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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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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势更甚。乙亥，文达遣使探两镇所在，水阻不得达。丙子，有弁凫水至，言是夕风雨狂烈，独注龙王堂，雨中有火人，贼艇撞击皆破碎。李镇船在海门，为风水所举，纟圭于岸木，乃无恙。两镇兵船亦多损坏。胡镇师在黄华关，风不之及，完好如故。是时，贼奔窜海山，我陆路兵乃由松门涉石塘巢贼。贼乘破舟，犹以炮拒，皆就获。有一艇未坏者，贼数百争乘之，亦沉没。其登岸攘食者，皆为我兵所擒。前后俘馘八百余贼，淹毙贼约四五千人。狱不足禁，栈郡厅以拘之。磔伪进禄侯伦利贵于市，其余首从，各论如律。艇贼尽平。事闻，仁宗以为诚感神应，敕建天后宫、龙王庙于松门。是役也，文达之布置已周，贼固不难破灭；然非神风助顺，断不能一夕而悉数歼夷。观于蔡牵之平，至嘉庆十四年。则是举不归功于神助不可矣。
○江苏督抚请减苏松太浮粮疏吴中赋额之重，为天下最。自明迄今，积困数百年。国初，巡抚如韩世琦、马、慕天颜、汤斌，科道如吴正治、施维翰、孟雄飞、严沆、任辰旦，皆尝特疏请减，格于廷议，不果行。近岁以来，益不支，而漕弊因之。官与豪猾相持，益畸轻重，而良民独受厄，顾事属重大。且自道光至咸丰二十余年，军事日棘，帑藏空虚，中外诸臣无敢发言者。同治二年，相国合肥李公鸿章巡抚江苏，驻师沪上。时苏、常尚为贼踞，公目睹吴民流离困苦状，博坊周谘，谓：“宜及此时乞恩，乃可以维系人心，滋培元气，而挽回大局。”遂与督臣曾侯上疏，请减苏松太浮粮。公自属疏草，剀切详明，洋洋数千言，盈廷读之，皆为动色。天子仁圣，俞公所请。会大理卿潘祖荫、御史丁寿昌相继上陈，并及浙江之杭、嘉、湖三府。上乃特宣减赋恩诏，而以各疏下所司户部议，苏、松、太减三之一，常、镇减十之一，杭、嘉、湖三府如之。奉旨：“如议。”诏下，江、浙百姓欢声雷动，五百年民困一旦以苏。自是奠定三吴，肃清两浙，兵燹残黎得以休养生息，含鼓腹者，李公之力也。主圣臣贤，千载一会；然是疏，闾阎不经见，今备录之，俾后之言田赋者有所考焉。公疏曰：“窃惟《大学》理财之道，于天下必曰平。《周官》土均掌土地之征，必曰均。《禹贡》九等，太宰九赋，不外平均。今天下不平不均者，莫如苏、松、太浮赋。上溯之，则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证之，则比毗连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更多一二十倍不等。以肥硗而论，则江苏一熟，不若湖广、江西之再熟。以宽窄而论，则二百四十步为亩，有绌无赢，不如他省或以三百六十步、五百四十步为亩。而赋额独重，则由于沿袭前代官田租额也。夫官田，亦未尝无例矣。伏查《户律》：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千三合五勺。重租田每亩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每亩一斗二升。是官田亦有通额也独江苏则不然，考宋绍熙中，朱子行经界法，吴粮每亩五升耳。厥后籍韩胄等庄为官田，又贾似道广买公田，元代续加官田，明祖平张士诚，又复入诸豪族田，皆据租籍收粮。宣德中，巡抚周忱、知府况钟奏减苏、松粮百万石，疏中称苏府秋粮二百七十余万石，内民粮止十五万余石，余皆官粮，二者并未合并，官粮自七斗六升，民粮自五升。嘉靖中，令各州县尽括境内官、民田裒益之，分摊定额，长洲县官田最多，故额最重；他郡县，官田递轻，今长洲等县每亩科平米三斗七升以次不等，折实粳米，多者几及二斗，少者一斗五六升，远过乎《律》载官田之教。此苏、松、太重赋之源流也。