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这一辈子

    胡絜青

    写作生涯从伦敦开始

    老舍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写小说，到他一九六六年逝世为止，四十二年间从来没有中断过文学创作。说来有点意思，他一生写的几乎都是北京，但是他正式开始写作生涯，却不是在他的故乡北京，而是在伦敦，最早的三部长篇小说都是在伦敦写成的。有人说，伦敦是老舍的发祥地，发祥不发祥不去管它，伦敦这个都市对他来说具有纪念意义，这倒是事实。

    “五四”以来的许多老作家，青年时期都到国外留过学，有的去日本，有的去欧洲；老舍二十五岁去英国，可不是去留学，他是去教书，谋生。

    大家可能都知道，他的家境很贫寒，父亲舒永寿先生死得早，一家老小全靠母亲马氏拆洗缝补的那点微薄收入过活。老舍小学毕业那年，学校规定每人要交两张照片，家里拿不出照相的钱，咬着牙卖了一只破箱子，才过了这一关。家贫出孝子。老舍从小就知道体贴母亲的艰难，常对母亲说长大以后好好地侍奉她，让老太太过一个舒心的晚年。他师范毕业的时候才十九岁，就不再继续上学了，先后在北京、天津的中学里当国文教员，把全家的生活担子挑起来。“五四”运动前后，他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忧国忧民，也偶而幻想到国外看看，考察世界大势。可是，衣食尚且成问题，没有钱，他哪里也去不成。一九二四年，燕京大学的英籍教授艾温士先生见他勤奋好学，是北京教育界的后起人才，愿意介绍他去英国教书，每月有固定的收入，薪水也比国内略高一些，可以寄钱给老母亲。听到这些条件之后，他才放心大胆地上了轮船。一个挣钱养家活口的人，没法儿不考虑到这些实际问题。

    他在伦敦大学所属的东方学院任中文讲师，实际上，是教英国人学习中国文字和北京话。所谓薪水高，一个月也不过三十英镑。老舍按月将薪水的大部分寄回北京，自己只留下吃饭、住房所必须用的几个钱。这倒也好，他在伦敦的五年多，手里从来没有闲钱。也就从来不敢做讲吃讲穿、游览观光那些排场事。除了备课讲课之外，只要东方学院的图书馆开门，他就泡在里边，抱着字典读英文原著。小说读得最多。用现在的话来说，可能是他这个人的形象思维能力比较发达，他一边读着人家写的小说，一边想着自己经历过、听说过的事情，脑子里像演电影一样出现了一个个活动的人物、故事和画面。远离了北京，北京的人和事倒一直追他到了伦敦。他的古文底子比较扎实，“五四”以后，他当中学教员的时候，又开始练习写白话小说，对文学创作早就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时，为了排解客居异国的寂寞，就买了一些三便士一本的小学生练习簿，把自己记忆中的那些图画用笔写出来。这就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揭露旧中国学界黑暗的《老张的哲学》。

    练习簿一本一本写满了，他把这些本子往抽屉里一放就不管了。他自己没有想到写在练习簿上的这些东西，会是一部受人欢迎的著作。后来，作家许地山先生到了伦敦，朋友们聚在一起，谈到没有什么好说了的时候，老舍想起那些练习簿，拿出来当作笑话念几段。许先生听了连连说好，寄给了国内的郑振铎先生，很快就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发表。起初署的是他的本名舒舍予，从发表第二段开始，才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老舍”。这之后，他在伦敦又写完了《赵子曰》和《二马》。

    他在伦敦的五年多，结识了一些英国朋友。有位艾支顿先生和他在一起同住了三年，互相帮助对方学习英文和中文，两个人气味相投，交情很深。可惜，后来他们失掉了联系。

    听萧乾先生说，他在英国的时候听过一张灵格风唱片，灌的是老舍的华语朗诵，内容已忘记了，只记得那是一口流利标准的北京话。这一张或者这一批华语唱片，大概是当时为教学需要而灌制的。我真想听听五十年前他青年时代的声音啊！

    结婚那年他三十三岁

    老舍回国以后，先是住在上海写小说，一九三〇年春夏之间回到北京。

    那时候，我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差一年毕业。我们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组织了个小小的文学团体，叫“真社”。“真社”的稿子都登在《京报》副刊上，我发表新诗和散文用的笔名叫“燕岩”。这都是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听说老舍回到北京了，同学们想以“真社”的名义请他到师大来做一次演讲，公推我去和他联系。因为我课余在北京师范学校兼几点钟的语文课，知道老舍住在北京师范教务长白涤洲先生家里，所以让我去。在白先生家里，我第一次遇见了老舍，得机会我把“真社”同学请他去演讲的事说了。老舍没说几句话，就答应了，并订下去演讲的日期。白先生拉我到后院去看白夫人，谈了些话就告辞了。

