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録二 孟浩然生平及其詩

未能以蒼生爲懷，也未能對當時政治有所批判。

    開元二十八年（七四〇）他五十二歲。王昌齡遷任江寧尉，王士源謂孟浩然死于此年。《唐才子傳》和《孟浩然集序》都記他爲送王昌齡，食鮮疾動而終。這年夏天張九齡先死去，這給詩人的打擊自然很大。王昌齡則於是年秋天去江寧，路過襄陽，詩人因有《送王大校書》詩云：“維桑君有意，解纜我開筵。”維桑即桑梓，指王昌齡回歸故鄉。詩人可能卒於這年冬月，《與諸子登峴山》大概是他最後的作品了。“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平時他愛以羊公比張九齡，這首詩也分明是借弔羊公而哀九齡的，因而感慨非常深沈，詩人一生的濟世之志自然也就隨之湮没了。

    從生平經歷和思想品格來看，孟浩然的一生還是光明磊落的。他自始至終抱着濟時用世的思想，愈到老年欲濟蒼生的念頭就愈明顯。在政治上，他也始終站在張九齡一邊，嚮往政治清平，反對權貴專權。遭到打擊便翻然引退，遨游江海山林，以示不屈。他在生活中則以自然爲宗，通脱放曠，自有清高孤潔的情操。但最可貴的還是不論在什麽情况下，他都没有放棄施展政治抱負的願望。

    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他政治理想表現得不够明確，有時或自許過高，有時或過於珍惜個人的才華。他在詩中所表現的理想，也不過是“政成人自理”（《陪張丞相自松洋江東泊諸公》）、“上德如流水，安仁道若山。……去詐人無諂，除邪吏去奸”（《贈蕭少府》）這樣一套安民生、清吏治的空泛願望。而人生的目的，也只是“忠以事明主，孝思事老親”以及達則兼濟，窮則獨善。詩人對當時已暴露的現實黑暗和人民疾苦也没有足够的認識，對玄宗荒淫、苛薄之政，以及權貴當朝等揭露不够。同時詩人的個人生活也比較安定自在，因此即使在他失意後徘徊山水之際，也未能唱出時代的強音，退還竟至于講空幻虚無或徵歌選妓，這確是詩人生活和思想的巨大局限。

    以上只是簡述詩人的生平思想和一些詩作的寫作年代及背景，這些將有助于對他創作概况的了解。但其中有些詩的寫作時間較難確定，這裏提出來，僅供大家參考而已。

    三、創作概况

    孟浩然詩歌創作的題材自然以山水詩居多，同時也有一部分田園作品，形式以五律和五言排律最多。這和王維詩在題材形式、藝術境界方面，都有一些相同之處，所以後人往往以王、孟並稱。

    但就其生平和創作的聯繫及作品的具體思想内容夾看，二人還是有區别的。能代表孟浩然生平思想的主要作品，始終存在着一種未忘却的積極的問世傾向。詩人的走向山水田野，是出於政治上的不得已，很大程度上可看出是受了張衡歸田、梁鴻遁跡江湖的影響，並爲儒家不得志則乘桴浮于海的思想所支配。王維則像沈約歌唱自己東田，同時受禪宗影響極深，表現出一種純粹超然忘言的傾向。因此王維的“無可無不可”與孟浩然的“狷潔”，在思想上是不同的。

    就性格而論，孟浩然不隨時，而王維可以立于汚朝；張九齡能够薦舉王維，却無法薦舉孟浩然。王維在詩歌（《和僕射晉公扈從温湯》）中可以奉承一下李林甫，孟浩然則寧願不仕，也不肯折腰，僅此一點就很不相同。但王維從本質上説又不與這些人同流合汚，和孟浩然又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在藝術造詣上，王維詩詩中有畫，描繪大自然静穆境界，確是大家高手；孟浩然詩在藝術上比較工整，也自然清俊，特具風骨，對唐人如李白，有較大的影響。

    由此看來，唐人尊孟是不無理由的，這也表明論者本身的傾向。但是後來論者由于世距愈遠和傾向不同，就往往不推尋他們的心迹和詩作在思想内容上的區别，以及藝術風格的不同，而只專就藝術境界的融煉與否立論，從而推崇王維，認爲他是山水田園詩的代表，同時貶低了孟浩然的成就，把他看成山水詩的附庸。這種看法顯然是不正確的。它不僅忽略了二位詩人在詩歌發展史上的不同影響，而且也忽略了對他們作出評價時所應持的思想標準。即以藝術標準而論，也還存在偏好的問題。

