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第二十六章 宋代对外关系

    中国汉、唐、宋、明四代，每一代统一时即富强，但宋统一时贫弱，因并非真统一。五代很黑暗。五代末年，后周周世宗是能干之君，姓柴，非郭威之子，只是养子，当时赵匡胤、赵光义均在他手下，为宋打好了基础。

    北方有北汉、契丹，南方是长江流域，建都开封的宋夹在中间。最大问题是先打北方还是南方。北是强敌，先打强呢，抑先打较易的南方？结果打平南方诸国时，宋太祖已死，而南方之吴越尚未打下，其弟继位因儿子年幼，即为宋太宗。

    吴越降后，再打下北汉，只剩下契丹了，宋太宗两次亲征均失败。第二次作战在高梁河，此地即北京西直门之万寿山区域，仍是失败。当时有杨四郎、杨六郎在山西，据说宋太宗被契丹击中剑伤而死。正史未讲此事。

    幽蓟十六州一直在契丹之手。契丹始为鲜卑宇文下之一支，耕牧并营。

    中国北方的敌人可分几种，游牧的如蒙古、匈奴、突厥，在大草原及沙漠两面，来得可怕，可一击而破。另一种是耕牧并营，较有坚韧性，流动与坚韧配合。大强国一定要有农民、土著。

    中国土地看似散漫，但一城即一大堡垒，攻城不易。金融在城中，物资在农村，两者并存，城可武装。农业社会区小即弱，区大即强。新疆是一区一区的水草地，有数十区之多，不能统一掌管，故班超带了三十六人，即征服西域。

    可怕的是辽河、热河东北省区，是大耕地，天气冷，文化低，故同时为牧地，是坚韧的农民、剽悍的牧人互相配合，故契丹难以对付。

    第一，契丹兼有城圈和邑小城，都即省邑，邑即土圈墙，是农业社会的武装。

    第二，契丹人中有逃亡的中原人，契丹中特别有一汉城可耕田。契丹建国是胡汉同居，早就汉化。尚有渤海国，即东三省吉林一带，有一百零三城，即是文化相当高的城邑之邦。

    契丹共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是汉化已很深的国家，有二三百年历史，完全汉化了，今日仍有注意及研究其历史的，很重视，但材料很少。

    契丹吞并渤海是在五代开始时，到石敬瑭奉送十六州，地区极大，加上经济、武力配合，故契丹这异邦已很像样。中国在二十六年中已更换了三朝，均建都于开封，南方仍不统一，而石敬瑭每年仍送契丹银三十万两，帛三十万匹，故契丹较匈奴、突厥、蒙古为强。宋太祖开国时，辽（契丹）已有五京，是胡化兼汉化。大辽之五京为：

    （一）上京热河

    （二）中京热河

    （三）东京辽阳

    （四）南京北京

    （五）西京大同

    第二十七章 宋代

    宋太祖在位十六年，宋太宗二十二年。

    当时宋辽对峙，有西夏兴起。太宗时有三国，即宋、辽与夏。太宗子真宗时，契丹打到南方，宋与契丹两军已到黄河边，两军在南北两岸均各占有澶渊城。中国天然国防线是居庸关与山海关，山西有两条国防线，大同在二线之间。

    宋都汴京即开封，无屏障，四面敞开。长安在三山之间，向东出路是潼关，地势高于洛阳，形势亦好。

    黄河的水可以倒灌开封，洛阳不如长安，洛阳只能以德治，但不能作要塞，开封更不行。但五代除后唐外，有四代建都开封，故宋亦建都开封。

    唐代时当时欧洲为中古黑暗时期，扬州为全世界最大之都市，有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扬州为当时交通枢纽之重要中心。汴渠亦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之工程。运河两旁栽垂柳，堤称隋堤。

    宋太祖早死，太宗平北汉，但未平契丹，仍不能迁往洛阳。北京建都比南京好，因其北已平北汉，西有太行山与居庸关，南面是海，但要自南京去北京很远。

    八国联军时，大沽不准有炮台，北宁铁路是国际线，故无国防线，外国军队可直达北京，北京东交民巷可有英法军，这极不合理，欺人太甚。所以西方之所谓文明文化，上帝、公道、法律、科学……不能使人佩服。列宁发明“打倒帝国主义”，人人响应，但有时只是喊口号，实际上不易做到。