    回到家里，母亲问我见到老舍没有？怎么个人？我说，又瘦又弱，人倒是很老实。我很奇怪，母亲一向思想守旧，不乐意我去上大学，老嘱咐我不要和男同学来往，这一次怎么和往常不同了？后来才知道，我母亲是有意撮合我和他的婚姻。老太太早就为我的终身大事操上心了。她知道我老实腼腆，又不认识人，怕把姑娘“搁老了”，就托我二哥的朋友罗莘田（就是已故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给留意合适的人家。罗先生是老舍从小的同学，顶要好的知己，他当然第一个想到的是老舍。他看出我和老舍的性情、爱好很接近，又都是旗人，生活上也会合得来，跟我母亲一说，老太太就同意了，只瞒着我一个人。偏巧，“真社”推我去找老舍，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

    他到师大讲演的时候，我和他都还蒙在鼓里，谁也不知道罗莘田背着我们忙的是这档子事。等到老舍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系当教授去了，家里才把事情告诉我。老舍也觉得经济情况好转了，不至于因为他结婚而使老母亲的生活受到影响，才接受了他的老娘和朋友们的劝告，扔掉他的独身主义。

    一九三〇年的寒假，他回到北京。罗莘田请我和老舍在家里吃了一顿饭，接着，白涤洲先生和董鲁安先生也单请我和他去吃饭。这几顿饭当然都是主人有意安排的，我和他这两个客人心里也明白。吃过这几顿饭，他给我写了第一封信。他说，咱们不能老靠吃人家的饭来见面，你我都有笔，咱们在信上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吧。他先说了心里话。回到济南以后，他每天起码给我一封信，有时两三封。

    到一九三一年，我大学毕业了。暑假里，他回北京结婚。我们的婚礼是在西单聚仙堂饭庄举行的，两家的亲朋到了百多位，媒人是白涤洲和罗莘田两位先生。我们的婚姻可说是半新不老，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又都是我们自己同意的，没有半点儿强迫。这在那时候，就很不容易了。按照老舍的意思，我们到香山或者颐和园租上一间房，旅行结婚，免去一切俗礼，省得结婚那天像耍猴似的被人捉弄着。可是我的老母不依，他就没有坚持自己的主见。在这些事情上，他从来不愿让老太太们伤心难过。那一年，他三十三岁，我二十七岁。

    最近，白涤洲先生的儿子白川同志，送来一张我和老舍的合影照片，是结婚那天在饭庄里照的。我们自己保存的那张，几经战乱，它都平安地待在我身边，等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不知怎么它也变成有罪的了，说是“黑材料”给抄走了。当年我们为谢媒人的这一张，居然在四十八年之后又回到我们家里，我很受感动。

    济南青岛的教书生涯

    颠沛流离，四处为家的生活，是老舍五十岁以前的总情况，这中间，当然也有比较安定愉快的时候，他常常怀念的是从婚后到抗战爆发，在山东度过的那几年。

    我们先后在济南住了四年多，在青岛住了三年。他是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的教授，我在这两个城市的中学里当教员。我们两个都以吃粉笔末儿为职业。

    按说，青岛是世界闻名的花园城市，避暑胜地；济南的“家家泉水，户户垂杨”，也别具一番风味，像大明湖、千佛山、趵突泉等名胜，单听这些漂亮的名字就非常迷人。多少人坐着飞机和火车，从各地跑到青岛和济南游览。我们这一家子可够奇怪的，就住在风景名胜的旁边，可是很少专门安排时间去游玩。我们在青岛住的金口二路，离第一海水浴场不到十分钟的路程，朋友们下海游泳都是在我们家里换衣服，不管怎么说怎么劝，老舍总是不肯离开书桌去跟阳光海水亲近亲近。他硬编出来的理由是：“我们瘦，不到海滩上去‘晾排骨’。”每年春天，青岛中山公园里樱花怒放，游人如织，老舍也很少去，他带着孩子在山大校园里那几棵樱花树下转一圈，就算是领略了一年一度的大好春光。

