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师表

断削弱敌人、争取生存下去?不如伐贼。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先帝才托孤给自己，自己是受先帝之托讨贼的。

    第二部分即第二自然段，说自己既受托孤之重，因此寝食不安，忠心耿耿，临深履薄，为实现先帝遗志而努力。文中陈述了他的战略方针，“思惟北征，宜先入南。”由于军务繁重，他“并日而食”，两天只吃一天饭。他还指出了眼下的有利形势：“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疲于西”，指魏大将军曹真被蜀牵制之事;“又务于东”，指魏将曹休被吴将陆逊败于石亭事。这对蜀国正是有利时机，所谓“兵法乘劳”，乘其疲惫，正好进攻。而朝士颇生议论，以为出师非计，这大概也是后主刘禅的看法，所以诸葛亮特别写此表文，来论述这个问题。“谨陈其事如左”，就是恭谨地陈述其事如后。古人书写，皆竖行自右向左，所以说“如左”。

    第三部分包括六小段，提出“六未解”。所谓“未解”，系就朝士的非议和后主的态度而言，对此，诸葛亮觉得难以理解。第一小段以高帝创业为例，说明不能避难就易、弃战求安。高帝明德，张良、陈平深谋远虑，也是经历无数险难才得天下。今天蜀国情况不及高帝之时，更没有理由与敌长久对峙，坐待敌人自亡了。第二小段是以刘繇、王朗的教训来开导后主，希望以他们的失败为鉴戒。汉末大乱，刘繇尝为扬州刺史，时袁术在淮南，刘不敢到任，被人接到曲阿，后来又被袁术、孙策攻击，跑到彭泽。王朗尝为会稽太守，孙策渡江略地，朗与策战，败，浮海至东冶，又被策追击，于是投降孙策。本文这里说他们“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云云，不详所据。大概这两人都比较迂阔，不能主动进攻，使孙策养蓄势力，自己最后落得失败。第三、四两小段以曹操为例，说以曹操之能，用兵如孙武、吴起，犹屡次挫败，后来才得“伪定一时”，那么以自己劣钝之才，怎能出战必胜呢?意谓如果认为出战只能胜利，不允许失败，否则就不能出战，这实际是作茧自缚，坐以待亡。“伪定一时耳”，指曹氏政权只是暂时定位罢了。诸葛亮以刘氏为正统，所以称曹魏为“伪”。这两小段引了些曹操战败的例子，“困于南阳”指建安二年(197)张绣败操于宛城事;“险于乌巢”指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时，袁绍在乌巢屯粮，操军粮少，险些失败。“危于祁连”大约指建安九年(204)曹操围邺(袁尚的巢穴)事。袁尚来救，操击之，乞降，不许。袁尚夜遁，保祁山，操追击之。复还攻邺，操出行围，袁尚部下审配伏弩射之，操几乎中箭。“偪于黎阳”指建安七年(202)袁绍病死，其子袁谭、袁尚屯于黎阳，操与之连战，谭、尚固守。“几败北山”指建安二十四年(219)，操将夏侯渊与刘备战于阳平，为备所杀。操自长安出斜谷与备争汉中，运粮北山下，备因险拒守。操军士多逃亡，乃退还长安。“殆死潼关”指建安十六年(211)操与马超战于潼关，操自潼关北渡河，超等骑兵追射之，矢下如雨。后操见诸将说：“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五攻昌霸不下”指建安四年(199)刘备初与董承等受献帝衣带诏，将反曹操。至下邳，遂杀徐州刺史车胄，举兵屯沛。东海昌霸反操，郡县多叛操而应刘备，操遣将攻之不克。“四越巢湖不成”疑指建安十八年(213)曹操进军濡须口(此处为吴所筑城堡，在巢湖东，以拒曹操)，号步骑四十万，与孙权相守月余，不利，乃撤军还。“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李服即《蜀书·先主传》里的王子服，他表面为操所用，暗地里却与董承等受献帝密诏，同谋杀操。建安五年谋泄，皆伏诛。“委夏侯，而夏侯败亡”指建安二十年(215)操得汉中，留夏侯渊屯汉中，自引军还。二十四年(219)春，刘备自阳平南渡沔水，于定军兴势作营。渊率兵来争其地，被黄忠打败，渊等皆死。第五小段说，自己从建兴五年(227)屯驻汉中以来，中间一年多，就丧失了赵云等战将精锐，这些精锐乃是数十年中从四方纠合来的，如果不趁现有兵力奋战图强，再过几年，就只剩三分之一了，就无法对敌了。第六小段说，现在虽民穷兵疲，但战事不随人的欲望可以停止，只要战事不停，与其被动作战，不如主动出击，两者劳力费用是一样的。欲守益州一州之地与操久持，是没有前途的。以上六小段，反复说明危而后安、战而后强的道理，指出了一味求安的严重后果。

    第四部分开头说“夫难平者，事也”，“平”同“评”。这句意即事情结果很难评论判定。他举先帝的例子，说当初先帝被操追击，曾败当阳、奔夏口(这是建安十三年事，这一带是古代楚地)，曹操高兴地拍手，以为天下已定。但后来先帝联合东吴，败操于赤壁，西取巴蜀，举兵北征，消灭了夏侯渊，夺取汉中，使兴复汉室有了希望，这是曹操始料未及的，是他的失著。以后又是吴国背弃前盟，攻取荆州，关羽败死麦城，先帝伐吴，在秭归大败，北方曹丕称帝。事情变化如此，是人们难以预见的。这段话，说明未来难料，既包含了将来可能失败，但也包含着可能成功。总之，鼎是三分，尚不知鹿死谁手，因此不可妄自菲薄，唯须努力争取，死而后已。

    综观全文，其写作目的是为申明出师的必要，而且指出时机宝贵，迫在眉睫。但朝廷对于出师有所议论，这些议论既反映思想问题，也反映了蜀国民穷兵疲的客观困难。对此做为蜀国丞相，诸葛亮不能不认真分析，以统一大家的认识。先提出蜀国政策的总原则，是“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是坚定不移的，否则先帝创业还有什么意义?然后说到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不伐贼，则坐以待亡;伐贼，或可取胜。即使伐贼失败，也胜过坐以待亡。这是诸葛亮的指导思想。不过，方针既定，还有个伐贼的时机问题。从魏国“适疲于西，又务于东”来看，是伐贼的好时机;从蜀国“才弱敌强”、“民穷兵疲”的方面看，又存在不少困难。由此又产生不少思想问题。本文用大量篇幅来讲安和危、胜和败的辩证关系，是为了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同时也进一步阐明了他的战略方针。一句话，他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主动出击，积极开辟新局面。这是本文思想精华之所在。过去的批评，都只肯定诸葛亮“鞫躬尽力，死而后已”的品德作风，对本文所表现出的战略思想重视不够，所以这里有强调的必要。文章最后一段是结论，在阐明胜和败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指出曹操初胜，包含着后来的失败，随后又提到蜀国的失利，话就到此为止，至于今后蜀国命运如何，他没有说，这一点颇足玩味。但他的态度是积极的，所以有“鞫躬尽力，死而后已”的话。

    这篇文章很朴实，没有华丽的词藻和惊人之笔，但层层剖析，逻辑谨严，很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