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

    在一个“农业经济”的社会里，土地分配几乎可以说是“生产关系”的全部。所以拿经济因素做出发点去研究中国社会史的人，首先要注意各时代土地分配的情形。

    在任举一个时代里，各地方地主和佃户的比例是怎样？在以前和以后这比率的升降怎样？在一个长久的和平时期里，土地有无大量集中的趋势？不少人认为过去社会变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的集中。到底在社会变乱发生的某时某地，土地集中的比较程度如何？这些问题我们都盼望得到解答。我们需要的是具备数目字的答案，而不是“想当然”的假设。

    不过关于这些问题的史料极为缺乏。像“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一类抽象的慨叹，虽然常常可以遇到，但这类慨叹对于谨严的、求“着边际”的社会史家，实在没多大用处。以作者所知，在我国历史中，详细供给我们以解答上说那些问题的资料的时代只有北宋。分别地主和佃客的户口统计只北宋有之。

    现存北宋的这类统计有三种：

    （一）见于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者。书为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公元九七六——九八三）所撰（确年不详）。书中大部分纂录前代旧闻，惟其记各地主客户数皆冠以“皇朝”字样，明其为根据宋初统计。

    （二）见于王存的《元丰九域志》者。书成于元丰三年（一八〔〇〕八〇）闰九月。此乃奉敕撰的书，其中材料似可信为“up to date”。

    以上二种并有各路及各州府的细数。

    （三）见于毕仲衍的《中书备对》者。此书之进呈亦在元丰三年，惟必在《九域志》成书之前，否则其所记各路主客户数不应与《九域志》异。《备对》的统计材料与《九域志》的时间上当有颇长之距离，因二者之差异有时颇大。前者所代表之确实年代不可知，惟认其代表太平兴国与元丰间之过渡情形，则决无误。《备对》原书已佚，惟其关于户口之文引见于《文献通考》卷十一。此种只有各路细数，无各州府细数。

    现在把这三种资料，并为两个表，然后根据这两个表考察北宋土地分配的情形。

    在造表之前，我们宜先表明这些材料所受的限制。

    （一）在清康熙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前，历史中户口统计的数目字的可靠程度是无从确定的。好在本文所注意的，不是全国或各地的户口数，也不是某类户口在全国或各地的数，而是两种户数（在全国及各地）的比例，即宋人所谓“主户”和“客户”（宋人所谓主户包括食租的地主和自耕农，所谓客户指佃客。上说的三种资料均把食租的地主和自耕农并为“主户”一项，不加分别，现在只得仍之）的比例，假如隐匿户口的原因没有“畸轻畸重”于主客户之间，那么，这两种户的各数即使很不可靠，它们的比例可以是很可靠的。

    （二）现在所知，宋代隐匿户口的原因，“畸轻畸重”于主客户之间的，只有一种，那是畸重于客户方面的。当时土地陈报上有一种流行的弊端，叫做“诡名挟佃”。宋代按照财产把民户分为等级，户等愈高则赋役的负担愈重。所以田地多的人家，每把一部分的田地，假托在佃户名下，以图减低户等，也就减轻赋役。这便是所谓“诡名挟佃”。这一来，本来无田的客户在名义上便变作有田的主户了。所以表中的佃户数，其“过算”的可能性比“低算”的可能性大。

    （三）第一和第二、三种资料的时代相差有九十年。在这时期里，和隐匿户口有关的社会因素不见有变化，所以这些资料所表示的主客户数及主客户比率即使不很可靠，我们据之以研究主客户比率在这时期里的升降，也可以无大过。

    关于下面的表，还有几点要说明。

    （一）因为行政区域的改变，三种材料所用的地理单位不同。第二、三两种所用地理单位还相近，故可归并一表。惟第一种所用地理单位和其它二种所用的相差太甚，无法和它们归并。

    （二）表中地名之下有“……”时，表示本道或本路主客户之记录不完全（或当时未知，或传刻脱漏。）

    （三）第二表中，地名之右注（1）者系指《中书备对》的记录；注（2）者系指《元丰九域志》的记录；其不注（1）或（2）者皆指《元丰九域志》的记录。

    （四）《通考》所引《中书备对》，开封府梓州路及夔州路并缺客户数，惟具主客口数，兹姑以客口之百分数替代客户之百分数。

    （五）《备对》于全国主户总数下注之：内若干户“元供弓箭手、僧院、道观、山泾、山团、徭、典佃、乔佃、船居、黎户、不分主客女户”，今并附入主户数。又全国总客户数下注之：内若干户“元供交界浮居、散户、蕃部、无名目户”，今并附入客户数。其余二种材料当亦如之。

    第一表　《太平寰宇记》中之主客户统计[1]

    第二表　《中书备对》（1）及《元丰九域志》（2）中之主客户统计[2]

    我们看了这两个表，有以下的事实可注意：

    （一）全国客户占总户的百分数在太平兴国时，是四一；在元丰时是三三·六，中间并经降到三二。可见在一百年左右（一个统一和平的时期），土地集中的程度不但没有增加，而且有显著的退减。北宋的土地政策是再放任不过的，像“限民名田”“授田”“公田”等近于“裁抑兼并”的制度都没有实行过，而结果如此。我们虽然不能照北宋土地分配的情形去类推其他历史上的一切“太平盛世”；但在长久的和平时期中，土地之没有趋向集中的必然性，于此得到坚决的证明。

    （二）就最高的行政区域言，太平兴国间土地集中程度最高的似是淮南道（陇右道之记载残缺太多，其总数不可用），其平均客户所占总户百分数为五八；其次山南道（略当今川东及湖北），平均百分数为五五；最低的是岭南道，平均百分数为二○，其次河东道（略当今山西），平均百分数为二一。

    在元丰间，最高的是夔州路，平均数为七○，其次荆湖北路，平均数为五七（此二路约略相同于太平兴国时之山南道）；最低的是江南西道和陕西永兴军路，平均数皆为一七，其次河东路，平均数为一九。

    （三）就州府言，客户占总户百分数七十以上的，在太平兴国间有：

    涟水军、莱芜临（以上河南道），德清军、棣州（以上河北道），嘉州、普州、昌州（以上剑南道），涪州（江南道），光州、寿州、建安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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