    我們已經了解了詩人的生平和思想，而他的詩歌正是他生平思想的曲折反映，其中的積極因素可以説在某些方面繼承和發展了左思、陶潛和陳子昂的優良傳統。首先，詩人雖在長安爲權奸所排斥，便毅然和黑暗政治决絶，浮泛江湖，拂衣歸隱，但是他的可貴之處在于始終不忘政治，没有放棄用世、濟蒼生的願望，由此構成了他山水詩劍作的主要傾向。

    在未到長安之前，他自然常常嘆惜“誰識躬耕者，年年《梁甫吟》”（《與白明府遊江》），“常恐填溝壑，無由振羽儀”（《晚春卧病寄張八》）。既離長安之後，他對世事也不像自己曾表示的那樣决絶，而是不斷地唱着“魏闕心恒在，金門詔不忘”（《自潯陽泛舟往明海》），“回瞻魏闕路，空復子牟心”（《初下浙江口號》）。這説明他身在江湖，而心在朝廷。像“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于此無奇策，蒼生奚以爲”（《呈山南諸隱》）這些詩句，都表明他有出濟蒼生的願望；“謝公還欲卧，誰與濟蒼生”（《陪張丞相祠紫蓋山》）這樣的呼號，更可見其關懷世事、不忘政治的鮮明傾向。

    在《送席大》一詩中詩人道出了希望用世濟民而不能的苦衷：“惜爾懷其寶，迷邦倦客游。江山歷全楚，河洛越成周。道路疲千里，鄉園老一丘。知君命不偶，同病亦同憂。”這種呼聲和胸懷雖然不够響亮和深刻，但却是漢魏六朝詩壇少見的聲音，是左思、陶潛、陳子昂之後罕有的風力，是李杜崛起之前盛唐詩壇的清新氣息。它突破了一味趨向消極的六朝山水詩的範圍，給唐詩的發展增添了一種新的、帶有傾向性意義的重要東西。如果看不到這一點，而簡單地把他作爲王維的陪襯，那顯然是不妥當的。

    其次，孟浩然的寄情山水，還不僅僅是爲了追求閑適，避開現實，而主要是表示和黑暗的政治决不妥協，表示對貴族權奸的唾棄。他不肯匍匐于李林甫門下，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這種反抗精神幾乎到處可見。如“沖天羨鴻鵠，争食羞鷄鶩”（《田園作》），早年爲濟世而輕富貴的思想已有體現。離開長安時，他高唱“寄言當路者，去矣北山岑”（《秦中苦雨思歸》），“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京還寄王維》），“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自洛之越》），“拂衣從此去，高步躡華嵩”（《東京留别諸公》）。這些詩是對權貴的抗議，也是對權貴和附炎趨勢者的蔑視。這種精神是明顯地繼承了嵇康、左思、鮑照和陳子昂等人反對權貴的傳統的。“余從伯鸞邁”（《適越留别譙縣張主簿》），雖然詩人選擇的方式是像梁鴻那樣遁跡江海，但其不肯屈膝妥協的思想本質在古代士大夫中還是難能可貴的。後來李白“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的傲骨高風，即與其一脈相通。

    再次，他憎惡權貴，唾棄趨炎附勢之徒，但對有才志而遭壓抑的士人，則愛惜、同情，並寄予厚望。如《送席大》：“未逢調鼎用，徒有濟川心。”《送陳七赴西軍》：“吾觀非常者，碌碌在目前。君負鴻鵠志，蹉跎書劍年。”《送告八從軍》：“男兒一片氣，何必五車書。”《送張祥之房陵》：“山河據形勝，天地生豪酋。”對被貶謫的文人閻防、王昌齡等，他更是同情備至。其《送王昌齡之嶺南》“意氣今何在，相思望斗牛”，《洞庭湖寄閻九》“遲爾爲舟楫，相將濟巨川”，都在詩中對他們表示了殷切的希望。又如《送朱大入秦》云：“游人武陵去，寶劍值千金。分手脱相贈，平生一片心。”《送吴宣從事》云：“平生一匕首，感激送夫君。”《贈馬四》云：“四海重然諾，吾嘗間白眉。秦城游俠客，相得半酣時。”這種贊美武俠劍氣、突破儒家規範的豪爽之情，頗似陶潛的少年，也和李白有相通之處。無怪李白在荆門一見孟浩然，便贈詩表示敬慕。王詩偏于“放曠”，孟詩却富“豪情”，這是顯而易見的。

