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平，皇帝万岁”字，顾谓善长曰：“此夸大词也。古者大旗之制，各有其属，若日月、蛟龙、熊虎、鸟隼、龟蛇之类，所以昭仪物，辨等威。若‘太平’、‘万岁’之名，此直夸耳，莫若以‘天佑邦家，海宇康宁’易之，庶几顺理。”既而复谕之曰：“此亦近夸，宜并去之。”

    洪武四年二月癸巳，淮安、宁国、扬州、台州府并泽州各献瑞麦共二十本，群臣皆贺。太祖曰：“朕为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时，五谷熟，人民育，为国家之瑞。盖国家之瑞，不以物为瑞也。昔尧舜之世，不见祥瑞，曾何损于圣德？汉武帝获一角兽，产九茎芝，当时皆以为瑞，乃不能谦抑自损，抚辑民庶，以安区宇，好功生事，卒使国内空虚，民力困竭，后虽追悔，已无及矣。其后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汉德于是乎衰。由是观之，嘉祥无征而灾异有验，可不戒哉！”

    十月甲戌，甘露降于钟山，群臣称贺。太祖曰；“休咎之征，虽各以类应，朕德凉薄，乌足以致斯。”翰林应奉睢稼对曰：“圣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宁，中及万灵，则膏露降。陛下恭敬天地，辑和人民，故嘉祥显着。”起居注魏观曰：“帝王恩及于物，顺于人而甘露降。陛下宽租赋，减徭役，而百姓欢豫，神应之至，以此故也。”翰林侍读学士危素曰：“王者敬养耆老，则甘露降，而松柏受之。今甘露降于松柏，乃陛下尊贤养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宗庙，颁示史馆，以永万亿年无疆之休。”太祖曰：“卿等援引载籍，言非无征。然朕心存警惕，惟恐不至。乌敢当此？一或忘鉴戒而生骄逸，安知嘉祥不为灾之兆乎！告诸宗庙，颁之史馆，非所以垂示于天下后世也。”群臣皆顿首谢。

    洪武三年五月丁巳，凤翔府宝鸡县进瑞麦一茎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有余本。太祖谓廷臣曰：“向者凤翔饥馑，朕闵其民，故特遣人赈恤。曾未数月，遽以瑞麦来献。借使凤翔民未粒食，虽有瑞麦何益？苟其民皆得所养，虽无瑞麦何伤？朕尝观自古以来，天下无金革斗争之事，时和岁丰，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夫义妇德，兄爱弟敬，风俗淳美，此足为瑞。若此麦之异，特一物之瑞耳，非天下之瑞也。”

    八月丁丑，礼部尚书陶凯等言进膳举乐。太祖曰：“古之帝王功业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间，熙然太和，虽日举乐，未为过也。今天下虽定，人民未苏，北征将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忧勤之不暇，岂可忘将士之劳而自为佚乐也哉？俟大兵凯还，士卒无战伐之劳，人民罢转输之苦，然后以乐侑膳，未晚也。”

    洪武四年闰三月壬午，太祖阅翰林所撰《武臣诰》文，有“佐朕武功，遂宁天下”之语，即改作“辅朕戎行，克奋忠勇”。因诏词臣谕之曰：“卿此言太过。尧舜犹病博施，大禹不自满假，朕何敢自侈大之言乎？自今措词，务在平实，毋事夸张。”

    洪武五年六月癸卯，句容县民献嘉瓜二，同蒂而生。太祖御武楼，中书省臣率百官以进，礼部尚书陶凯奏曰：“陛下临御，同蒂之瓜产于句容。句容，陛下祖乡也，实为祯祥。盖由圣德和同，国家协庆，故双瓜联蒂之瑞独见于此，以彰陛下保民爱物之仁，非偶然者。”太祖曰：“草木之瑞，如嘉禾并莲、合欢连理、两岐之麦、同蒂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归德于朕，朕否德，不敢当之。纵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物之祯祥示之。苟有过，必垂象以谴告，使我克谨其身，以保其民，不至于祸殃。且草木之祥，生于其土，亦惟其土之人应之，于朕何预？若尽天地间时和岁丰，乃王者之祯。”故遂为赞，并赐其民钱而遣之。