    他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教书和写作上了。只要是学校开课的期间，他每天忙着看书，查资料，备课，编讲义，和接待来访的同学。他老是感到学识不丰富，唯恐贻误人家的子弟。他的写作计划，一概挤到寒暑假和平时的星期天里去完成。这样一来，一年三百六十天，他连一天的休息都没有。到了晚年，他才深悔壮年时期不懂得爱惜身体，只知道拼命地赶事情，结果落下了一身病痛，贫血、腰腿疼痛这些老毛病，从那时候起整整跟了他半辈子。

    这样不顾疲劳的努力，创作上的收获当然不会白白辜负他。在山东七年，可以说是他小说创作的丰收期。长篇小说《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文博士》《黑白李》《上任》《断魂枪》《柳屯的》《微神》《阳光》《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几十部中短篇小说，和为数更多的幽默诗文，都是这一时期写成的。青岛的风光之美，他既然没有去认真地领略，在他的作品里，也就很少出现以青岛为背景的人物和故事。不过，美丽的青岛风光，毕竟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痕迹，短篇小说集《樱海集》《蛤藻集》《东海巴山集》，就是以青岛的特点作了书的名字。

    最使他难忘的，还是在山东认识的那许多终生不渝的知己好友。他和洪深、王统照、臧克家、吴伯箫、赵少侯、孟超、赵太侔、丁山、游国恩、杨今甫、王亚平、萧涤非等诸位先生的友谊，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此外，山东的一些拳师、艺人、人力车夫、小商小贩，也都是他当时的座上客，互相之间无所不谈。他自己也常常耍枪弄棒，练习拳术。

    那几年，老舍很忙，很累，总感到时间不够用的。偏偏赶上我接连生了三个孩子：大女儿舒济，儿子舒乙和二女儿舒雨。两个大孩子很淘气，姐姐能闹，弟弟蔫淘，对老舍的干扰不轻。爸爸刚刚坐下摊开了稿纸，小济过去了，大吵大闹地要去公园看猴。闹到爸爸答应找人带她去看猴子，那猴子一会儿又变成了“臭猴”，不去了。一眼瞅不见爸了，她拿过爸爸的稿子就乱涂一气，还美其名曰“小济会写字”。弟弟不像姐姐那样明闹，他爱仰着个小胖脸缠着爸爸“亲亲”，要么就让爸爸满屋子里“开步走”。小孩子们天天和他这么闹，急得他直叹气，可从来没有认真发脾气。赶到小济和小乙两个小醉鬼儿上了“疯”劲，联合起来向他进攻的时候，他干脆笑嘻嘻地放下笔，自己也变成了个小孩子，三个人闹成一团，全家人哈哈大笑。他一辈子都喜欢小孩儿，朋友们的孩子也都喜欢这个会说故事、爱讲笑话儿的“舒伯伯”。

    只身去后方含泪分手

    一九三七年八月中旬，二女舒雨出生才十几天，我们举家由青岛迁回济南。老舍应聘重回齐鲁大学任教。

    这是“卢沟桥事变”一个多月以后的事情。整个济南城里，谣言时起，人心惶惶。齐大虽说开了学，可是很难正正经经地上课了。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和老舍辞行，有的南下流亡，有的退学回家；学院准备南迁，教员们也日少一日，纷纷携家带眷去投奔乡下的亲朋。偌大的一座校园里，花木依旧，却失去了往日的歌声笑语，空空荡荡，笼罩在一片国难当头的阴云下。

    人在危难的时候，往往变得沉默寡言。我们家里，连孩子都受到大人的影响，不哭也不闹，呆呆地望着爸妈。那一阵子，老舍每天看报，打听消息，从早到晚抱着一部《剑南诗稿》反复吟哦。陆游的“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等诗句，使他叹气，来回地踱步，有时看着窗外的远天静静地流泪。我懂得他的心思。我明白，舍身报国的决心，他已下定了，只是还想不出家国能够两全的好办法。是带我们一起流亡呢，还是忍痛分开？

    我倒在床上，瞅着身边像个小猫似的舒雨，感到万箭钻心，枕头上的泪水湿了干，干了又湿。我把他的为难之处一一都设想到了：当然最好是一家大小一起出走，我们生为中国人，死作中国鬼，决不能落到侵略者的魔掌里等死；可是，我们的身体都这么瘦弱，三个孩子大的不过四岁，小的刚刚生下来，我们娘儿四个要是跟在他身边，不正像四根绳子一样捆得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吗？而且，他事母至孝，我们全家要是跑到江南，他那留在北京的老母亲断了经济来源，让这位八十多了的老太太怎么办？思来想去，我也下了决心：成全他的报国壮志，把千斤的担子我一个人挑起来。尽管我是多么舍不得和他分开。

    沧州沦陷的消息传到济南的那天晚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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