自明以来，行五百年不改，而其中升降盈缩，则因时而异。《苏州府志》称：明臣周忱奏令输布一匹，准米一石；输银一两，准米四石。又称课吏以催科，六七分为上考，终明之世，无征至八九分者。国朝康熙十三年，前抚臣慕天颜疏有曰：”无一官曾经征足，无一县可以全完，无一岁偶能及额。‘雍正中，奏准江苏漕米折征每石银一两。其时银价每两易钱七八百文。以此观之，前明及国初，赋额虽重，大都连欠准折，有名无实而已。嗣是承平百余年，海内殷富，为旷古所未有，江苏尤东南大都会，万商百货，骈阗充溢，甲于寰区。当是时，虽担负之夫、蔬果之佣，亦得以转移职事，分其余润，无论自种、佃种，皆以余力业田，不关仰给之需，遂无不完之赋。故乾隆中年以后，办全漕者数十年，无他，民富故也。惟是末富非本富，易盛亦易衰。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气顿耗，商利减而农利从之，于是民渐自富而之贫，然犹勉强支吾者十年。迨癸巳大水而后始无岁不荒，无县不缓，以国家蠲缓旷典，遂为年例。夫癸巳以前，一二十年而一歉；癸巳以后，则无年不歉。且邻境不歉，而苏、松、太独歉。此何理也？谓州县捏灾？此三十年中，督抚、司道更数十人之多，岂无一二不肯党同欺妄之人？而且圣主不加斥，户部不加驳，科道不加纠，此又何理也？诚以赋重民穷，有不能支持之势。部臣职在守法，自宜一切不问，坚持不减之名；疆臣识在安民，实因万不得已，为此暗减之术。始行之者，为前督臣陶澍，前无臣林则徐，皆一代名臣。揣其意，殆谓减额则永不能加，灾缓则后不为例。原冀民气渐苏，无难复初，初不意年复一年，且年甚一年，而不可返也。臣窃维前办全漕之时，间遇水旱，办成灾者一，办带征者九。带征后依然全漕，故以年计为减成，以十年计，非真减成也。今则年年办灾，永无带征之日，乃真减成也。又官垫民欠后一款，道光之初，数仅分厘；癸巳以后，驯至一二成。夫所谓垫者，岂州县之果能垫哉？不过移杂垫正，移缓垫急，移新垫旧，移银垫米，以官中之钱完官中之粮，将来或额免，或摊赔，同归无著，犹之未完也。故历年粮册必除去垫欠虚数，方得征收实数，以此数，民固未尝完也。伏查苏属全漕一百六十万历后积渐减省，盖自道光中年始，于今三十年矣。《礼》曰：“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言综乎三十年之大，凡斯以后可知也。今试以道光十一年起，至咸丰十年止，三十年中，连分数计之，辛卯以后十年，共数一千三百余万，除官垫民欠，得正额之七八成；辛丑以后十年，共数九百余万，除官垫民欠，得正额之五六成；咸丰辛亥以后十年，共数七百余万，除官垫民欠，得正额之四成而已。自粤逆窜陷苏、常，焚烧杀掠之惨，远接宋建炎四年庚戌金兀术故事，盖七百有三十年，无此大劫。臣鸿章亲历新复各州县，向时著名市镇，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躏尤甚。又各贼不能相统，此贼所据。难免彼贼劫掠，故贼境即不与官兵交界，亦皆连阡累陌，一片荆榛。凡田一年不耕，便为荒田，今已三年矣，各厅县册报抛荒者，居三分之，虽穷乡僻壤，亦复人烟寥落，间于颓垣断井之旁，遇有居民，无不鹄面鸠形，奄奄待毙。伤心惨目之状，实非郑侠《流民图》可比。已复之松、太如此，未复之苏、常可知。而欲责以重赋，责以数倍他处之重赋，向来暴敛横征之吏，所谓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无骨可敲、无髓可吸！斯即据情吁请，全行蠲免四、五年，在皇上如天之心，必蒙俞允。惟是天庾正供，停运三年，军糈浩繁，度支仰屋，其何以济？臣等所不敢出此也。又荒田召种，有顺治年间各省屯田之例可援，然垦熟既远，升科更迟，现报荒田三分之二，已荒者议蠲，未荒者议减，将所存仅此一二成，亦臣等所不敢出此者也。至于办灾例案，自七八成而五六成，而四成，咸丰三年，闻警抛荒仅止三成。若稍存苟且弥缝之见，援抛荒之案，减而又减，约得二三成，非不可以塞责；但前督、抚臣之所以为此者，尚或冀其复旧，今则明知无望，而狃于积习，不以直陈，是全无为国之心，徒有罔上之咎。