    洪武八年十一月甲戌，甘露降于南郊，群臣咸称贺，献歌诗以颂德。太祖曰：“人之常情，好祥恶妖。然天道幽微莫测，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吉；睹妖而能惩，妖未必皆凶。盖闻灾而惧，或者蒙休，见瑞而喜，可以致咎。何则？凡人惧则戒心常生，喜则侈心易纵。朕德不逮，惟图修省之不暇，岂敢以此为己所致哉？”

    洪武十八年四月乙未，五色云再见，礼部请率百官表贺。太祖谕之曰：“天下康宁，人无灾害，祥瑞之应，固和气所召。昔舜有《卿云》之歌，在当时，有元恺岳牧之贤相与共治，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岂可遽以是受贺？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从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惧，以至灾异之来，不复能弭。盖夸侈之心生，则戒惧之志怠，故鲜克终，可以为戒。”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云见，翰林学士刘三吾进曰：“云物之祥，征乎治世。舜之时形于诗歌，宋之时以为贤人之符。此实圣德所致，国家之美庆也。”太祖曰：“古人有言，天降灾祥在德。诚使吾德靡悔，灾亦可弭。苟爽其德，虽祥无福。要之国家之庆，不专于此也。”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戌，河南汝宁府确山县野蚕成茧，群臣贺表。太祖曰：“人君以天下为家，使野蚕成茧，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当受贺。一邑之内偶然有之，何用贺为？”

    洪武二十九年正月乙丑，太祖罢朝，从容问左右民间事。礼部尚书阎克新对曰：“圣泽深广，天下之民各安生业，幸蒙圣治。”太祖曰：“虽尧舜在上，不能保天下无穷民。若谓民皆安业，朕恐未然，何得遽言至治？”克新对曰：“圣德谦虚，不自满假，则天下之民受福无穷矣。”

    经国

    壬寅六月戊寅，元中书平章察罕帖木儿遣使前来致书，太祖谓左右曰：“予观察罕书，词婉而媚，是欲馅我。我岂可以甘言诱哉？况徒以书来，而不还我使者，其情伪可见。吾观天下事势，若天未厌元，而彼之所为有以厌服人心，则事未可知。今其所为违天悖理，岂能有成？且人谋不如天从。天与人，人不得违。人贪天，天必不与。我之所行，一听于天耳。夫天下犹器也。众人争之必裂，一人持之则完。今张士诚据浙西，陈友谅据江汉，方国珍、陈友定又梗于东南，天下纷纷，未有定日。予方有事之秋，未暇与较，姑置不答。”

    甲辰正月戊辰，太祖还朝，谓左相国徐达等曰：“卿等为生民计，推戴予。然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今将相、大臣辅相于我，当鉴其失。宜协心为治，以成功业。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巳。”又曰：“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吾昔起兵濠梁，见当时主将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乱，不知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今吾所任将帅，皆昔时同功一体之人，自其归心于吾，即与之定名分，明号令，故诸将皆听命，无敢有异者。尔等为吾辅相，当守此道，无谨于始而忽于终也。”

    乙巳四月庚子，太祖谓孔克仁曰：“汉高祖起自徒步，终为万乘，何也？”克仁对曰：“由其知人，善任使。”太祖曰：“卿言汉高止此乎？”克仁对曰：“然。”太祖曰：“周室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陈涉作难，豪杰蜂起，项羽矫诈，南面称孤，仁义不施，而自矜功代。高祖知其强，忍而承以柔逊，知暴虐，而济以宽仁，卒以胜之。及羽死东城，天下传檄而定，故不劳而成帝业。譬犹群犬逐兔，高祖则张罟而坐获之者。方今天下用兵，豪杰非一，皆为勍敌。我守江左，任贤抚民，伺时而动。若徒与之角力，则猝然难定。”

