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尊儒术

    洪武元年二月丁未，诏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仍遣使诣曲阜致祭。使行，太祖谓之曰：“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朕今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国学，仍遣尔修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

    四月戊申，元国子监祭酒孔克坚来朝。先是，大将军徐达至济宁，克坚称疾，遣其子希学见达于军门。达送希学赴京，希学奏言：“臣父久病不能，令臣先入见。”太祖乃以敕往谕之曰：“朕闻尔祖孔子垂教于世，扶植纲常。孔子非常人等也，故历数十代，往往作宾王家，岂独今日哉？胡元入主中国，蔑弃礼义，彝伦攸斁，天实厌之，以丧其师。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复先王之旧。虽起自布衣，实承古先帝王之统。且古人起布衣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违之？闻尔抱风疾，果然否？若无疾而称疾，则不可。谕至思之。”会克坚亦自来朝，行至淮安，遇敕使，拜命惶恐，兼程而进。既至，召对谨身殿。太祖从容慰问：“尔年几何？”克坚对曰：“臣年五十有三。”太祖曰：“尔年虽未耄，而疾婴之，今不烦尔官。但尔家先圣之后，为子孙者不可以不务学。朕观尔子资质温厚，必能承家，尔更加诲谕，俾知进学，以振扬尔祖之道，则有光于儒教。”克坚顿首谢。即日赐宅一区，马一匹，月给米二十石。又明日，复召至谕之曰：“尔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经世，万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有赖焉。故尔孔氏高出常人。常人且知求圣贤之学，况孔氏子孙乎？尔宜勉尔族人，各务进学。”因顾谓群臣曰：“朕不授孔克坚以官者，以其先圣之后，特优礼之，故养之以禄而不从之以事也。”

    洪武二年四月己巳，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诸子经，功臣子弟亦令入学。太祖谕之曰：“人有积金，必求良冶而范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于子弟，有美质，不求明师教之，岂爱子弟不如金玉耶？盖师所以模范学者，使之成器，因其才力，各俾造就。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子弟将有职任之寄，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苟导之不以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词章而已。”

    洪武六年九月庚戌，诏禁四六文词。先是，太祖命翰林儒臣择唐宋名儒表笺可为法者，翰林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及韩愈《贺雨表》进，太祖命中书省臣录二表，颁为天下式。因谕群臣曰：“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词质实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犹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丽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表章之类，仍蹈旧习。朕尝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

    洪武十四年三月辛丑，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太祖谓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经》载圣人之道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无。人非菽粟布帛，则无以为衣食。非《五经》《四书》，则无由知道理。北方自丧乱以来，经籍残缺，学者虽有美质，无所讲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经》《四书》颁赐之，使其讲习。夫君子而知学，则道兴；小人而知学，则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于此也。”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丑，太祖诣国子监谒先孔子，释菜礼成，谕学官曰：“中正之道，无逾于儒。上古圣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实儒。后世儒之名立，虽有儒名，或无其实。孔子生于周末，身儒道，行立德，教率天下后世之人，皆欲其中正。惜乎鲁国君臣无能用之者。当时独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贤，责其子之不能从，则一国之君臣可愧矣。卿等为师表，正当以孔子之道为教，使诸生咸趋于正，则朝廷得人矣。”复命取《尚书.大禹》《皋陶谟》《洪范》亲御讲说，反复开谕，群臣闻者莫不悚悦。

    十一月壬戌，太祖命礼部臣修治国子监旧藏书板，谕之曰：“古先圣贤，立言以教后世，所存者书而已。朕每观书，自觉有益。尝以谕徐达，达亦好学，亲儒生，囊书自随。盖读书穷理于日用事物之间，自然见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谬。书之所以有益于人也如此。今国子监旧藏书板多残缺，其令诸儒考补，仍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资于学者。”

    洪武十八年十月甲辰，太祖谓工部臣曰：“孟子传道，有功名教，历年既久，子孙甚微。近有以罪输作者，朕闻即命释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致死亡，则贤者之后寝以微灭，是岂礼先贤之意哉？尔等宜加询问，凡有圣贤之后在输作者，依例释之。”