又臣等所不敢出此也。臣等细核历年粮数，咸丰十年中，百万以上者仅一年，八十万以上者六年，而皆有官垫民欠十余万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实数不过九十万。成案如是，民力如是。积弊之后，大难之余，催科一事棘手尤倍。臣等蒿目艰难，悉心筹画，上体宵旰忧民之切，下维军国待用之殷，于万难偏重之中，求两不相妨之道，似宜用‘以与为取，以损为益’之一法，比较历来征收各数，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赋额，不许挪垫，于虚额则大减，于实征则无减，穷变通久，于此时为正办。或者谓：据此定额，未免过少。不知减余之数，仍通省莫重之数，尚非宋、元旧额，不得谓少；且不自今日始也，咸丰十年以前，历年如是，未尝于历年国用有减也。彼时兵革未兴，生聚未改，田园庐舍未损，非犹是完善之江苏乎？夫完善之江苏，仅有此数，则残破之江苏，不应仍有此数？今臣等于残破之余，请照完善之时定额，且不援近年最少之数，不假借、垫、欠虚数，诚不敢谓必有把握。若仍执久置不用之虚额，衡量多寡，欲求转逾乎完善之时，皇上圣明洞鉴，有是事乎？有是理乎？事、理所必无，即刑法所必穷，恐贤如刘晏、李巽，不贤如裴延龄、李实，亦且束手无刺矣。又或者谓：数既犹是，何不仍夫旧贯，尚有冀于将来？不知乾、嘉之江苏，实千载一逢之盛会，不可为例。窃谓自兹以往，如天之福，东南无事，休养生息，二三十年冀可复咸丰及道光末年之江苏；更二三十年，冀可复道光中年之江苏；而悬此虚额数十年以待之，无论无此政体，恐异日之利未必能复，目前之害已不可支。盖臣等今日之办，所谓‘以与为取，以损为益’者，方将借减赋之名，为足赋之实，所以能照完善之时定额者，其机括全在‘减赋’二字之中也。何以言之？办灾办缓，权在胥役，防弊虽有百法，舞弊奚啻千端！止此地产，不减赋之弊，在多一分虚数，即多一分浮费；减额之用，在少一分中饱，即多一分上供。减额既定，胥吏无权，民间既沾实惠，公家亦有实济，是为转移之善术，一也。吴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故乡赋重，望而生畏，寻常蠲缓，不足去重赋之名，招之不来，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惟闻减赋之令，必当争先复业，是为劳来之善术，一也。往者诸城被陷，官吏一空，乡团抵死拒敌，锣声所达，万众争先，小股贼匪见辄却走。以三首县言之，洞庭、香山、金市，各相持至七、八月之久，固由朝廷恩泽之至深，亦征愚贱天良之未泯。此时减赋令下，彼见皇上于经费匮乏之时，尚有此度越寻常之举，有不感生望外、踊跃输将者乎？是又激劝之善术，一也。臣等所谓‘以与为取，以损为益’者，此也。现在苏郡尚陷贼中，闻各乡多为暗团之约，待时而动，以应官兵。即如常熟反正乡民毁贼卡、杀贼目者，十余处。昆山克复，沿湖居民截杀窜贼无数，是其明证。一闻减赋之令，必当感激涕零，望风增气，他日军麾所指，弩矢之驱更奋，壶浆之意益诚，又未始非固结招徕之一法。臣等伏查顺治八年三月奉上谕：”凡故明仇怨地方，或一处加粮甚重，我朝并无仇怨，何可踵行？此等情由，详察具奏。‘钦此。于是江西瑞、袁等府，明初因陈友谅，加粮倍重，布政使庄应曾会奏复旧额。苏、松独未及上。又雍正三年三月十九日，怡亲王奏请酌减苏、松浮粮，奉旨：“苏、松之浮粮，当日部臣从未陈奏。常廑皇考圣怀，屡欲施恩议减。今怡亲王等悉心筹画，斟酌奏请，朕体皇考爱民宽赋之盛心，准将苏州府额征银蠲免三十万两，松江府十五万两。’钦此。又乾隆二年，奉上谕：”江省粮额尚有浮多之处，著再恩免征银二十万两。‘钦此。部文照雍正三年例办理。仰惟列祖列宗，当东南全盛之时，犹复轸念民依如此其深且厚，况今日之兵燹孑遗，流离琐尾，至于此极也乎！漕粮为惟正之供，而苏、松独曰’浮粮‘，曰’浮赋‘，见诸列圣谕旨及郡县志书，不以为嫌，是知实有浮多应减之处，留以待我皇太后、皇上行之者也。