    五月乙亥，平章常遇春取安陆，克之。先是，太祖命遇春往取安陆及襄阳，谕之曰：“安陆、襄阳横据上流，跨连巴蜀，控扼南北，自古所必争之地。今置不取，将贻后忧，汝往取之。夫坚城之下，难以猝攻，缓之则顿三军之锐气，急之恐驱人以冒矢石。宜相机招徕，以辑宁其民。”复调江西行省右丞邓愈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领兵继其后。使人谓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陆、襄阳，汝当以兵继之。凡得州郡，汝宜驻兵以抚降附。近闻王保保集兵汝宁，彼之所为，如筑堤壅水，惟恐渗漏。汝之往也，能爱军恤民，则仁声义闻被于远近。人心之归，犹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泄漏，用力少而成功多也。若襄阳未下，则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阳，半集景陵。汝居湖广，使声援相应，以遏寇之奔轶。”愈奉命遂行。至是，遇在攻安陆，遂克其城。

    丙申四月癸亥，太祖谓侍臣孔克仁等曰：“壬辰之乱，生民涂炭，中原诸将若孛罗帖木儿，拥重兵犯城阙，乱伦干纪，行已夷灭。扩廓帖木儿挟太子以动兵，是以子抗父。且急于私雠，无敌忾之志，糜烂其民，终无成就。李思齐、张思道辈固碌碌不足数，然窃据一方，民受其敝。他如张士诚，外假元名，内实寇心，反复两端，情状可见。明王珍父子据有巴蜀，僭称大号，喜于自用而无远谋，观其所为，皆不能有成。中原扰扰，孰为拯之？予揆天时，审人事，有可定之机，令师西出襄樊，东逾淮泗，首尾相应，击之必胜，而凡事可定。伐敌制胜，贵先有谋，谋定事举，敌无不克矣。然中原固不难定，但民物雕丧，千里丘墟，既定之后，生息犹难，方劳思虑耳。”

    庚午，太祖谒陵还邸舍，谓博士许存仁等曰：“吾昔微时，自谓缘身田野间农民耳。及遭兵乱，措身行伍，亦不过为保身之计。不意今日成此大业。自吾去乡里，十有余年。今始得扫省陵墓，复与诸父老子弟相见。追思曩时，诚可感也。然吾向在军中，见当时群雄皆纵令其下夺人妻女，掠人财物，心常非其所为。及吾自率兵渡江，克取诸郡，禁戢士卒，不许剽掠，务以安辑为心。上天鉴之，幸底成事耳。”存仁等曰：“王上一念之仁，故天人为之属心。今归故乡，顾念桑梓，抚谕亲故，眷眷不舍。虽汉高之待沛中父老，恩义不是过也。”

    吴元年四月丁未，太祖以兵革未弭，生民未遂苏息，顾侍臣叹曰：“军旅未息，供馈不休，生民之劳甚矣。”起居注王祎对曰：“主上威德昭著，远近之人延颈徯苏，民虽劳而无怨，正当乘势长驱，廓清中原，乃得休息。”太祖曰：“建大事者必勤远略，不急近功。故高山之高，非篑土可成。江河之广，由勺水所积。天下之大，非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兴，皆上察天运，下顺民心，从容待成，曷当急遽？予用兵征讨，十有余年，开基江左，命将四征。今虽西平陈友谅，而扩廓帖木儿驻兵河南，王信父子窃据沂州，谭右丞貊高辈各假息州郡，若遽欲长驱，顾张士诚未下，东吴未平。静观元臣，依违者十八九。假恢复为名，惟扩廓帖木儿耳。又为诸将所沮，势不能展，久不进兵，必生疑间。况其下皆四集之民，师老于外，人心离合之间，稍有不利，众必瓦解，将不过一匹夫耳。而彼尚拘吾信使，挠我边境，岂识时务者哉？中原数子吾未暇与较，姑置之度外。但所念者，彼土之民尚阻兵革，未得休息也。”

