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货币与物价

    三国时钱法至为紊乱。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钱品恶劣，致物价踊贵，钱货不行，是为钱法破坏之始。

    後汉书孝献帝纪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更铸小钱。」

    魏志董卓传：「悉椎破铜人钟虡，及坏五外线，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廓，不磨鑢，於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後钱货不行。」

    太平御览卷七百一十二引三辅故事：「董卓坏铜人十枚为小钱熨斗。」

    案：古泉汇利集卷五有无文小钱图，李佐贤调其钱疑是卓铸。兹摹於後以资参考。又袁宏後汉纪曰：「卓发洛阳诸陵及大臣冢墓，坏洛阳城中钟虡以为钱，皆不成文，更铸五铢钱，文章轮廓，不可把持，於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百万。」愚谓更铸五铢下应脱「为小」二字；钱下应脱「无」字。

    及曹操为相，乃罢小钱还用五铢，惟少所增铸，仍不足以济当时之用。

    晋书食货志，「至魏武为相，於是罢之，（指小钱）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

    後刘备在益州复铸直百钱，圜法愈趋紊乱矣。

    蜀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更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案：古泉汇利集卷五图有蜀值百钱十二。面文为值百五铢四字者七，内背无文者二，背好上有二字者一，背好下有二字者一，背好上有 字音一，背好右有 者一，背好左有 字者一。面文为直百二字者五，内背无文者三，（有一枚面文直字在左百字在右。）背好上有 左有 者一，背文为五铢二字者一。兹择摹数图於前。蜀诸值百钱大小文字既不一致，自非一时铸成，亦不必尽为官铸。刘备最初所铸者当系直百五铢，值百五铢意犹谓直五铢钱一百，非谓直百钱而重五铢。旧谱云，径七分，重四铢。又直百五铢钱，径一寸一分，重八铢，文曰五铢直百。」余意初铸当百践，其钱自应较五铢为重，不得反轻於五铢，正犹当十铜元虽不抵制钱十枚之重，至少应略重於制钱一枚也。行之既久，续铸者乃更小更轻耳，正犹民国来四川初所行当百铜元，大若银元，质甚重，後所行新一百，大小轻重，仅略等於当十铜元也。通典及洪志均以刘备建安十九年所铸直百钱为文曰直百、径七分、重四铢者，是不必然。径七分重四铢之值百钱，盖後铸者耳。备最初所铸者，应为经约一寸一分、重约八铢、文曰直百五铢（不当读为五铢直百）者也。

    曹操既复五铢，疑後更废之，故曹丕又复五铢，

    魏志文帝纪：「春三月，……初复五铢钱。」

    丕旋以谷贵复罢五铢钱，使民以谷帛为市，

    魏志文帝纪黄初二年：「春十月，……以谷贵罢五铢钱。」

    晋书食货志：「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

    曹叡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间有所改创云。

    魏志明帝纪太和元年：「夏四月乙亥，行五铢钱。」

    晋书食货志：「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增五铢钱，则国丰刑省，於事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

    吴之恶货币殊足惊人。孙权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

    吴志孙权传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值，设盗铸之科。」

    吴志朱据传：「嘉禾中始铸大钱，一当五百。後据部曲应受三万缗，工王遂诈而受之，典校吕懿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於杖下。」

    李宝全三国志平议曰：「吕懿疑据实取者，盖当时有当五百及实钱之别。」

    通典食货志：「吴孙权嘉平（平乃禾之譌）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

    案：古泉汇有吴当五百大钱图，兹摩於後以供参考。

    赤乌元年复铸当千大钱，较蜀之当百钱尤为名不副实，

    吴志孙权传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

    通典企货典：「赤乌元年铸一当千大钱，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

    案：古泉汇利集卷五图有吴当千大钱四，面文均为大泉当千，背均无文，大小不等。兹摹其最大者及最小者於後以供参考，最小者或系私铸也。泉布统志卷三图有吴当千大钱二，大小不等，孟麟谓小者疑孙皓铸，非是。

