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及取捨標準

    甲、緣起　我自一九五九年夏患風濕性關節炎後，不良於行，承大學黨委關注，暫不開課。但我自考慮，雖一時行動艱難，然坐着做研究工作是無妨的，因念王士禎的《唐人萬首絶句選》一書流行雖久，今日讀之，尚有當改選之處，久思新選一書而無暇，何不趁此時爲之。考王氏素以神韵之説爲詩家倡。其説出於司空圖、嚴羽兩家，曾編《唐賢三昧集》以張其説[1]。雖人多宗仰，目爲大家，而過求空靈，過矜修飾，以吞吐爲風致，其流弊所至，遂有“膚廓”與“縹緲無著”之譏[2]。一時詩家如趙執信即援引其前馮班之説以斥其非，並專著《談龍》一書，抨擊甚力[3]。他如施閏章、沈德潛、蔣士銓、宋犖、袁枚、紀昀諸人，均有不滿的批評。趙氏《談龍録》既反對王氏稱作詩當如“雲中之龍，時露一鱗一爪”，復反對其詩中無人，“人人可用，處處可移”；又引《金史·文藝傳》周昂的話反對“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内”，皆中王氏要害[4]。至施閏章與王氏交誼很好，然施嘗語王門人洪昇曰：“爾師如華嚴樓閣，彈指即見。吾詩如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就平地築起。”則亦不滿其縹緲不著實之論也。蔣士銓《忠雅堂集》卷二十六有《論詩雜詠》三十首。其論王詩曰：“蘭麝繞珠翠，美人在金屋。若使侍姬姜，未免修眉蹙。唐賢臨晉書，真意苦不足。”又卷十八有《説詩一首示翰泉》，其略曰：“同時王新城，俗士群相推。聲色豈不佳，但襲毛與皮。秋谷撰《談龍》，嫚駡頗有宜。”沈德潛《重訂唐詩别裁集·序》曰：“新城王阮亭尚書選《唐賢三昧集》，取司空表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嚴滄浪‘羚羊掛角，無迹可求’之意，蓋味在鹹酸外也，而於杜少陵所云‘鯨魚碧海’、韓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者，或未之及。”宋犖《漫堂説詩》亦有與沈相同之論曰：“近日王阮亭《十種唐詩選》與《唐賢三昧集》，原本司空表聖、嚴滄浪緒論，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妙在酸鹹之外’者，以此力挽尊宋祧唐之習，良於風雅有裨。至於杜之海涵地負，韓之鰲擲鯨呿，尚有所未逮。”袁枚《隨園詩話》中評王之語極多，其卷二第三十八條有曰：“阮亭先生，自是一代名家。惜譽之者既過其實，而毁之者亦損其真。須知先生才本清雅，氣少排奡，爲王孟韋柳則有餘，爲李杜韓蘇則不足也。”此論尚平允。其卷三第二十九條又曰：“阮亭主修飾不主性情。觀其到一處必有詩，詩中必用典，可以想見其喜怒哀樂之不真矣。或問：‘宋荔裳有絶代消魂王阮亭之説[5]，其果然否？’余應之曰：‘阮亭先生非女郎，立言當使人敬，使人感且興，不必使人消魂也。然即以消魂論，阮亭之色，亦並非天仙化人，使人心驚者也，不過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屬清雅，又能加宫中之膏沐，熏海外之名香，傾動一時，原不爲過。……’”此論則不免傷於輕薄，評文者不應如此，然“喜怒哀樂不真”之評，却非誣罔。紀昀《閲微草堂筆記》卷三《灤陽消夏録》中，載益都李詞畹言：秋谷寓一家園中，夜方制一詩未成，窗外有人與之談話，因日與酬對，但其人不肯入室，且不道姓名。秋谷亦不深究，知爲鬼魅，亦不畏懼。“秋谷與魅語時，有客竊聽。魅謂：‘漁洋山人詩如名山勝水，奇樹幽花，而無寸土蓺五穀；如雕闌曲榭，池館宜人，而無寢室庇風雨；如彝鼎罍洗，斑斕滿几，而無釜甑供炊爨；如纂組錦綉，巧出仙機，而無裘葛禦寒暑；如舞衣歌扇，十二金釵，而無主婦司中饋。’”紀昀此文，假設鬼語，譏評王氏，亦猶蔣士銓、沈德潛、袁枚之意，謂其空飾外貌而乏内容，可美觀而不切實際，以古語評之則是言之無物，以今理論之則是形式主義也。