惟有吁恳圣慈鉴察，特沛殊恩，俯准减定苏、松、太三属粮额，由臣等督饬司道设局，分别查明各州县情形，以咸丰中较多之七年为准，折衷定数，总期与旧额本轻，无庸议减之常、镇二属，通融核计，仍得每年起运交仓漕白正耗米一百万石以下、九十万石以上，著为定额。即以此后开征之年为始，永远遵行，不准更有垫完民欠名目。似此核实办理，不特酌十年、二十年之通，相较固无所绌，即酌三十年之通，相去亦不甚远。至官垫民欠，本属弊政，新复之地，百款皆空，无可垫而欲其垫，弊更百出，宜永远禁止。嗣后非大旱、大水实在荒歉者，不准捏灾，著为令。伏愿皇太后、皇上俯念苏、松各属为十八省未有之重赋，非他处被陷州县可比；又为七百年未有之大难，非历年被歉例案可比，去无益之虚额，求有着之实征，下延仪万垂尽之生，上继累朝未竟之志，民生幸甚！固计幸甚！“
○仲子崔为父报仇《家语》言子路死辄难，而《左传》、《史记》谓死孔悝之难，虽所纪不同，其忠义之气炳千古矣。惟子路为之子名子崔为父报仇事，诸书佚不传。考《南史孝义传》，师觉授撰《孝子传》八卷，《太平御览》两引之，云：“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卫赴蒯贵之乱，卫人于《左传》作孟。杀之。子崔既长，欲报父仇，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备，须后日于城西决战。‘其日，持蒲弓、木戟，与子崔战而死。“又云：”初，子路仕卫赴蒯之乱，卫人狐时守门，杀子路。子崔既长，告孔子欲报父仇，夫子曰：“行矣。’子即行。知之，于城西决战。持蒲弓、木戟而死。”。今觉授之书久不传，而此两引，可以互证，足见忠臣之后复有孝子，可为圣门生色，亦大快人心也。
○孝媳任邱边雪坡大令厚庆尝言，伊邻村妇有走无常者，一日晨起，告人曰：“吾今退役矣。昨夜奉票赴前村摄傅家妪，见其寡媳独守病榻，泪下如雨，屡跪灶神前喃喃絮祷，愿减寿十年，以益姑算。吾牵妪之魂，将欲出门，媳一哭仆地，其魂自顶门跃出，张手来夺，高不过尺余，而气力绝大，几为所仆。因告以奉票传人，事非得已。媳魂哀哭不放，吾睹其情状可怜，不忍再捉，回禀城隍神，神亦为之太息，谓：”此媳纯孝，我据情代求冥王，当蒙怜血，或可挽回。‘又谓：“汝存心尚好，此后亦不必充役矣。’”当遣人至前村探视傅妪，果已复苏。越七、八年，尚康强无恙。有人叩其媳魂出事，答言：“仆地时一无所知，但觉心窝如刺一锥耳。”此所谓孝弟之至，通于神明。雪坡为人极笃实，居官有惠政，当非[B220]々言。
○文昌为淫祀今文昌之祀遍天下矣，隆重几与文庙等。然或谓为星辰，或指为人神，究莫能明也。侯官郑桐侯大令廷圭摄金华县时，与余同祭文昌，谓余曰：“文昌在康熙、雍正时，曾奉部文以为淫祀禁止，盖由漳浦蔡文恭公新之封翁部控所致也。初，闽人多祀文昌神，不过另设庙貌耳。时漳浦有绅士乃建阁于学宫而祀之，蔡封翁止之不得，遂控于官府，皆不胜，忿而控部，部议以文昌之神不见经传，诚为淫祀，行文禁止。其案牍大令曾亲见之。然文恭公乃登甲科，位宰相，为理学名臣。余考文昌之列入祀典，则自嘉庆六年始，当时，盖礼臣偶未之考也。又按《明史》，宏治时，亦有折毁文昌庙之令。然宋人呈自牧《梦粱录》载：”梓潼帝君庙在吴山承天观，此蜀中神，专掌注禄藉，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选者，悉祷之。封王爵曰惠文忠武孝德仁圣王。王之父母，及妃，及弟，若子，若孙，若妇，若女，俱褒赐显爵美号，建嘉庆楼奉香灯。“云云。是文昌之祀亦匪今斯今矣。
○孟子之子余尝见《孟氏谱》，孟仲子名Э，孟子之子也。《公孙子》内有“孟仲子问”云云，盖曾师事丑耳。赵氏注以为孟子之从昆弟，朱之采之，误矣。