    至赤乌九年，孙权以民多不以大钱为便，乃下诏罢之云。

    吴志孙1权传赤乌九年江引江表传：「是岁，权诏曰，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吴铸大钱至晋元帝时尚多被通用，惟其值远低於面文矣。

    晋书食货志：「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

    案：大者当指当千钱，中者当指当五百线。通典食货典「孙氏」下多「赤乌」二字，当系杜佑臆加。晋元帝时所用孙氏旧钱，应不仅赤乌所铸，即嘉禾所铸当五百钱，当亦通用也。

    蜀自刘备於建安十九年始铸直百钱，续铸之直百钱甚多，其面文为直百五铢、背好右有为字者，当系犍为郡所铸，知蜀之铸钱不限在一地也。

    注：参看前引蜀志刘巴传注後案语。

    蜀又铸有传形五铢钱，则与直百钱并行者也。

    钱录卷五：「顾烜谱谓昭烈铸传形五铢，盖五字居左，铢字居右，仿传形半两为之。」

    古泉汇利集卷五：「传形五铢，顾烜董遹两钱谱俱言蜀汉铸。」

    案：传形五铢不必为刘备所铸，当系直百钱行久多弊，故蜀铸此以救民困耳。五铢二字所以传形者，盖自值百钱行，五铢之观念不清，放变更五铢二字之位置，明五字在左铢字在右之钱，非仅直直百钱之百分之一也。古泉汇利集卷五有蜀传形五铢图，兹摹於次以供参考。

    三国时金属货币似不甚通行，而非金属货币则反甚通用。非金属货币如丝织物、谷物、食盐之类，皆其甚著者也。

    魏志曹洪传注引魏略：「文帝在东宫，当从洪贷绢百匹，洪不称意。」

    案：贷绢百匹，非欲悉以制衣，盖欲以绢市易他物耳。

    魏志田豫传注引魏略：「豫罢官归居魏县，……汝南为具资数千匹，遣人饷豫，豫一不受。」资下，太平御览八百十七引有绢相字。

    案：汝南人以绢数千匹遗田豫，与馈以金钱固无殊也。

    魏志夏侯尚传注引魏略：「护军总统诸将，任武官选举，前後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

    案：千匹五百匹，谓绢也。

    魏志胡质传注引晋阳秋：「质之为荆州也，威（质子）自京都省之，…．：告归，临辞，质赐其绢一匹为道路粮。」

    案：绢安足为道路粮，质锡威组一匹，盖备其割截以易日食耳。

    全三国文卷四十载毋丘俭报弟书：「今别致绢二百匹，可以供送葬之事。」

    吴志孙皓传凤皇元年注引江表传谓何定：「又使诸将各上好犬，皆千里远求，一犬至直数千匹。」

    吴志锺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又揭阳县贼率曾夏等数千人，历十馀年，以侯爵杂缯千匹下书购募，绝不可得。」

    案：侯爵及杂缯千匹，正犹所谓金千金邑万户矣。

    吴志全琮传：「柔（珠父）当使琮赍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珠至，皆散用，空船而还。」

    吴志朱桓传：「赤乌元年卒，…家无馀财，权赐盐五千斛以周丧事。」

    丝织物中之绢，盖几取钱之地位而代之。故如人口价之变动，橘树之收益，均以绢匹计，

    注：参看魏志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别传记人口价由十六匹涨至六十匹。又吴志孙休传注引襄阳记，记谓李衡估计橘树之利，每株岁可收绢一匹。

    又如石崇奴券乃模拟王褒僮约之作，而其记奴价则与僮约有钱绢之异，

    全汉文卷四十二王褒僮约：「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决买万五千。」

    全晋文卷三十三石崇奴券：「余元康之际出在荣阳东住，闻主人公言声太粗。须臾，出趣吾车曰，公府当怪吾家嘵嘵邪，中买得一恶羝奴，名宜勤，身长九尺馀，力举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钱孔，言读书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奈何。吾问公卖不，公喜。便下组百匹。」

    是至晋惠帝时，钱虽有神之称，绢尚不失为重要之货币也。

    案：据魏志文帝纪明帝纪及晋书食货志，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使民以谷帛为市，魏明帝太和元年更立五铢钱。实则在黄初二年前若干年中，谷帛之属已取得货币之资格，在太和元年後若干年中，谷帛之属并未失去其货币资格。魏志晋书所记不过官样文章耳。又解帛等之具货币功用，不仅限於魏之领域。