    洪武二十年正月己未，诏修阙里孔子庙宇。太祖曰：“春秋之世，人纪废坏。孔子以至圣之资删述六经，使先王之道晦而复明，万世永赖，功莫大焉。夫食粟则思树艺之先，衣帛则思蚕缫之始，皆重其所出也。孔子之功，与天地并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报之意，而阙里又启圣降神之地，庙宇废而不修，将何以妥神灵，诏来世？尔工部其即为修理，以副朕怀。”

    圣学

    丙申五月庚寅，太祖尝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因谓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见。武帝雄才大略，后世罕及，至表章《六经》，开闸圣贤之学，又有功于后世。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也。”

    吴元年四月庚戌，太祖至白虎殿，见诸子有读《孟子》书者，顾问许存仁曰：“《孟子》何说为要？”对曰：“劝国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赋，乃其要也。”太祖曰：“孟氏专言仁义，使当时有一贤君能用其言，天下岂不定于一乎？”

    洪武二年三月乙未朔，太祖与儒臣论《易》，至“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太祖曰：“人主职在养民，但能养贤，与之共治，则民皆得所养。然知人最难。若所养果贤，而使之治民，则国无虚禄，民获实惠。苟所养非贤，反厉其民，何辅于国哉？故人主养贤非难，知贤为难。”

    辛丑，太祖与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论学术。太祖曰：“为学之道，志不可满，量不可狭，意不可矜。志满则盈，量狭则骄，意矜则小。盈则损，骄则惰，小则卑陋，故圣人之学，以天为准，贤人之学，以圣为则。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则亦岂能充广其学哉？”裕伯对曰：“诚如圣言。”

    洪武三年二月辛酉，太祖御东阁，翰林学士宋濂、待制王祎等进讲《大学》传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复言之。太祖曰：“人者国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则人怀，人安则国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则人归之，如就父母。人心既归，有土有财，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怀众，虽有财，亦何用哉？”

    洪武五年十二月己卯，太祖谓礼部侍郎曾鲁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于尧舜。然观其授受，其要在于允执厥中。后之儒者，讲之非不精，及见诸行事，往往背驰。”鲁曰：“尧舜以此道宰制万事，如执权衡，物之轻重长短，自不能违，而皆得其当，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后世鲜能此道，于处事之际，欲求其——一至当，难矣。”太祖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于中者无尧舜之心，而欲施之于政者有尧舜之治，决不可得也。”鲁又曰：“尧舜之道，载之典谟者，无以加矣。至于修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学》一书。”太祖曰：“《大学》，平治天下之本，其可舍此而他求哉？”

    洪武七年十二月甲辰，《御注道德经》成，太祖对儒臣举《老子》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与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之类，曰：“《老子》此语，岂徒托之空言，于养生治国之道，亦有助也。但诸家之注，各有异见，朕因为注，以发其义。”

    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午，太祖谓侍臣曰：“朕观《大学衍义》一书，有益于治道者多矣。每披阅，便有儆省，故令儒臣日与太子诸王讲说，使鉴古验今，穷其得失。大抵其书先经后史，要领分明，使人观之，容易而悟，真有国之龟鉴也。”

    洪武十八年五月辛酉朔，太祖御华盖殿，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进读《心箴》毕，太祖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几。盖仁爱之心生，则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则邪诐之心消。羞恶之心形，则贪鄙之心绝。忠悫之心萌，则巧伪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可为情欲所蔽，则至公无私，自无物我之累矣。”

    洪武十九年二月已丑，太祖坐东阁，因与侍臣论仁智。太祖曰：“圣人笃于仁，贤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为爱物，奸欺之有足以祸身。”又论天人相与之际，太祖曰：“天人之理无二，人当以心为天。”论俭，太祖曰：“不可俭者祭祀，然祭不可渎。不可俭者赏赍，然赏不可滥。”

    洪武二年五月丁卯，太祖御华盖殿，侍臣进讲，因论人之善恶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太祖曰：“为恶或免于祸，然理无可违之恶。为善或未蒙福，然理无不可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祸福之来，则听于天。彼为善而无福、为恶而无祸者，特时有未至耳。”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乙亥朔，太祖与侍臣观史，因论田子方贫贱骄人之说。太祖曰：“富贵者固不可骄人，贫贱者又岂可骄人？夫骄，凶德也，富贵而骄人，则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贫贱而骄人，适足以取辱于已。要之君子当以恭敬为本。子方之言，抑扬太过，盖有所激而言。”侍臣对曰：“诚如圣谕。”