○海甯陈氏安澜园道光戊子，余年十七岁，应戊子乡试，顺道往海甯观潮，并游庙宫及吾家安澜园。时久不南巡，只十二楼新葺，此外台榭颇多倾圮，而树石苍秀奇古，池荷万柄，香气盈溢，梅花大者，夭矫轮，参天蔽日。高宗皇帝诗所谓“园以梅称绝”者是也。厅事中设御座。相传数年前，有一狂生，被酒踞座而遗，忽见一金甲神ㄏ之扑地，头额破损扶归，大病几死。五十年来之虚位，尚有神物呵护，仰见皇灵之远。同治癸酉重游是园，已四十六载矣。经粤贼之乱，尺木不存，梅亦根拨俱尽，蔓草荒烟，一望无际，殊有黍离之感。断壁上犹见袁简斋先生所题诗一绝云：“百亩池塘十亩花，擎天老树绿槎牙。调羹梅亦如松古，想见三朝宰相家。”以后则墙亦倾颓，不能辨识矣。时大府方重修庙宫，以祀海神，奏明动帑六万，不日当可焕然一新。而斯园则零落，与绿野、平泉同其湮没，深可慨也！
○江苏督抚请减苏松太浮粮疏吴中赋额之重，为天下最。自明迄今，积困数百年。国初，巡抚如韩世琦、马、慕天颜、汤斌，科道如吴正治、施维翰、孟雄飞、严沆、任辰旦，皆尝特疏请减，格于廷议，不果行。近岁以来，益不支，而漕弊因之。官与豪猾相持，益畸轻重，而良民独受厄，顾事属重大。且自道光至咸丰二十余年，军事日棘，帑藏空虚，中外诸臣无敢发言者。同治二年，相国合肥李公鸿章巡抚江苏，驻师沪上。时苏、常尚为贼踞，公目睹吴民流离困苦状，博坊周谘，谓：“宜及此时乞恩，乃可以维系人心，滋培元气，而挽回大局。”遂与督臣曾侯上疏，请减苏松太浮粮。公自属疏草，剀切详明，洋洋数千言，盈廷读之，皆为动色。天子仁圣，俞公所请。会大理卿潘祖荫、御史丁寿昌相继上陈，并及浙江之杭、嘉、湖三府。上乃特宣减赋恩诏，而以各疏下所司户部议，苏、松、太减三之一，常、镇减十之一，杭、嘉、湖三府如之。奉旨：“如议。”诏下，江、浙百姓欢声雷动，五百年民困一旦以苏。自是奠定三吴，肃清两浙，兵燹残黎得以休养生息，含鼓腹者，李公之力也。主圣臣贤，千载一会；然是疏，闾阎不经见，今备录之，俾后之言田赋者有所考焉。公疏曰：“窃惟《大学》理财之道，于天下必曰平。《周官》土均掌土地之征，必曰均。《禹贡》九等，太宰九赋，不外平均。今天下不平不均者，莫如苏、松、太浮赋。上溯之，则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证之，则比毗连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更多一二十倍不等。以肥硗而论，则江苏一熟，不若湖广、江西之再熟。以宽窄而论，则二百四十步为亩，有绌无赢，不如他省或以三百六十步、五百四十步为亩。而赋额独重，则由于沿袭前代官田租额也。夫官田，亦未尝无例矣。伏查《户律》：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千三合五勺。重租田每亩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每亩一斗二升。是官田亦有通额也独江苏则不然，考宋绍熙中，朱子行经界法，吴粮每亩五升耳。厥后籍韩胄等庄为官田，又贾似道广买公田，元代续加官田，明祖平张士诚，又复入诸豪族田，皆据租籍收粮。宣德中，巡抚周忱、知府况钟奏减苏、松粮百万石，疏中称苏府秋粮二百七十余万石，内民粮止十五万余石，余皆官粮，二者并未合并，官粮自七斗六升，民粮自五升。嘉靖中，令各州县尽括境内官、民田裒益之，分摊定额，长洲县官田最多，故额最重；他郡县，官田递轻，今长洲等县每亩科平米三斗七升以次不等，折实粳米，多者几及二斗，少者一斗五六升，远过乎《律》载官田之教。此苏、松、太重赋之源流也。自明以来，行五百年不改，而其中升降盈缩，则因时而异。《苏州府志》称：明臣周忱奏令输布一匹，准米一石；输银一两，准米四石。又称课吏以催科，六七分为上考，终明之世，无征至八九分者。国朝康熙十三年，前抚臣慕天颜疏有曰：”无一官曾经征足，无一县可以全完，无一岁偶能及额。‘雍正中，奏准江苏漕米折征每石银一两。其时银价每两易钱七八百文。以此观之，前明及国初，赋额虽重，大都连欠准折，有名无实而已。嗣是承平百余年，海内殷富，为旷古所未有，江苏尤东南大都会，万商百货，骈阗充溢，甲于寰区。当是时，虽担负之夫、蔬果之佣，亦得以转移职事，分其余润，无论自种、佃种，皆以余力业田，不关仰给之需，遂无不完之赋。故乾隆中年以后，办全漕者数十年，无他，民富故也。