    正月甲寅，诸将言：“陈友定窃据闽中，擅作威福，宜乘势取之。若因循日久，使得自固，则难为力矣。”太祖曰：“吾固知之，然方致力姑苏，而张氏降卒新附，未可轻举。且陈友定据闽已久，积粮负险，以逸待劳。若我师深入，主客势殊，万一不利，进退两难。兵法贵知彼知己，用力不此，万全之策，吾前已计之审矣。徐而取之，未晚也。”

    九月壬寅，太祖谓太史令刘基、学士陶安曰：“张氏既灭，南方已平，宜致中原，平一天下。”基对曰：“土宇日广，人民日众，天下可以席卷矣。”太祖曰：“土不可以恃广，人不可以恃众。吾起兵以来，与诸豪杰相逐，每临小敌，亦若大敌，故能致胜。今王业垂就，中原虽板荡，岂可易视之？苟或不戒，成败系焉。”基曰：“近灭张氏，彼闻而落胆。乘势长驱中原，孰吾御者？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太祖曰：“深究事情，方知通变。彼方犄角，相为声援，岂得遽云长驱？必凭一战之功，乃乘破竹之势。若谓天下可以径取，他人先得之矣。且当观之，彼有可亡之机，而吾执可胜之道，必加持重，为万全之举，岂可骄忽，以取不虞也。”

    十月乙己，太祖御戟门，与给事中吴去疾等论政务，因谓之曰：“吾以布衣起兵，与今李相国、徐相国、汤平章皆乡里，所居相近，远者不过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今扫除群雄，拥有江南，人免离乱之苦。每终夜思之，不能安枕，人心难安而易动，事机难成而易坏。苟抚之失宜，施之不当，乱由是生。今中原未平，正焦劳之日，岂能坐守一方而忘远虑乎？正当练兵选将，平定中原。诸将小心忠谨者，惟徐达听受吾言，可任斯寄。常遇春果勇有为，可以佐之。其余或有偏裨，或以守城，皆有可用之才。天若辅吾，请将足以了之。”去疾对曰：“知臣莫如君。皇上知人善任使，平定之功不难矣。”

    庚申，太祖将命请将北伐，谓信国公徐达等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兴，民坠涂灰。予与诸公仗义而起，初为保身之谋，冀有奠安生民者出。岂意大难不解，为众所附，乃率众渡江，与群雄相角逐，遂平陈友谅，灭张士诚，闽广之地，将以次而定。念中原扰攘，人民离散。山东则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窃，反侧不常。河南则有王保保，名虽尊元，实则扈跋，擅爵专赋，上疑下叛。关陇则有李思齐、张思道，彼此猜忌，势不两立，且与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将亡，其机在此。今欲诸公北伐，计将如何？”鄂国公常遇春对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余，直捣元都，以我百战之师敌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胜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势，乘胜长驱，余皆建瓴而下矣。”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苟如卿言，县师深人，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即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诸将皆曰：“善。”太祖顾谓信国公徐达曰：“兵法以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卿其识之。”

    洪武元年六月庚子朔，大将军徐达自河南至行在。太祖劳之曰：“将军率师征讨，勤劳于外，古人所谓忠尔志身，国尔忘家，诚将军之谓也。朕闻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师至，将军宜与诸将乘时进取而安辑之。朕观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战而克，大丈夫建功立业，各有其时。揆时之会，不失事机，在将军等勉之。”达顿首谢。既退，太祖复召问达：“今取元都，计将安出？”

    达对曰：“臣自平齐鲁，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为观望。今潼关又为我有，张思道、李思齐失势西窜，元之声援已绝。臣等乘势捣其孤城，必然克之。”太祖据图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平土旷，利于骑战，不可无备。宜选偏裨，提精兵为先锋，将军督水陆之师继其后，下山东之粟以给馈饷，由邺趋赵，转临清而北，直捣元都。彼外援不及，内自惊溃，可不战而下。”达又曰：“臣虑进师之日，恐其北奔，将贻患于后，必发师追之。”太祖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气运之盛，理自当兴。彼气运既去，理固当衰，其成其败，俱系于天。若纵其北归，天命灭绝，彼自澌尽，不必穷兵追之。但出塞之后，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扰耳。”达乃受命而还。