    三国时金属货币之不甚通行，盖有二因：一由初期大乱中产业停滞，金属货币大失其交换效用，一般人有贱金钱贵实物之心理，而谷帛之属亦遂取得货币资格，

    魏志后妃传文昭甄皇后：「彼天下兵乱，加以饥殣，百姓皆宝金银珠玉宝物，时后家大有储谷，颇以买之。后年十馀岁，白母日，今世乱而多买宝物，匹夫无罪，怀宝为罪，又左右皆饥乏；不如以谷振给亲族邻里，广为恩惠也。举家称善，即从后言。」

    一则由恶钱之滥铸，如董卓小钱、蜀吴大钱之类，使钱币本身之价值低落故也。三国时之物价，殊鲜见於纪载，兹略举於次以见一班云尔。

    魏志董卓传：「更铸为小钱，……於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袁宏後汉纪卷二十六谓谷一斛至数百万，误。）

    後汉书献帝纪兴平元年：「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

    太平御览卷三十五引王毅英雄记：「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人始知采耜，以枣椹为粮，谷一石十万钱。公孙伯圭（瓒）开置屯田，稍稍得自供给。」（後汉书刘虞传谓幽部民悦年丰，谷石一千，当系溢美之辞。）

    魏志武帝纪兴平元年：「冬十月，太祖至东阿，是岁谷一斛五十馀万钱，人相食，乃罢吏兵新募者」

    魏志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谓嘏「与人共买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来赎，时价直六十匹。」（被买卖之人口与物无殊）

    水经颖水注：「汉以许失天下，及魏承汉历，遂改名许昌。城内有景福殿基，魏明帝太和中造，准价八百馀万。」

    吴志孙皓传凤皇元年注引江表传：「一犬至直数千匹，御犬率具缨，直钱一万。」

    全晋文卷一百四十五载晋令日：「其上党及平阳，输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斤，当绢一疋。」（魏时麻价当与此相差无几。）

    六、交通与都市

    交通之要件有三：一曰交通通路，二曰交通工具，三曰交通动力。

    三国时交通通路之新辟，有足述者，即运渠之兴治是也。三国时所兴治之运渠，有睢阳渠，

    魏志武帝纪建安七年：「遂至浚仪，治睢阳渠。」

    淇水新道，

    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

    水经淇水注：「建安九年，魏武王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运。」

    平虏渠及泉州渠，

    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一年：「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魏志董昭传：「後袁尚依乌丸蹋顿，太祖将征之，患军粮难致，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昭所建也。」

    赵一清三国志注补稿本曰：「寰宇记卷六十三，深州饶阳县有州理城，晋鲁口城也。公孙渊叛，司马宣王征之，凿滹沱入泒水以运粮，因筑此城。盖滹沱水有鲁沱之名，因号鲁口。一清案：建安十一年，太祖凿渠自滹沱入泒水，名平虏渠，则不始於懿，特更修治之耳。」

    案：徐绍桢三国志质疑卷二谓泒水应为汾水之譌，实未必然。曹操凿平虏渠盖备征讨乌桓蹋顿之用，蹋顿在辽西塞外，操引滹沱入汾水何为？裴注明谓泒音孤，足证泒字未误。徐氏谓裴氏误读汾为泒，说亦难通。

    利漕渠，

    魏志武帝纪建安十八年：「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潭水入白沟以通河。」

    三国志质疑卷二：「水经浊漳水篇，浊潭水又东北过斥漳县南。郦注，汉献帝建安十八年，魏太祖凿渠引潭水东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日利漕渠。漳津故渎水旧断溪东北出，涓流濗注而已。此利漕渠即引潭水入白沟之渠，其曰清洹而不曰白沟者，淇水篇云，淇水又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屈从县东北，与洹水合。郦注，白沟又东北迳罗勒城东，又东北漳水注之，谓之利漕口。自下清漳白沟淇河成得通称是也.」

