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解放十三年来，特别是大跃进的四年来，我们在历史科学的研究和教学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历史研究方面，我们提出了很多中国史上的重大问题，如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少数民族社会性质问题，历史人物评论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虽然还有分歧的意见，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已经深入得多了。

    在教学方面，我们开出了很多新的、以前没有的课程，如中国现代史，世界现代史，工人运动史，中国民族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史等等。对于这些新的课程，都写出了讲稿，虽然这些讲稿尚有待于进一步充实，但大体上都已经粗具规模。

    在资料编纂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编出了《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丛刊》十一种，字数在两千万以上。中国古代史资料也编了很多。此外，我们还从历史档案中辑出了很多前所未见的资料。还有考古发掘和民族调查中新发现的历史资料。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解放以来，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完整的古器物在四十万件以上，不完整的在五百万件以上。经过初步整理的民族调查资料，约有两亿多字。

    在古籍整理方面，《资治通鉴》已经出版，二十四史正在标点。历史文献上保留下来的最基本、最系统的民族史资料四夷列传，已经整理完毕，出版了一部分。此外很多卷帙浩繁的类书、丛书都已出版。

    在工具书方面，我们编出《中外历史年表》。历史地图、历史图谱也正在编纂和绘制中。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编写了很多种历史小丛书，这对于普及历史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历史科学方面取得的成绩，但更大的成绩还不是上述各方面的成就，而是我们在历史科学领域内巩固地树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解决了历史科学的方向问题和道路问题。培养了大量的青年史学工作者，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的队伍，加强了历史科学战线上的力量。

    我们在历史科学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应该肯定这是我们在历史科学战线上的胜利。但是在我们走向胜利的路途中，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缺点呢？在我看来，缺点是有的，而且不少，有些缺点还是相当严重的。虽然这些缺点，比起成绩来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但是缺点总是缺点。我们应该承认这些缺点，改正这些缺点，让我们的历史科学更健康地发展。现在我要谈的就是缺点。

    我今天想谈四个问题：（一）史与论的问题，（二）政策与理论的问题，（三）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问题，（四）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问题。

    一　史与论的问题

    史与论的问题不仅是历史学上的一个问题，文学、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等都有这个问题。

    有一个时期，在学校里曾经流行过“以论带史”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当时是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的。通过这个口号，我们反击了资产阶级的“唯史料论”、“史料即史学”等等的谬论，从原则上扭转了那种轻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倾向。但是这个口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在我个人看，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因为“以论带史”的提法，意味着研究历史要从理论或概念出发，不从具体史实出发。这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的提法是不符合的。恩格斯说：“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作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1]又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必须从既定的事实出发，……在理论的自然科学中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2]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又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3]显然，“以论带史”的提法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提法是背道而驰的。这个提法应该废除。正确的提法应该是观点与材料统一。

    有人说，“以论带史”的“论”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难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带动历史研究还有什么错误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原则来研究历史或其他社会科学，当然没有错误，但是，从马克思到毛主席的思想，都只能是研究的指导思想，不是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原则而是特定的具体事实。恩格斯说过：“原则并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终了的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并不是自然界和人类要适合于原则，而是相反地，原则只有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4]因此我们只能用原则去研究具体事实，再从具体事实的研究中概括出新的原则。研究应该是从事实到原则，从具体到抽象，不是从原则到原则，从抽象到抽象。

    由于“以论带史”的口号带有片面性，所以后来产生了流弊，以致把“以论带史”变成了“以论代史”。个别教师简直就少讲或不讲具体的历史事实，用社会发展史的原理原则代替具体的历史。他们随便摘录一些经典著作中的文句来代替具体的科学分析，不分析具体的历史情况，只根据经典著作中的一二文句便做出结论。在讲稿中，不是空空洞洞说一些原理原则，就是干巴巴引用一些教条，一再重复人所周知的道理，把一些臆想的结论强加于具体的历史，委屈甚至割裂具体的历史，使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服从历史家主观的意图。但是，历史学的任务，并不是要我们重复人所周知的道理，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来分析具体的历史，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

