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永别忆廷黻

    浦薛凤

    “政府”有无明令褒扬？事迹有无宣传史馆？

    前昨（十月五日）接读绍唐兄惠翰，承嘱对于此次专题人物蒋廷黻先生之座谈，补送书面意见。谨遵雅命，信手略述数项公私方面之事实与感想。

    首先，愿提出一项疑问：即廷黻逝世以后，“政府”有无明令褒扬，又曾否将其事迹交付“国史馆”作传？当时报纸，似未登载，也许本人忽略，足年来屡拟查询，但向谁写信，如何措辞，殊费斟酌，因而迄今搁置。倘果遗漏未办，是否尚可弥补？

    不喜敷衍应付，厌恶恭维迎合

    就性情、习惯与作风而言，对于涉足宦途————任何政体中之宦途，廷黻或不太适宜。但此乃专指事实而不言理想。言理想则多有廷黻其人者长期从政，正可使得政治清明。就我所知，廷黻固自负自信但并非有意骄傲。可是待人接物，往往未能达到“内方外圆”之境界。此盖因为廷黻对人对己，不喜敷衍应付，厌恶恭维迎合；尤其是对于论事办公，鄙视颟顸模棱或依违两可。基此种种，在若干接触人士之中，难免发生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印象。可是在一般会议席上或公众场合，廷黻虽率直敢言，同时亦能委婉陈词反驳对方。例如有一次行政院院会，廷黻（时在重庆复任政务处处长）因徐部长可亭屡曾囫囵吞枣，诋斥西洋文物制度，殊觉不耐，乃于讨论时插入几句：西洋文物制度亦犹吾国文物制度，有利有弊，且视时代情况，其有利便者自不妨采用；例如徐部长身穿西装足踏皮鞋即是明证。结果徐氏也跟着大家一笑。

    蒋介石知人之明

    正因上述种种，所以廷黻之并无凭借而能插足政界，担任内政外务重任，历三十载之久，完全是由于蒋介石知人之明。记得重庆当日曾流行一项传说：党中人士对廷黻颇有攻击；蒋介石却说，如彼才具果有几个？不论此一传说是否事实，而廷黻之不是“做官”，不属“巧宦”，与夫为国服务，展其抱负，全出于最高当局特遇之知，当无疑问。

    “救总”的精彩表演

    廷黻在外务方面之成就，特别是在其“联合国常任代表”期间之艰苦奋斗，辉煌成就，固为世所周知，而其在内政方面，主持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殊亦有精彩表演。盖“救总”（当时简称）组织大、范围广、财力厚、物资丰、人员众、业务繁、时限促、争执多。廷黻大刀阔斧，树立规模，分层负责，群策群力，故能迅赴事功。今日尚值一提者，廷黻当初所邀请而由政府任命之各省分署正副署长以及若干区域之运输局正副局长，大体上均系一时俊彦，且有操守。“救总”总署指挥业务与办理公文，工作甚为繁剧。盖外则须与“联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折冲合作，内则上必随时向行政院报告，旁应与有关部会联络，下宜考虑地方政府之请求。此中艰难曲折，甜酸苦辣，非亲有经验洞悉实况者，实难想象。笔者身为助手，提到廷黻功绩，不无阿私誉友之嫌，但事实俱在，不难覆按。语云：树大招风。中外古今皆然，“救总”自非例外。本人随同廷黻中途卸职。继续主持者乃为（霍）亚民。不料曾几何时，“救总”总署（一部分在沪）若干高级职员竟遭遇曩年农本局在渝高级职员所曾得到之遭遇。亚民无奈，自沪亲打电话到南京，请我转恳亮畴先生设法。旋即保释。宦海风波，令人感喟。

    兼有学问与才识

    数年以前，一位纽约朋友问我，廷黻除却“外交”成就，何以值得佩服？当时不假思索，回答数点。其一，廷黻是较早一位（即在抗战以前）从政教授，大有学优则仕之情形。既有学问，也有才识，两者兼具，实不容易。举其小者言之，关于中文、英文讲稿或公文，廷黻均能自己动笔；伊幼年即赴美读书，中文根底不深，回国执教始开始补进，终能挥写流利有力的文章，足征天分高而志趣坚。其二，居常谈话（不论两人相对，或多友在座）发现廷黻流露两项特点。一则对当时话题，若无兴趣或见解，宁持缄默，苟其发言，必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此非谓其所持意见全对，但其系经过思索考量，则无疑问。再则不愿月旦人物，而只谈论事理之当否与主张之高低。此可见其见解高与品格高。其三，假使廷黻当年不入仕途而专心著述，则其在历史学界当必有不朽贡献。即今专就其所辑《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三卷而言，亦足传世。至其在《独立评论》所发表之几篇政论，特别是有关民主独裁之见解，不仅反映时代局势，抑且具有历史眼光。

    笔者在北平清华大学执教期中，不知如何，抱定不为报章杂志撰写政论之宗旨。故虽屡承《独立评论》方面朋友嘱写文稿，始终未曾应命。迨在重庆服务国防最高委员会时，却曾写过（一）《治乱和战与民主独裁》及（二）《大战与政体相互之影响》两篇文章。（均收入拙著《政治论丛》中。）廷黻读后曾专诚打来电话，备加赞许，谓为根据历史之客观分析与允当结论。数日之后，彼此见面，予戏谓拙作立论早由在《独立评论》中之尊著加以发挥。尔吾本着“文章自己的好”看法，正可相互标榜一番...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