惟是末富非本富，易盛亦易衰。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气顿耗，商利减而农利从之，于是民渐自富而之贫，然犹勉强支吾者十年。迨癸巳大水而后始无岁不荒，无县不缓，以国家蠲缓旷典，遂为年例。夫癸巳以前，一二十年而一歉；癸巳以后，则无年不歉。且邻境不歉，而苏、松、太独歉。此何理也？谓州县捏灾？此三十年中，督抚、司道更数十人之多，岂无一二不肯党同欺妄之人？而且圣主不加斥，户部不加驳，科道不加纠，此又何理也？诚以赋重民穷，有不能支持之势。部臣职在守法，自宜一切不问，坚持不减之名；疆臣识在安民，实因万不得已，为此暗减之术。始行之者，为前督臣陶澍，前无臣林则徐，皆一代名臣。揣其意，殆谓减额则永不能加，灾缓则后不为例。原冀民气渐苏，无难复初，初不意年复一年，且年甚一年，而不可返也。臣窃维前办全漕之时，间遇水旱，办成灾者一，办带征者九。带征后依然全漕，故以年计为减成，以十年计，非真减成也。今则年年办灾，永无带征之日，乃真减成也。又官垫民欠后一款，道光之初，数仅分厘；癸巳以后，驯至一二成。夫所谓垫者，岂州县之果能垫哉？不过移杂垫正，移缓垫急，移新垫旧，移银垫米，以官中之钱完官中之粮，将来或额免，或摊赔，同归无著，犹之未完也。故历年粮册必除去垫欠虚数，方得征收实数，以此数，民固未尝完也。伏查苏属全漕一百六十万历后积渐减省，盖自道光中年始，于今三十年矣。《礼》曰：“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言综乎三十年之大，凡斯以后可知也。今试以道光十一年起，至咸丰十年止，三十年中，连分数计之，辛卯以后十年，共数一千三百余万，除官垫民欠，得正额之七八成；辛丑以后十年，共数九百余万，除官垫民欠，得正额之五六成；咸丰辛亥以后十年，共数七百余万，除官垫民欠，得正额之四成而已。自粤逆窜陷苏、常，焚烧杀掠之惨，远接宋建炎四年庚戌金兀术故事，盖七百有三十年，无此大劫。臣鸿章亲历新复各州县，向时著名市镇，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躏尤甚。又各贼不能相统，此贼所据。难免彼贼劫掠，故贼境即不与官兵交界，亦皆连阡累陌，一片荆榛。凡田一年不耕，便为荒田，今已三年矣，各厅县册报抛荒者，居三分之，虽穷乡僻壤，亦复人烟寥落，间于颓垣断井之旁，遇有居民，无不鹄面鸠形，奄奄待毙。伤心惨目之状，实非郑侠《流民图》可比。已复之松、太如此，未复之苏、常可知。而欲责以重赋，责以数倍他处之重赋，向来暴敛横征之吏，所谓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无骨可敲、无髓可吸！斯即据情吁请，全行蠲免四、五年，在皇上如天之心，必蒙俞允。惟是天庾正供，停运三年，军糈浩繁，度支仰屋，其何以济？臣等所不敢出此也。又荒田召种，有顺治年间各省屯田之例可援，然垦熟既远，升科更迟，现报荒田三分之二，已荒者议蠲，未荒者议减，将所存仅此一二成，亦臣等所不敢出此者也。至于办灾例案，自七八成而五六成，而四成，咸丰三年，闻警抛荒仅止三成。若稍存苟且弥缝之见，援抛荒之案，减而又减，约得二三成，非不可以塞责；但前督、抚臣之所以为此者，尚或冀其复旧，今则明知无望，而狃于积习，不以直陈，是全无为国之心，徒有罔上之咎。又臣等所不敢出此也。臣等细核历年粮数，咸丰十年中，百万以上者仅一年，八十万以上者六年，而皆有官垫民欠十余万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实数不过九十万。成案如是，民力如是。积弊之后，大难之余，催科一事棘手尤倍。臣等蒿目艰难，悉心筹画，上体宵旰忧民之切，下维军国待用之殷，于万难偏重之中，求两不相妨之道，似宜用‘以与为取，以损为益’之一法，比较历来征收各数，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赋额，不许挪垫，于虚额则大减，于实征则无减，穷变通久，于此时为正办。