    当然，有些教师，也引用一点材料，但他们不是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独立的概括，更谈不到创造性地解决历史问题。他们挑选材料只是作为原理原则的注脚，因而研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多多益善地引用经典著作中的词句。经典著作变成了历史科学的标签。

    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个时期似乎曾经成了一种风气。有些人，甚至要在“打破王朝体系”的口号之下，从历史上消灭典章制度、王朝兴亡和其他具体史实，乃至要从历史上消灭那些作为时代标志的王朝的称号。这样一来，历史上剩下来的就只有公元纪年了。

    “打破王朝体系”这个口号是对的，但是“打破王朝体系”是打破以帝王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不是从历史上消灭王朝的称号。王朝是历史的存在，是不应该消灭的，用不着消灭的，也是消灭不了的。然而有人就想消灭王朝。这种想法，我以为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学家无权根据自己的爱憎从历史上消灭具体事实，历史学交给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分析这些具体事实，做出正确的结论。

    由于以论代史，因而有一个时期，在我们的历史教学或研究中，只是围绕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一般原理原则甚至文句转来转去。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应该学习的，但我们要学习的，不只是它的文句，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实质，它的思想方法。文句也应该记得，也可以引用，但不是把文句作为花边，作为标签。公式更应该记得，但不能把公式当作铁范来改铸历史。恩格斯说过：“至于说到您用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尝试，那么首先我应当说明：不把唯物主义的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导线索，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将历史的事实宰割和剪裁得适合于它，那么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变成和它相反的东西了。”[5]

    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并不等于具体历史，更不能代替具体历史。正像列宁所说的：“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具体特点。”[6]如果不估计到一个国家的具体特点，那就不可能找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因为马克思发现的历史发展规律，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而各国的历史还有它们的特殊发展规律。如果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学家都把共同规律当作自己的历史，那世界各国只要一部历史就够了。

    修正主义者过分地强调历史的特殊性，特殊到马克思主义都不能应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但只讲普遍真理、一般原则，不结合自己历史的特点，这种教条主义也是应该反对的。毛主席的伟大，就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般原则和中国具体的历史实际、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然而我们在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中并没有学会毛主席的方法，以致使内容丰富多彩、具体生动的历史变成了单调、僵死和干燥无味的教条，变成了一片沙漠。在有些讲稿中，充满了“矛盾”“规律”等词汇，但矛盾没有对立面，因而谁和谁矛盾也闹不清楚。规律还是一般的规律，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如何，还是没有找到。总起来说，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

    现在我们提出了观点与材料统一，这种提法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怎样统一，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为了贯彻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在有些讲稿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即先写一段理论，再写一段史料，或者先写一段史料，再写一段理论。总之不是用理论去硬套历史，就是用史料去迁就理论。结果理论是理论，史料是史料，并没有统一起来。要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应该是把史料融解在理论之中，或者说把理论体现在史料之中，而不是在其外，“就像颜色和大理石的物质特性不是在绘画和雕刻领域之外一样。”[7]

    现在再谈谈对待史料的态度问题。有一个时期，由于资产阶级史学家传播所谓“唯史料论”和“史料即史学”等等错误的说法，我们反对了这些错误的说法，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有些个别的同志，在反对“唯史料论”的时候，也反对史料本身，并且把史料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把史料和资产阶级思想一起反，这是错误的。因为这就无异说，只有资产阶级才重视史料，才根据史料研究历史，无产阶级反而不重视史料，不根据具体的史实研究历史。资产阶级是言必有据，无征不信，无产阶级反而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话。

    史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任何阶级研究历史都要占有史料。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要占有史料。在对待史料的问题上，我们和资产阶级的区别，不是谁要史料，谁不要史料，即不是史料占有问题，而是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方法来分析史料的问题。资产阶级的史学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用唯心论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对待史料；我们则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唯物论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对待史料。这就是我们和资产阶级在对待史料问题上的区别。