然統觀諸家於王氏所以必取司空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與嚴羽“羚羊掛角，無迹可求”的原因所在，尚未能指出。我嘗從其所作詩歌及自編詩集中反復翫索，而後知王氏之倡爲神韵説，從詩學的角度來説，固有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稱，與宋犖《漫堂説詩》所論，乃以救清初學宋詩之弊的意思[6]。就神韵説本身作爲文學的一種理論來説，原亦非不可。但王氏之倡爲此説，其思想深處，尚别有原因。蓋當清初，漢民族常思反抗，因之清廷對於其時知識分子猜忌百端，文網至密。文人著述，即其所最注意之處，故每易觸其忌諱，甚至殺身滅族。而無耻之輩，輒以告密爲進身之階。試考清初諸大文字之獄，不難知其鎮壓手段之殘酷。其中如康熙初年莊廷鑨之獄，爲王氏親所聞見，自不能不有戒懼之心[7]。考王氏生於明崇禎七年，明亡時方十一歲，照理未必有故國之思。但當明亡之時，其伯父曾壯烈殉國。而新城被清軍攻陷後，其家中人多有受害者。王氏母親亦險遭不測。王氏對此，必然印象甚深，感動甚大，故其二十四歲所作《秋柳》詩，即含憑弔亡明之意。《秋柳》詩中寓意甚深，尤顯著而易犯忌諱者，莫如詩前的《序》。《秋柳》詩原《序》有“僕本恨人，性多感慨。寄情楊柳，同《小雅》之僕夫；致托悲秋，望湘皋之遠者”等句。湘皋遠者，用屈原《九歌·湘夫人》篇“將以遺兮遠者”，暗中乃指明末逃亡的政府。至其“楊柳”、“僕夫”句，係用《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及《出車》“憂心悄悄，僕夫況瘁”兩處之語組合而成。試檢《小雅》此二篇《小序》，則觸犯清廷之處，大足招來大禍。《采薇》篇《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令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出車》篇則將率還師，歌以勞之也。此等詩語，如一告發，禍且莫測。故王氏後來諱莫如深。其刻《感舊集》時，竟將此《序》删去，一種懼禍之心理，至爲顯明。即其平生所作詩歌，凡有關當時政治良否、社會情狀，絶少反映，豈即所謂“不著一字”、“無迹可求”之義邪？然其全集中間有涉及民生疾苦之作，如《蠶租行》等[8]，則皆對勞動人民缺乏真摯感情，無非只是旁觀者之嘆嗟而已。恰如袁枚所譏“喜怒哀樂之不真”，此則非可以司空圖與嚴羽之説爲借口也。若其自編詩集，其中大部分係遊覽山川古迹之作，此等詩篇除運用典故，描繪景色，諧協聲律，敷設藻采，别無可觀，而尤可怪者，其自編詩集，特以歌頌統治者的《對酒》篇居首，命意何在，固極明顯。按管世銘《韞山堂詩集》卷十六有追記舊事詩一首曰：“詩無達詁最宜詳，詠物懷人取斷章。穿鑿一篇《秋柳》注，幾令耳食禍漁洋。”自注“秦人屈復注王漁洋《秋柳》詩，‘白下’、‘洛陽’、‘帝子’、‘公孫’等字妄擬爲憑弔勝朝，最爲穿鑿。”又按管又記一事曰：“丁未春大宗伯某（彭元瑞乾隆丁未時官工部尚書，見《梵天廬叢録》卷二十二），掎摭王漁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詩及吴園次長短句語疵，奏請毁。事下機庭；時余甫内直，惟請將《曝書亭壽李清》七言古詩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毁，其漁洋《秋柳》七律及他山《宫中草》絶句，園次詞語意均無違礙。當路頗韙其議，奏上報可。”考乾隆丁未爲五十二年，距王氏之殁七十餘年，尚有告發之者，若無管世銘爲之回護，則禍作矣。管氏稱《秋柳》詩注穿鑿，正是爲王回護，故有“耳食禍漁洋”之語。因此之故，王氏《唐人萬首絶句選》一書，雖多膾炙人口之作，然而反映當時政治以及勞動人民生活、諷刺統治階級的荒淫剥削諸詩，幾乎没有（按王選雖也有些《宫怨》、《塞上》等曲，都是合於他的藝術觀點而入録的）。此固由王氏本人的階級立場所決定，而王氏心中畏懼以文字取禍，亦占重要地位。我所謂今日讀之，尚覺有待改選之處，即在於此。