    开封并无形势，宋朝准备攻打辽，故不能建都开封，宋是为养兵，经济条件不得已，此为大错。

    宋代大人物寇准说，不可逃避，主张御驾亲征，到澶渊渡黄河北，后双方讲和，叫澶渊之盟，自此不再打仗。宋为兄，辽为弟，辽之萧太后算是真宗之教母大人真宗无母。双方平等，此亲远不如汉之与匈奴，宋当时亦不如汉之嫁女，时辽区早有汉人。宋年送辽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双方和好历一百二十年。宋无力攻打辽，为防辽计，在黄河之北挖沟种田栽树，以阻对方之马队，名义上是种田，但辽不许，等秋收时节，大掠一番，烧屋抢粮，不让农村人口繁荣集中，称“打草谷”。

    宋辽两国在一百二十年中，一直是处于冷战状态，后来又出了西夏。宋真宗信道教以后是宋仁宗，是位好皇帝，在位四十一年之久。

    仁宗登位时，宋已六十三年了。当时西夏崛起，因此，宋有两个敌对异族，都是难对付的，于是宋与西夏和，年给白银十万两，绢十五万匹。后来辽不满，又增给十万两银，十万匹绢。

    宋那时候没有人才，因人才均出在黄河流域，当时长江流域无文化。唐以前之大人物均出于北方，当时长江流域经济虽好，但文化条件则甚差。汉高祖时有张良、韩信，光武时用的不少是他大学的同学，都是读书的知识分子。但青年人年轻，能力差，所以必须多读书，前途才远大，不读书则没有出息矣。

    唐太宗时，用的也都是读书人，唐末就差了。

    宋太祖时，手下只有一位读书人，即宰相赵普。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论语》平天下。”宋代可说没有什么读书人。太祖奖励读书，但一两天短期内无法造就人才，要到仁宗一百年后才有人才，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故任何朝代出的人才均极少，只一两位而已，如梅兰芳只有一位。

    宋代后来出了一位大人物范仲淹，他助仁宗变法，年号庆历，故名“庆历变法”。当时大家反对，仁宗主张不变，仲淹退休后，仁宗子英宗即位四年而死。英宗后是神宗，王安石助其变革，历史称为第二次熙宁变法。当时仍有人反对。

    宋自仁宗以后，人才大盛，文学、艺术、思想、哲学大为兴旺，但军权与国家统一方面则不理想，学术方面远远落后于汉唐。

    王安石新党主变，司马光是旧党，反对变，遂成为党争。

    哲宗在位十五年后，为徽宗，他能诗善书画，其画堪称国宝，但其为人则甚糊涂，实非一政治家，他在位二十五年，当时国内紊乱，国外亦生问题。辽以后又出金国，金灭辽后，又攻打宋，徽宗传位钦宗，父子为金所虏，称为靖康之变，即二帝蒙尘。宋共历一百六十八年而亡，但只亡了一半，尚有泥马渡康王，有南宋兴起。

    有时历史只能讲时代的局部与形势，有时只能讲人物，人物改造形势，形势限制人物。

    讲到人物的历史是光明的，讲到形势局面的历史是黑暗的。今天是黑暗的，因今天的世界没有人物。今日的英、美、俄诸国都没有出什么大人物。

    从历史上看，有没有出人物，即谈历史要有眼光与识见。否则不懂历史，不识评论。

    历史不在乎是否时代有乱，是否打仗也没有关系。战国时各种人才极多，是有意义的时代。三国与唐代初年人才亦多，到安史之乱后，只讲局面而没有人物可讲了。局面是死的，人物是活的。

    宋代自范仲淹以后没有人才出来，但时代更乱了，人物之造成是由于风气或学术。人物是指能跑上历史舞台的人，如香港在此种社会风气之下，绝不会有人物出来。香港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份的，不然，跳舞看电影，我们都变历史人物了。香港是个炉，一入即毁，虽然香港山明水秀，一百年来无战事，全球来往，宛如代都，但风气不好。