    讨虏渠，

    魏志文帝纪黄初六年：「春……三月，行幸召陵，通讨虏渠。」

    贾侯渠，

    魏志贾逵传谓逵为豫州刺史时「又通运渠二百馀里，所谓贾侯渠者也。」

    胡质所建诸渠，

    魏志胡质传谓质为青徐都督时「置东征台，且佃且守，又通渠诸郡，利舟楫。」

    邓艾所建漕渠，

    魏志邓艾传：「正始二年，乃广开槽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采，泛舟而下，达於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破岗渎等。

    吴志孙权传赤乌八年：「八月，大赦，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

    建康实录卷二赤乌八年：「八月，大赦，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三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岗渎，上下一十四埭，通会市，作邸阁。」

    此等运渠虽大半供军事运输之用，固亦具有经济上之价值也。

    三国时之交通工具，除舟车外，有新发明之木牛流马，

    蜀志诸葛亮传：「亮性长於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

    蜀志後主传建兴九年：「春二月，亮复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

    蜀志後主传建兴十年：「亮休士劝农於黄沙，作流马木牛毕。」

    蜀志後主传建兴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

    蜀志诸葛亮传注：「亮集载作木牛流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著於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流马尺寸之数，……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长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广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

    通典：「亮集督运廖立杜叡胡忠等，从景谷县西南二十五里白马山推己意作木牛流马。」

    元和郡县志：「木马山在景谷县西南二十五里，诸葛亮之出祁山也，作木牛流马以供运，於此造作，因以名焉。」

    全三国文卷六十二载蒲元与丞相诸葛亮牒：「元等辄率雅意作一木牛，廉仰双轘，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载一岁之粮也。」

    张澍诸葛忠武侯故事：「後山丛谭，蜀中有小车，独推载八石。前如牛头，又有大车，用四人推，载十石，盖木牛流马也。高承事物纪原，诸葛亮始造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民间调之江州车子。稗编蜀相诸葛亮之出征，始造木牛流马以运饟，盖巴蜀道阻，便於登陟故耳。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按後汉书郡国志巴蜀有江州县，疑亮始作之於江州县，故後人以为名也。澍按：此说袭高承，其实非也。武侯作木牛流马在景谷县，景谷今之广元县地，非江州也。江州水路，运粮不必车，且蜀志引亮作木牛流马法綦详，与独轮车制绝不相类，是高陈唐三说皆误。」

    惟木牛流马仅为蜀所利用，且诸葛亮死即无继作者，则亦不过历史上之奇器而已。

    舟之舱容五百斛者即为大舟，

    吴志孙权传黄武元年注引吴书谓郑泉「博学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闲居每曰，愿得美酒满五百斛船，以四时甘脆置两头反覆没饮之，惫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减，随即益之，不亦快乎。」

    全三国文卷七载魏文帝与孙权书：「知已选择见船最大樟材者六艘，受五百石，从沔水送付樊口。」

    其曹丕龙舟王濬楼船之属，乃特制以应行军之需者，非日常转输之具也。车中有所谓鹿车，以人推行，殆若今之小车，惟不必为独轮耳。

    魏志司马芝传：「以鹿车推载母，居南方十馀年，躬耕守节。」

    三国时之交通动力，仍不外人力、畜力、风力、水力，无足述者。

    三国时海上交通颇为发达，就孙氏与公孙氏及高句丽之关系，可见长江下游与东北海上交通之盛况，

    魏志公孙度传注：「魏略载渊表……又曰，臣父康昔杀权使，结为雠隙。……」

    魏志公孙度传注：「吴书载渊表权曰，…．每念厚恩，频辱显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执，拒违前使，虽义无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镇抚，长存小国，前後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敕诫，圣旨弥密。……」

    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略：「国家（指魏）知渊两端，而恐辽东吏民为渊所误，故公文下辽东，因赦之曰，……逆贼孙权……比年以来，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诳诱边民，边民无知，与之交关，长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贺浮舟百艘，沈滞津岸，贸迁有无，既不疑拒，赉以名马，又使宿舒随贺通好。……」

    吴志孙权传嘉禾元年...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