    第四，詩人寫襄陽和吴越等地的山水和旅途風光，主要是想借山水的清美和宏闊來抒洩自己的懷抱，表現自己的意志和情操。像《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接着就傾吐出“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這樣的感想。《洞庭湖寄閻九》也由“渺茫江樹没，合沓海湖連”寫到“遲爾爲舟楫，相將濟巨川”。《自潯陽泛舟經明海》則從“大江分九派”，寫到“觀濤壯枚發，弔屈痛沈湘。魏闕心恒在，金門詔不忘”。他又常在詩中寄託那無路問世的迷惘，如《久滯越中貽謝南池會稽賀少府》云：“陳平無産業，尼父倦東西。負郭昔云翳，問津今亦迷。”《早寒江上有懷》云：“迷津欲有問，平海夕漫漫。”《留别富陽裴劉二少府》：“誰憐問津者，歲晏此中迷。”另一方面，有些詩也反映出詩人守志甚高，不以富貴利達爲意。其《九日龍沙作》：“龍沙豫章北，九日挂帆過。風俗因時見，湖山發興多。客中誰送酒，櫂裏自成歌。歌竟乘流去，滔滔任夕波。”像這樣的山水詩，還不是以出世的心懷融入大自然的静謐中，而是欣賞那引起胸中共鳴的祖國山川氣象的宏闊、高遠與清美，並用以映襯自己的落落情懷。

    最後，詩人寫於早年的一些反映自己參加勞動的詩篇，也很可貴。如《田家元日》寫自己和田家一起勞動，共説年景，這也自然會增加作者對勞動人民的同情。但他畢竟是小莊園主，是隱居求仕者，心情並不深戀勞動，更不曾寫出農民的苦痛，局限是很明顯的。由於他並不像陶淵明那樣對田園勞動傾注着自己的熱情，所以他的田園詩數量不多。

    總之，孟浩然之放棄仕宦走向山水，詩歌也多趨山水一路，固然是對世事的一種消極表示，但他還並未忘記政治，想濟時問世之情亦隨時流露，同時豪情俠氣常洋溢詩中，其積極因素十分鮮明。這就與王維的山水詩不同，有着值得唐人尊仰、給唐人以不小影響的東西，對盛唐詩風的創立起着一定的促進作用。

    至于藝術造詣，孟浩然同樣有他不可磨滅之處。

    第一，詩人的詩，具有一種由用世的執着和不屈于權貴的豪邁而形成的風骨。如“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歲暮歸南山》），“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與諸子登峴山》），以及《洞庭湖寄閻防》、《送席大》、《醉後贈馬四》等，都寫得慷慨悲涼，坎坷不平，有一種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這些詩以自己特有的風骨，在初盛唐的詩壇上起着承前啓後的作用。