    北京可出人才，民国以来，中国出的人才，均与北京有关。这是风气所趋。上海的圣约翰、交通大学不过是能讲英语、能赚钱而已，无法与北京比。

    自唐以下至五代，风气极坏。读历史只懂人物，但不易懂局面形势，能懂局面后面的风气更不易。能明白香港生活，但不易了解其风气。至于懂学术，则是难中之难矣。

    人物自学问中间来，故不易懂人物。

    我们不知汉武帝之高矮肥瘦，但可知其脾气、理想、性格……在座之同学不会知道我是如何之人，何况历史上的人物？没有读过王安石和范仲淹的作品，如何会认识他们呢？如何可提出打倒历史呢？真是无聊。

    宋代，“天地闭，贤人隐”。宋太祖倡学术转移风气。当时有个人叫戚同文五代末时人，希望黑暗时代过去，世界恢复为读书人来统治。当时有位小军人姓赵，捐钱在睢阳造讲堂、书室、宿舍，名为睢阳书院，请戚同文教书。

    书院有一种精神。书院者，藏书楼也。书院开始是私家藏书，用来招宾接客，客走了，再来第二位，这种书院影响不大，于是有赵出来办书院。新亚书院即希望将来有大图书馆，每个人均可自由阅读，一百年前，英、法亦有如此风气。

    睢阳在徐州与开封之间，戚同文在宋太祖之前，到范仲淹时已过六十年，书院仍在。范之祖为唐代宰相，父穷困早死，母改嫁朱姓，范仲淹为拖油瓶。范在僧寺刻苦攻读，断齑画粥，终成为宋代第一人，死后称范文正公。

    第二十八章 宋代之文艺复兴

    宋与唐比，唐强宋弱，若拿人物与文化比，则宋在唐之上。唐虽伟大，但末年局面不可收拾。无宋代即无此后一千年之历史，这要由社会转变讲起。

    唐后是门第社会，与贵族封建不同。宋有统一政府，而无世袭贵族。唐之宰相可有世系，一个家族可出十多位宰相。此乃表示门第社会，今日已没有了。

    南北朝至隋唐有佛教传入，出家是最高第一等人，簪缨是仕宦之家，此非人生真理，但做官不算高，不出家即做居士，皇帝入佛教，封为国师。唐僧即自大门第出家，很伟大。唐僧取经回国，太宗亲迎。社会上和尚称师，社会上之先生，一种是教小孩子，一种是大人在家受学，平民无资格入学，读了书可以做官，做大了官，再跟和尚研究佛法或做居士。

    送儿子出家尚须出大部分家产，故和尚寺很像样。西方中古时期以主教最阔绰，唐代时最阔是宗教与门第，唐末已无门第了。

    后来，黄河北岸藩镇区无人读书。

    长江以南少读书人，只是为了经济。

    大门第多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之区。到五代时已无大门第，也无正式读书人，剩下和尚寺为学习的环境。当时政治日坏一日，社会经济亦日差一日。

    唐代韩愈作《原道》《师说》诸文，认为读了孔子之书应该作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即可以做三种先生：

    “解惑”即启蒙先生，学生是童蒙。

    “授业”即有职业，如医科、法科、文科……西洋有医生、律师的训练。

    更重要的是“传道”，是最高的。 [1]

    韩愈说，孔子亦是道，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又如柳宗元，当时已有人请他做先生，柳说：“我不作师，蜀犬吠日，但很少有太阳。只有佛教有道。”

    五代时，和尚看世界有变，劝人读韩愈的书。因修齐治平之后，平了天下，和尚才有办法。

    去美国等于鸡犬登天，变成了仙鸡，牡丹虽好，尚需绿叶扶持，故和尚寺要好，先要使国家有办法。

    今日是耶稣与马克思在争一日之短长，孔子与释迦是差了，因国家没有办法。

    五代时和尚不但写作经典，而且也作散文、古文了，也提倡韩愈了，因而宋代出了读书人。

    范仲淹是在寺院读书。范仲淹为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秀才便是有资格考大学之学生。

