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01

时已皆在其行久矣，今乃始云“围鹿头未下，严砺请出并州兵”，无乃太后时欤？此其证二也。且《严绶传》自刘辟初反，绶即建请自河东选兵遣将助讨贼，今此乃以为山南节度使严砺，即其误可知，此其证三也。且鹿头之距成都才一百五十里，而果、阆、渝、合，皆在成都五七百里之外，今崇文既已围鹿头，则其城乃必争之地，而贼方危破之秋，是不可缓顷刻而退尺寸之际也，今乃云崇文“围鹿头未下，砺请出并州兵，与崇文趋果、阆，以攻渝、合”，如此则是鹿头将拔，贼势已败，而砺乃始建请出并州兵，吉甫方欲起宣、洪、蕲、鄂强弩，不唯其时日已太迟缓乖牾，而其所指又皆舍近而之逺，殊非兵家攻取之要，此昭然可见其谬，其证四也。吉甫既以起并州兵入蜀为非是，而请起宣、洪、蕲、鄂强弩兵，捣三峡之虚，使崇文惧舟师有功而悉力，然案诸人传，则并州之兵，自初伐叛，即与崇文偕至，卒以成功，而宣、洪、蕲、鄂之兵，不闻有自三峡进者，而辟亦就禽然，则吉甫所谋，竟无毫发之效，其证五也。案《杜黄裳传》云：“刘辟叛……唯黄裳固劝不赦……专委髙崇文。凡兵进退，黄裳自中指授，无不切于机。崇文素惮刘澭，黄裳使人谓曰：‘公不奋命者，当以澭代。’崇文惧，一死力缚贼以献。蜀平，群臣贺，宪宗目黄裳曰：‘时卿之功。’”由此言之，平刘辟者，实黄裳之力，今反归功于吉甫，此其证六也。夫黄裳以宰相而当伐叛之任，书之其传固其宜矣，而吉甫以一中书舎人，乃欲多有其功，就使其实，且犹未可，而况于虚乎！然则此吉甫数事，本皆无有，而今史之所述如是者非它，盖其子德裕秉政日，尝重修《宪宗实录》故吉甫之美恶，皆增损而不实，若此之事，乃重修之时，史官求书吉甫之美而不可得，于是窃取黄裳之事，依仿而为之尔。故其事大抵相类，然不顾其间参错抵牾，考其实则无有，今新《书》又因以为实而书之，无所刋正，岂朝廷重修之意哉！

    《刘兰传》：“贞观十一年，为夏州都督长史，时突厥携贰，郁射设阿史那模末率属帐居河南，兰纵反间离之，颉利果疑，模末惧，来降，颉利急追，兰逆拒却其众。”

    今案《太宗纪》：“贞观四年……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颉利可汗以献”。又《突厥传》：“贞观八年，颉利死”于京师矣。今《刘兰》乃谓贞观十一年颉利尚存于本国；且又考突厥本传，亦无模末来降而颉利急追，刘兰拒却之事，此可验其事皆虚也。

    《马璘传》云：“从李光弼攻洛阳，史朝义众十万阵北邙山，旗铠照日，诸将冘疑，未敢击，璘率部士五百薄贼屯，出入三反，众披靡，乘之，贼遂溃。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见以少击众，雄捷如马将军者！’”

    今案李光弼及史思明传，邙山之战，思明主其军，非朝义也，此其误一也。又案《帝纪》：“上元二年，二月……戊寅，光弼与思明战，败绩”，而《光弼传》亦云官军大溃，则此安得有贼遂溃之谓哉？此其误二也。此盖《马璘传》一偏之说，夸大其功，若考其实，则虚谬自见矣。

    《裴守真传》云：“子：子馀……耀卿、巨卿，别有传。”；《昭成窦皇后传》云；“曾祖：抗、父：孝谌，自有传。”

    今案裴耀卿、窦抗则已有传，而巨卿、孝谌则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