    第二，詩人描寫山水景物，興象宏闊、高遠、清新、豪逸，風格一如其人。比如“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日出氣象分，始見江湖闊”（《早發漁文潭》），“中流見匡阜，勢壓九江雄”（《望廬山》），“郡邑經樊鄧，山河入嵩汝”（《送辛大之鄂渚不及》），“渺漫江樹没，合沓海湖連”（《洞庭湖寄閻防》），“照日秋雲迥，浮天渤澥寬”（《望潮作》），這些詩的興象都相當宏闊，充分反映出詩人的胸懷壯闊，意氣沉雄。又如《和宋大使北樓新亭》：“遠水自嶓冢，長雲呑具區。願隨江燕賀，羞逐府僚趨。”風格雄豪，意境開闊。詩人筆下的山水，有時高遠，如“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望廬山》），“暝帆何處宿，遥指落星灣”（《下贛石》）；有時則極清新，如“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聯句》），“緑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過故人莊》）；有時藴含着失意的迷惘，像“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宿桐廬江》），“迷津欲有問，平海夕漫漫”（《早寒江上有懷》），“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與諸子登峴山》）；有時則十分曠放，如“卧聞海潮至，起視江月斜。爲問同舟客，何時到永嘉”（《宿永嘉江》），“問我今何去，天台訪石橋”（《舟中曉望》），“榜人苦奔峭，而我忘險艱”（《下贛石》）等，這些詩對山水的描寫或想象飛騰，志趣高遠，或清朗無塵，心意恬静，或汗漫雄渾，迷茫難測，或豪放飄逸，情懷暢達，都表現了詩人真實的秉性和情感。他於宏闊處落墨，從高遠處設想，自寂寞處低徊，詩風飄洒豪放，雖説是寫山水，却處處時時映帶出詩人的爲人，寄託着他，自有其感人的藝術魅力和歷史影響。孟浩然詩的這種“有我之境”，與在現實中種種變化着的思想感情王維詩的“無我之境”，開闢出山水詩創作在藝術上迥然不同的兩種境界。

    第三，與王維相比，孟浩然的詩似更接近于自然，其即興而發，不假雕琢，比之王維仍有不矜持與矜持之别。他所寫的五律運單行之氣于偶對之中，如行雲流水，行于所當行，止于不得不止，妙在自然流走，不求工而工。如“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晩泊潯陽望廬山》），平淡寫來，只是像説心裏話。“去國似如昨，倐然經杪秋。峴山不可見，風景令人愁”（《九日懷襄陽》），也風行水上，興會天成。

    詩人生活情趣飽滿，景象刻畫細微。像《過故人莊》“故人具鷄黍，邀我至田家”，自是一幅農村風俗畫。而“挂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遥。舳艫争利涉，來往接風潮。問我今何去，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曉，疑是赤城標”（《舟中曉望》），也分明是一幅曉行圖。他把羣舟争發和曉江景色一一寫入詩中，又表現得逸興遄飛，這和王維善寫静穆小景是不同的。

    孟詩的句法也頗特殊，他遣詞造句往往突出主位，像“我來如昨日，庭樹忽鳴蟬”（《題長安主人壁》），“予亦忘機者，田園在漢陰。因君故鄉去，遥寄式微吟”（《送辛大》），“羨君從此去，朝夕見鄉中。予亦離家久，南歸恨不同”（《洛中送奚三還揚州》），“殷勤爲訪桃源路，予亦歸來松子家”（《高池陽送朱一》），“人隨沙路向江村，予亦乘舟歸鹿門”（《夜歸鹿門歌》）。這些直抒胸臆的句法，表現出作者任真率直的風度。這一特點對李、杜也有影響。

    但另一方面他用字又很精警，如“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中的“蒸”字和“撼”字，“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聯句》）中的“淡”字和“滴”字，都非常準確生動，可見他的語言能在自然中見精警。

    另外，詩人往往不以描寫那些特殊的自然景象爲滿足，不着重描寫個别的自然景物，而愛表現幅度較寬的大自然。尤其是愛以不寫爲寫，寫那些由現實而引起的想象中的東西，使詩作的表現範圍留有充分的餘地。像“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望廬山》），“暝帆何處宿，遥指落星灣”（《下贛石》），“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過故人莊》）等，都是如此。

    孟詩上述這些藝術特點，都與詩人的思想、感情和性格有着内在的聯繫。

    第四，孟詩更接近現實生活，寫得也比陶、阮以及陳子昂更明朗（但思想内容不很深刻），這也是詩歌創作的新動向。同時他的詩風有繼承有創造，率性任真處有的學陶，豪放曠逸有左思之風，同時對嵇康、鮑照、大小謝、陳子昂都有所繼承，並在此基礎上已形成了自己的豪逸風格，可以説已啓典型的盛唐詩風。他也有得力于民歌的地方（襄陽本是六朝民歌繁盛之處），如《問舟子》：“向夕問舟子，前程復幾多？灣頭正堪泊，淮裏足風波。”《大堤行》：“大堤行樂處，車馬相馳突。歲歲春草生，踏青二三月。王孫挾彈遊，遊女矜羅襪。攜手今莫同，江花爲誰發。”《鸚鵡洲送王九之江左》：“舟人牽錦纜，浣女結羅裳。月明全見蘆花白，風起遥聞杜若香，君行采采莫相忘。”這幾首詩寫得敞朗活潑，都很接近于民歌情韻。