    辛巳，太祖召考试官陈宗顺等坐武英门赐食，谕之曰：“今日观《列子》邻人窃鈇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于心，信心必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恶，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谗言虽至而不入，恶而疑之，毁谤不召而自来。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处己待人，则自无独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恶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惟能好其所当好，恶其所当恶，信其所当信而疑其所可疑，则人无浸润之谗、形似之责矣。”又论五性之德，太祖曰：“小忠非仁，小节非义，足恭非礼，苛察非智，谅而不贞，不可谓之信。”遂给纸笔，令诸儒撰疑信论。

    褒功臣

    吴元年二月甲戌，大将军徐达遣人自军中来请事，太祖敕劳之曰：“古者帝王之兴，必有命世之士以为辅佐。成周伐罪，鹰扬奋兴。炎汉伏义，群策毕举，所以克集大功，启基隆祚者也。将军自昔相从，忠义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谋，端重有武，故能遏绝乱略，消弭群慝，建无前之功，虽古豪杰之士，不能过也。今克期来，所请事悉欲禀命而行，此贤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请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识虑周详，不肯造次有违，诚社稷之庆，邦家之福。然将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后军中缓急，将军从宜行之。”

    十月丁巳，太祖宴功臣于西楼，既罢，谕诸将曰：“自古豪杰开基创业，非用贤能，何以集事？吾起于布衣，赖诸将相，化家为国。但累岁征伐，跋涉戎马间，其劳甚矣。近讨张氏，始不复亲行阵。大将军平章遇春等，能出死力擒王缚将，以成厥功，为一代元勋，光着史册，名垂不朽。吾推心腹以任之，彼竭心膂以佐吾，上下一心，故能至此。往年陈友谅既灭，惟诛其首恶，余有才者悉用之，岂但待以不死，虽剖心与语，而终自怀疑。间有英雄，一见与语，即复输心，出人左右，待之如一，无间新旧，使反侧自安。又若张氏之臣，不思为国尽力，惟贪金帛子女以肥其家，一旦摧败，万事瓦解，此近事明鉴也。及张氏既灭，惟大将军于货宝无所取，妇女无所近，其深谋远略，盖谓中原未平，民未苏息，岂可遽恃为安乎？尔等当如大将军所存，共图大勋，康济宇内。”于是诸将皆顿首谢。

    教太子诸王

    吴元年八月丙寅，太祖祀山川华，出斋次，颁胙于群臣。将还宫，顾谓诸子曰：“人情贵则必骄，逸则忘劳，夫贵而不骄，逸而知劳，智周万物，心体众情，斯为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济而岁功成，人道克敏而德业盛。历观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于下者，皆由于此。今国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劳乎？能谙人情，则不至骄惰。今甲士中夜而起，扈从至此，皆未食。汝可步归，庶谙劳逸，他日不至骄惰。”诸子趋至，卫士闻之，莫不感悦。

    十月乙丑，太祖遣世子标、次子樉往临濠谒陵墓，因谕之曰：“世称商高宗、周成王为贤君者，汝知之乎？高宗旧劳于外，知民疾苦，成王早闻无逸之训，知稼稿之艰难。故其在位不敢暇逸，能修勤俭之政，为商周令主。汝诸子生于富贵，未涉艰难，人情习于宴安，必生骄惰。况汝他日皆有国家，不可不戒。今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因道涂之险易，以知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父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于是命中书择官辅导以行。