    一直到现在，可能有些同志还没有想通，不敢提史料的重要性，怕这样提会犯错误。我以为这种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应该肯定史料是重要的，研究历史没有史料是不行的，史料是弹药，没有弹药专放空炮是打不中敌人的。马克思本人就很重视资料。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文中说：

    “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8]对现实运动如此，对历史问题也是一样。

    恩格斯在《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也说到史料的重要性。他说：

    “唯物主义的认识的发展，哪怕是单单对于一个历史实例，都是一种科学工作，要求多年的冷静钻研，因为这是很明白的，单靠几句空话是做不出什么来的，只有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透彻地掌握住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9]

    毛主席也一再地教导我们研究必须占有材料。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

    “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10]

    应该记得这些经典作家的教训。我们研究历史，不是把原则输入历史，而是从具体的历史引出原则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详细占有材料，把握事实的总和。

    材料是知识的泉源。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不应该拒绝历史资料。拒绝历史资料就是拒绝历史知识。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拒绝历史知识呢？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都没有说过研究历史或现状可以不要材料，专讲空话；当然，他们也没有说过只要材料，不要理论就可以解决历史问题或现实问题。不论是研究历史或现状，都要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因此只要不是片面地强调材料，我认为是不会犯错误的。

    关于书本知识问题。有一个时期，对书本知识重视不够，这是不对的。专靠书本知识，不重视从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中去吸收知识，这是一种片面；反之也是一种片面。一般说来，资料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从调查得来，这是当代人民创造的知识；一种是从书本中得来，这是前人积累起来的知识。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书本上的知识是主要的。马克思就很喜欢进图书馆，曾经很尖锐地讽刺了那些不愿从书本上搜集资料的懒汉。他在1851年6月27日写给魏德迈尔的信上说：“每天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七点，我通常在不列颠博物馆里。……民主派的傻瓜们，认为知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自然不需要这种努力。他们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为一些经济学的和历史的材料自寻苦恼呢？”[11]

    人们总以为在科学的花园里，到处都摆着酒席在等待着自己，分给科学家的任务就只需要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火鸡就得了。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都没有替我们预备这样多的绝对科学的烤火鸡，他们并没有对于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上的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准备好现成的答案，他们只是告诉我们寻找答案的方法。而人们往往对于自己碰到的任何问题，都要找一句经典著作来保镖，好像任何具体的历史的答案都已经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库中，只需要一伸手之劳，就可以完成自己的科学研究。这种懒汉的思想，必须批判。

    二　政策与理论

    在历史研究中，不仅有理论问题，有时也会碰到政策问题，例如在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就会碰到民族政策，在处理历史上的国际关系问题，就会碰到外交政策等等。在历史研究中，要不要贯彻政策的精神呢？如果要贯彻，如何贯彻呢？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我个人看来，在历史研究中是要贯彻政策的精神的。例如当我们讲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而欢呼民族压迫，这是不允许的，因为违背了我们民族政策的基本精神。同样，当我们讲到历史上的国际关系而欢呼对邻国的征服也是不允许的，因为违背了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精神。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在历史上出现了民族压迫和征服战争是不应该的，只能说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不对的。所谓贯彻政策只是贯彻这种精神而已，并不是把我们今天的政策，都塞到古代史中去。然而有一个时期，有个别的同志狭隘地理解历史学要为政治服务和历史学要结合实际以及古为今用等提法，几几乎把党的任何一个政策、号召、口号都塞到古代史中去，主要地是塞到封建社会历史中去。好像我们今天推行的任何一种政策，今天提出来的任何一种号召和口号，在古代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都已经推行过和提出过。例如有人把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塞到古代史中去。农业在古代封建社会的经济生活中，确实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的统治者怎么能提出工业是主导的口号呢？而且封建社会重视农业和我们今天提出的农业是基础，也有本质的差异。前者是为了保证赋税的来源，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统治，后者则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打好基础，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又如有人把毛主席所说的帝国主义的两手也塞到古代史中去，认为古代的农民已经清楚地认识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剿抚是两手政策。剿抚是历来封建统治阶级镇压农民战争的两手，但一直到毛主席才第一次指出这是两手政策，怎么能说古代的农民就知道了呢？如果古代的农民早就知道剿抚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两手政策，他们就不会受骗了。最普通的例子是贯彻民族平等政策，有不少的历史书把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说成是一个民族大家庭，好像自古以来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就是平等的，但是在整个阶级社会历史时期，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甚至还有个别的同志用万隆会议的五项原则来写封建王朝的国际关系；也有个别的同志主张按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标准来评论历史人物。最奇怪的是为了反对和平主义，竟从文学教材中删去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和杜甫的三吏三别。显然，用这样今古不分的方法来贯彻政策是违反历史主义的。这简直是强迫封建皇帝执行共产党的政策，是用社会主义的政策改造阶级社会的历史，是把古代史上没有的不可能有的事情硬塞到古代史中去。