    考王氏選此書時，乃七十五歲退居故鄉以後。其書凡例稱“每欲删定宋洪氏《萬首絶句》，以其浩瀚，輒爾中輟，後二十年始成”。可見王氏對於删定洪氏書之計劃，籌慮已久，至老方定。我乃取洪書細讀，於可以補充王選之作，悉行録出，初稿得詩約千首，幾經增删，及今作注釋時，乃釐定爲七百八十八首。所録比王選較少而内容充實過之，因遵毛主席“取其精華”的指導，名之曰《唐人絶句精華》。惟憑我個人一孔之見，是否尚有去取不當之處，仍乞國内詩家賜以指正，實爲厚幸。

    乙、去取標準　絶句在詩的各體中爲最小，或以爲截取五七言律詩中四句而成，絶非事實。其發生與發展在唐律之前，却與唐律同其盛概。觀郭茂倩《樂府詩集》第八十六卷以下所載民間歌謡，絶句的雛形已具，但當漢魏之際，絶句尚未定型，故每於五七言中雜以三四言之句，又不必皆爲四句一章，或二句或三句或六句不等。及至晉宋以後，漸多四句一章之作，究與唐宋人絶句不同。故許學夷《詩源辯體》稱之爲“五言四句”、“七言四句”，以别於唐宋絶句。是以論此體之成爲定型及其豐富多彩，鬱成壯觀，却在李唐一代[9]。我今所選大體亦不出洪邁的《萬首唐人絶句》一書。至於王氏《唐人萬首絶句選·凡例》所稱新都楊氏的《絶句增奇》，我未之見，但參以宋趙章泉、韓澗泉《唐詩絶句精選》、元楊士弘《唐音》、明高棅《唐詩品匯》第三十八至五十五卷絶句部分及明唐光允《唐詩拾遺》第四卷絶句部分，再加以宋郭茂倩《樂府詩集》、清代所編《全唐詩》、沈德潛《唐詩别裁》、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兩書的絶句部分、姚鼐《唐人絶句詩鈔》、王闓運《唐詩選》中絶句部分及近人邵裴子《唐詩絶句》，此外還參考諸家詩話中所論及的唐人絶句名作，如計有功《唐詩紀事》等，斟酌損益，幾經改定，唐人絶句之可選者，大體已具。

    絶句之體裁雖小，詩家皆認爲難工。蓋必作者的藝術手段甚高，概括力甚强，方能於區區四句之中，將客觀的事物反映在作者思想感情上最切要、最精彩的部分，或作者主觀中對於其所接觸的客觀事物有着最足以感動人的處所，概括出之，又或即使是小小景物或生活細節，皆人人意中所有而未嘗形之筆墨者，能寫來明白如話，光景猶新，讀者由其所已寫者可以推見其未寫者，由其部分可以推見其全體，即能於吟詠之餘，覺其情溢詞外，狀呈墨中，犁然有當於心，自能意味深長。劉禹錫所謂“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梅聖俞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尤於絶句爲至要之論。王氏論詩，謂“詩如神龍，見其首不見其尾，或雲中露一爪一鱗而已，安得全體”，亦於絶句爲尤宜。趙氏以此論不全面，恐人但以一爪一鱗爲龍，故反對之，實則二人之言可互相補充。絶句正以一爪一鱗爲佳，不必全身畢露而全身具在，方爲合作。劉勰《文心雕龍·物色》論文人摹繪物色，有“以少總多，情貌無遺”八字，今用以説明絶句的特色性，至爲恰當。“以少”則一爪一鱗也，“無遺”則全身具在矣[10]。李唐一代以詩歌取士，故其時作者輩出，詩學極盛，絶句一體亦即於此時呈燦爛之觀，不但作者衆多，作品繁富，其所涉及的範圍亦極爲廣泛。讀洪氏《萬首唐人絶句》一書，真如入五都之市，神迷目眩。王氏因以嘆其浩瀚，不易删定，誠非過論。今欲於此極衆多的作者，極繁富的作品，極廣泛的範圍中，取其精華，捨其糟粕，不可不先定一去取的標準。此種標準，粗略規定去取各十條列後。至宋賢以後詩話家、詩選家論絶句之語，今除間採入有關作品之釋詞中外，並擇要附録於本書之末，以供省覽。詩人小傳則列於一作者名下，略可考見其人生平，未能詳也。

    取的標準：

    1．凡通過作者的思想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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