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不讲避讳学之贻误

；‘受天之祜’，祜为安帝讳，皆未改易。即以《毛诗》征之：‘四月秀葽’，秀为光武讳；‘思皇多祜’，祜为安帝讳，亦未改易也。临冲，《韩诗》作隆冲，《韩诗》在汉时立于学官，何尝避隆字！”

    沈兼士曰：《五经异义》谓：“汉幼小诸帝皆不庙祭，而祭于陵。不庙祭，故可讳可不讳。”《说文》于殇帝之讳隆字，不注上讳，殆以此故。段玉裁注既引《异义》以为说，又云：“书成于和帝永元十二年，以前未及讳。至安帝建光

    元年许冲上书时，不追改，故不云上讳。”按永元十二年，为许君草创《说文》之年，而非成书之年。段氏《说文叙》注与隆字下注，自相矛盾。且考两汉诸帝避讳所改之字，皆为同义互训，而无一音近相转者。《古今注》谓：“殇帝讳隆之字曰盛。”是也。《汉书地理志》，隆虑，应劭注：“避殇帝名改曰林虑。”疑非事实。盖隆虑之作林虑，亦犹《毛诗》隆冲之作临冲，皆是双声转语，恐无关于避讳也。

    《容斋三笔》六云：“《辋川图》一轴，李赵公题，其前一行云‘元和四年八月十三日弘宪题’。弘宪者，吉甫字也。其后卫公又跋云：‘乘间阅箧书，得先公相国所收王右丞画《辋川图》，实家世之宝也。太和二年李德裕恭题。’洪庆善作《丹阳洪氏家谱序》云：‘丹阳之洪，本姓弘，避唐讳改。有弘宪者，元和四年跋《辋川图》。’”是误认李吉甫为洪氏祖宗也。

    正之有征音，非为秦讳；昭之有韶音，非为晋讳；甄之有真音，非为吴讳。说已见前。

    準之作准，相传以为避刘宋讳，亦非也。《野客丛书》十四云：“今吏文用承准字，合书準。说者谓因寇公当国，人避其讳，遂去十字，只书准。仆考魏晋石本吏文，多书此承准字。又观秦汉间书，与夫隶刻，平準多作准，知此体古矣。”刘宋顺帝名準，改平準令曰染署令，未尝以準之作准为避讳也。

    汉碑中秀作，《避讳录》二以为避光武讳；庄作作壯，以为避明帝讳；

    肇从殳，以为避和帝讳；隆作作，以为避殇帝讳；缵作纉，以为避质帝讳；

    志作，以为避桓帝讳，皆非也。汉隶之变体多矣，岂得以避讳解释之。

    《避讳录》又谓“汉文帝名恒，改恒农郡曰弘农”，“北魏献文帝名弘，复弘农郡为恒农”，“唐穆宗名恒，改恒山恒农作常”，“宋真宗名恒，改恒山为常山”，亦非也。弘农汉武时置，文帝时未有恒农，从何而改！此盖沿陆费墀《帝王庙谥年讳谱》之误。北魏以前，既无恒农之名，则献文之改，又何所谓复！唐神龙初改弘农为恒农，开元十六年已复故名，穆宗时安得恒农而改之！恒山，唐穆宗时已改为镇州，宋真宗又安得恒山而改之！应参看数朝同讳例。

    《避讳录》又谓“晋愍帝名业，改建业为建邺”，“北魏太武帝名焘，改平陶县为平遥”，亦非也。晋愍改建业为建康，邺之从邑，与避讳何涉！《册府元龟》三且谓“晋愍名邺，改邺为临漳”也。《魏书》一○六《地形志》，济阴郡有定陶，阳平郡有馆陶，巨鹿郡有廮陶，与廮遥并列，南安阳郡有中陶，皆不避讳，何独平陶避讳。且《魏志》《隋志》，均无是说，是说出《旧唐志》，臆说不足据。

