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先生与我

    浦薛凤

    天赋固然独厚，全靠自己奋发，自壮至老，在商界、学界与政界，多彩多姿，有贡献而享盛名：王云五先生实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人物。兹所记述，只限于本人与云老由闻名而相见以至互知之经过。

    同乡同学刘聪强兄留美回国，即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曾屡次向予提及其主管王云五先生，办事精明，眼光远大：是为闻名之始。对日抗战之初，予由湘过港赴滇，将所著《近代西洋政治思想》文稿（已经校中审查通过，列入《国立清华大学丛书》————恐是唯一的此项丛书），寄请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不久，复由成都商务印书馆再版），曾接到云五先生亲笔复信接受，并蒙立即办理：是为首次通信接触。

    胜利还都，时予担任“行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之简称）副署长，驻守南京（署长蒋廷黻则驻上海），曾在国府纪念周及国民参政会中报告行总救济物资之数量与分配详情。云老（参政员）在其所著《岫庐论国是》一书中摘录其在参政会中所作审查报告。开头两句，乃是“审查善后救济工作报告，并听取浦副署长之口头报告”；然后加以按语。即此一端，可见云老之认真仔细，精力过人！

    笔者与王氏初次认识而发生关系，是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张岳军先生组阁，坚嘱予担任副秘书长（秘书长系甘乃光先生），而云老是行政院副院长。此是上司与下属之关系；但云老自始即待我如朋友，而我则永远待他如上司。关于批阅公文，处理公务，彼此心领神会，互认为谨慎、仔细、公允。有一次（五月十五日）中央大学“左倾”学生领导所谓“反饥饿”运动，亦即京沪各校之所谓“吃光”运动，向行政院包围请愿。当时由王副院长站在院门石阶上（甘先生与我分立两旁）对着许多学生讲话，深入浅出轻松得体，益佩其口才敏捷，应付适宜。

    关于一九四八年八月中旬金圆券之发行，王氏正任财政部长（时予已到台湾），不免遭受抨击；但是另有主动力量，完全归咎财长，则亦难说。

    “政府”迁台后，曾有九人组织之“行政改革委员会”之设置；王氏担任主委。实际考察与研究，另设若干组，聘请具有经验与学识之两项人士为之。笔者忝居其一。云老先后曾自己亲笔提出若干具体改革意见书。其中有关地方政制一项，予认为并不妥当，起立直言，乃交付小组审查。伊曾催促提出审查报告，但予静默处此。伊始发觉小组成员，均以予之意见为是，遂不再提询；此一亲笔提案竟胎死腹中。同仁均夸予之勇敢直言，而予则表示，对于云老之宽容度量，实可佩服。此事发生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中旬。

    予在政治大学主持政治研究所时，云老亦是一位兼任教授，担任中国政制研究等课程，极受诸研究生之爱戴。例如第一位“国产”博士周道济学弟之博士论文《汉唐宰相制度》，曾由王云五与萨孟武两教授及予三位共同指导。犹忆某次宴会，美籍教授邵尔德（Dr.John T.Salter）与云老豪兴勃发，干杯对饮，结果则邵尔德先生酩酊大醉，而云老则神色自若。云老与我曾亲自车送此位美国学人回到其寓所。

    吾俩彼此之相互深知，尤其是关于性情、习惯、作风、思想与嗜好，盖在一九七八整个一年之中。此因予曾应聘担任台北“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并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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