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第五十一章 满洲兴起至入关

    满洲族在明代分为三部：一为海西女真，二为建州女真，三为野人女真。野人女真由于住在黑龙江流域，距中原最远，所以不常来朝贡，但前两个部落女真，明代时每年均来朝贡。

    建州女真之祖先为名将李成梁所杀，时在万历十一年张居正死之翌年，遂与明结仇。

    万历四十四年，彼创立后金汗国，以步骑二万，兴师犯明。明四路出兵讨之。每路兵六万，合共二十四万兵。努尔哈赤以六旗四万五千人击败明军于萨尔浒山，明将领死三百余，兵死四万五千余。明以轻敌冒进而惨败。于是明室启用熊廷弼经略辽东。廷弼力主守御，满洲亦不敢轻松出兵，但熊一年后去任，由袁应泰继任，遂失辽阳。

    明再启用熊廷弼，本可安定疆土，惜广宁巡抚王化贞主战，与熊之主守意见不合，因此影响战略，广宁遂失守，于是派大学士孙承宗为蓟辽经略使，命袁崇焕守宁远。

    时后金建都于沈阳，以十万兵乘机西犯，为崇焕击败，努尔哈赤负伤而死。于是金太祖四子立为太宗，率兵再攻宁远，又为明击败。明人谓之“宁锦大捷”。

    此时以不悦于魏忠贤故，廷弼又遭弹劾，以王之臣代之。会熹宗崩，毅宗立，魏忠贤伏诛。袁崇焕复职，此时期流寇兴起。

    稍后满洲兵又入关，袁崇焕受反间下狱死，遂使满洲得以直扰山西、直隶。此时满洲改国号曰清，降清汉奸日众，于是清兵四次入关，时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兵败投降。

    同时流寇陷北京，吴三桂则开山海关迎清兵入关。此时清人只用三十年时间入关破北京，其原因为：万历中年以后，明政治腐败，兵备废弛，且又轻敌；且明政府常换守将，或诛或罢，人事混乱无方；兼朝臣意见杂乱误事；再加上流寇之内乱，朝廷官兵陆续降清者数十、百万人，明安得不亡也。

    第五十二章 南明之兴亡

    明室初以辽东兵起事，但在神宗万历年间屡次加赋，先后共增五百二十万两。毅宗时又加一百六十五万两，名为辽饷。后来又增加剿饷二百八十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先后共加一千六百九十五万两。但正统年以前，天下征收只有二百四十三万两，而此时已增加达七八倍之多，因而民穷财尽，流寇等乱源遂起。

    且当时又值荒年，陕西延安人民有食榆树皮、石块者，甚至有父子、夫妇互相交换小儿为食者。于是有叛卒、驿夫、饿民结伙纷起，造成乱源。最初有高迎祥者，窜扰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四省。

    接着又有李自成、张献忠扰乱甘肃。高迎祥被诛后，李自成继称闯王。此等乱党，到处掳掠十五至四十岁的民人为兵，并有号令法律。

    考查以上流寇不能速平之原因，由于地方分省制度不当，因元人尽废唐宋之制而自行分省建制。总之，元、明、清三代无藩镇专制之忧，以致平日无准备，而无法禁息乱民之平地突起也。

    明代北部既陷，南方则有诸王争相拥立，计有：福王在南京，唐王在福州，鲁王在浙江，桂王在肇庆。但不到二十年，上述诸王相继破灭。

    清军之入关而能急速灭南明，由于汉奸之助，于是清人论功行赏：

    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居云南。

    封尚可喜为平南王，居广东。

    封耿精忠为靖南王，居福建。

    “三藩”不能自安，于康熙十二年自请撤藩，竟得许可，遂作反。当时耿、尚各有藩兵八千，吴三桂则领绿旗兵一万二千，再加余丁四千，共有一万六千。当时清廷要付之兵饷甚重。清廷已内定撤藩，三藩内心实不愿撤，于是吴三桂首先发起反清，滇、蜀、湘、桂等六省响应，康熙十七年吴三桂死，不久三藩乱平。

    三藩之失败，主要是吴三桂不得人信仰，且三藩内部不一致。三桂晚年力衰，已无锐气。又加清主玄烨年少力壮，借汉人之力而平乱，遂由明而转清代。

    第五十三章 清代之政制

    清代十主，共二百六十八年。

    清人统治中国后，初对汉人十分猜忌，努尔哈赤十分排汉。至清太宗则改采怀柔政策，并尽量利用汉奸协助管理，于康熙时尤甚。到雍正时，其人刻薄猜忌，施行高压政策。至乾隆时，大局已稳，高压更甚。