或者谓：据此定额，未免过少。不知减余之数，仍通省莫重之数，尚非宋、元旧额，不得谓少；且不自今日始也，咸丰十年以前，历年如是，未尝于历年国用有减也。彼时兵革未兴，生聚未改，田园庐舍未损，非犹是完善之江苏乎？夫完善之江苏，仅有此数，则残破之江苏，不应仍有此数？今臣等于残破之余，请照完善之时定额，且不援近年最少之数，不假借、垫、欠虚数，诚不敢谓必有把握。若仍执久置不用之虚额，衡量多寡，欲求转逾乎完善之时，皇上圣明洞鉴，有是事乎？有是理乎？事、理所必无，即刑法所必穷，恐贤如刘晏、李巽，不贤如裴延龄、李实，亦且束手无刺矣。又或者谓：数既犹是，何不仍夫旧贯，尚有冀于将来？不知乾、嘉之江苏，实千载一逢之盛会，不可为例。窃谓自兹以往，如天之福，东南无事，休养生息，二三十年冀可复咸丰及道光末年之江苏；更二三十年，冀可复道光中年之江苏；而悬此虚额数十年以待之，无论无此政体，恐异日之利未必能复，目前之害已不可支。盖臣等今日之办，所谓‘以与为取，以损为益’者，方将借减赋之名，为足赋之实，所以能照完善之时定额者，其机括全在‘减赋’二字之中也。何以言之？办灾办缓，权在胥役，防弊虽有百法，舞弊奚啻千端！止此地产，不减赋之弊，在多一分虚数，即多一分浮费；减额之用，在少一分中饱，即多一分上供。减额既定，胥吏无权，民间既沾实惠，公家亦有实济，是为转移之善术，一也。吴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故乡赋重，望而生畏，寻常蠲缓，不足去重赋之名，招之不来，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惟闻减赋之令，必当争先复业，是为劳来之善术，一也。往者诸城被陷，官吏一空，乡团抵死拒敌，锣声所达，万众争先，小股贼匪见辄却走。以三首县言之，洞庭、香山、金市，各相持至七、八月之久，固由朝廷恩泽之至深，亦征愚贱天良之未泯。此时减赋令下，彼见皇上于经费匮乏之时，尚有此度越寻常之举，有不感生望外、踊跃输将者乎？是又激劝之善术，一也。臣等所谓‘以与为取，以损为益’者，此也。现在苏郡尚陷贼中，闻各乡多为暗团之约，待时而动，以应官兵。即如常熟反正乡民毁贼卡、杀贼目者，十余处。昆山克复，沿湖居民截杀窜贼无数，是其明证。一闻减赋之令，必当感激涕零，望风增气，他日军麾所指，弩矢之驱更奋，壶浆之意益诚，又未始非固结招徕之一法。臣等伏查顺治八年三月奉上谕：”凡故明仇怨地方，或一处加粮甚重，我朝并无仇怨，何可踵行？此等情由，详察具奏。‘钦此。于是江西瑞、袁等府，明初因陈友谅，加粮倍重，布政使庄应曾会奏复旧额。苏、松独未及上。又雍正三年三月十九日，怡亲王奏请酌减苏、松浮粮，奉旨：“苏、松之浮粮，当日部臣从未陈奏。常廑皇考圣怀，屡欲施恩议减。今怡亲王等悉心筹画，斟酌奏请，朕体皇考爱民宽赋之盛心，准将苏州府额征银蠲免三十万两，松江府十五万两。’钦此。又乾隆二年，奉上谕：”江省粮额尚有浮多之处，著再恩免征银二十万两。‘钦此。部文照雍正三年例办理。仰惟列祖列宗，当东南全盛之时，犹复轸念民依如此其深且厚，况今日之兵燹孑遗，流离琐尾，至于此极也乎！漕粮为惟正之供，而苏、松独曰’浮粮‘，曰’浮赋‘，见诸列圣谕旨及郡县志书，不以为嫌，是知实有浮多应减之处，留以待我皇太后、皇上行之者也。惟有吁恳圣慈鉴察，特沛殊恩，俯准减定苏、松、太三属粮额，由臣等督饬司道设局，分别查明各州县情形，以咸丰中较多之七年为准，折衷定数，总期与旧额本轻，无庸议减之常、镇二属，通融核计，仍得每年起运交仓漕白正耗米一百万石以下、九十万石以上，著为定额。即以此后开征之年为始，永远遵行，不准更有垫完民欠名目。似此核实办理，不特酌十年、二十年之通，相较固无所绌，即酌三十年之通，相去亦不甚远。至官垫民欠，本属弊政，新复之地，百款皆空，无可垫而欲其垫，弊更百出，宜永远禁止。嗣后非大旱、大水实在荒歉者，不准捏灾，著为令。伏愿皇太后、皇上俯念苏、松各属为十八省未有之重赋，非他处被陷州县可比；又为七百年未有之大难，非历年被歉例案可比，去无益之虚额，求有着之实征，下延仪万垂尽之生，上继累朝未竟之志，民生幸甚！固计幸甚！“