    十一月甲午，太祖沐浴出观圜丘，顾谓起居注熊鼎等曰：“此与古制合否？”对曰：“小异也。”太祖曰：古人于郊，扫地而祭，器用匏陶，以示俭朴，周有明堂，其礼始备。今予创立斯坛，虽不必尽合古制，然一念事天之诚，不敢顷刻怠矣。”鼎对曰：“主上创业之初，首严郊丘之祀，既斟酌时宜，以立一代之制，又始终尽诚敬，此诚前代之所未及。”太祖曰：“郊祀之礼，非尚虚文，正为天下生灵祈福，予安敢不尽其诚。”时世子从行。太祖因命左右导之，遍历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还，谓之曰：“汝知农家之劳乎？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綀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食，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故为民上者，不可不体下情。”复指道旁荆楚谓之曰：“古者用此为扑刑，盖以其能去风，虽伤不至过甚。苟用他物，恐致殒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刘基、陶安言于太祖曰：“适闻中书都督府议仿元旧制设中书令，欲奏以太子为之。”太祖曰：“取法于古，必择其善者而从之。苟惟不善而一概是从，将欲望治，譬犹登高冈而却步，渡长江而回楫，岂能达哉？元氏胡人，事不师古，设官不以任贤，惟其类是与，名不足以副实，行不足以服众，岂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长，学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礼师傅，讲习经传，博通古今，识达机宜。他日军国重务，皆令启闻，何必仿彼作中书令乎？”乃命詹同取东宫官制观之，谓同等曰：“朕今立东宫官，取廷臣勋德老成兼其职，老成旧人，动有其则。若新进之贤者，亦选择参用。夫举贤任才，立国之本，崇德尚齿，尊贤之道。辅导得人，人各尽职。故连抱之木，必以授良匠，万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对曰：“陛下立法垂宪之意，实深远矣。”于是以李善长等皆兼东宫官，乃谕善长等曰：“朕于东宫官属，不别议府寮，而以卿等兼之者，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监国，若设府寮，卿等在内，事当启闻太子，或有听断不明，而与卿等意见不同，卿等必谓府寮导之，嫌隙将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宾客、谕德等官，以辅成太子德性，且选名儒为之宾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诘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张皇六师，此居安虑危，不忘武备。盖继世之君，生长富贵，泥于安逸，军旅之事多忽而不务，一有缓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丙戌，太祖御文楼，太子侍侧，因问近与儒臣讲说经史何事，对曰：“昨讲《汉书》七国叛事。”遂问此曲直孰在？对曰：“曲在七国。”太祖曰：“此讲官一偏之说，宜言景帝为太子时，尝设博局杀吴王世子，以激其怒。及为帝，又听晁错之说，轻意黜削诸侯土地，七国之变，实由于此。若为诸子讲此，则当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抚百姓，为国家藩辅，以无挠天下公法。如此，则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为诸子者知夹辅王室以尽君臣之义。”

    十月己未，以梁贞、王仪为太子宾客，秦镛、卢德明、张易为太子谕德。太祖谕之曰：“范金砻玉，所以成器，尊师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辅导太子，必先养其德性，使进于高明。于帝王之道、礼义之教及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与之论说，日闻谠言，无非僻之干，积久以化，他日为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洪武二年五月丙午，太祖召孔克仁等赐坐。因曰：“昨到钟山，令侍御仆从先往，中有一小僮，亦前趋，记其姓名，今日召至，以示诸子曰：此小憧与尔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尔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学，当朝夕勤励可也。朕之意，惟恐居富贵、耽逸乐耳。”克仁对曰：“陛下此言，即无逸之戒也。”

    九月己亥，太祖谕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惟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及守成贤君能之。其寻常之君，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亡自此而始。何也？崛起帝王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然频履优患而后得之，其得之也难，故其忧之也深。若守成继体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败亡必至，可不畏哉？”

    洪武三年四月丙寅，太祖召东宫官属及王府官属，谕之曰：“辅导之臣，犹法度之器，先必正己而后正人。盖德义者，正人之法度，善恶者，修身之衡鉴。汝等辅导诸子，必匡其德义，明其善恶，使知趋正而不流于邪，如此，则能尽辅导之职。观之梓匠，虽有材木，必加绳削，乃能成器。太子诸王，必得贤辅开导赞助，乃能成德。朕择尔等为宫僚，各宜尽心。又加经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为鉴戒者，采摭其事，编次成集，朝夕观览，以广智识，亦有助于辅导。”群臣顿首受命而退。又谕秦王右相郑九成等曰：“朕封建诸子，选用傅相，委托匪轻，凡与王言，当广学问以充其行义，陈忠孝以启其良心。事有弗善，必求其善，政有未美，必求其美，使其聪明无蔽，上下相亲，庶几道德有成，以弘长世之业，而辅相者亦克尽其职矣。”复顾刘基等曰：“朕观古圣贤之君，虽治平之世，不忘修省，诚以富贵易至于骄奢，必至于荒纵，未有荒纵而无颠覆者。故尝戒太子、诸王，以为士不能正身修德，则殃及身家。为士且然，况于为君为王者乎？”基顿首对曰：“陛下此言，万世之福也。”