    總之，就藝術風格而言，孟詩也有不少積極的因素，起着一定承前啓後的作用。不過他也存在一些根本的缺欠：題材狹隘，寄託不深。興象雖宏闊高遠，但也都有限。左思、嵇康、鮑照詩所表現的激烈反抗，陶淵明詩的金剛怒目式以及熱愛勞動與接近人民，陳子昂詩的寄慨遥深，關心時事之切，他都未能加以繼承和發展，这分明是受了他的人生經歷和世界觀的限制。其次，他五、七言絶句和五古、五律雖寫得比較成熟，而其它形式的詩却往往寫得不够精煉；詩的風格也顯得有些雜亂，有些詩在藝術表現力上比王維少欠含藴。第三，意境不高、感興較低沉的詩篇也不少，特别是一些與道士、上人應酬，有意標榜出世的詩，更是少有可取之處；另有一些作品風格平庸，王士禛曾謂其未能免俗。第四，孟詩從整體上説也還未能完全擺脱六朝初唐痕跡。單就句子而論，如“翠羽戲蘭苕，赤鱗動荷柄”（《晚春卧病寄張八》）等，也還是郭璞、謝朓的詩句；“垂柳金堤合，平沙翠幕連”（《上已洛中寄王九迥》）等，則是初唐體。

    總之，孟浩然的詩具有問世濟時的積極傾向，具有一定的風骨，意境也比較宏闊高遠，其上與左思、陶淵明、陳子昂等相聯繫，下對盛唐詩風有所啓發。從這點看，作用影響都不在王維之下。但其詩“未掣鯨魚碧海中”（杜甫《戲爲六絶句》），仍走着山水招隱的舊路，又有不少出世庸俗之作，自然不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四、結語

    總括來看，孟浩然還是一位具有積極用世思想的作家，在政治上屬于張九齡一派，並在一定程度上懷有拯濟蒼生的願望，决不與權貴妥協。因此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仍不失爲一位思想品格較高的人物。古代歷史傳記家把他看成是不問世事的隱淪，並據小説家言把他政治上所遭遇的阻礙，説成是囀喉觸諱，命運不偶，這些都是不符合事實的。

    他的詩作以前也曾被一些人簡單化地歸屬于王維山水田園一派，而不去分析其思想傾向的複雜性，不去分析其與王維的不同點，甚至根據自己的思想傾向和藝術標準把他放在王維下，當作一個支流，一個陪襯，這也是很不妥的。因爲這樣一來，勢必會影響到對作家特有個性和貢獻的分析，從而也就很難反映文學發展的客觀規律。

    潘德輿云：“襄陽詩如‘東旭昇光芒，浦禽已驚聒。卧聞漁浦口，撓聲暗相撥。日出氣象分，始知江湖闊’、‘太虚生月暈，舟子知天風。挂席候明發，渺漫平湖中。中流見匡阜，勢壓九江雄。香爐初上日，瀑布噴成虹’，精力渾見，俯視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養一齋詩話》）這些話確有見地，孟浩然走向山水一路，雖夾有消極傾向，但詩中始終還存在積極問世的意願，這和王維山水詩的一味高蹈出世根本不同。王維所采取的態度則是和世事絶緣，化現實于虚幻。這就是孟浩然的山水詩之所以還存在慷慨悲涼的氣概、宏闊高遠的意境，之所以雖未擺脱山水招隱道路，但在某些方面仍繼承了左思、陶淵明、陳子昂優良傳統的原因所在，也就是我們認爲他在某些方面開啓了盛唐詩風，而不該把他附屬于王派的原因所在。

    不過我們也應該認清他的局限，這就是走山水招隱道路，不能進一步批判現實，寫出人民的疾苦，也未能暢抒個人的懷抱，表現明確的理想，這與詩人缺乏進步的批判精神，而自己又未能進一步接近人民和深入現實很有關係。這樣作爲一個詩人，自然就難以唱出時代的最強音。氣質使然，審美的志趣不同，這是不能苛求於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