    洪武三年十一月戊戌，太祖大宴请功臣，宴罢，因曰：“创业之际，朕与卿等劳心苦力，艰难多矣。今天下巳定，朕日理万几，不敢斯须自逸。诚思天下大业一以艰难得之，必当以艰难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优游富贵，不可忘艰难之时。人之常情，每谨于忧患而忽于晏安。然不知忧患之来，常始于宴安也。明者能烛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着。事未形。犹可图，患已着，则无及矣。大抵人处富贵，欲不可纵，欲纵则奢；情不可佚，情佚则氵?。奢氵?之至，忧危乘之。今日与卿宴饮极欢，恐久而忘其艰难，故相戒勉也。”明日，魏国公徐达率诸将诣阙谢。太祖退御华盖段，赐达等侍坐，从容宴语。太祖曰：“今成一统之业，皆尔诸将功劳。”达等顿首曰：“臣等起自畎亩，际风云之会，每奉承算，出师征代，用兵次第，如指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发。此天赐陛下圣智，非臣等所能与也。”太祖曰：“曩者四方纷乱，群雄竞起，朕与卿等初起乡土，本图自全，非有意于天下。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强者纵于暴横，弱者不能自立，荒氵?者迷于子女，贪残者耽于货宝，奢侈者溺于富贵，剽贼者喜于战斗。兹数者无救患之心，徒为生民之患。若张士诚，尤为巨蠹。士诚恃其财富，侈而无节。友谅恃其兵强，暴而无恩。朕无所恃，惟不嗜杀，布信义，守勤俭，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济艰危，故来者如归。尝与二寇相恃，人有劝朕先击士诚，以为士诚切近，友谅稍远，若先击友谅，则士诚先乘我后。此亦一计，然不知友谅剽而轻，士诚狡而懦。友谅之志骄，士诚之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友谅有鄱阳之役，与战宜速。吾知士诚必不能逾姑苏一步以为之援也。向使先攻士诚，则姑苏之城并力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我将撤姑苏之师以御之，是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后也。二寇既除，兵力有余，鼓行中原，宜无不如志。或劝朕荡平群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举陇蜀，皆未合朕意。所以命卿等先取山东，次及河洛者，先声既震，幽蓟自倾。且朕亲驻大梁，止潼关之兵者，知张思道、李思齐、王保保皆百战之余，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则西走陇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众胆落，不战而奔。然后西征，李、张二人，望绝势穷，故不劳而克。惟王保保犹力战以拒朕师。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与之角力，彼人望未绝，困兽犹斗，声势相闻，胜负未可知也。事势与友友谅、士诚又正相反。至于闽广，传檄而定，区区巴蜀，恃其险远，此特余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劳矣。”于是达等皆顿首谢。

    洪武四年闰三月乙丑，命吏部定内官监等官品秩。太祖谓侍臣曰：“古之宦竖在宫禁，不过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汉邓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自此以来，权倾人主。及其为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谓此辈但当服事宫禁，岂可假以权势，纵其狂乱。吾所以防之极严，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慎履霜坚冰之意也。”

    八月庚子，太祖因与侍臣论用将曰：“秦裕伯尝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贪。’其说虽本于孙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敌制胜，智勇兼尽，岂可谓愚？攻城战野，捐躯殉国，岂可谓贪？若果贪愚之人，不可使也。”

    洪武九年三月乙卯朔，大祖谓群臣曰：“智力虽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每忆斯言，竟夕不寐，静观往事，无不皆然。朕当取天下之初，论智不如张士诚之狡，论力不如陈友谅之众。而朕一以诚心待之，未尝以诈力加人，然二人卒为吾所擒者，要之智力有穷，惟至诚人自不能违耳。”群臣顿首称善。