    第五十九已避讳而以为未避例

    《避讳录》三谓：“刘知畿《史通》不避世字，其论李百药《齐书》曰‘变世祖为文襄，改世宗为武成’，是讥百药不应避时讳也。其他征引书目，则世本、世说，屡见于篇。其第五篇以世家标目。书中泛言世字，如春秋之世，高惠之世，不下二十余处。又曰民者冥也，两言民无得而称焉，民到于今称之，皆一以人代民，一则直言民字，是太宗二名皆不讳也。其引古人，则石虎、刘昞、邓渊、张渊、石显、萧子显、韩显宗、高堂隆、卫隆景，皆直言其名；崔伯渊、季彦渊，皆直书其字。其泛言虎渊等字，则曰画虎不成，虎踞龙蟠，临朝渊默，治国字人，旦行不臣之礼，基业未彰，而用显微、显晦、隐显、幽显等字，亦不下十余处，皆不用同义字代。是于祖宗庙讳，明皇御名，皆所不避，又不独太宗偏讳也。然《史通》称鲁庄公曰严公，称楚庄王曰严王，远避汉明之名，而于本朝不讳，殊属怪谬。且知畿以明皇嫌讳，改以字行，嫌且改避，隆基正名，绝不顾忌，是谨于问安小礼，而不顾父母之养，恶得为孝子！”

    唐以前避讳，多用改字法；唐以后避讳，改字缺笔，二法兼用。既有缺笔之法，则临文较前方便。然古书辗转传写雕板，则原文缺笔与否，无由得知。《避讳录》讥《史通》不避唐讳，安知非后人校改，而必断定今所传本为知畿原文耶！

    《日知录》廿三引谢肇淛曰：“宋真宗名恒，而朱子于书中恒字独不讳。盖当宁宗之世，真宗已祧。”竹汀先生曰：“此说非是。朱文公注《论语》《孟子》，正文遇庙讳，则缺笔而不改字，注则无不避者，其注《易》亦然。见于赵顺孙《四书纂疏》及吴革所刊《易本义》，班班可考。谢在杭未见真宋本，故有此言，岂可依据！考宋宁宗之世，太庙自太祖至光宗，九世十二室，亦未尝祧真庙，顾氏偶未审耳。”【乃和案：钱说见《养新录》十四。】

    《十驾斋养新录》三，有“《朱子四书注》避宋讳”一条，云：“《论语》《孟子》注，皆避钦宗讳，桓改为威，今世俗本皆改桓字矣。唯《论语》‘谲而不正章’，‘召忽死之章’，《孟子》‘敢问交际章’注，于桓字俱未回避，盖刊《纂疏》时，校书人妄改，犹幸改有未尽耳。”

    第六十以为避讳回改而致误例

    章怀注《后汉书》，避太宗讳，民字皆改为人。如《光武纪》“兆人涂炭”， “为人父母”，“祖宗之灵，士人之力”，是也。今本有作民者，则宋以后校书者回改。然有不当改而妄改者，如：“建武七年，诏郡国出系囚见徒，免为庶民。” “十一年，诏敢灸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灸灼者为庶民。”“十二年，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县官未报，一切免为庶民。”“十三年，诏益州民自八

    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十四年，诏益、凉二州奴脾，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切免为庶民。”“殇帝延平元年，诏宗室坐事没入宫者，今悉免遣，及掖庭宫人，皆为庶民。”此庶民悉当作庶人，校书者不知庶民与庶人有别，而一例改之。然“建武五年，诏郡国出系囚见徒免为庶人。”“六年，诏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此两处仍未改也。凡律言庶人者，对奴婢及有罪者而言，与他处泛称庶民者迥乎不同。今本有改有不改者，由当时校书，不出一手故尔。又《崔寔传》引景帝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民。”此亦不当改而妄改者也。

    又《宦者传论》：“三世以嬖色取祸。”注：“夏以末嬉，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世当为三代。章怀注，凡世字皆改为代，宋以后校书者复改之。此三代字，乃范氏本文，校书者以为章怀避讳所改，而回改为世，致有此误。

    《南史范晔传》云：“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将军衡阳王义季、右将军南平王铄出镇，上于虎帐冈祖道。”考之《宋书》，本作武帐冈。《通鉴》一二四《宋文帝纪》亦作武帐冈。《汉书汲黯传》，上尝坐武帐见黯。应劭曰：“武帐织成帐为武士象也。”《通鉴》廿四《汉昭帝纪》：“将废昌邑王。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侍御数百人，皆持兵期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元嘉武帐，取此义也。后之校《南史》者，误以为李延寿避唐讳改作武，实当作虎，遂奋笔改之。而初不知其本当为武帐，并非因延寿避讳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