；赴青城祀日，眼靴袍；至大次临祭，始更服衮冕。元丰中，诏定奉祀仪，有司建言：《周官》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礼记》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王肃援《家语》，临燔祭，脱衮冕，盖先衮而后裘。因请更制大裘，以衮用于祀日，大裘用于临祭。议者颇疑《家语》不可据，黜之。则《周官》、《礼记》所载相牾。时陆右丞佃知礼院，乃言古者衣必有裘，故缁衣羔裘、素衣裘、黄衣狐裘。所谓大裘不裼者，止言不裼，宜应有袭。袭者，裹也。盖中裘而表衮，乃请服大裘、被以衮，遂为定制。大裘，黑羔皮为之，而缘以黑缯，乃唐制也。
邵兴宗初自布衣，试茂才异等中选，除建康军节度推官。会言者论与宰相张邓公妻党连姻，报罢。后因元昊叛，诏求方略之士，复献《康定兵说》十篇，召试秘阁，始得权州观察推官。祖宗取人之慎，盖如是也。
《考异》：时有密言邵与张邓公连姻者，实非也。其后邵进《兵说》，召试授颖州团练推官。此云权州观察推官，非也。
卢相多逊，素与赵韩王不协，韩王为枢密使，卢为翰林学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号从古未有，韩王从旁称赞。卢曰：“此伪蜀时号也。”帝大惊，遂令检史，视之果然。遂怒，以笔抹韩王面，言曰：“汝争得如他多识！”韩王经宿不敢洗面。翌日奏对，帝方命洗去。自是隙益深。以及于祸，多逊《朱崖谢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门，非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阙，何日忘之？”天下闻而哀焉。
京师省、寺皆南向，惟御史台北向，盖以唐以来如此。说者以为隋建御史台，取其与尚书省便道相近，故唐因之；或云御史弹治不法，北向取肃杀之义，莫知孰是。然今台门上独设鸱吻，非他局所有也。
国初，西蜀初定，成都帅例不许将家行，蜀土轻剽易为乱，中朝士大夫尤以险远不测为惮。张乖崖出守还，王元之以诗赠云：“先皇忧蜀辍枢臣，独冒干戈出剑门。万里辞家堪下泪，四年归阙似还魂。弟兄齿序元投分，儿女亲情又结婚。且喜相逢开口笑，甘陈功业不须论。”自庆历以来，天下安，成都雄富，既甲诸帅府，复得与家俱行，无复曩时之患矣。而故事例未有待制为帅者，故近岁自侍郎出守，或他帅自待制移帅，皆加直学士，尤为优除也。
《考异》：至和元年，张安道知益州，仁宗特令奉亲行，竟不敢。嘉五年，吴长文除知成都，以亲辞，故知郓州。云庆历以来复得与家偕行，非也。绍圣四年，郑雍以大中大夫知成都，盖前执政也。致和六年，周焘以宝文阁待制知成都，此云未有以待制为帅者，亦非也。
神宗初即位，犹未见群臣，王乐道、韩持国维等以宫僚先入，慰于殿西廊。既退，独留维，问王安石今在甚处？维对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来乎？”维言：“安石盖有志经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若陛下以礼致之，安得不来？”上曰：“卿可先作书与安石，道朕此意，行即召矣。”维曰：“若是，则安石必不来。”上问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进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书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万}见在京师，数来臣家，臣当自以陛下意语之，彼必能达。”上曰：“善。”于是荆公始知上待遇眷属之意。
寇莱公初入相，王沂公时登第，后为济州通判。满岁当召试馆职，莱公犹未识之，以问杨文公曰：“王君何如人？”文公曰：“与之亦无素，但见其两赋，志业实宏远。”因为莱公诵之，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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