    洪武十七年七月丁酉朔，敕内官毋预外事，凡诸司毋与内官监文移往来。太祖谓侍臣曰：“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绝党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纪纲振肃。前代人君不鉴于此，纵宦寺与外臣交通，觇视动静，夤缘为奸，假窃威权以乱国家。其为害非细故也。间有发奋欲去之者，势不得行，反受其祸，延及善类。汉唐之事，深可叹也。夫仁者治于未乱，智者见于未形。朕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丁未，河南吏人上书言利民事，所言卑陋，又多摭拾陈言。太祖谓群臣曰：“谋国之道，习于旧闻者当适时宜，狃于近俗者当计远患。苟泥古而不通今，溺近而忘于远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设施，必欲有利于天下，可贻于后世，不可苟且，惟事目前。盖国家之事，所系非小。一令之善，为四海之福；一令不善，有无穷之患。不可不慎也。”

    封建

    洪武三年四月辛酉，以封建诸王告太庙。礼成，宴群臣于奉天门及文华殿。太祖谕廷臣曰：“昔者元失其驭，群雄并起，四方鼎沸，民遭涂炭。朕躬率师徒以靖大难，皇天眷佑，海宇宁谧。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长久长治之计。”群臣稽首对曰：“陛下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太祖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其间治乱不齐，特顾施为何如耳。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

    兴学

    洪武二年三月戊午，诏增筑国子学舍。初，即应天府学为国子学。至是，太祖以规制未广，谕中书省臣曰：“太学育贤之地，所以兴礼乐，明教化，贤人、君子之所自出。古之帝王。建国君民，以此为重。朕承困弊之余，首建太学，招徕师儒，以教育生徒。今学者日众，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学会，必高明轩敞，俾讲习有所，游息有地，庶达材成德者有可望焉。”

    十月辛巳，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使先主灰冠礼乐之教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故学校之教，名存实亡。况兵变以来，人习于战斗，惟知干戈，莫识俎豆。联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急行之。”

    洪武六年正月庚申，礼部奏增广国子生。太祖曰：“须先择国子学官。师得其人，则教养有效，非其人，增广徒多何益？盖瞽者不能辨色，聋者不能辨声，学者而无师授，亦如聋瞽之于声色。朕观前代学者出为世用，虽由其质美，是亦得师以造就之。后来师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学，一以记诵为能，故卒无实。今民间俊秀子弟，可以充选者虽众，苟无端人正士为之模范，求其成材，难矣。故曰：‘务学不如务求师。’今祭酒乏人，卿等宜为朕询采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备、宜为人师者，以名闻。”

    洪武八年三月戊辰，命国史台官选国子生分教北方，太祖谕之曰：“致治在贤，风俗本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虽中材或坠于小人。近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欲求方闻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学诸生中，年长学优者，卿宜选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务学，人材可兴。”于是选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给廪食、赐衣服而道之。

    洪武十五年四月丙戌，诏天下通祀孔子，赐学粮，增师生廪膳。太祖谕礼部尚书刘仲质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后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以正，彝伦攸叙，其功忝于天地。今天下郡县庙学并建，而报祀之礼止行京师，岂非阙典？卿与儒臣其定释奠礼仪，颁之天下学校，令以每岁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洪武二十一年十一月壬子，命礼都给赐国子生钞。北平、陕西、山西、山东、广东、广西、四川、福建之人，在监三年以上者，人五锭；二年，人二锭。俾制冬衣。复命工部于国子监前造别室一区，凡百余间，具灶釜、床榻以处诸生之有疾者，令膳夫二十人给役。侍臣进曰：“陛下作兴学校，推心悯下，无所不至，从古未有。”太祖曰：“诸生去乡土，离亲戚，远来务学，日久衣必敝。或有疾，无人具汤药。朝廷作养之，必使之得所，然后可必其成材。盖天生人材，皆为世用，人君育材，当有其实。惟能有以作养之，则未有不成材者也。”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戊寅，命礼部颁书籍于北方学校。太祖谕之曰：“农夫舍耒耜，则无以为耕；匠氏舍斤斧，则无以为业；士子舍经籍，则无以为学。朕尝念北方学校缺少书籍，士子有志于学者，往往病无书读，向尝颁与《四书》《五经》，其它子史诸书未赐予，宜于国子监印颁。有未备者，遣人往福建购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