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泛滥中之史学的反动倾向

    近来，在中国史学的领域中，有一种复古的倾向。这种复古的倾向，表现于有人企图把中国的史学研究，拉回古典学派的道路。这里所谓古典学派，即指乾嘉学派的“末流之末流”。

    我要着重地指出，这种复古的倾向，是中国史学向前发展中的一个反动。这种反动，不是几个抱残守缺的学究之个人的行动，而是“当作一个阶级的愚民政策”之一部而出现。这个阶级，现在正向全国的人民宣战，他们企图用资本主义的武器，保卫封建的统治，因而史学的复古运动者，也就企图以腐朽的古典学派作武器，进攻科学历史学派的城堡。

    文化的复古与政治的反动是分不开的。有王莽的篡汉便有刘歆出现为新莽王朝的国师，替王莽窜乱经传，以说明王莽篡汉之符合于圣人的教义。刘歆虽然和王莽一同埋葬了，但“刘歆型”的文化奴才，直到现在依然存在。这说明了只要有人想做王莽，就有人愿做刘歆。

    今天中国虽不是王莽的时代，然而却有人想做王莽的事业。因而文化的复古，还是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具体的事实指示出来，早在抗战期间，学术的复古就在不断地蠢动，特别是史学的复古。因为现实的斗争在史学中反映得格外强烈，格外鲜明。

    我记得在抗战的首都重庆，曾经召开过一次所谓“全国历史学会”。在这次会议中，应诏而至者有二百以上大学和专科的史学教授。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要组成一个古典派的史学阵容，以对抗科学的历史学派。不幸因为缺少一个领导人物，这次会议算是白开了。

    抗战结束，内战展开，政治反动日益强烈，因而史学复古的要求更加迫切。恰好这时就有刘歆那样的文化奴才从美国回来，自告奋勇，于是酝酿已久的史学复古运动终于展开了。

    说到这位复古运动的领导者，大家应该记得，他在五四运动前后，曾经揭起实验主义的旗帜以与古典派为敌。现在为什么又转而投到古典派的旗帜下呢？很明白，这不是他个人兴趣的转换，而是他前后的政治任务不同。在“五四”前后，中国市民阶级和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敌人是封建残余。当作一个市民学者或文化买办，他的文化任务，当然是反对作为封建残余的意识形态的古典派。现在，中、美两国反动派之共同的敌人，是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因而当作一个共同的文化奴才，他的任务自然是纠合一切保守、落后、腐朽的学究，以与新的科学历史学派为敌。不过，和中国的封建残余之为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一样，中国的古典学派也不过是美国文化买办玩弄的古董而已。

    古典派（即乾嘉学派的本身）并不反动；只有在两百年后的今日，重新回到这个学派才是反动。因为各种学派都有他自己的时代。在他自己的时代里都有进步性。古典学派治史的方法，在乾嘉时代是崭新的方法，这表现于它反宋明理学踏空的作风，而以无信不征的精神，开辟了实事求是的学风。

    但是研究学问的方法是与时俱进的，跟着时代的前进，就会出现更新的方法；而过去之新的方法，就会变为陈旧。乾嘉学派也不能例外。自从逻辑学的方法传到中国，乾嘉学派的方法即已相形见绌。到现代中国的史学，已经踏上科学的阶梯，乾嘉时代的方法自然更显得幼稚了。

    假如把史学方法比作镜子，则乾嘉学派的方法是铜镜，逻辑学的方法是玻璃镜，而科学史观则是X光线。至于乾嘉学派的末流之末流，他们手中所有的，则不过是他们祖传下来的一面生了锈的铜镜而已。因而复古主义者在今日而提倡乾嘉学派，这就无异放着X光线不用，而主张使用一面生了锈的铜镜。

    诚然，乾嘉学派也留下了光辉灿烂的成绩。这种成绩，直至现在还被视为中国学术中之最珍贵的遗产。他们对于史学的贡献，也有不朽的劳绩，特别是对于史料的搜集和考证。不过，他们的努力也就止于史料的整理而已。假如史学的任务不仅是整理史料，还要写成完整的历史，则乾嘉学派对于史学所做的工作只是一半。

    而且就这一半工作而言，他们所做的又仅限于文献学方面；对于考古学、民俗学的史料，并未着手，因而对于上古的努力，只是写成了一些神话传说的汇编。其对于有史以后的史料之考证补注，大抵亦以文献为据。假如史料的范围不限于文献，而还存于文献以外，则乾嘉学派整理史料所做的工作只是一半。

    再就这一半的一半而说，乾嘉学者所做的工作，又偏于僵死的一面。例如就其所补各史表志而言，十之八九为地理志，其次为经籍志，又其次为天文志、律历志，而对于与社会经济有关的食货志，对于与生活习惯有关的舆服志，对于与艺术活动有关的乐志，则无人措意。他若保存在历代文艺作品中的史料，更是原封未动。假如保留在文献中的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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