    政策和理论是有区别的。虽然政策是根据理论制定的，虽然政策在原则上要服从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从世界各国历史中概括出来的普遍真理、一般原则；而共产党的政策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般原则再结合各个国家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制定的行动纲领。理论是带有普遍性的，它没有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而政策则是带有特殊性的，它既有时间的限制，也有地域的限制。具体地说，理论是可以通行古今中外的；政策则只管本国，只管今天。因此正像我们不能把中国的政策推行于外国一样，我们也不能把今天的政策推行于古代。由于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不同，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的统治阶级————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为了保卫他们的阶级利益，制定了不同的政策。而且在同一封建社会，各个王朝的政策也是不同的；同一王朝，各个帝王制定的政策又是不同的。以西汉王朝对待匈奴的政策为例，汉武帝以前主要地是和亲政策，到汉武帝统治时期则是战争政策，到汉元帝时又回到和亲政策。由此看来，同一封建社会，也不能把后一王朝的政策塞到前一王朝；同一王朝，也不能把后一帝王的政策塞到前一帝王的统治时期。怎么能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政策塞到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去呢？

    政策和理论的另一区别是，理论是带有原则性的，它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政策则是具体性的，它的任务是规定在一定时期之内，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各个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都有自己的政策，他们的政策都规定了当时应做和不应做，许做和不许做的事。怎么能把我们今天认为应做的事强迫古人去做，把我们今天认为不能做的事禁止古人去做呢？

    政策和理论还有一个区别，就是政策要更多的照顾当前的具体情况。有些问题从理论上说是正确的，但这种正确的理论在什么时候发表最为适宜，就要受到政策的指导。《国策·卫策》上有这样一段话：“卫人迎新妇，妇上车，问：骖马谁马也？御曰：借之。新妇谓仆曰：拊骖无笞服。车至门扶，教送母灭灶，将失火。入室见臼曰：徙之牖下，妨往来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为笑者，早晚之时失也。”正像《国策》的作者所说的，这位新妇所说的话都是对的，就是说话的时间不对，因而变成笑话。政策也有这个问题。

    不把我们今天的政策塞进历史，历史学能不能为政治服务呢？我以为是可以的。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不是配合当前的每一个政治运动，政治上来一个什么运动，历史上就要塞进这个运动。而是为一定的阶级在一定时期的需要服务。对于今天中国的史学家来说，就是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同时，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也不是把古人古事都拉扯到现代，而是总结历史上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用这种经验的总结为政治服务；而是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指出历史发展的倾向，用规律性和倾向性的知识为政治服务。

    三　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

    历史学是具有阶级性的科学，任何阶级的历史学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用他们自己的阶级观点来分析历史问题。用阶级观点分析历史问题，这是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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