    至于清之政制，仍师明室不设宰相，以大学士理国政，君王则实施独裁。

    雍正时特设军机处，其权力大过内阁，然军机处并非相职。此时外廷不得预闻。

    至于六部只是中央行政部门，其权力则不大。当时虽仍有给事中，但只是御史官性质，对朝旨已无封驳之权，大权则全由帝王掌握。

    此时之政权集中于中央内廷，各省总督、巡抚常以兵政凌驾于民政之上。

    逢国家有大兵役，有皇上特派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主理之，督抚则无权主管。

    承平之时，各省均用满人为驻防将军，甚至汉人之绿营亦多用满员。

    国家之税收，全用来养兵。

    而各省督抚亦多用满人为主，偶用汉人者实出于不得已也。后来用汉人，但忌用江浙人为主。地方亲民官似无甚机会升迁，亦无发挥之权力。

    三藩之乱平后，各省钱粮有余者，悉数缴到中央收藏，不准地方存留，因此地方无建设可言。

    雍正以后，更收紧地方银饷，地方更无余款。

    当时之翰林编、检等官及地方之道、府长官，均不得奏折上疏言事，并严禁读书人建议军民利病。

    最要者，清政府划山海关以外之地为东三省，其政制则与内地不同。

    清室对汉人管制甚严，但对蒙古、西藏、青海地区人民，则按旧俗松弛管辖。并不让汉人任职理藩院，以免汉、蒙两族人有交接联络，则自然易于统治管理也。

    清又沿用元明严刑，以残虐汉人。

    至于汉化之程度，则清比元代为高。但其为狭义的部落，政权则毫无分别也。

    第五十四章 清代之军事

    清代之军力并非最强，主要是明政治腐败，再加上有汉奸之助力，才得以击败李自成、张献忠。且其平定三藩时，乃全国汉人为将，并由绿营兵正式代替旗兵才能成事。

    当时清军所用绿营兵达四十万之众，作战云贵地区，乃靠绿营兵冲前，旗兵随后，稍后又占服新疆、西藏、四川等地，亦靠赖绿营兵，且清军此时已识用炮，遂使蒙、回等败北。

    清军所任用之大将多为汉人，如康熙时有姚启圣、施琅助定台湾；雍正时征服厄鲁特有年羹尧与岳钟琪，收复苗疆之张广泗；乾隆时靠岳钟琪胜金川之役；嘉庆时傅鼐征服苗族，李长庚平定东南沿海，杨芳、杨遇春等平定川楚；道光时杨芳平定回疆等。事业由汉人创，功赏由满人得。

    到乾隆时，清军已几耗净，乾隆虽自称十全武功，但已是强弩之末矣。

    乾隆多次用兵，军费使用颇巨。如初次金川一役，用兵费二千余万两。准回之役，用去三千三百余万两。缅甸之役，用九百余万两。第二次金川之役，用费七千余万两。廓尔喀之役，一千零五十二万两。台湾之役，八百余万两。总计一万五千万两以上。而其中缅甸之役，历时二十余年，尚未竟功。

    当时用满兵作战之费，多于用汉兵一倍，因此乾隆卒用汉兵多于满兵，为节省军费也。

    乾隆好大喜功，所耗军费庞大，遂至清代之衰运来临，不可避免。

    第五十五章 明末遗民与清初学风

    清人入关后，明代士大夫激烈反抗，尤其以江南一带最盛。当时清人武力不足，对汉人初甚宽容，即容许开科取士，并开放政权，对传统汉人之政制接纳让步。

    首先，北方之士大夫与清政府妥协。但清政府颇用手段，一面照旧制保持汉人习俗，一面严行剃发令，要汉人文化上屈服。在清军高压政策下，汉人不得不屈服，而南方士人反抗之心仍较烈。但为了应举做官，不陷入耕农经商之穷途，则唯有与清政府妥协，参加科举。而明末遗民，不屈服于清代科举者，则有如下几项出路，如：方密之之出家，吕晚村之行医，孙夏峰、颜习斋、张杨园之务农，张杨园之设处馆讲学，李二曲、王船山之隐居，刘继庄、李恕谷之担任游幕以及顾亭林、吕晚村之经商等。明末遗老们不愿转职者，则致力于学术文化工作，他们为了反清复明，竟有主张恢复封建者，盖有封建，便会有大门第，便容易在社会分裂情况下推翻旧制度。士大夫之笃实学风与坚贞志气保持数百年之久直至清末。此股力量，使清以武力夺得政权以后，不得不考虑应维护人心之安定。

    于是清政府一面解放其政权，一面尽量推行汉化。此点于清初康熙帝尤为用力。

    康熙由青年时勤学以致咳血而仍不放弃苦读，即使三藩乱起，仍勤读不辍，终于到达无不通晓之境地。而在委曲求全下之中国士人，亦以明末遗民为榜样，因此在参与吏治方面亦甚用心而踏实，遂使清初政况稍胜于明代中叶。

    清初以来，反抗清政权较烈的江浙一带，因鄙视清政权而影响及于轻视科举制。

    当时江浙士人以不应科举之家传经训为最有声望，最有骨气。

    当时清代只有官办的书院收买贫苦之士人，如当时有名儒如全祖望、钱大昕、李兆济等，无志仕途，则唯有入书院讲学以维生。

    当时江浙地区较其他省份富庶，因此藏书亦多于他省，如乾隆朝之《四库全书》共七套，内廷占四套，而江浙占三套，存于扬州、镇江及杭州各一套。可见江浙之学术气氛较他省为高。故江浙考证汉学之风在抗异族抗现实之情况下，始终持之不衰，不过却由爱好民族文化转变为纯学术之探讨，而脱离了现实。

    第五十六章 清代之政风与洪杨之乱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过的比较平稳安静的日子，但乾隆下半期已步入衰运。这是由于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康熙宽仁为怀，到雍正虽治政精明，却刻薄；乾隆则好大喜功，但国富民强。康乾时期相当于唐代贞观与开元、天宝。

    清室之衰落，除帝王日衰外，还加上满官之贪污放肆。如乾隆晚年之和珅为相二十年，贪污达八万万两，相当于国库十年以上之岁入，于是遂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谚语。当时外省疆吏亦兴起贪渎之风。

    由于清室满人贪腐，遂使汉人志气堕落，吏治日坏。洪亮吉嘉庆年间上疏，谓：“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有尚书侍郎...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