    七月戊子，太祖谓皇太子曰：“天子之子，与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将有天下之责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齐家，取败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败岂但一身一家之比？将宗庙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灵皆受其殃，可不惧哉！可不戒哉！”

    十二月辛巳，礼部尚书陶凯请选人专任东宫官属，罢兼领之职，庶于辅导有所责成。太祖曰：“古者不备其官，惟贤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勋德者兼东宫官，非无谓也。尝虑廷臣与东宫官属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主奸谋，离间骨肉，其祸非细。若江充之事，可为明鉴。朕今立法，令省台、都督府官兼东宫赞辅之职，父子一体，君臣一心，庶几无相构之患也。”

    洪武四年闰三月己未，太祖谕省台臣曰：“朕诸子日知务学，必择端谨文学之臣兼宫僚之职，日与之居，讲说经史，蓄养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国家之重。但人之相与，气习易移，与正人处，则日习于正，如行康衢，自不为偏歧所惑。若与邪人处，则日习于邪，如由曲径，往而不返，不觉入荆棘中矣。”省臣对曰：“知人最难，邪正未易辨。”太祖曰：“尊德乐义，斯为正也；便佞亵慢，斯为邪也。故骄奢氵?佚，鲜不由于亵慢，而端庄中正，必皆本于好德。”

    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朔，《祖训录》成，太祖因谓侍臣曰：“朕着《祖训录》，盖所以垂示子孙。朕更历世故，创业艰难，常虑子孙不知所守，故着是书，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绸绎六年，始克成编。后世子孙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是违《祖训》矣。”侍臣对曰：“自古创业之主，其虑事周详，立法垂训，必有典则。若后世子孙不知而轻改，鲜有不败。故《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太祖曰：“日月之能久照，万世不改其明，尧舜之道不息，万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时损益者，其小过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轻改，荒坠厥绪，几于亡夏，颠覆典刑，几于亡商。后世子孙，当思敬守祖法。”

    九月己酉，以侍御史文原吉为秦府右相，国子助教朱复为燕府参军。谕曰：“王今长，宜朝夕左右辅养其德，二三年后，遣王之国。汝等宜尽心所事，取鉴于古，何者为善，何者为不善，采摭古人仕为王巨，孰能以正辅导，孰为不能，编次成集，朝夕览观。遇有所行，则择其善而去其不善，务引王于当道。尔等与天言，待臣下则以谦和，抚民人则以仁恕，劝耕耨以省馈饷，御外侮以藩帝室。如此，则能尽其职矣。”又曰：“汝尔职事清简，非朝廷剧任之比。若文武全才，更可演习武事，发舒精神。若素儒生，但谨守礼法，陈善闭邪而已。苟巧诈无实，欺蔽谄谀，此招咎之道，所宜戒也。汝其慎之！”

    乙卯，命诸司今后常事启皇太子，重事乃许奏闻。太祖谓皇太子曰：“人君统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后临事不惑。吾自起田里，一至于今日，凡治军旅，理民事，无不尽心，恒虑处事未当，故尝思念古人为治，必广视听，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虽不行，亦思绎至再，果不可行，然后置之。夫虑事贵明，处事贵断，庶几不眩。况尔生长宫掖，未涉世故，若局于见闻，则视听不广。且目虽能视，所见不逾于阈，耳虽能听，所闻不越于庭。而欲区区智识决天下之务，能——一当理，难矣。汝宜亲贤乐善，以广聪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顺己之言，必审其非。如此，则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训。”

    壬戌，太祖谓秦府右相文原吉等曰：“蓄药所以防病，积货所以防贫，用贤所以辅德。朕为诸子择贤以为之辅，尔等居左右，宜朝夕规诲，以成其德。人情于大事或能懂之，而常忽于细微。夫细行不谨，大德必亏；姑息小过，大愆必至。故塞水者，必于其源，源塞而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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