○仲子崔为父报仇《家语》言子路死辄难，而《左传》、《史记》谓死孔悝之难，虽所纪不同，其忠义之气炳千古矣。惟子路为之子名子崔为父报仇事，诸书佚不传。考《南史孝义传》，师觉授撰《孝子传》八卷，《太平御览》两引之，云：“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卫赴蒯贵之乱，卫人于《左传》作孟。杀之。子崔既长，欲报父仇，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备，须后日于城西决战。‘其日，持蒲弓、木戟，与子崔战而死。“又云：”初，子路仕卫赴蒯之乱，卫人狐时守门，杀子路。子崔既长，告孔子欲报父仇，夫子曰：“行矣。’子即行。知之，于城西决战。持蒲弓、木戟而死。”。今觉授之书久不传，而此两引，可以互证，足见忠臣之后复有孝子，可为圣门生色，亦大快人心也。
○孝媳任邱边雪坡大令厚庆尝言，伊邻村妇有走无常者，一日晨起，告人曰：“吾今退役矣。昨夜奉票赴前村摄傅家妪，见其寡媳独守病榻，泪下如雨，屡跪灶神前喃喃絮祷，愿减寿十年，以益姑算。吾牵妪之魂，将欲出门，媳一哭仆地，其魂自顶门跃出，张手来夺，高不过尺余，而气力绝大，几为所仆。因告以奉票传人，事非得已。媳魂哀哭不放，吾睹其情状可怜，不忍再捉，回禀城隍神，神亦为之太息，谓：”此媳纯孝，我据情代求冥王，当蒙怜血，或可挽回。‘又谓：“汝存心尚好，此后亦不必充役矣。’”当遣人至前村探视傅妪，果已复苏。越七、八年，尚康强无恙。有人叩其媳魂出事，答言：“仆地时一无所知，但觉心窝如刺一锥耳。”此所谓孝弟之至，通于神明。雪坡为人极笃实，居官有惠政，当非[B220]々言。
○文昌为淫祀今文昌之祀遍天下矣，隆重几与文庙等。然或谓为星辰，或指为人神，究莫能明也。侯官郑桐侯大令廷圭摄金华县时，与余同祭文昌，谓余曰：“文昌在康熙、雍正时，曾奉部文以为淫祀禁止，盖由漳浦蔡文恭公新之封翁部控所致也。初，闽人多祀文昌神，不过另设庙貌耳。时漳浦有绅士乃建阁于学宫而祀之，蔡封翁止之不得，遂控于官府，皆不胜，忿而控部，部议以文昌之神不见经传，诚为淫祀，行文禁止。其案牍大令曾亲见之。然文恭公乃登甲科，位宰相，为理学名臣。余考文昌之列入祀典，则自嘉庆六年始，当时，盖礼臣偶未之考也。又按《明史》，宏治时，亦有折毁文昌庙之令。然宋人呈自牧《梦粱录》载：”梓潼帝君庙在吴山承天观，此蜀中神，专掌注禄藉，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选者，悉祷之。封王爵曰惠文忠武孝德仁圣王。王之父母，及妃，及弟，若子，若孙，若妇，若女，俱褒赐显爵美号，建嘉庆楼奉香灯。“云云。是文昌之祀亦匪今斯今矣。
○孟子之子余尝见《孟氏谱》，孟仲子名Э，孟子之子也。《公孙子》内有“孟仲子问”云云，盖曾师事丑耳。赵氏注以为孟子之从昆弟，朱之采之，误矣。
○海甯陈氏安澜园道光戊子，余年十七岁，应戊子乡试，顺道往海甯观潮，并游庙宫及吾家安澜园。时久不南巡，只十二楼新葺，此外台榭颇多倾圮，而树石苍秀奇古，池荷万柄，香气盈溢，梅花大者，夭矫轮，参天蔽日。高宗皇帝诗所谓“园以梅称绝”者是也。厅事中设御座。相传数年前，有一狂生，被酒踞座而遗，忽见一金甲神ㄏ之扑地，头额破损扶归，大病几死。五十年来之虚位，尚有神物呵护，仰见皇灵之远。同治癸酉重游是园，已四十六载矣。经粤贼之乱，尺木不存，梅亦根拨俱尽，蔓草荒烟，一望无际，殊有黍离之感。断壁上犹见袁简斋先生所题诗一绝云：“百亩池塘十亩花，擎天老树绿槎牙。调羹梅亦如松古，想见三朝宰相家。”以后则墙亦倾颓，不能辨识矣。时大府方重修庙宫，以祀海神，奏明动帑六万，不日当可焕然一新。而斯园则零落，与绿野、平泉同其湮没，深可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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