    今日之人，“忧者一身，乐者一身”。范读好书，去睢阳书院教书，后来做到副宰相。他有二子，仍入寺院读书，二子共穿一件衣袍，哥出弟在家。范仲淹在江苏买了田，每年派子回家收租。有一次，儿子收了租回家，说那里荒年。父责骂道：“粮租何不济贫民？”子答：“已济贫民矣。”范仲淹从此设立义庄，穷苦的均可受供养。此制度一直传下来。 [2]

    义庄是宋代范仲淹、钱 [3] 二人开始，称“范朱遗风”。中国如今日新文化运动之后仍有此制度，便不至于如此。

    与范同时的尚有苏北人胡瑗，亦在寺院读书，去泰山栖真观 [4] 道士所居读书。当时带信与物件很难，因交通不便，山路又远，信面写“平安”二字，以免人未看封内之书而紧张，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胡瑗见封面“平安”两字，便投信入山涧中不拆看了，后来称为“投书涧”。

    胡瑗在栖真观十年，范仲淹在苏州做官，请胡到苏州教书。胡在苏州教书达二十年。后来朝廷知道，请他办国立大学。由此，全中国都办了学校，分为国学、州学、县学及私立书院。先是公立的称学，私立的称书院，后来均称为书院。

    胡瑗是书院的大师，是一千年前的教育家。由此可知书院是由僧寺而来，故每年每一书院必供养一或两位大师，如濂溪书院即为纪念周濂溪。今日中国人不争气，不知道办学院。日本人为纪念王阳明，在台湾草山办阳明学会，建房叫阳明山庄，作为讲学、游憩之所。台湾报纸竟说王阳明来过台湾。世界总要讲个道理，不信耶稣便信马克思。实是希望人信孔子，但孔子穷，办书院是自由的、自动的、自主的，宋、元、明三代均盛，至清衰落。广东有广雅书院，后变为广东省立一中。不要旧的，实在是糊涂。

    如马来 [5] 的遗迹已毁灭了，只有土地，没有历史。这就是唯物史观，只知有甘蔗、米……

    香港的宋王台、车公庙，都是中古大历史，历史应与教育配合，各地应设书院，如博物馆、图书馆应与古代历史遗物配合。书院内有学田、祠堂、藏书，有无师生，则不在乎，大学毕业只是反面价值，消极而已。

    范仲淹开创好的政治风气，负责任，有人格。

    胡瑗创办新的学术，分经义斋与治事斋，其内包含文、史、哲、法、政、经各科，因此有新的人物产生。因而宋仁宗、英宗、神宗三代后有人才起来。起初只是社会安定，而非觉醒，仁宗以后，士大夫开始自觉。

    第二十九章 宋太祖与仁宗

    唐代士子学诗赋，为了考试要用。做官是一种经验，要有高的理想主义。唐人的观念只是建功立业而已，最高的人生理想是出家，似不及宋代士大夫之有自觉心。

    东辽西夏，中国每年要送白锦丝帛无数，实在不是好办法，但对外必先安内，故先要对内变法图强，然后对外雪耻。因此先得有变法。

    宋代开国六十年，先讨论其弊端，是什么法，应先知道才好。

    宋代之法接自唐及五代，就是骄兵悍卒。由于唐之藩镇拥兵割据而起，起初藩镇反抗政府，后来握大权，自举节度使。

    宋太祖得天下是黄袍加身，称为陈桥驿兵变，这是坏的历史，宋太祖以前，黄袍加身已有两次 [6] 。

    宋太祖在汴京，不能迁洛阳的原因是要养军队。五代之军队能战是柴世荣之功，宋之能统一南北，也是由于有此基础。但这军队亦非理想。军队除吃饷外，还须随时有赏赐，如有郊赉，每逢祭天时，全军要赏赐，不祭就会兵变，目的是要额外的钱。

    中央派军队镇边，是轮流调派兵丁，将不动，使将不识兵，兵不识将，不使割据，但不能战。军队是每年动员，等于年年打仗，要开拔费，如买草鞋等。故宋代奖励文风，因军队太坏，便有“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之谚语，使社会可维持和平无事。

    宋代皇帝还规定，决不杀读书人，士人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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